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①我们隆重恭贺本公司正式开业。首先，②我谨代表公司全体人员，③向亲自莅临现场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公司从筹备到开业，有幸得到诸位的热情支持，④对此，我们感恩戴德。今后，我们将诚信守法经营，⑤鼎力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极端功利主义是犬儒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在犬儒主义弥漫的社会里，_____，______。____，____。开始还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真话感兴趣，把他们当社会良心来尊敬。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看穿了和讨厌起说真话的人来，嘲笑和咒骂他们是用心不良的“臭公知”。

浮游于水面的小鱼，会弄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水纹，____，____，____，____。

乡 土 本 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什么是作者

格非

①我们确切地知道，莎士比亚是《哈姆雷特》的作者，鲁迅是《狂人日记》的作者。从现代版权法所规定的文本所有权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看，这似乎毫无问题。按照一般看法，作者对于他所写出的作品具有毋庸置疑的所有权，负有完全的责任，并享有种种特权。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文本意义的起源和终结。然而，鲁迅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前，冠以自己的名字，其合法性到底是什么？

②假如说鲁迅完全抄袭了一篇前人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这种行为的合法性当然会受到质疑。因此，某个人声称自己是一部作品的作者似乎必须有一个重要的保证，那就是作品的原创性，或者说独创性。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样的作品才可以称得上独创或原创？或者说独创指的是修辞方法、情节、结构，还是语式和语态？它最终的底线又是什么呢？

③我们不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博尔赫斯当年写过一篇题为《两个做梦人的故事》的短篇小说。令人吃惊的是，作者完全抄录了《一干零一夜》中的某个故事，未作重大改动和扩展，只是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注上“采自《一千零一夜》第351夜”一行文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博尔赫斯违反了文学写作独创性的原则了呢？当然也许会有人辩护说，博尔赫斯尽管照录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细节，甚至文字，但作品传达出来的意图和意义与原作迥然不同，因此《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依然可以看成是作者的独创。但问题似乎仍然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文本而已，我们又何从知道作者的真实意图呢？即便我们通过作者的现身说法和传记资料知道作者的所谓意图，我们又怎么能保证作者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呢？比如作者会不会说谎？

④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由于“述史”和“演义”的传统，作者问题历来十分复杂。按照今天的一般观点，我们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其重要依据仅仅是胡应麟《庄岳委谈》中的一段扑朔迷离的文字。如果按照现代版权观念来看，施耐庵也只能是作者之一。另外，我们知道，金圣叹曾对传说是施耐庵、罗贯中所作的《水浒传》再次进行了重要的删改；一方面，他将原书一百二十回删至七十回；另一方面，他还通过序言、读法和评点文字，对全书的人物、情节、写作方法和读者的阅读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意见”；他甚至还伪托施耐庵之名，为贯华堂所藏的古本《水浒传》杜撰了序言。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金圣叹也是《水浒传》的作者之一呢？

⑤福柯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学中常见的作者主导观念与版权法以及文本所有权意识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福柯对作者概念进行了重要的甄别。他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者观念，作者观念并非永恒不变。所谓的作者实际上是被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构建起来的，作者的形象和意义也必然随着时间、文化传统、话语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异。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认为作者的形象也离不开读者的“虚构”和“想象”，在当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读者之所以需要一个统一的、作为故事意义提供者的作者，一方面固然源于他们对财产所有权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同时他们也相信，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源泉、权威和中心，这包含在“作者写作（解释，提供），我们阅读（接受）”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中。另外，读者需要一个权威的统一作者也源于他们内心的恐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一个文本的意义实际上是无限延展的，没有属于什么中心地位的固定意义等着我们去接受或消费，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恐惧。福柯也曾经指出，作者是一个由于我们害怕意义增生而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想象，因为建立作者的权威性，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对意义的管理系统。“我们希望文本有一个统一的作者，因为统一的作者会以文本存在具体意义的观念来取悦我们。”

⑥作者问题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区域，任何简单性的处理方式都会产生相应的负面作用。对于某一个单独的文本而言，作者没有、也不会死亡。他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事实上“他”一直在那儿，不管这个作者有无名姓，是一个还是无数个，当我们在面对一幅作品时，这个文本背后的作者一直在试图影响我们，作者的幽灵时隐时现，不管文本采取何种叙事手段。

秦良玉

①秦良玉，忠州人，嫁石砫宣抚使马千乘。万历二十七年，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七寨，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其后，千乘为部民所讼，瘐死云阳狱，良玉代领其职。

②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近所惮。

③崇祯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庄烈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良玉彩币羊酒，赋四诗旌其功。会四城复，乃命良玉归。七年二月，贼陷夔州，围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罗汝才犯夔州。良玉邀之马家寨，斩首六百，追败之，夺汝才大纛，擒其渠副。贼势渐衰。

④当是时，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川抚邵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所倚惟良玉及张令二军。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捷春使按营垒，见良玉军整，心异之。良玉为置酒，语逊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妇人，受国恩，谊应死，独恨与邵公同死耳。”逊之问故，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殊失地利。贼据山巅，俯瞰吾营。铁骑建瓴下，张令必破。令破及我，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且督师以蜀为壑，无愚智知之。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令贼无敢即我，而坐以设防，此败道也。”逊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营大昌，监军万元吉亦进屯巫山，与相应援。

⑤其年十月，张献忠连破官军，良玉偕张令急扼之，挫其锋。会令为贼所殪，良玉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乃单骑见捷春，请曰：“事急矣，尽发吾卒，可得二万。我自廪其半，半饩之官，犹足办贼。”捷春见嗣昌与已左，而仓无见粮，谢其计不用。良玉乃叹息归。

⑥张献忠尽陷楚地，将复入蜀。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请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复上之巡按刘之勃，之勃许之，而无兵可发。十七年眷，献忠遂长驱犯夔州。良玉驰援，众寡不敌，溃。及全蜀尽陷，良玉慷慨语其众曰：“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悉召所部约曰：“有从贼者，族无赦！”乃分兵守四境。贼遍招土司，独无敢至石砬者。后献忠死，良玉竟以寿终。

⑦赞曰：秦良玉一土舍妇人，提兵裹粮，崎岖转斗，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彼仗钺临戎，缩朒观望者，视此能无愧乎！

（节选自《明史·秦良玉传》）

二月二十辛未，罗汝才掠信阳，寻陷光州。……石柱女帅秦良玉发兵援夔州，万元吉与之合。按天启元年，敌攻沈阳，诸将吴文杰、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诸营继进，邦屏战死。

三月，四川蔺贼奢崇明倡乱，遂据重庆府，已而复陷遵义，一方震惊。石柱宣抚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时敌厚遗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斩使留银，进兵围重庆。

夫沈阳战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过一女子耳。昔围重庆，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须眉者哉！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

秋晚归故居

（唐）李昌符

马省曾行处，连嘶渡晚河。

忽惊乡树出，渐识路人多。

细径穿禾黍，颓垣压薜萝。

乍归犹似客，邻叟亦相过。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重大历史实践中，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但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