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融汇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艺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孟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永嘉学派的叶适说：“是故天诚覆而地诚载，惟人亦然，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王夫之说：“诚与道，异名而同实者也。”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诚已经具有了自然规律的意义，甚至被幻化为化生万物的精神实体。我们今天进行诚信文化建设，要善于面对和运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价值资源和历史现实。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儒家的社会伦理文化，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诚”是这个文化体系的一个核心价值，具有轴心性。《礼记》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具体地说，从社会价值论角度看，我们研究诚信文化建设应该重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个体价值主体性的涵育。“正心诚意”，诚信、真诚、诚实是个体人格育成的必备品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诚的品质。诚是一种目的性价值，而不是工具性价值，是现代人格建设的构成性因素。诚即良知真心、赤子之心、天地良心。诚的反面是虚假和欺骗，主体责任的缺失和泯灭。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的本义是真，可以从真实、真诚和真理三个层面挖掘诚的价值意蕴。一个高尚、伟大和充满理想的人格一定是以真实、真诚和追求真理为基础和底色的。我们需要把“三真”熔铸到新时代新型人格的塑造中。

二是价值主体间的融通性。与传统社会的封闭、稳定、确定、连续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开放、流动、变化、断裂和不确定的社会，我们正经历着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深刻转型，传统的诚信价值体系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当代诚信文化建设有助于主体间增进可交流性、可合作性、可识别性和可确证性。没有现代性的诚信体系，人格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将不复存在，碎片、断裂、虚假的主体人格将使主体之间的交往和社会价值运行无法展开。

三是社会价值主体性重建。诚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价值原则。科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以现代诚信体系建设为支撑。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中的“诚”提炼升华为现代文明中的诚信价值，使其融入现代法治体系、经济运行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和文化建设体系。有了完备的诚信体系建设，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安全、和谐、自由、公正、美好、幸福的社会。互联网、大数据、高级算法和各种智能管理系统为现代诚信体系建设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这是问题的一个积极方面。另一个应该警惕的方面是，诚信技术体系建设中个体价值主体性和完整性的保护，包括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尊重、自由价值界限的守护、生命价值的看护和隐私等个人权利的保护。没有这个方面，现代文明社会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将不复存在，我们将离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越来越远。

应该说，我们今天倡导和加强诚信文化建设不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优势。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诚信文化建设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遗失、现代性缺失和审美迷失的危险，我们需要以更大的参照系、更长远的目光、更深的理论层次、更宽广的胸怀，审视今天的现实，判断和选择未来的路径。

(摘编自庞井君《新时代诚信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论意蕴》《人民论坛》2018年3月)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选自《拿来主义》）

“诗骚传统”，又称“风骚传统”，即《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所形成的文学精神的传统。《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

随着全球化引发的本土文化的深刻变化，在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我（们）是谁”的认同问题被推上了理论前沿，逼迫我们做出回应和解释。“诗骚传统”所特有的道德承担和哲学品格在当代社会正可以成为医治当下文学疾患的良药，成为正在重建中的具有当代性和民族性的“新文学”的重要基础。

首先，弘扬“诗骚传统”关注现实人生的精神，使当代文学重新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由周代礼乐文化孕育而成的《诗》，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不仅内含着儒家的礼教、乐教思想，也体现着儒家所提倡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与贤人政治观念。先秦时期的中华人文精神不是空想的，不是神道，而是和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力求符合实际的、辩证理论观点的结晶。而这一点正是中华人文精神得以“自强不息”、永不衰竭的主要原因。

其次，提倡“诗骚传统”中兼济与独善相结合的人格，使当代文学成为重塑国民灵魂的一个重要途径。“诗骚传统”形象地展示和诠解了先秦哲人的人生智慧，倡导勤学好问、刚毅自省等优秀品质。历代对《诗》的阐释发挥构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人生诸观念，比如苦乐观、生死观、穷达观、处世原则等多方面的内在意义。“忠信诚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系统，成为历代文人在面临重大人生抉择时的重要思想支撑点。

再次，发扬“诗骚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使当代文学成为价值的引领者。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精神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借助抽象的概念建构而成的，而是通过诗、骚加以形象的表述，又以“诗骚传统”的延续而代代相传。《诗》《骚》在被儒家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中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倾向被逐步地发掘出来。随着历代文人的讽诵，儒家的思想也代代相传。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展示了人在现实中进与退的矛盾冲突和精神层面的取舍与延宕。历代文人在对屈骚的解读中反观自我，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找到自己。

由此可见，“诗骚传统”实际上就是古典人文精神和中华民族文脉的载体，历代能得此传统之真义的文人，才是中国文脉与人文精神的承担者。立足当下文学时代性、民族性缺乏的现状，借助于对诗骚传统形成历史的梳理及再阐释和再承续，我们便可以找回我们民族精神的源头，找回那使人的信念清澈明晰的真理。

（摘编自《论“诗骚传统”》）

材料一：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材料二: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商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三：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近年来，国产动画片的产量颇为壮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葫芦兄弟》等作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与动画相结合，形成了木偶、皮影、戏曲等诸多形态的动画形象，鲜明地展示着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气质。

但是，近年来，国产动画作品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其传统印象逐渐偏离观众的审美视野，虽然有不少动漫作品走向国际，但其所表达的思想深度和传统君化内涵却稍嫌不足。其中，许多作品放弃了具有中国文化传统风格的动画制作理念，放弃了纯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品位和风格。同时，中国当代动画片在主体受众定位上存在着娱乐化、低龄化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导未来的中国人在动画片的接受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脉有所疏离。

因此，中国动画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对于传统文化借鉴、吸收的诸多实践，实际在当代有所断裂。在动画作品中如何更好地展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动画作品的艺术水准，已成为今后国产动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动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创新性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注入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实现国产动画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更是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有效举措。

欧美与日本一直是世界动画产业的前沿阵地，他们的经典作品不仅展示本国的生活面貌、思想精神，还出品了许多与世界各地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动画片。如美国出品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魅力。外国制作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动画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些动画片为世界各地观众所认知。但是，这种成功的典范，在引起我们的反思之时，也应该成为激励我们国产动画创作思路的一剂强心针，毕竟曾经的中国动画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创作的精神食粮。如何像前辈动画人一样有效地汲取和创作，是需要智慧和思考的。一部好的艺术作品总是让人回味无穷，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是墨西哥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载体，以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墨西哥文化。这种成功难以复制，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因素。

但应注意，国产动画创作在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时，也要把握好传统文化的脉络，把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素材，并不是要一窝蜂、赶潮流地都去进行有关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也不能在作品中随意地、不经考证地、蜻蜓点水般挪用一点传统素材，或者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支离破碎地生撤硬套进去，以为沾上一点传统文化的要素，就显得艺术品位高。我们应该对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敬畏，在尊重传统、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取材和再创作，从而使文化形式和作品内容达到水乳交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产动画片丰富的素材来源。在前辈动画人的努力下，通过汲取这些文化元素，创造了诸多跨时代的经典动画片。将传统文化精髓与时尚潮流、当下的市场需求与动画艺术特色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在作品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通过动画这种艺术形式，成功地向世界展示、宣扬，这是今天中国动漫应该选择的重要道路。

（摘编自李春沐《中国动画片创作需要传统文化的滋养》）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多次断言:“东方或中东没有修辞学。”西方学者的断言，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在此问题上，难道上帝真的漠视了东方子民了吗?显然不是，中国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修辞和修辞学。只要人类使用语言，使用符号，就存在修辞和修辞学，因为修辞是人们能动地使用语言以提高传播效果的行为。西方学者的断言，是基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或修辞学观念作出的判断，其中折射着文明的偏见。西方的古典修辞，就是以城邦社会为语境的演说、劝服和论辩。其经典模式是由“诉讼”“议政”“典礼”三种演说和“觅材取材”“布局”“谋篇”“文体风格”“记忆”“表达技巧”等五个步骤，以及“人格”“情感”“逻辑”等说服要素构成的范畴体系。我们称之为“三说”“五艺”“三素”。以此模式框定其他文化和文明中的修辞或修辞学形态，是不合适的。“西方之外无修辞学”的观点是狭隘的。

什么是“修辞”“修辞学”，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修辞”“修辞学”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文化乃至文明概念，即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国家乃至文化和文明中存在不同的修辞形态，“修辞学”也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不等于说，众多的“修辞”“修辞学”观不存在任何交集。相反，尽管存在上述方面的差异，“修辞”“修辞学”依然是一个相对明晰的概念。简单地说，“修辞是人类的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显然，运用语言等媒介符号进行思想、观念、情感交流，以实现信息共享、行为协调的传播行为，是人类修辞的共性。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规律，即揭示如何高效地实现人类语言等信息交流规律的学问。

从现存文献看，说服、论辩现象，或者说“长短术”“纵横术”，是我国先秦时期典型的修辞形态，特别是在战国时期，以门客、游说之士为最。但是，除此之外，当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修辞形态。《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籍中有许多关于策士论辩的记载，属于论辩修辞。而《诗经》《论语》等，则是文学和教育话语，也是当时的修辞形态。而当时关于修辞的思想和学说，则遍布先秦诸子的著作。随着国际修辞学研究全球化趋势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和东方有修辞、修辞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古至今，中国不但有修辞实践和修辞学思想，而且修辞形态多样，思想十分丰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也具有像古希腊一样悠久的修辞学传统，也有论辩、说服、演说传统。在世界共融环境下，了解中国修辞学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将有助于增进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有助于促进大同世界的建构。”

（摘编自《北京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