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说文解字》中说：“避，回也，从条，辟声。讳，誋也，从言，韦声。”所谓“避讳”，就是回避、忌讳的意思，是人们出于迷信和畏惧的心理，或是因为政治、礼制等原因，在文化生活或行为方式上要回避相关名物的特殊现象。

②形、音、义是汉字的三要素，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有的书写形式、特定读音和特定含义。汉字能与避讳文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一方面，汉字中包含着大量的避讳信息；另一方面，避讳文化也对汉字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避讳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有的合体字因为其构件而被要求避讳。还有的因为汉字字形相同或相近而避讳，如“罪”本作“辠”，由于“辠”和“皇” 字形相近，秦始皇为了避始皇名讳，就将“辠”字改为“罪”。段玉裁注引《文字音义》云：“始皇以‘辠’字似‘皇’，乃改为‘罪’。”还有因汉字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讳，如袁世凯当政时期，觉得“元宵”听上去像是“袁消”，下令人们不许叫“元宵”，改叫“汤圆”，这也是有名的利用读音造成避讳文化的一种现象。另外，也有因汉字字义等而讳。有些汉字的字义具有封建统治者忌讳的内容，因此，统治者或强行解释其汉字义，或曲解为多义词。

③汉字的避讳方法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缺省笔画，这种方法常见于唐代，宋代以后颇为盛行。缺笔这一避讳方法是主要的避讳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简便易行。虽说本字缺笔，但是不影响大概原貌，后人也可轻易从缺笔字中联系到本字。拆字方法就是利用合体汉字的性质，将该字拆成若干部件，或者只选取其中一种部件加以使用。另外还可用其他汉字代替。比如，在古代为避名字，就直接用“讳”字代替，这也是以“讳”代替名字的开始。还有以字代名的，如古时候称人以字，以表示尊敬，如果在交际过程中直呼其名是非常不尊重人的行为。再其次是改变汉字读音。这种避讳方式是在说话或者诵读的时候，遇到所要避讳的字就变更其读音，或者直接读作他字。最后就是用红纸或者黄纸将避讳的汉字覆盖。如果犯天子讳，则用黄纸，因为黄色是我国古代所谓的正色之一。

④避讳这种现象充斥于各种各样的文史典籍之中，也对后世造成了巨大影响。避讳造成了汉字使用的混乱，使得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错字、别字、空字，影响后人阅读。同时，它也造成了材料失真，给甄别、使用文史材料带来困难。但避讳有时也可化腐朽为神奇。讳字具有时代性，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避讳字和避讳文化，我们可以通过避讳字校勘古籍，为书中的脱、讹、错、衍提供参考。避讳也会对语言学产生影响。首先是为汉语词汇增加新的义项——名讳。其次是出现新读音，产生新词语点但也造成了怪诞词及词的怪诞用法，失其义理。再次，避讳也产生了大量的残缺字。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认为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时。而今所见传世清代刊本书籍，凡是与清帝名同诸字莫不缺笔，则几乎成为定例。

⑤避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文字自身所带有的文化属性息息相关。汉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其丰富的文字信息和文化信息每每都被统治者加以利用，来统治和巩固自己的王朝。避讳于古代汉文化影响至广、至深、至巨，特别是和文字的影响相辅相成。

（摘编自石佳豪《汉字避讳文化微探》）

材料一：

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

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孔子在《春秋》这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 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一国家信仰里，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就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

（摘选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材料二：

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化中，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基本社会模式的独立性上。它为人类建立的基本社会模式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社会模式，也不同于西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社会模式，甚至也不同于西方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学说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它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对于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解形式和处理形式，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模式。它的社会模式是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抽象出来的。武王克殷之后的周王朝是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整个国家的，得到分封的是其亲属和作为亲属对待的有功的大臣。这个“国”本身就是以一个“家”的形式存在的。直至现在，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和“家”还是作为一种同构关系来理解、来接受的。在我们的观念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家”就是一个小“国”，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几乎全部可以用家庭内部的血缘亲情关系来理解、来思考、来表现，反之亦然。实际上，这仍是儒家文化给我们建立起的社会观念。这种“国”与“家”的模式，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更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家”完全被包含在“国”之内，“国”外无“家”。“国”外的“家”不是我们的“家”，而“家”则是“国”的组成部分。“国”是由一个个“家”组成的，“家”外无“国”，少一个“家”，“国”就受一点损害，当所有的“家”都脱离了 “国”，“国”就不存在了。“家”和“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完全相同的，只有繁简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家”就是“国”的一种简化形式。这就为孔子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说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他是从分析、理解“家”的关系而分析、理解整个社会的关系的。正是在这种“家”、“国”同构的关系模式中，儒家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说，并且持续地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

（摘选自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丝绸之路”名称和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译介、传播进程，展示出其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样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译著的介绍，在汉文文献中已谈到丝绸之路。自20年代起，在中文相关译作中已采用了“古丝商之路”“蚕丝贸易通路”“运丝通路”等不同的称呼；至迟于20年代末，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等译名。从30年代初起，由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在西北新疆等地探险活动的直接推动，以及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又与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呼声与思潮相联系，缘此诸因，经学人的译介引进和报刊传媒的作用，“丝路”“丝道”的名称和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为国内学界接纳和采用。最初称谓尚不统一，呈现出命名多样化的状态，之后渐而趋向集中于“丝路”“丝道”的名称。一些学人陆续采用了这一外来的新概念和新名称，尤其是1935年之后，运用这一名称的明显增多，并成为学术表述的一种概念工具。

（摘编自邬国义《“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古代丝绸之路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

丝绸是沿线国家商品交易中最主要的高档货物。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在古代西方国家十分名贵。安敦尼执政时期，中国丝绸几经转手到了罗马，已是贵若黄金。在阿赫门王朝时期，丝绸产品和生丝是波斯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大宗商品，波斯人采用萨珊传统纺织方式进行再加工，赋予中国丝绸新的活力。在中亚，索格底亚那的商人精通丝绸贸易，公元4世纪时，我国长安等地集聚着不少以经营丝绸为主的索格底亚那商人。为了争夺对中国丝绸贸易之利，公元571年拜占庭联合突厥与波斯发生了一场长达20年之久的“丝绸之战”。

公元5世纪前后，我国茶叶通过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陆续传入南亚、中亚、西亚，15世纪一经传入即迅速风靡整个欧洲。17世纪以前，中亚和欧洲人日常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器、木器和金银器。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西方激起了一股“中国热”。

古代丝绸之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交互传播，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及炼铁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相继传入西方，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李国强《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材料三：

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及社会文化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中国是中亚5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亚油气资源最大的购买国。

中国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超过19世纪末美国的兴起，堪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在于，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总人口不过2～3亿，西方工业国的出现，造成少数人口居于全人类产业链与食物链的顶端，全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多为他们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全球的贫富差别。日本以及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也没有影响这种世界格局，因为它们的体量太小。而中国的兴起，是相当于现存西方社会两倍以上人口的崛起，它意味着原先为西方少数人享用的全球资源要被新来者瓜分，原先已经存在的财富流动渠道和流向要改变。

（摘编自刘迎胜《丝绸之路的未来——当代的新丝绸之路》）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下班路上“刷一刷”，等电梯时“抖一抖”，吃美食前“拍一拍”……如今，各类短视频应用已融入不少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如何有效防沉迷，已成为一道现实课题。据报道，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目前国内有21家主要网络视频平台正准备上线“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其实，不只是青少年，一些成年人也在低头中感到“时间知觉麻木”，在虚拟世界里“沉醉不知归路”。短视频何以具有令人沉迷的用户黏性？仔细推究，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机制和传播机制。研究显示，人类存在“生动性偏好”，更易被视觉性显著的信息吸引。短视频因其较强的视觉感染力，很容易传播扩散。此外，传播参与者既有围观心态，也有自我表露诉求，而短视频能够实现双重满足。短小便捷的传播形态，适应信息消费场景的碎片化；垂直深耕、算法推荐，实现了精准对接用户需求的目标。可以说，以用户为中心的短视频平台，日渐生成了富有特点的传播逻辑与生态，占有了大量注意力资源。

“黏屏”现象也反映出短视频的“内容引力”。几十秒的镜头，可仰望浩瀚星空，也可俯瞰市井烟火；能近距离观察社会肌理，也能深度透视时代景深。点开视频，领略城乡风貌，了解风土人情，足不出户就能“行万里路”。现实中，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非易事，但通过网上“打卡”，可以随时随地满足“在路上”的愿望。与此同时，海量用户的聚合，为人们提供了个体观察与群体观察的视角。视频的主角，可以是知识精英、“草根网红”，也可以是外卖小哥、普通建筑工人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短视频以参差多态的内容，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维度。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兴应用场景，短视频正在构成独特的网络景观。截至去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短视频营销市场规模逾140亿元。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也应看到，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凡此种种，不仅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传播实践证明，以优质内容传递主流价值，是短视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习近平讲故事》《国家相册》等主流短视频成为现象级产品。观察这些迅速走红的“爆款”，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以正能量吸引高流量。与社交媒体时代“负面内容更吸睛"不同，短视频时代更看重“记录美好生活”，点赞风雨中坚守岗位的交警，记录消防员逆行的"最美背影"，歌唱普通人的亲情与爱情……优质的短视频，往往紧扣"美好"二字，为网络空间增添亮色。这也启示人们，相信美好、选择美好、呈现美好，才能创造更多高品质原创内容，也才能收获更多用户点赞。

（摘编自荣翌《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孙中原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兼爱”理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瘠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兼爱上》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墨子明说“爱父爱君”，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率兽而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极端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下，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些微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 ，猛遭围剿挞伐。

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汲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2日）

事实与价值

① 今天的知识人都知道“这是银元”是个事实判断，“银元是好东西”是个价值判断。我们有时的确需要区分事实与价值，但不宜把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

② 要弄清楚事实和价值的关系，不妨从“事实”和“事情”的区别说起。我们总是从静态说到事实的，事情却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我们说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事情正在起变化，事情的经过一波三折，事情终于过去了。然而，事实却不发生，也不发展、结束或改变。“事实”这个词儿有很强的证据含义，我们确立事实，是为了解释什么，证明什么。事实是静态的，这跟事实的证据含义有关——证据当然不能一时这个样子一时那个样子。

③ 我们不妨把世上的事情比作树林，把事实比作木材。树木生长、壮大、死亡，树根长在泥土里，又跟别的树的根系纠结在一起，枝叶互相交叉，又有藤蔓缠绕其间。我们要打桌椅、盖房子，跑到树林里，伐下合适的树，截成立柱和檩子，制成木板。树是自生之物，事实是有用之材。我们从自生之物取有用之材。我们从林林总总的事情那里选择、截取事实，为某种看法提供证据。

④ 既然事实是从实际发生的事情截取而得，我们自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截取。“李四打了张三一拳”是个事实，但这可能是从“张三先打了李四两个耳光，李四回了张三一拳”截取下来的。由于截取的角度、长度、密度不同，同一件事情可以提供颇不相同的事实，有时甚至会“歪曲事实”。世界上每天发生无数多的事情，要论证某个结论，何须编造事实，两个人挑选的事实不同，足以引出完全相反的主张。

⑤ 那么，把所有事实都陈列出来如何？在法庭上，不仅要求“所陈述的都是事实”，而且还要求所提供的是“全部事实”。然而，我们肯定无法从字面上穷尽“全部事实”。所谓“全部事实”，说的是全部相关事实。

⑥ 我们为了论证什么才确立事实、寻找事实。事实的主要身份是证据。在有些领域，有些场合，我们需要从证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待世界。典型的是法庭和科学研究。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总是在提供证据，所以，事实和价值通常是连在一起的。“他跳进火海去救战友” “他骗走了他妹妹的钱”，这些话是在陈述事实抑或作出价值评判？根据同样的事实，你我还可能做出不同判断。检视同一块化石，你判断是鸟，我判断是恐龙；根据同样的情报，你主张进攻，我主张按兵不动。但判断不同，并不意味着你我把自己偏好的价值贴到事实之上，而是把同一个事实跟不同的情况联系了起来。             

⑦ 事实是判断和论证的理据，它因此已经有了价值，我们也的确经常说到“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发现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事实”。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呢？宽泛地说，人们说事实本身并无价值，可能是说它只具有工具价值。弓箭因为能够用来射鸟射兔而有价值，改用火枪来打猎了，弓箭就没价值了，或只剩下博物馆收藏的价值。在较为具体的意义上，人们把事实和价值分离开来，大概是要说明，无论你持有何种价值观，事实还是那个事实。

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并不把也不必把天下的事情分成事实和自己的感受。然而，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需要把事实和自己的感受分离开来。在甲方看来，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乙方却不这么认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事实是：张三未经李四允许就从李四那里拿走了1000元。这个事实可以被解释为张三偷了李四的钱，但也容许其他的解释，例如，张三和李四是极好的哥们儿，你用我的我用你的一向不用事先打招呼。法庭要求证人尽可能屏蔽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只陈述事实。学术与科学以相似的方式专注于事实。

⑨ 并没有两个世界，一个事实世界，一个价值世界，我们也不掌握把价值贴到事实上的魔法。倒是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有时需要把一些事情从流变不息又充满爱恨情仇的世界中切割出来，确立为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在特定的意义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

逸人论

刘再复

“五四”后，现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想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的道路。但从外国深造回来，他们才发现社会并没有提供施展才能的职业空间，这样，许多人就不得不去寻找“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于是纷纷成了战士。

成了战士自然是好，但有些人确实是书呆，见到剑与火与血就害怕。于是，这些人就想当隐士，也就是“逸人”。但时代已不允许他们当隐士。那些当战士的知识者指责他们：社会正在大变动，中国人这么苦，你还想当隐士，你的良心何在？于是当逸人的梦也就纷纷破碎。积极参与“五四”革命运动的周作人，后来就想开辟“自己的园地”，创造个精神避难所。然而，连他的哥哥鲁迅也指责他。鲁迅认为，谋隐与谋官其实是相通的。他还认为，“古今著作，足以汗牛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鲁迅对隐士的批评有其历史具体性和针对性，而且古来隐士中确有以“隐逸”为手段抬高自己的身份，或身在山林、心在魏阙的人。但鲁迅没有给一些确实希望逃避政治、逃避官场的作家诗人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这就太激进了。做隐逸选择的人与强烈介入政治、热衷官场的人确有区别。

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得益于他的隐逸。隐逸不仅为他赢得时间，赢得写作的从容心情，而且使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和道家乐天安命相通，但不同于道家的逍遥无为，依然执著于日常生活现实，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守得住理想、情操和心灵自由的精神世界。这种境界与平凡生活相连，又超越平凡的生活，不像玄学佛学般虚幻，又完全不同世俗的琐碎平庸。这种境界使他创造出“平淡”的独到的诗歌风格，给文学史留下了千年来的永恒诗味。面对的是平常的山野田园，闪射的是“生与死”思索的形而上光辉。那个时代能容纳陶渊明隐逸的存在方式，真是诗家的大幸。

世界上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隐士在某些方面不及战士，但他们把世上的功名看得淡漠，常常进入深远的精神生活，于艺术、哲学常有战士难以企及的贡献。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其实都是逸人或在某一人生阶段是逸人，但他们的书画诗很有成就。弘一大师和苏曼殊，既当过战士也当过隐士，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使他们的艺术多姿多彩。李白、苏东坡，时而战士，时而逸人，所以他们的作品不落单一，这与我们一些只会“放声歌唱”的诗人大不相同，确有丰富与贫乏之分。

“五四”后，能躲进象牙之塔潜心于学术、艺术的知识者太少。逸人表面上回避世人，实际常常是服务世人的典范。印象画派大师莫奈在远离巴黎的村庄里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庙堂，今天变成了世人“朝圣”和享受艺术的地方。

（选自《人论二十五种》，有删改）

材料一: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法规、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部门及能源品种法规是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几次修订。自2000年颁布以来，该法先后经历了四次修订。同时，分别上调风电电价、下调了光伏发电电价，作为调控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的重要手段。第三次修订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目标提高到2020年达到35%，并确定了更为长远的目标，即2030年、2040年、2050年分别达到50%、65%和80%；同时，基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下降的情况和减轻政府补贴负担的考虑，继续下调风电上网电价，确立了光伏新增装机量与.上网电价调整的关联机制。美国推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刺激政策最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所涉及，涵盖了税收抵免、财政补贴、贷款担保、加速折旧和基金支持等经济手段。税收抵免是最常用的手段，例如，生产税收抵免政策适用于多种可再生能源品种，包括生物质能、风能、光伏等，抵免标准是0.018美元/千瓦时。消费税抵免则主要集中在生物燃料领域，1978 年首次提出了对乙醇汽油给予4美分/加仑的消费税抵免，2004年起大幅提高了抵免额度，如油料植物和动物脂肪制成的生物柴油为1美元/加仑、由再生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为0.5美元/加仑。我国应积极借鉴德美的立法经验，明确法律保障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转型法律法规的出台。

(摘编自林绿等《德国和美国能源转型政策创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

材料三:

“阿布扎比之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该项目由中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日本九红株式会社和阿布扎比水电局三方组建的合资公司(以下称“项目公司”)建设，依托中国产品和中国技术，于今年初投入商业运营后效益显著。

“没有中国技术的参与，我们的项目进度可能会减慢很多。”项目公司总经理豪尔赫。佩雷亚说，“中国公司作为项目业主之一，把就业机会留给当地的同时，提供的经验和指导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帮了大忙。”豪尔赫举例说，中国晶科能源对太阳能面板采取了创新的“之”字形排布，在有限的土地上优化了工程设计，从而实现了竞标者中最大的发电量。项目施工则由20余家阿联酋当地及外国企业共同参与，由中方派出的人员指导，高峰时大约2900人同时在现场作业。

“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智能运维机器人为我们解决了在沙漠中维护设备的难题。”项目运营经理穆罕默德，马尔杜介绍说，调试完成后，在总控制室就能控制机器人在太阳能面板上来回移动进行清扫，每天启动一至两次即可保证面板正常工作，极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有着20多年光伏项目管理经验的豪尔赫坦言，在选择组件时他从未想过为中国产品“开绿灯”，“中国生产的组件不仅性能优越、价格合理，而且短时间内就能满足我们的订单需要。面对这么大规模项目的需求，别的公司都回复‘只能试一试’，唯有中国公司告诉我们‘没问题’!”晶科能源等中国企业在光伏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快速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

(摘编自《“中国技术成就绿色能源梦想”》，《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