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得到这步地位。”

乙：“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丙：“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

①王夫人道：“……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你只以后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②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

③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幸。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       金丝八宝攒珠髻，         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        赤金盘螭要珞圈；裙边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       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Y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恐斋诗钞》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成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作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望者。一般说来，在某一学界成为望者又著作等身的人，同辈或后学者常常只有仰视和尊敬的份儿，很少会有人出言不逊，但周汝昌是个例外。在红学界，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他的一生，可谓毁誉参半。周汝昌曾有诗云：“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礼记·礼运》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早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流浪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

——习近平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面对世界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近年来，国际频发的重大突发事件，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结合以上内容拟写篇文章，向(环球时报)编辑部投稿，呼吁各国就“共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这一主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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