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川剧的起源和发展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的历史。清初六十多年的湖广填四川，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和多元的文化。各省不同的声腔流入四川，结合了本身已具有深厚传统的四川戏剧，逐渐形成了具有巴蜀戏剧基因又兼容昆腔、胡琴、弹戏、灯调等多种声腔艺术的川剧。四川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开放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川剧发展数百年来经久不衰。

②古戏台是戏曲演出的客观载体和有形见证，通常也是重要的公共交往空间，其特殊的展示功能和民俗功能也对建筑质量和形制有着严格的要求。因此，古戏台大都有着精美古朴的外观和细致的装饰，且能兼顾声学传播与舞美效果，建筑价值不言而喻。要保证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首先是物质层面文化传承场所的保护，即文化空间的保护。对古戏台的原真保存是保护实践中具有非常意义的一步。四川曾建有大量的戏台、乐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推进和环境的侵蚀，四川的古戏台保存状况堪忧。自然坍塌和人为破坏与改建使得古戏台数量不断减少，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屈指可数。主要分布在成都、绵阳、自贡、宜宾、南充等地。水路功能的弱化使得沿岸的村镇逐渐没落，这些零星散落在四川各地的村镇以及曾经热闹非凡的古戏台也在历史的风尘中渐失光彩。

③中国戏曲源远流长，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杂剧，到清代空前繁荣的各种地方戏，戏曲的发展和兴衰几乎伴随着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而对应的观演建筑也由早期的乐楼到后来的戏台、会馆、茶楼，直至今天的剧院、影城。虽然时代在变、戏曲表演和观演的形式在变，但人们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渴求不变。对古戏台的保存并不是处于一种对废墟的尊重或者一种并不真诚的历史态度，而是为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提供重生的可能。当前城镇建设的短期性与文化积淀的长期性存在着较大的矛盾，乡村更是处在被关注的边缘，缺乏高质量的注重文化内涵的规划。

④以戏台为中心的观演空间承载着丰富的社区文化功能。人们在庙宇祈求神灵护佑，庙台上演出的戏剧既有着敬奉神灵祈福消灾的目的，也有教化民众、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目的。同理，会馆戏台演出的家乡戏不仅是娱乐休闲的重要内容，更是联系同乡的精神纽带。在中国的戏园可以喝着茶，用折扇打着节拍，演到妙处可以忘情地鼓掌叫好，台上台下互动传情，甚至可以参与戏中。正是这种独特而有人情味的观演方式正面地促进了社区居民的交流和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历史街区、历史村镇等活态聚落型遗产的保护离不开对社区和人的关注，在特定的空间里开展的各种民俗活动在延续社区活力、增强居民凝聚力和社会认同感方面具有核心价值。

⑤四川古戏台为川剧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无法复制的空间感受。在经历全球化文化趋同考验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古朴却诗意的戏台所具有的价值。川剧文化传承也同样不单是唱腔和剧目流传于世，而是努力扩大影响面和深入民间，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和欣赏，使更多民间力量加入传承川剧的行列，从而重建文化自信，保护和丰富川剧独特的文化遗存区域。

（摘编自曹思玮《中国城市规划：四川古戏台保存与川剧文化传承》）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觋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不穷”，“卜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作“卜筮”，主要流行于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志，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人们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归之。以天下之所归，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之”。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厢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

法家的算法同儒家正好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没有攻不下的城池，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着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在他看来，“道、天、地、将、法”是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对于五个要素的全面衡量，才能计算出战争的正确策略。这是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的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觋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摘自黄朴民、赵立民《〈孙子兵法〉的总纲》，2018年4月《文史知识》）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实践教育环节薄弱甚至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瓶颈。当今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导致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旅行超越了教材、课堂和学校的局限，向自然和社会领域延伸，能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积极进入情境中，自觉地参与实践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主动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研学旅行将纳入教学计划》，《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0日）

材料二：

从2013年开始，国家就提出了“研学旅行”的概念。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研学旅行不是一般的旅游，要有课程的开发，特别是到了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传统基地和文化基地，要把革命的精神、文化的内涵讲出来，让学生受到教育。”相较游学，研学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更加注重“学，重视课程内容，更加强化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研学旅行是“旅游+”概念下的新模式，它延续和发展了古代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的新方式。随着体验式教育理念和旅游业的跨界融合，研学旅行成为市场热点，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化+旅游”的时代浪潮推动下，未来的研学旅行甚至会出现许多倍的爆发峰值。

（摘编自《还你一个真实的研学旅行》，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溯源研学旅行历史，日本最早开展。从1965年起，日本用近50年的时间做到高中渗透98％，初中渗透率95％，几乎全部中小学生都参加研学旅行。而中国的研学旅行，目前渗透率仅5％左右。不少学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不让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更有不少学生家长以“分数至上”为原则，认为研学旅行是无用的，与孩子取得好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相比无关紧要，从而使得研学旅行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农村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更会面临因城乡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而带来的经费匮乏、意识淡薄、研学资源缺乏、教师素质欠佳等困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孩子回答一切。要想让孩子“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学会游泳，就要在水中练习”。

（摘编自《莫让研学旅行成为奢侈品》，《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0日）

材料四：

从推向市场以来，研学旅行就受到各界关注，同时也因其存在的准入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研学旅行产品同质化严重、“华而不实”等问题而受到质疑。受到疫情影响，许多研学旅行机构推出线上研学产品，也使得以“体验”为核心的研学旅游质量大打折扣。未来，研学旅行如何复苏并提升质量，成为现阶段各研学旅行机构能够走出困境并寻求更大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摘编自《研学旅行：上好“第二课堂”》，《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8日第12版）

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惊人”是受到广泛关注的审美命题，往往被视为艺术创作中使读者或观众获得审美快感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学中，说某人的诗作“有惊人句”，这是对其作品的审美价值的高度称赞，几乎可以说是最高品级的认可了。

“惊人”在诗人的自述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对艺术价值目标的追求，如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李清照的“学诗谩有惊人句”等。

而更多时候，“惊人”是在对诗词审美价值的高度评价时提出的，如杜甫称李白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对李白诗艺术成就的极高的赞美。宋人吴可《学诗》:“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惊天动地”是对谢灵运诗的极高评价，也是指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呜禽”名句流传至今的艺术魅力所在。明代著名文学家徐渭论诗时说:“公之选诗，试取所选之者读之，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便是兴观群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论诗的社会功能的最基本的概括，也是儒家诗学的基本观念，而徐渭则认为如果诗能够使人读之如“冷水浇背”那样“陡然一惊”’也就达到了“兴观群怨之品”了，否则就不是。实际上，徐渭是把“陡然一惊”作为诗歌艺术价值的最高标准了。清人赵翼在评价遗山词时说:“遗山词修饰词句，本非所长；而专以意为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惊心动魄，次亦沁人心脾。”他认为遗山词的上乘之作是惊心动魄的。

“惊人”等美学要求，主要是侧重于作品所产生的令人惊奇的审美效应，在诗学中表现为对卓异的语言创造之提倡。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里所说的“警策”，即在诗文中最能竦动读者的警句，乃作品中最见华彩的句子，也是作品的安身立命之处。有了它，可以使作品满篇生辉。虽然作品的词语都是颇有条理的，却有赖于警句的出现，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警句虽然只是“片言”，却是作品价值的关键所在。

“惊人”感在中国古代文论和诗词创作中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因此，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应该基于丰富的艺术实践而对它进行学理上的升华！

（有删改）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依靠科技进步创造出工业化的奇迹，而对自然的态度则由以往的敬畏转为征服。实践表明，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往往都是由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忽视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只顾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忽视子孙后代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漠视对自然生态和其他生物的保护，由此催生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孕育出灿烂的生态文化，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时至今日，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仍不到位，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程度还不够高，垃圾围城、生态破坏等现象时有发生。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让人民群众享有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中国政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监督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文明建设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必须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走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重视惠及当代人类和未来子孙后代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保护好生态环境。着力推进产业结构、空间结构、能源结构、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用绿色技术改造形成绿色经济，以促进能源绿色转型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推动绿色发展，同样可以带来良好经济效益。一些地方通过发展绿色产业，很多产品的性能有了显著提高，质量有了明显改善，而且大大降低了耗电量、耗水量；很多产业利用废弃产品或其零部件加工制造新产品，在大大减少废弃物、大量节约资源的同时，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能源和资源的梯级利用。事实证明，推动绿色发展不仅具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而且具有经济效益。要从技术、政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使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市场主体的自觉行动。

（摘编自钱易《走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城市应该有延续文脉的自觉性

葛剑雄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从国都至县（邑）的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全国的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军事中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随之消失。一旦城市的功能改变，即使自然条件依然如故，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都会随之改变。否则，这些硬件和软件不是过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废弃，城市就会失去生命力。

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当时存在的文化，还包括过去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城市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

因为这些物件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 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

面对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不同国家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宗教、不同风俗习惯，正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为世界带来多重惊喜。

第一重惊喜，来自经济的发展。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关心的时点是当下，最在乎的事是早晨醒来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如果一个倡议或理念能够让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生意越来越多、腰包越来越鼓，那么它的朋友圈就注定越来越大。从“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基本建成，到巴基斯坦卡西姆港1320兆瓦电站等重点项目开工建设；从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再到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一个个不争的事实，反复验证着5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为相关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惊喜。

第二重惊喜，来自人心的凝聚。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此时，如果进行零和博弈，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就会把世界经济推向“死胡同”。面对经济全球化遇到的挫折，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实践中使之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如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一系列顶级会议、对话机制和国际组织，正在重新凝聚人心，为世界经济治理带来惊喜。

第三重惊喜，来自合作的紧密。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世界各地民众彼此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世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体系公正性、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追求，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平台与载体。“一带一路”将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这无疑为“地球村”居民共绘美好蓝图带来新的惊喜。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不难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这“三重惊喜”将以更深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更广的范围为人所感所知。

（摘编自王俊岭《望海楼：“一带一路”为世界带来三重惊喜》《人民日报》2019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