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季国平

戏曲，是中国人最典型的传统审美方式。

中国戏曲雅俗共赏，选材宽泛，自古以来，既有帝王将相的阳春白雪，也有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既登得了庙堂，又入得了街巷。中国戏曲深蕴传统文化的精髓，舞台之上，一桌二椅，唱念做打，节奏唱腔，全凭演员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营造具体的戏剧情境和表现鲜活的人物。而中国戏曲本质上是写意的：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这与中国整个的传统艺术，如文学、绘画、书法等，都一脉相通，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特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一直都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活动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随着20世纪现代文明的崛起，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娱乐方式渐趋多样，中国戏曲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尽管戏曲从过去一枝独秀、舞台霸主的地位退了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戏曲仍然是文艺百花园中最为绚丽的一朵。

中国戏曲历经千年流传，“通变”早已融入自身血液之中，善于继承传统，也擅长吸收和创新。戏曲代表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沉淀了中国人千年的心灵世界，而地方戏更是凝聚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民族文艺的坚守和创新。戏曲在当代的发展，就具有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民族特性、弘扬民族艺术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戏曲艺术是传统的、独特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戏曲是古老而又面向未来的艺术，保存个性和特性的传承，扬长避短、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是其生命力所在。这就如同书法艺术需要发展创新，但不管如何创造，终归是点画线条的艺术，是汉字的艺术。中国戏曲整体的写意性、程式性要保留，切忌盲目采用现代舞台声光电技术“大制作”，破坏戏曲的本质。地方剧种的个性和风格也只能在创新中得到强化。

戏曲要走向未来，剧本是基础。曹禺大师早就说过，“繁荣的关键在于创作”，“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目前戏曲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剧本荒”尤为突出。戏曲剧本有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现在的剧作家创作的天地宽了、条件好了，但市场经济对剧作家心灵的诱惑和腐蚀太严重了。没有纯净坦荡、自由放飞的心态是写不出好剧本的。剧作家要静下心来，独立思考，有感而发，才能创作出形象生动、内涵深刻的剧本来。

戏曲的题材要创新。今人看古人的戏，看什么？传统戏曲应该开辟题材创作的新领域，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题材可以是历史的，但创作理念和立意必须是现代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再现经典，适当取舍，挖掘经典中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厚重的经典就能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灵慰藉。

戏曲的未来在年轻人，戏曲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这是因为戏曲是高度艺术化的样式，“形式即内容”。现在的小孩子很小就看得懂动画片、电视剧，但让他去看戏就不一定能看懂。一是内容看不懂，二是形式看不懂，比如为什么要勾脸谱？水袖表达着些什么？武将出场为什么要“起霸”？戏曲有一定的欣赏门槛，观众要经历一个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过程。因此，要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接触戏曲。现在时尚的东西太单薄，当年轻人腻烦了感官刺激，有了一定审美修养和内涵时，中国戏曲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戏曲是创造性的艺术，是与观众当场双向交流的艺术。如果我们重视剧本创作，扬长避短，好戏频出，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喜欢看？新的观众不断成长，我们的戏曲怎么可能不繁荣？戏曲里有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人道，其根源在于孝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人伦关系和人伦次序来说，“孝”一般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孝敬，指的是上下两代人的纵向人伦关系，“悌”指的则是兄弟姐妹间的横向人伦关系，“一纵一横”所形成的“十字形”的人伦构造，无疑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构造，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有利于”：

其一，有利于个人的修养成才：悌作为对兄长的敬爱，与孝具有天然的联系性。将对兄长的敬顺扩大至父母便成了孝。同时，维持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本身也是孝的一个方面，“兄弟睦，孝在中”。义与悌更是紧密联系。“义之实，从兄是也。”义为行事得宜，分寸得当之意。幼弟对长兄的得当行为正反映了义的内容和要求。孝悌作为个人修养的核心，做好它，仁义礼智便能顺其自然，唾手可得，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者也”。

其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悌对于“先生为兄，后生为弟”的强调，在家庭内部确立了普遍认同的同辈兄长核心和井然秩序。弟弟要时刻为兄长考虑，日常中尊敬顺从兄长。兄姐要用“友”回报“悌”，关心爱护弟妹。在孝悌思想的指导下，古人崇尚同居共财，甚者有十世同居，几千人吃一口大锅饭，而不闻争吵之声。即便兄弟成年后分家，悌友的思想也为财产划分添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分家之后各支仍旧相互扶持，荣辱与共，兄姐弟姐之间的悌德成为家庭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其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悌德明确长幼秩序，强调长幼两者各守其道，各安其分。与强调父子关系的孝相结合，培养出每个人的伦序意识与伦理关切，“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用悌道来侍奉尊长，在法治不健全和政权不下乡的社会中，孝、悌思想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今天，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悌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现代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一颗友好善意的心来面对所有熟人和陌生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如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人情冷淡的现象，正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兄弟般的热情，而习惯用冰冷的利益衡量人际间的关系所致。将悌道贯彻于社会中，不仅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推动社会更好的进步与创新。

当然，我们需要正确辨别与对待悌道，在重视与弘扬悌道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极端。兄弟姐妹之间的悌道，只是人伦关系之一，不能是占据人的存在的全部或主导层面的人伦关系。

——摘自丁成际《悌之道》（《光明日报》2020年3月21日）

①城市从发端之日起，就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军事、贸易和迁徙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形成了每一座城市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一方面基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创意产业；另一方面则集合了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②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关注文化自由以及文化的识别性。全球化下的城市文化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冲击。信息和人员的大量流动使得城市之中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移民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③多元文化同时影响着历史和未来的和谐。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认识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和未来、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战略，以及融合之中的个性，即鲜明的文化识别，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④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礼记》在描绘大同社会时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论语·子路》记载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⑤在社会学上，和谐是指一种社会安定平和的状态。如《左传》所言：“八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国的先秦诸子也都在各自的著述中设想了和谐社会的图景。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系统地提出了和谐说，和谐包含着对立和统一。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提出了“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到的和谐更美好”的主张。而在《理想国》和《法律篇》里，柏拉图也开始寻求“整个社会将获得非常和谐的发展，各个阶级将获得自然赋予他们的那一份幸福”的美好状态。

⑥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的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各国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大多围绕如何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展开，目的是最终达到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和谐。由此可见，对“和谐生活”和“和谐城市”的追求和实践贯穿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并且越来越彰显在人们为城市的明天所描绘的蓝图之中。

⑦建立“和谐城市”，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的和谐，在形式上体现为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和谐城市”的理念对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提出更新的挑战，并将之引入更高的境界。

(选自《上海世博主题问答》)

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意识就是人们对于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认识活动。文化意识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等。

在文学阅读中应注意培养下列几种意识：

文化的挖掘意识。文学反映的是人学、是社会学，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厚的人类社会文化知识。读周作人那些以“平和冲淡”见称于世的美文，我们读到的不仅是恬淡从容、庄谐并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今人古籍、宇宙昆虫乃至故乡野菜、北京茶食的文化知识；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高老头悲苦的命运，而且体察到了当时封建贵族阶级的衰亡、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文化心态。文化的挖掘意识就是对文学作品中写作主体在特定时代的心灵状态、生命状态、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感悟。北师大教授刘锡庆认为：“作文的本质是写作主体内在精神、独特个性的自由显现，是其生命力、创造力的文字外化。”这就需要学生阅读时不仅要读作品，还要读与作品相关的资料：作家传记、创作手迹，了解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这些与作品相关的文化知识对解读作品大有裨益。

文化的反思意识。反思是一种再思考。学生在阅读活动结束后，对自己的阅读理解、阅读感受以及阅读判断进行分析思考的一种心理需求和习惯。文学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人与人交往沟通情况以及人所憧憬的理想必然与作家不同的文化取向和文化理想有关。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作品，它作为文字符号总是负载着文化意义，这些文化意义深入到文学作品的深层，成为一种“底色”，学生通过艺术文本内部反观作品文化思想、文化意义，就是寻求这个“底色”的过程。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就包含了浓郁的文化反思意识：鲁迅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深入剖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弱点；老舍则通过北京市民社会这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崭新的透视，体现了“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但多数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是需要读者经过反思才能体悟到的。读者需要透过人物事件、故事情节本身去体察、探究它们存在的缘由，透过故事表象去思考深含其中的创作动机、创作旨向以及支撑作品存在的文化根基、文化底蕴。反思意识是使作品解读走向深入的一条途径，同时也是提高学生分析判断能力的有效方法。

文化的对比意识。文化对比意识就是指把两部作品或一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对照和鉴别的思维方法。把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两篇（部）以上的文章、作品放在一起研读，逐步提取内容要点，归纳表达特色，比较分析其共同性和特殊性。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方法不仅是机械地解释字义，记诵文句，研究文法修辞的法则，最要紧的还是多比较、多归纳。”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摘编自陈静《浅论培养文学作品阅读中的文化意识》）

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淮河流域不仅有着灿烂的史前文明，而且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先秦淮河流域地区既是一个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与融合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确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续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是贾湖文化。可以说，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头即贾湖文化，而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所以贾湖文化作为主源文化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过刻画某些符号、绘制形象或抽象的图案来传达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标识。尽管这些不能算是后来我们所认可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刻画符号，这些具有表意、记事功能的区域性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尽管不能称为成熟的汉字，更不可能是广为流传的系统文字，但却经过了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使用，并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最终成为后代汉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交汇、融合、发展。随着炎帝、黄帝族的势力进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随之进入淮河上游地区；以太昊、少昊氏为部族首领的东夷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东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也随着东夷部族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渐次进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通过豫西南进入淮河上游地区，在豫南广泛传播，并与外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存。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淮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这两种邻近的文化又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影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与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这种交流到了良渚时期则显得更为频繁和密切。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所吸纳，又通过文化交流与人员迁徙等因素进入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所吸收并积淀下来，从而对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良渚玉器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陶器中的鼎、豆、壶三者的组合等，都为以后的商周礼制文化所继承，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正是通过淮河流域这一特殊的过渡与交汇地带的文化融合作用，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谱系如裴李岗—贾湖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跨越长江与黄河得以完成交流与融合，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国上古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历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人势力的北渐，淮河流域不仅是楚人与中原诸侯争夺的前沿，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黄金地带。当吴越势力从长江流域向北发展之时，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都汇聚于淮河流域，从而实现了几大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大交流与大融合。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周代众多诸侯国的相继灭亡、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以中原族群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越来越丰富。淮河流域不仅是先秦时期我国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更是这一时期族群与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意义的重要区域之一。

（摘编自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创新既是艺术家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合力综合推动的产物，它可以让创作者的作品推陈出新甚至化茧成蝶。这就意味着创新包含了社会历史的发现，他们可以敏锐地察觉生活中涌动的特别审美意识，也可以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式。再者，中国的传统艺术留下了丰富多样的艺术遗产，这些艺术遗产的激励应该是当代艺术家的创作起点而非终点。然而，当下有些艺术创作者往往只习惯于创新之作的洒脱，而忽视了创新背后坚实的生活根基。创新的本质是进取，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激情.事实上，艺术作品的创新既体现了表达手段的不断更新，也暗含着艺术家文化认知与创造力。京都大学教授田中美知太郎说过：“创新和发现的过程属于‘哲学’的领域。只有在概念能被合理证明时，才能成为科学-”他认为，在可用科学解释的一般常识和真正的创造力之间有一道鸿沟。创新和发明就是可以弥补它们之间差距的心智活动。然而，没有一定的普通科学知识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造力。不过，优秀的艺术作品的确需要艺术语言的支撑才能得以展现，画匠和画家之间本质的区别却在于是否有艺术理念，这业已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时，艺术创造力也来自创作者不断发问的能力和探求精神，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不仅表现为个人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确立，更需要社会的培育和强有力的系统支撑。

不过，现实艺术创作中会发现有些人不断谈创新的“点子”，意在通过灵光闪现实现艺术作品的创新。不可否认，灵机一动的点子的确可以引发创新的某种能力，但“点子”的生根、成长需要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认知、选择和把握，也显现出对艺术的感悟、理解和呈现的能力。“点子”有时可能就等于一套飘逸的花招。只有那些真正有文化精神的艺术创新表现，才能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并被赋予文化意义，最终成为世人的精神财富。

有的人认为：“点子”也可以说是“种子”。因为“点子”需要经过创作者想象，并让其生根、发芽、开花直至结果，才能生成优秀的艺术品、所以，仅仅着眼于猎取“点子”的创作态度是不可取的；而应对生活既有“微观感受”，又有“宏观积累”。宏观积累的意思在这里要求站高些，看远点，不但明白“点”，还要清楚“面”……总之，可以在一个相对宏观的面上把握文化意识的流向，认识生活的真谛，发掘生活的内涵。优秀的创作者，一旦拥有了社会生活的宏观积累，对获得某种创新的“点子”来说，有可能触类旁通。否则，创作者的创新意识会被“点子”绑架，也会受“点子”的局限。

没有一定限制的创新相对容易，而真正难的却是限制中的艺术创新，过于强调“点子”的重要可能会忽视创作的本质表达。因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观念的生成与呈现的逻辑只有部分表现存在于非理性之中，主要还是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只有这样，艺术创作者才可以产生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创作理念，而非普通的惯常价值判断。有助于文化发展的艺术创新应该有文化性内涵，反之，这种创新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因为艺术创新应该具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所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这样才可以避免艺术创新中空洞的点子化特点。

（摘编自杨大伟《艺术创新不仅仅是点子》）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它之富于感染性启发性者在此，它之不落于言筌者也在此。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所谓：“午阴嘉树清圆。”(周邦彦《满庭芳》)这里如果改用“木”字就缺少“午阴”更为真实的形象。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那就说不定，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窸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在那蒙蒙的雨中，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这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日暮风吹，叶落依枝。”(吴均《青溪小姑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节选《说木叶》）

单从字面上说，“有嚼头”是形容某一种食物味道隽永，令人念念不忘。我之所以把“有嚼头”作为编剧创作的标准之一，首先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些人把电视剧视为“方便面”“快餐”，也是有感于前些年“味同嚼蜡”的影视剧隔三差五冒出来的现实。只有创作出“有嚼头”的文艺作品，才能入耳、入情、入心，才能潜移默化地传递正面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一部电视剧最重要的是故事、人物和语言，把这三方面做好了，作品自然就会“有嚼头”。

好的故事不是凭空得来，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好的作品都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将特定文化内蕴融入故事。譬如《神医喜来乐》的中医药文化，《玉碎》的玉文化，《小站风云》的稻耕文化，《闯天下》的杂技文化等。同时，还要为剧本设计坚实的历史背景。有浑厚文化作叙事底蕴，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作剧情驱动，故事就能扎下根，人物展示命运的平台才坚实。这样就不会“走事不走心，写史不写情”，或只有情节没有情怀，也避免了虽然矛盾冲突不断，却终落得一地鸡毛的琐碎。

文学是人学。当年聆听曹禺先生讲《雷雨》，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繁漪、周朴园、周萍、四凤这几个人物的剖析。事件可以借鉴，桥段可以虚构，要写出人物的独特鲜明，就必须靠积累。《潮起潮落》中李幼斌扮演的渔民鲁明宽，被国民党抓壮丁上了军舰，后参加起义成为新中国海军一员，这是我采访了许多老海军后才确立的艺术形象；我在天津生活30年，十分熟悉天津人为人处世的“温润”之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商人气质，以及到了节骨眼上敢于仗义行事的秉性，于是，我把它融在了《玉碎》男主角赵如圭身上。再说《神医喜来乐》，我听做中医的亲戚讲民国年间郎中的行医之道。同样的病，穷人来，无钱可赚，索性行善积德，几服药下肚就好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来，就让他慢慢恢复，一瞧就是几个月，把银子赚得差不多了，再给他除根儿。乱世里郎中瞧病有风险，老到的中医遇上有权有势的人物，如履薄冰，除了琢磨病，还必须琢磨瞧病的人，免得一味药下得不对、一句话不合口味，惹祸上身甚至掉脑袋。喜来乐这个人物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中塑造成型的。

电视剧语言的容量特别大，最忌书面式造句、报告式辞藻。我有一个习惯：剧本交给导演前的最后一稿中专门打磨语言。《我的故乡晋察冀》主人公耿三七，原是保定府山货店小伙计，直到他参加抗日当了游击队司令，“赔本的买卖不做，亏心的事儿不干”这句口头禅还一直挂在嘴边。我在拍摄前，走遍河北、山西各地，不仅收集大量故事、人物原型，还认真搜集当地方言、俗语，这样电视剧语言才丰富、厚实、有人气儿。

几十年创作生涯，我深感真正用心的创作就是拼积累、耗心血。但凡靠积累琢磨出来的剧本，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语言都会“有嚼头”。虽然同时需要创作技巧的锤炼、艺术灵感的催化，但从根本来说就是一种“能量转换”，一种对经验的艺术提炼。为了不落得江郎才尽，必须不停积累。“活到老，学到”这句老生常谈对于剧作者的确是六字箴言。

先贤造字的用意也是颇“有嚼头”的。嚼，口字边，释义之一是古代酒器，有饮酒之意；释义之二是指进餐时要像有身份的人一样“细嚼慢咽”。与吃相关的还有一个“吞”字。吞字上面像一个“夭”，提示人们“狼吞虎咽”是要折损寿命的，“细嚼慢咽”才是养生长寿的正理。借用到写作来，也颇为对位，急就章免不了草率谬误。从故事编织、人物塑造到语言打磨，即便有了丰富积累，也还是要耐下心来“细嚼慢咽”，这才能打造出真正有筋骨、“有嚼头”的好作品来。

（摘编自周振天《创作出“有嚼头”的电视剧》）

与其坐而“联想”，不如奋起“华为”

这个周末，“断供”刷屏。

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联想疑似断供华为办公电脑、服务器的传闻？是否属实？有何影响？”的提问，在舆论场迅速由“疑似”发酵成“联想断供华为”的话题，对于前者的质疑、批评和嘲讽，近乎一边倒地在社交媒体蔓延。5月19日凌晨，联想集团发布声明，表示目前向华为公司供货正常。华为公司也向媒体表示，联想对华为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停止供应的消息是“谣言”。

网络空间，一则“疑似”传闻能够骤然而起、急剧升温最终成为热门话题，基本都混杂了信息不对称、情绪化宣泄等等多重成因，这几乎已是规律性的呈现。理智告诉我们，在各种非官方信息满天飞的情况下，官方信息更接近事实。在舆论触角遍及每一个角落的今天，用虚假信息搪塞舆论，不管饮鸠止渴。联想和华为作为国际级的知名企业，它们的声明和回应无疑是值得信任的。冒着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的风险，单方面或是联手作一场应对舆论危机的公关，后果是这两家企业都难以承受的。

大道理是要管小道理的。退一万步说，即便真的出现了传闻中描述的情形，它也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次要矛盾，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次要方面，尽管那样的行为在情感上的确有难以接受的地方。归根到底，美国的极限施压，采取各种手段阻击华为，才是问题的缘起，更是问题的关键和根本所在。

离开这个基本的事实和总体的背景，所有的讨论都会瞄错了靶子、模糊了焦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如果为了枝节问题群情激愤，比如一味讨伐所谓的 " 断供者 "，始作俑者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看客，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对这样的情绪保持高度警惕。在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的关键阶段，用不知从何而来的传闻 " 传播 " 中国企业之间所谓的嫌隙，撕裂舆论共识，激化公众情绪，动机暂且不论，效果却是 " 搅混水 " 层级的，受益者显然不是我们。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就是在盯着芝麻、无视西瓜的情境中形成的，" 断供 " 传闻不应该成为舆论场上的一个新案例。

竹贵有节，人贵有志。就在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纳入 " 实体名单 " 之后，华为子公司海思公司宣布一直作为 " 备胎 " 的海思芯片全部 " 转正 "。之前的独立研发芯片之路，被称为“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背后的支点是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务实奋进的实干精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走到今天，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危机意识和实干精神一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备胎转正 " 是这些元素的最新呈现。与其坐而论道，被各种传闻牵着鼻子走，作一些无谓的 " 联想 "，不如奋起直追，对中华文明的赓续有所作为。这是“断供”传闻给我们最现实的启示。

中国前进的步伐是阻挡不了的，这既是我们的神圣权利，也已被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历史验证。面对大概率会出现的各种困难、障碍和挑战，特别是面对来自外部的倾轧，消除内部的纷扰，做好自己的事情，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才能不断地向前，向前!

（摘自2019年5月19日人民网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