诗歌不止于纯粹的艺术，还兼具社会责任，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一文中指出诗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

诗歌不会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尤其在当下，网络、多媒体信息已经紧密而深入地进入社会诸多领域，诗歌的创作平台和传播、接受途径愈加多元。诗歌文体特性决定了它可以协调公众的注意力，用轻灵的文字表达沉重的主题，传递正能量，触及社会热点问题，凝聚、感化、激发民心，甚至可以改变读者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意识观念等。

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是广义层面的。首先，诗人应该秉持社会责任感。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时代的先驱者，是担负社会责任的“道义”者。其次，诗歌对社会的担当深而又广，它决不局限于哪一个具体的方面。诗歌可以批评时弊、关注民生，可以培养民众的审美品位，还可以起到交流、传承或延续文化的功能。诗歌是社会的缩影，回归社会，去感受、描写社会的疼痛、关怀一切可以关怀的对象是诗歌的社会使命。

对诗歌而言，社会担当出于自觉——文学意义上与现实意义上的责任，既可以从时代和文化的视野出发，也可以持个人的身份去坚守；它不是强加给诗歌的包袱，不必以政治、道德、伦理尺度为准绳。

诗歌通过对生活的表现与创造，给予我们的感染力、创造力、想象力等精神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提供的，它直指人的心灵。诗歌隐藏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是心灵的表现，是窃取灵魂秘密的钥匙，是生命精微的呈现，是灵魂坦诚的剖白。历代好诗都具有抚慰、纯化、提升心灵的功能，所以我们常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这个民族的未来必然缺少希望，一个抱持诗性情怀的人，他的精神不会委顿。

诗人仅拥有现实生活、肩负社会责任是不够的，还应该有终极的关怀，灵魂有所归属。从艺术本源来看，诗歌首先是个人化的精神感受，它不受时空的阻隔，浓缩了“我”与“你”、“他者”、世界的关系；诗歌是未来时间里最美的存在方式，是逍遥的自在，是灵性之光。那些震铄古今的诗作均浸润着心灵的雨露，蕴藏着丰富的心灵材料。

写作、阅读、朗诵诗歌的过程是心灵受外物感动得以滋养的过程，缺失心灵的书写，不是好的诗作。在表达精神诉求、凸显主题思想等方面，好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豪斯曼曾在题为《诗的名称与实质》的讲演中说：一首好诗能够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好诗，它的文字背后一定有撼动心扉的精神生活、现实经验或历史记忆。饱含情感、见得到人性的光和影的诗歌必然会触动读者的心灵，让人刻骨铭心！从诸多世界经典诗篇中，我们会瞬息间读出心灵的悸动，感知到精神的压抑或敞亮、温暖或孤寂，好诗可以给予我们无穷的心力源泉。

　　（摘编自孙晓娅《诗歌的三个维度》）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

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

《别》

吴奔星

你走了，

没有留下地址，

只留下一串笑容，

在夕阳里；

你走了，

没有和谁说起，

只留下一双眼睛，

在露珠里；

你走了，

没有说去哪里，

只留下一排影子，

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

哪里都有露珠，

哪里都有河水，

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设计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竞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苦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