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7年春节期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重拾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经典主题，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看感受，并迅速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微博舆情所监测的含有“中国诗词大会”的微博数据显示，与其相关的微博评论72%以上都是正面评价，不少观众称其为“当下荧屏中综艺界的一股清流”。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巨大成功，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中国诗词大会》本就是中央电视台根据国家的文化政策制定的“文化大会”传播矩阵战略当中重要的一部分，经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和《中国诗词大会》第一季系列节目的层层铺垫，制作技术的不断升级，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汲取，终于在2017年的春节，这朵文化之花在荧屏上绚烂绽放。

(摘编自朝函博《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文化传承与艺术里现》一以《中国诗词大会》为例)

材料二

2017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微博参与用户地域分布70P10

材料三

和引进模式节目的遇冷,疲软相比,近年来我国的综艺节目领域显现出蓬勃旺盛的自新能力,推出了一批凸显中国特色,呼应时代需求、蕴含文化价值,传播正能量的原创节目，实现了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

原创文化节目的全面发力是近年来电视综艺领域的最大亮点，2017年全年和2018年年初，以《朗读者》《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和《信中国》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在众多结艺节日中脱颖而出,成为时下的热点节目,不论是《朗读者》的“访谈+朗读”模式、《国家宝藏》的“记录式综艺”新形态。《经典咏流传》对诗歌传福模式的朝开拓,还是《信中国》的书信为载体,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节目的创作者深耕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积极拓展选题思路，开辟出了众多新的主题领域,极大地丰富了节目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角度，在表现形式、叙事手法等方面,原创文化节目也从单一性,说教式的知识教育普及,到各种知识问答竞赛,再到以故事讲述,情怀传递,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全民参与互动模式,实现了模式更新与电视述语态的蝶变。

(摘编自《综艺节目：原创类文化节日集体发力》)

材料四

当下的几档文化节目,也在试图跳出诗词、成语、朗读的范畴,寻求更加丰富多元的内容元素,《一路书香》《小镇故事》《同一堂课》等新节目开始探索类型更丰富的文化综艺，文博、探寻、非遗等成为关键词,让文化类节目在诗词,阅读之外有了更多可能。

对于文化类节目来说,请明星往往不是制胜之举,“造星”才能突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通过“飞花令”让武亦姝成为素人“明星”,《国家宝藏》让国宝成为“网红”,由此引发了节目话题在网上的迅速发酵。

文化类节目的品质往往能经受住考验,在口碑上也不缺少认同,节目更多的是缺少话题。由于调性的桎梏、文化类节目单纯靠明星和学者很难制造热点,基于节目内容和形式的特性营销上造势往往能给文化类节日带来流量。

相比其他综艺节目,文化综艺想要成爆款更加不易。如何保持文化类节目旺盛的生命力，让文化类节目从火一阵到一直火,是创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文化类节目将很快淡出观众的视野。

(摘编自《2018年，说好的文化类节日的“春天”呢？》)

书院的文化传承及精神蕴蓄

范玉刚

书院作为古人读书、讲学、做学问之地，历经千余年发展，已积累了对文化传承、教育、艺术、哲学、社会礼仪等多方面的认知，是文化宝藏、精神蕴蓄的重要载体，对推动文化传承、民族文化振兴有着重要价值。文化创造、文化积累和价值传播是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精髓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倡导的正心明德思想，一种使命的自觉担当。正心在求真问学、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明德在发扬自身光明之德，践履匡济天下之任。

在新时代，书院的功能应定位于文化活动空间，是文化传承个蕴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文化繁荣的活态化载体。书院的辉煌始于教育，传统书院人数不多的小规模、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朝夕相处地论道，是其生命力所在。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师风格活泼，注重挖掘学生的自主性，在相互启发中悟道的方法，至今仍是研究生教学中的方法之一。当下，尽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尽管岳麓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很多书院正在被新建或复修，但它俨然不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渠道或重要组成部分，不是也不能取代义务教育的主体地位。

文化传承是书院存在的重要功能。优秀传统文化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我们站稳脚跟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可以说，书院对我国教育、学术、建筑、藏书等事业的进步，对民风民俗的养成，对中华文明的传播都作出重大贡献。书院本身就是一种活的文化载体，受古代文化传统中以山水比德和隐士文化的影响，作为体验传统文化的基地和传统文化传承空间，只有使之活态化地成为当今文化实践的场所，让学生的琅琅书声和文明礼仪教化激活书院的灵魂，成为区域文化高地，才是对它最好的利用和弘扬。过去是讲堂，现在是文化传承、文明守护、文化创新和文化价值传播的空间

除了文化传承，独立自主的理性精神的蕴蓄应是书院存在的另一功能。书院的终权意义是给人以思想，教人们学会思考。书院的特点之一就是求道与求学的统一，也就是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这种独立自主、理性批判精神，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强国进程中格外值得重视。如岳麓书院就承载了湖湘文化精神的传统：经世致用、关怀现代、关心社会等等，王夫之、魏源等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都曾受到其思想和精神的浸润。

（2018.11.23《光明日报，有删减》）

材料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是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技术科学。人工智能在2016年迎来了一次爆发，背后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的“三驾马车”——大数据、超级计算平台和机器学习技术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全球竞相发展人工智能之际，我国也早已开始进行战略布局。2015年7月，“人工智能”被写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人工智能”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年5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7月20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摘编自《金融时报》）

材料二：

图     人工智能产业链三层结构

材料三：

从打败人类棋手的AlphaGo到无人汽车，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越来越具象。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养老、环境保护、城市运行、司法服务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崛起，凭借着互联网产业快速发展积累的庞大规模的数据量和数据挖掘技术的进步，数据、技术和政策效应相互叠加，催生了一大批新型人工智能企业。”赛迪智库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峰表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到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近25%，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累计超过1.57万项，位列全球第二。

2017年，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强调百度将不再是互联网公司，而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百度的人工智能战略由三大版块组成：致力于自动驾驶的Apollo、专注智能语音服务的DuerOS、技术研发与场景探索的AIG。阿里巴巴成立了“达摩院”，引入顶尖科学家计划，并表示3年内在研发上的投入将超1000亿元。腾讯的AI布局主要以业务为驱动，比如，腾讯发布人工智能语音平台“小微”，构建其智能服务开放平台。

（摘编自《中国经营报》）

材料四：

特斯拉和SpaceX创始人兼CEO伊隆·马斯克在一次全国性州长会议上表示，应该警惕人工智能崛起的潜在风险，并建立监管机构来引导这项强大技术的发展。

马斯克列举了几个AI威胁的最糟糕情况——全人类的工作可能受到威胁，AI还可能引起战争。“它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风险。”马斯克说。

马斯克的担忧一方面来自社会稳定和工作流失层面，但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于，他们可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他还举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即AI可以通过黑客手段或假消息来增加国家对国防工业的投资，从而触发战争。

马斯克还强调，政府全方位的监管至关重要，原因是企业目前经受着发展高尖端AI技术的压力，甚至开始不管市场。这就是监管者应该出面的时候，应该喊停，并确认技术是安全的。

(摘编自《马斯克称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根本威胁》)

中国古代的流寓^①民歌

文字出现之时，远古民歌早就在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流传至今的上古民歌及四方之音，是先民持续流寓的结果。各地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清浊粗细有别，各地民歌的差异从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

古代民众的大规模流寓往往是非持续性地骤然流动开来，其原因有天灾造成部族迁徙等，但战争等人祸尤巨。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之不同阶层、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的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经历不同路途、遭际、命运之流寓，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社会与人文氛围之变化，使得流寓者创作出风格、种类、形态、旨趣迥然有异的民歌。他们以歌完成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在现实世界与艺术氛围里寻找心理平衡。

一些民间歌手随编随唱，形成个人演唱风格，使得许多民歌相互影响，也由之诞生了许多经典民歌及民歌类别。社会流寓改变着民歌土壤，造就了一部分民向的歌者与歌曲。但战乱频繁仍使得许多地方人死歌绝，成了民歌空白带或隔离带。民歌对于社会流寓的记录与反映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有被动与主动、外出与家居、群体与个人等。民歌具有动态性与传播性。古人将民歌谓之为“风”就道出了民歌的流动性，民歌总是以鲜活的面貌存在，歌唱的过程就是传承过程与传播过程。

一般情况下，百姓在一定地域内相互流动，自然形成品种与文本大同小异的民歌文化区。陆地、大河等隔不断歌来歌往，出现了毗邻民歌文化区，区域之间形成大致相似的民歌文化带，直至遇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区域而渐趋中断。民众短距离流动一般在同一文化带，他们把当地民歌带出去，把外地民歌带进来。起初，两地民歌的传播交流也许并不理想；可旷日持久，相邻或间隔的民歌文化区的多种民歌长期融汇，往往重构而成一种新民歌。而民众长途流寓，一般会在不同民歌文化带里进行。流寓的间断性与复杂性使得一种民歌从此地传到彼地，沿途形成许多民歌文化过渡区。

可惜，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中国古代民歌只有少数来自劳苦大众，十有八九依靠优伶继承与发展下来，为了谋生，优伶一般从乡村流寓到城镇。他们对传统民歌予以加工、改造与再创造，然后在荼馆等场所表演，由此变成了俗曲。少数民歌从乡移于邑，经才人文士之手，同样成了俗曲，古代文人怀才不遏者众多，纵然为官，官场生态又会使多数文人遇黜遭贬。

于是，此类文人们便纵情山水，‘退留市井，耽溺诗酒，流连歌伎。歌伎的俗曲被流寓的文人记载下来，竭力效仿，其仿作便也被当成了民歌。历代学人不辨真伪，‘以讹传讹，俗曲就成民歌了。

①流寓：流落他乡居住。

（作者李雄飞，选自《光明日报》）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IS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曰，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 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 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表、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谒。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艳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 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 远幻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 《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能够把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讲清楚的，迄今只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人化。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排除宗教领域，辩证法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拟人的神秘活体，唯物论的哲学研究把自然视为远人的机械实体。前者以黑格尔(Hegel，G.W.F.)为代表，后者以费尔巴哈(Feuerhac，L.A.)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汲取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和基本内核，建立了高超的历史自然观。马克思(Marx，K.)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即自然与社会统一的问题，其意义在于指出了社会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延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把自然和社会孤立起来对待，就必然无法清楚认识和正确处理现实问题。

第二，自然异化。人的基本特征是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外化使得人与自然同步提升。如果外化的结果不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增强，而是成为人的对立面，这就是异化。人与自然在早期有一种原始的统一性，但这是本质力量低下的表现。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人对人的依赖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变为人对物的依赖。高度分工把人挤压在各个狭窄的领域，使人的专长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人的创造性和动物性都被激发到顶峰。对个利的追逐造成人对人的冷酷剥离和人对自然的猛烈剥夺。社会财富和社会交往都发生根本改变，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异化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有发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严重。

第三，自然归化。《资本论》预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自然辩证法》提出关于“两个提升”的论断：“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人与自然的协调和人与人的协调一致，这是对原始协调的辩证复归，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历程，而不是乌托邦，这种复归是人心所向。

（摘编自欧阳志远《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可谓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中国历代山水画家在画面中充分表现气、韵，笔、墨等的同时，更加注重意境美的营造。“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我们欣赏画作时，时常为其内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为画外之意，弦外之情所陶冶，所感染。这就是“意境美”的作用。

中国山水画的空灵之美，是山水画艺术的主要审美趣味形式。空灵之空为静、为虚、为无；空灵之灵为灵气，为实、为有。空和灵是对立统一的。宋代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茫茫寒江，一叶孤舟，渔翁独坐，钓丝飘浮，微波之外，皆是空白，营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简淡的意境。空灵之美一方面使画家在意境的构成上获得了充分的主动权，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物象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给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想象的天地，使作品中的有限的空间和形象蕴含着无限的大千世界和丰富的思想内容。

中国山水画的外象之美不仅表现在画作本身，还包括画作以外的无限性，即“画外有画”。正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所说：“它（中国绘画）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山水画是一种哲理的最高境界，它不追求繁芜的世界，而追求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统一，是一种摆脱世俗的精神追求。从元朝的倪瓒，明清时期的石涛、董其昌等的山水画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绘画的语言符号，更重要的是画家内在的精神追求。

中国山水画的诗意之美，是中国绘画历来所提倡的。不论是《春山烟雨图》还是《春浦帆归图》，只看画题，就会觉得诗意盎然。诗意之美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意境。山水画中的诗境，体现在画的构思、章法、笔墨等方面的诗化，诗情与画意交融。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一致，是中国山水画家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最高境界。唐代王维以诗人的学养彰显画家的气质，在文学和绘画领域揭示了诗与画的关系，从而提出了山水画意境表现中的一个准则——画中有诗。比如《江山雪霁图》，画面上虽然没有题上或多或少的诗句，却富有诗的意境。

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那种空灵美，外象美，诗意美的意境，既是画家创作的终点，也是观者再创造的起点。当代中国山水画的创作者，只有放开眼界，敞开胸怀，徜徉于大自然之中感受山川，风云，水石，林木际会之妙，铸就独特的艺术灵魂，方能构筑胸中意象，孕育笔墨语言，创作出富有意境的作品，真正做到“代山川而言”。

（摘编自颜景龙《超然象外：诗意家园之美》）

材料二

田园中的诗意栖居是中国人最早的乌托邦理想，“田园综合体”则是当下的一个热词。

人们回归田园的渴望，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平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再次和重新定位，是传统生活方式重建自我认同的努力。钱穆先生曾言，乡村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乡村与城市需要各自的智慧。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与自然渐行渐远，在喧嚣中心生浮躁。于是便产生到乡村放松一下的需要，与大自然亲近以调整心绪。

身处乡村，寄情田园，人的心力、体力得以恢复，在孤独和安定中反思与成长。“田园综合体”是沟通城乡生活的纽带，让城市人有机会体验真正的田园生活，在大自然中养精蓄锐，在这里重新出发，形成新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对自身有新的理解，充实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

现代田园不仅是城市人寻觅的桃花源，还是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们留得住的乡愁和回得去的故土，更是乡里人日日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家园。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生活逐渐实现现代化，然而由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跟不上，垃圾处理难、过度商业化货币化、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田园综合体”是探索“就地城镇化”的新方向，不仅仅要着眼于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均衡化，更要通盘考虑现代田园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创建新型田园社区和田园生活。

一些地区对农业的丰富内涵、特性与作用认识不足，只重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忽略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田园综合体”之“综合”即着眼于此。宋代大儒程颜曾言，“观鸡雏可以知仁”。农事活动——饲养牲畜与种植庄稼是一样的，它的对象是活物，是整个的、生动而有活趣的，容易养成疏阔自然的心性，乡村也有了从容的社会风气。

费孝通先生则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特性。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由于熟悉而相互信任，培养了一些好的品德。正是这些独特的文化意蕴，构成了传统田园的深厚魅力。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伦理与美德在现代城市已不多见，而在许多乡村却仍是“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让乡风美俗滋养世人，正是发展“田园综合体”的应有之义。

（摘编自张源《挖掘传统田园的特有魅力》，《光明日报》2017年9月13日）

材料三

“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超、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的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位合格的诗人。

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注意到画鬼魅易而画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由心开始，才有志、意，情等。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9月16日）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在当今时代，文学发展面临诸多不利或有利条件。

就不利条件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不管我们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文学的日趋边缘化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极为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化和资讯的日益发达，原先属于文学的天然权利正在逐步丧失。从文学的教育功能来看，社会教化的责任主要由小学、中学以及高等院校来承担；从文学描述、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来看，现代媒体早已取代文学，成为无远弗届、无孔不入的信息终端；而从娱乐功能方面来说，文学也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娱乐和文化工业体系。举例来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小说还是日常生活中首屈一指的文化娱乐和消遣方式，而在今天，我们的业余时间大多为看电视、旅游、玩电子游戏、上互联网等娱乐方式所占据。

虽然文学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我们无需为此感到担忧和悲观。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学从来都是一项既非重要亦非不重要的事业。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之所以会对文学在往昔的辉煌念念不忘，完全是因为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里所说的“黄金时代”，指的是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差不多两百年的文学发展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由于现代小说的兴起，文学的声望和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然而，这个黄金时代在文学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也许会有人问，这个黄金时代怎么会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按照伊格尔顿在《英国文学的起源》中的说法，文学之所以会忽然变得重要，首先是源于西方宗教的衰落，其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人的异化和情感分裂。人们把文学视为治愈资本主义精神危机的良药。而在近代的中国，为了启蒙大众，抵御外侮、挽救危亡，文学的作用和功能也被大大强化了。众所周知，梁启超在《论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把小说的作用归结为“熏、浸、刺、提”四个方面，并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说不发达，而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亦着眼于对社会的启蒙和疗救。

伴随着文学黄金时代出现的是一系列文学制度、写作机制、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比如说，现代版权法的产生，从根本上规定了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使得文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来，原本无利可图的文学作品可以进入市场流通，文学作者终于可以获得合法和稳定的报酬。这也反过来刺激了写作和文学作品的出版。再比如说，由于大学设立了文学专业，也使得原先处于“业余状态”且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文学，成为一门科学。20世纪的文学理论空前繁荣，精彩纷呈，而文学的科学化始终是其重要内核。

不管怎么说，到了今天，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并未衰落，它实际上不过是重新回到了常态化的状态之中。如今的社会上，充斥着“文学已死”一类的悲叹，对于这种看法，我们无需理会。其实，“文学已死”这类声音，早在15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文学在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

（摘编自格非等主编的《文学写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