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得罪了谁？

王家范

①后代许多政治家、史论家对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原因作过多种探索，其中一种看法认为，新法之行，王安石失之过急。这种分析对不对呢？应该说，这是一种皮相之见。新法的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符合客观实际。

②北宋一百多年来积累的社会问题是够多的。积贫、积弱的局面固然使一切有识之士为之心急如焚，但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更改。对于这一点，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头脑是清醒的。

③他在突出改革的紧迫感时，疾呼“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唤醒那些还在沉睡中的同僚。但当具体磋商实施方案时，他便显得比较稳重，强调“（新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主观上还是竭力希望避免因“过急”而导致新法的受挫。

④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也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免役法”（或称“雇役法”）的推行就非常慎重。据史载，“免役法”从讨论、制订至推行，历时将近三年，开始在开封府地区试行就达十个月之久。应该指出，缓急固然与新法的实施顺当与否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新法的成败根本上要取决于改革者的主观设想是否符合实际。在这里，经济的客观法则是至高无上的。

⑤王安石新法中遭到激烈反对、但仍不可逆转的正是“免役法”。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北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宁愿出钱雇役，而不能忍受差役的折腾，因而改差役为雇役是中国传统王朝政权前后期一系列历史性转折中的必要的一环，是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的。人们对“免役法”经过一个极短时间的不习惯，也就较快地适应了。

⑥“青苗法”同“免役法”就很不一样。按“青苗法”的本意是“济贫乏，抑兼并”，含有扶助小农的意义。但是深究起来，问题就很多。

⑦传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小农经济是王朝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然而，政府苛重的赋税却又经常促使小农经济破产，重复地犯着自挖墙脚的错误。因此，扶助小农经济的最好办法便是减轻国家的赋税。但是，“青苗法”虽名为“济贫乏”，“实是放债取利”，意在给国库增加一笔财富。贫弱的小农每年一到稻谷登场，交纳“两税”之后就已经是“簸糠麸而食稗秕”了，怎么能保证交纳得清“青苗钱”呢？遇上连年灾荒，那更是一筹莫展。这也就是“青苗法”最终无法坚持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他的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导致了新法难以取得理想的成效。

⑧王安石具有进步倾向的经济见解绝大多数都产生在四十一岁之前。他四十余年生活在基层，历任地方官员廿余载，深知国情，久谙民俗。他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对待人的物质欲望的态度，都较同时代人要开明得多。但是，总体上说，新法不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相反是强化了这种干预。

⑨地位的变化，从政方向的变化，使王安石当政主持改革大局后，实施方针与他原有的经济思想发生极大的偏差。这自然也有怪不得他的地方。在他上面有神宗皇帝，他只关心国库由瘦变肥，好让在深宫之中的他高枕无忧。有材料说明，王安石与神宗之间从思想到举措方面不无分歧，前者必须听从后者的“圣意”，否则只能以辞官了事(两次罢相）。

⑩中国历史发展到北宋，城市与农村的私有经济发展出现新的机遇，建立在农业发展之上的城乡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活跃。用行政的手段，靠国家强势控制商品流通的办法，以及近乎搜括的加税加赋，打击富民，抑制分化，其结果虽暂时地增加了国库的收入，从长远说却摧残了商品经济，抑制了新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生，不利于新经济成分的孕育，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到了明清之际，进步的思想家如王船山、黄宗羲等，明确提出了反“抑兼并”的主张，这就说明了历史的必然性。

王安石晚年倾向消极。他无法理解变法失败的社会原因。他在《偶成》一诗中感叹：“渐老偏谙世上情，已知吾事独难行”，“高论颇随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看来这时，他是把失败原因归咎于社会风气与人心的败坏，连诉说苦涩的老朋友也找不到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