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志”。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己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 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高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摘编自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揭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秤匠

李笙清

①从我懂事的时候起，老镇上就有一个专门做木杆秤的铺面，招牌上写着四个大字“韦记秤店”，黑漆描金，古色古香。韦家祖籍四川，据说还是19世纪末逃荒来到我们这边的，就此在老镇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繁衍开来。

②韦家秤店是祖传的手艺，男女都传，但从不传于外姓。

③童年时，我经常到秤铺玩耍，韦老师傅一脸的白胡须。他的一个孙子狗娃跟我同年，关系十分要好，七岁就开始学做秤，屁股上没少挨爷爷的竹板。

④到了狗娃父亲这一代，韦家已经在周边好几个乡镇都有了秤店，挂的全是“韦记秤店”招牌，就像如今流行的连锁店一样，使用的都是韦家家传的纯手工制秤技艺。除了制秤，“韦记秤店”还修理各种秤具。由于信誉好，手艺精湛，质量上乘，生意特别红火。

⑤狗娃没念过什么书，但能说会道，头脑活络。

⑥“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做秤的，这木杆秤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的‘国粹’呢!”每次喝了酒后，狗娃总会跟我唠叨关于秤的话题。在他的讲述下，我知晓了制秤是门纯手工活，看似简单，其实从选材、刨杆、打磨、打眼，到校秤、锥星、抛光、打蜡、上色，工序繁杂。秤碗谓之“权”，秤杆谓之“衡”，秤杆上的秤星，也有许多讲究，一颗星代表一两重，三颗星名曰“福、禄、寿”，解释为生意人欺人一两就会“失福”，欺人二两则后人“无禄”，即没有官做，欺人三两则要“折寿”。狗娃侃侃而谈时，从不随意用手比划，这一点跟韦老爷子几乎一模一样，据说是韦家祖传的家训：手是用来做秤的，不能招摇。

⑦据说当年老镇上还有一家秤店，匠人也是外乡人，制秤手艺也不错，后来却经营不下去而转到外地做生意去了。究其原因，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店主一时贪图高利，给当地湖霸制造了一杆中间打空灌了水银的“黑心秤”，后来被渔民发现后殃及这家制秤店，结果只能卷铺盖走人了。

⑧韦家制秤一直以来恪守祖训家规，口碑在外，曾数次拒绝过“黑心秤”的制作，大有唐代诗人郑薰笔下“镜照分妍丑，秤称分重轻。颜容宁入鉴，铢两岂关衡”的高风。那时候使用木杆秤的多，粮行、渔行、山货行等都是使用很大的木杆秤，有些做小生意的则是使用小木杆秤，乡下农户上街卖菜和鸡蛋、鸭蛋则是使用较小的木杆秤，所以除了本地生意兴隆，许多外地商户也慕名而来，专门在“韦记秤店”订制大大小小的秤具。尤其是那家因制作“黑心秤”的店主离开后，“韦记秤店”更是成了老镇上唯一的制秤店铺。

⑨家乡小镇很古老，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一条大河穿镇而过，直通长江，南来北往做各种生意的人很多，如贩卖河鲜、绸缎、粮食、食盐的，留下一些大码头的痕迹。过去做生意大都使用木秤，主要有钩秤和盘秤两种。特别是乡村人家，几乎家家必备，小商小贩更是人手一把，朝夕不离。这样一来，信誉素著的韦家木杆秤就成了人们购秤的首选，不光称量准确，而且使用的材质上乘，秤纽灵活，秤钩美观耐用，秤盘形制多样，大小不一，秤量不差分毫。特别是渔行、粮行、煤行、盐行的大秤，需要精心丈量距离，要做到毫厘不差。

⑩我曾看过狗娃制秤，工序繁杂而精细。先要做好头小、腹胖、尾细的杆身，然后用“雷公钻”钻出几百个不到一毫米的秤星孔、装饰花案孔和阿拉伯数字，每个孔里嵌入铜丝、锡丝，用利刃刮断，然后敲实、打磨、抛光，直到秤杆光滑、秤星闪亮、秤花生辉的地步。

⑪如今，先进的电子秤、磅秤逐步取代了已传承2000多年的木杆秤，但老镇集市上仍然有一些小贩在使用木杆秤。“韦记秤店”并没有被日新月异的时光湮没，在制作传统的木杆秤的同时，开始销售和修理各种各样的电子秤和磅秤，生意依然红火。每次返乡，看到挂在店里的那些木杆秤，就像看到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的心里总会泛起几许怀旧的思绪。

（有删改）

醉白堂记

(宋)苏轼

故魏国忠献韩公^①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②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涂,岂其所欲哉!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于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廩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

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通其美不厌。以孔子之圣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为不如颜渊。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为圣，白圭自以为禹，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扬雄自以为孟轲,崔浩自以为子房，然世终莫之许也。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野老^①

【唐】杜甫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

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

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②？

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