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段时间以来，《典籍里的中国》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的节目频频引发广泛关注，节目传递的中国魅力与中国风采令人眼前一亮。事实上，不只在国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也有若很高的接受度。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呢？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要关注传统与现代的连接。想要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互相交流融合并同其他文化不断交流互鉴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积极意义，不仅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也可以为国际社会贡献力量。

要构建艺术与生活的关联。文化的魅力在于精炼了生活的细节，而文化最终要反哺生活，对生活中的问题和困惑提供思考的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反映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生活实践，蕴含着一脉相承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解释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民族性格，可以产生润物无声的效果。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其中，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引导力的挖掘，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的结合，离不开借助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不断探索。当前，匠心与创新的助力，让越来越多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尝试不断涌现，对中国故事魅力的挖掘也充满无限可能。

中国故事的魅力，不仅建立在美和感性之上，更建立在对于世界、社会与人的关系处理的智慧上。讲好中国故事——这种具备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表达形式，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国际传播中如果能够有效传递，无疑将更有助于中国形象的提升。

（摘编自周庆安《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材料二：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学有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深入挖掘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优秀文化特质，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同中国当代文化相融通，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文化观念与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紧密相连，汲取其中优秀文化基因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它与诚实守信的价值观存在天然的联系。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信”既是持家、兴业的重要行为规范，也是做人的内在道德要求。从市场主体角度而言，树立诚信意识，加强道德自律，确保市场经济交往活动中行为的道德稳定性，尤其在网络经济时代，诚实守信对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行；从市场秩序角度而言，建立诚信制度，将诚信融进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中，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辅助功能，建立完善的个人、企业、中介信用制度体系，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大同理念、自强精神等优秀基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融合性特质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保持文化自信。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宋明时期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的传入，中国文化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结合本民族文化进行转化，为外来文化打上中国烙印，进而为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至今，依旧保持着鲜活的创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特质，使中华民族在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的背景下依旧能坚定文化自信，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蕴涵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问题的重要启示，堪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存在共同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博施众利”“正其义不谋其利”，秉持正确义利观，主张互利共赢，坚持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统一；西汉时期中国曾开辟了连结中亚、西亚、地中海各国的“丝绸之路”，开展经济交往、促进文化交流，新时代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积极发展与沿线各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带动沿线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轨迹，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和而不同”的共处原则，尊重他国文明，增强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坚持本土化、民族化，注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结合现实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焕发恒久魅力，彰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摘编自史焕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拥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在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创造、建构了庞大的文化体系，为今人积累了丰美而深厚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严谨朴实、情理交融的日常生活信条，意境高远、笔触深沉的文艺作品；也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深邃广阔、精义入神的哲学理论。这些不同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将对未来人类文明做出卓越的贡献。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与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有关。当然，这些财富若没有今人的转化创造，也只能是被封存的资源而已。

我们拥有有利的文化创造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当今社会文化创造提供了最为基本的保障机制，提供了激发文化活力和推动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为文化创造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当下，我们触手可及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种资源，我们亦可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获取资源、开展文化整合创造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网络虚拟性和生活真实性的高度融合极为适宜文化创造实践，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前人不可想象的新颖社会环境。但是一些陈旧体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与创新。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创造活动。从哲学历史到文艺影视再到科学技术，我国文化发展规模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样，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发展，我国文艺影视在国际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但这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文化自信的底气不是来自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来自文化创新，来自新时代条件下激发的巨大文化创造能力及成果，来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有删改）

【推荐1】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我国的烹饪技术讲究食医结合，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有五味调和的境界说。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在《礼记•月令》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种，并产生了“五味”说，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的说法，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和”不是“同”，是建立在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通过协调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

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作者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从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流量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网络文学要想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对的平衡，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则不能唯流量是从，要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中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大众文艺的基础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生物算法”，用以迅速处理个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信息，以做出有效应对。情感是生命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人类为了变得更聪明，进化出丰富的情感。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育后代，需要强劲的、时刻运行着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活动。

艺术发生的内部驱力正在于此。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是自我实现与自我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获取生命经验的机会不够，为了让情感能力得以提高，生命体就驱动人们创造或进入艺术情境，进行感觉、情绪与情感体验活动。而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承载大量生命活动信息的奇异容器，装载生命情感信息越多，越是特异、剧烈，受众体验就越好。

大众文艺通常更强调营造剧烈的高潮体验，把各种感觉、情绪和情感体验激发到极致，产生情绪爆炸效应。人们把它持久地作用于自身情感信念的建构，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确认与自我完善，因而带来持久的愉悦。对于大众文艺来说，能否令受众得到过瘾到位的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建立精神秩序，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对读者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性评价标准。

正因为大众文艺创作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所以大众文艺也必然是类型化的。人类的情感体验需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人类个体需要在某些作品中，专门体验某些特定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所以大众文艺的一个类型就是指向人类一个愿望情感群组，这使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更加高效集中。

(摘编自《不断顺应人类对情感体验的新需求》)

材料三：如果寄望于把网络文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之一，就不能过早地为它套上枷锁。

虽然具有多重角色，网络文学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独特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作者与读者不能被资本太过束缚，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自身的繁荣，过早过强的逐利动机难免会扼杀它。有些影视导演就曾直言，现在许多改编自高点击率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缺乏应有的深度。正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造成文化枯萎的原因，不光是对精神的约束，还有可能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中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此外，在确立评价机制和建立理论研究框架的过程中，还要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多一些包容。当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刻意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趋势。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更重要的在于它摆脱了“文学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活动”。作为“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总是在现有框架或者同一题材下去探索如何超越前人，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新”与“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发展方面，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也早已摆脱文学自身的局。这说明目前的文学理论对网络文学的无力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批评模式的落后，而是文学理论发展早已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代差”。

不要过早地为网络文学套上枷锁，它的多样性，就是文化领域繁荣的最大源泉和前进动力。

(摘编自赵明昊《别给网络文学套上枷锁》)

【推荐1】“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 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 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所有文化形态的根本指向是精神信仰，然而在信仰和执着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泛滥，世态人情堪忧，现实利害影响无处不在的生存中，作为区别于本能动物的一个人，除了相信昊天有德，天行有常，相信真善美，又还能相信什么呢？

哲学意义告诉我们：“人为万物的尺度。”人文主义通向社会正义的思想逻辑清晰而明确。人文主义是艺术的核心价值和人生哲学枝头的怒放之花。当代，在人文文化的词句已被滥用之际，一个艺术家必须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人文相连，这是评介论证每一个艺术家成功于艺术鲜明的思想性、创新性、精神性和时代性的基本要素。

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从纷繁万象中抽离，站立于一个更为高耸的位置上，以深刻的感悟去描绘出现象表面之下、蕴涵着有生命意义的故事。艺术家还须有深厚的悲悯性情，如果艺术家具有了这种人性的光芒，它可以影响艺术家及其作品走向优秀与伟大。

普希金在阅读描述形形色色贪婪和腐败的《死魂灵》后感叹道：“上帝就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郁！”艺术家在通晓世故时要守好自己的本心，纵然难免常常置身世间污浊、熙熙攘攘、颠簸劬劳，仍秉持初心，风光霁月，内里澄明。上帝创造的阳光、雨水、食物、爱与男女关系都是好的，但也有必要反思，如果人类不懂节制并放纵，这些祝福最终会引发人类的不可遏制的灾难。

绘画上，不以作品的过度世俗功利定位自己。对创作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指向上往往会成为作品思想性确立的一种尺度。物化泛滥和思想的贫困合谋，缺失了对时代、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缺失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个人品德的恪守、对家庭社会的承担，所谓的艺术家又还剩下多少的意义呢？杰出艺术家和杰出的艺术作品是无法从轻浮和软弱的精神结构中产生。现在美术界想拿局促的精神和灵魂，在上帝的当铺里作抵押换回现世实利的人不少，切莫浮华过后，徒留一地荒凉！

笔墨情趣仅仅只是认识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方面，可这不是绘画艺术的根本要义所在。中国画中笔墨固然重要，但更要格外重视画作的文化内涵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提升和挖掘，因为只有上升到思想和哲学层面，才能令艺术真正的伟大。停留在表面经验是中国画家群体的致命伤，而只知道“怎么画”，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而画”“画的作用和人文意义该怎样体现”等问题，纯粹为了笔墨而笔墨，为了技巧而技巧，这样的作品在思想史和艺术史研究上无太多价值可言。

审美活动是精神活动，不是物质生产，一个不甘平庸的画家一定要坚持“写我心画”，在丝丝入扣的命运安排中，去感受生命与命运的激烈抗争，敢有歌吟动地哀。疲惫时仍要叩击出荡气回肠的孤独呐喊，宠辱不惊，磕磕绊绊，草路蓝缕，不断探索，努力去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我只是我”的艺术，为新的时代增加一种新的具有人文意义的艺术价值。同时以高尚的文化信仰去拥有高贵的艺术之魂，去直面一世的烟雨与波涛，顽强地展示出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摘编自《艺术要为人类的最高文明奠基——〈艺术市场〉与人文艺术家周天黎对话》）

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

陈凌

①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随着这个日子日益临近，各地纷纷推出线上活动，让观众在云端就能了解和体验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②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是历史的丰碑，是珍贵的记忆。漫步“海上花园”鼓浪屿，我们不一定能想象当年繁盛一时的景象，但一定能在历史风貌建筑散发的闽南韵味、南洋气息和欧陆风情中，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交汇；置身唐代名刹大雁塔，我们可能无法复原“雁塔诗会”的盛况，但一定能在西石门楣上的线刻殿堂图中，领略唐代的盛世辉煌;走近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铜蚕”，我们不一定能体验到汉代鎏金工艺的精湛，但一定能在汉代养蚕缫丝之繁盛的故事中，了解先人开辟丝绸之路的伟大壮举。放眼神州大地，人文胜迹总是满载历史，一墙一瓦都是文化，山水之中皆有故事。我们理应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③每一个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生活的一个片段，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时间无言，但它却会通过一个个文化遗产，铭刻下历史的文脉、民族的记忆。而凝结在文化遗产之中的文明底蕴，不仅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座，还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深厚滋养。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方能更好延续文化根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让文化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要保护好文化遗产，更应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

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文化遗产既然是“遗产”，那也恰恰说明，它与现代生活是有距离的。如何缩小这一距离，让文化遗产不只是一件件静止的作品，而是活在当下、活在人们生活里的有生命物品，这也正是需要持续用力的地方。这些年来，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日热播，到创意视频“文物戏精大会”刷屏，再到《故宫日历》、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信笺等文创产品热销，这类文化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激活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方向，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

⑤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历史文化的滋养，既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回眸之中，也在可感、可知、可参与的日常生活之中。当博物馆“打卡”日益成为公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当故宫开发的文创产品频频卖断货，当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手礼受到顾客青睐，“活起来”的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有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曾有辉煌的过去，也应该有闪光的现在，并且还应充满生机地走向未来。让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们亲民而不再“高冷”，有趣但不失厚重，这恐怕是擦亮文化瑰宝的必经之路。

⑥值得高兴的是，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将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一边是古老的文化遗产，一边是新兴的互联网业态，非遗“触网”启示我们，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入当代生活。而这，也正是“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0年6月12日）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从时间的向度来看，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和品质的纬度来看，却并不是呈现为鲜明的向前发展和进步性，而是出现经常性回复或几种形态并存的倾向。

中国海洋小说最初是以对“海洋之神”的想象和描述的形式出现的。庄子的《秋水》就描述了一个“北海若”的海神形象。在被誉为“中国海洋小说之祖”的《山海经》中，海神形成了一个群体，成为各个海域的统治神。这是先民对海洋充满敬畏的体现，先民觉得海洋神圣、怪异、神秘，绝非人类所能接近。于是，海洋就成了神话的一部分。神话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叙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模式，其形态美学则是变异、想象和一定程度纪实的融合，因此艺术风格瑰丽，奇幻。

船的出现改变了古人对海洋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海洋思维。人类坐着船进入海洋，从事海上贸易、海洋探险和海上劳动，撩起了大海神秘的面纱，使大海还原了它本来的面目，对海洋的敬畏之感骤然下降。反映在海洋文学叙事上，那就是奇幻和瑰丽的想象性虚拟构建逐渐被实际内容取代，整个叙事思维大势从空中落到了大地。于是神话叙事的精髓一部分演化为《搜神记》《博物志》等笔记体叙事，而大部分则随着海洋神秘感的消失而渐渐消散。

海洋小说从神话叙事发展到笔记体叙事，反映出古人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表露出他们海洋思维的模糊和矛盾。因为这些对海洋的笔记性叙写，虽然已经淡化了神话色彩，却仍然是以“变异海洋”而不是“真实海洋”为特征。可是随着驾船技术的娴熟化，尤其是到了明朝，人类终于较大规模地进入海洋，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洋实践活动，完全打破了原先由《山海经》等神话叙事书写的海洋世界格局，海洋的神秘和神圣最终被彻底地消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人类有了像在陆地上一样的主人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里，对海洋和岛人的占有、欺凌之类的题材大幅度增加了。

海洋就这样随着海洋活动日趋世俗化，成了现实空间的一部分，再也没有任何奇异可言。可是这个时候以及以后的海洋小说，却并不是完全都变成了现实主义的。综观这个时候的海洋小说作品，除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叙事继续着“笔记海洋”的文学品质外，还继承了《山海经》的“海洋想象”和“海洋圣洁”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为“海洋神圣——海洋宗教”的神道叙事，这就是中国海洋小说特有的神、魔和海洋相结合的神魔小说。明清时期神魔小说的繁荣反映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从科学理解又回到了文学体会，海洋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想象世界和象征对象，人们对海洋的理解进入了文学象征的层次。《西游记》是这方面伟大的代表。

（摘编自倪浓水《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审美特征》）

传统人口红利理论通常从物质资本供给的角度解释第一次人口红利源泉，强调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储蓄率提高，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相应地，这种理论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从而人口抚养比提高的情况下，如果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则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一个条件是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即人们对老龄社会的来临作出积极反应，为自身养老增加储蓄。第二个条件是建立能够激励养老储蓄的机制，这就要求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同时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是积累型而不是现收现付型。一旦为养老进行储蓄的动机得到激发，储蓄率得以持续提高，就能够保障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本供给，从而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观点虽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我国经历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转变时期，其间也得益于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增长最快的1980-2010年期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非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0.2%。这种人口变化特征，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而且由于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实现了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劳动力无限供给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则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些因素，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我国经验可以看出，传统人口红利理论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只强调抚养比这个单一变量。事实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变量几乎都与人口因素有关，由此形成的更高潜在增长率就是人口红利。第二，除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关注的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储蓄率，与人口因素相关的高投资回报率更为重要。我国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经验表明，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关键不仅在于较高的储蓄率即资本供给，还在于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总体而言，第一次人口红利往往属于一种后发优势，其有利于经济增长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征。一旦发展水平提升和人口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增长就不能再仅依靠那些与不可逆的人口过程相关的资源，如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而越来越需要依靠那些可塑造、可培育的资源。经济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这种新增长资源中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而这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配置效率，即生产要素在投入数量既定条件下优化配置带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自然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提升。体现在劳动者技能和企业家能力中的人力资本，虽然可以依靠“干中学”得到改进，但从根本上讲则要靠教育发展获得整体提高。而且，各阶段和各类教育打下的人力资本基础，也决定了“干中学”的效果。因此，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不仅要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提高人力资本以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提高人力资本，归根结底要靠教育。

教育阶段从低到高具有社会回报率递减的特点。学前教育在促进幼儿智力、社会交往能力、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促进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和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长远意义。鉴于我国已经把小学和初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因而有必要重点发展学前教育，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而且能够从财务和时间上为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使出生孩子的数量在政策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接近家庭的生育意愿。

(摘编自蔡防(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义庄在北宋由范仲淹始创，此后延绵千余年，成为各个大宗族声望的象征。义庄在传统社会之中，承载了诸多功能，它通过族产公有的形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宗族平均主义。义压的社会功能颇多，它予族内弱势群体以赡养帮助，在天灾来临时帮助族人渡过难关，为宗族子弟提供教育谋取更好前程，设置义冢使逝去的穷人得以体面下葬等等。可以说，义庄发挥作用之处，皆是社会治理领域。沧海桑田，古今巨变，作为宗族社会象征的义庄，在现代已全然消失。少数义庄的建筑得以残留，被后人重新挖掘，作为旅游资源开发。

传统社会中，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团体，在现代社会被冲破。在现代，交往范围的扩大，人之个性的发展，所从事职业的多样性，公共交往的频繁，使血缘纽带被抛弃。随着人们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宗族所维持的小共同体已无法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各种新的组织形态不断涌现。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熟人社会，至现代被陌生人社会惭取代。在现代，与陌生人社会相适应的慈善理念发展而出，其中强调的是自愿、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功利色彩、道德色彩相对较淡。现代的慈善组织，在功能上更为广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社会的慈善组织，是为了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其主体力量包括了中产阶级和部分商贾名流，体现了社会上层与中层合作，以实现帮助底层社会、弥补贫富差距、消除社会矛盾的良好愿望。现代社会之中，各类慈善组织都是开放的，不论是捐助者还是被帮助者都可以自由加入。现代的慈善组织，其功能细化，专业性更强，更具开放性。

与此相比，义庄则是封闭的，以血缘为界，族外之人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得到某种帮助。按月补贴只有本族族人才能获得，且同是族人，依照支系的远近，所得到的帮助也有区别。义庄所体现的是宗族内部的相对平均主义。通过族人捐设义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族中的平均分配，保证了族中穷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义庄的基本理念，也是基于人道，但此种人道，是由血缘而凝结，在现代社会，弱势群体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此种保障是基于普遍人道的关爱，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包含血缘的考虑。面对突发事件时，现代社会的动员能力与反应能力，却不是传统社会可以比拟。面对各类天灾人祸，各类资源能够在短期之内调动而出，并加以传送，往昔嗷嗷待哺、灾民无助的景象不再存在。在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事故之上，当今中国的快速反应能力，举世瞩目。但在一些经常性的慈善事业，如养老育幼、帮助重病患者、墓葬等公共事件之上，政府的触角却未能全部涉及，更遑论覆盖了。困扰当下国人的大病问题上，许多患者选择面对社会，通过各种途径发出呼吁之声，以求得到帮助。围绕农村墓葬改革问题，近年来更有不少争议。

义庄已在历史的发展之中消失，可义庄所承载的社会使命、所体现的价值观、运作的方式，对于当下中国，仍有着较多的借鉴意义。在当代中国，促进现代慈善发展，构建现代慈善理念时，必然离不开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慈善机构、慈善理念中去借鉴学习。义庄所体现的道德文化，历经了千百年的沉淀，融汇于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对义庄文化加以扬弃，吸收挖掘其优良内容，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具有极大促进作用。

(摘编自袁灿兴《传统义庄慈善文化在现代的再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