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时空结构一一虚拟时空，虚拟时空的首要变化表现为空间上的“去中介化”，互联网逻辑的空间拓展彻底摆脱了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进而建构了一种没有中介的市场，市场结构变得极为简单。正因为如此，按照互联网逻辑呈现的空间才具有一种流动性，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能够围绕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关系，对供给与需求进行空间上的“黏合”，从而实现了市场交易的“去中介化”，虚拟时空的另一个变化表现为时间上的“弹性化”，在信息技术范式和互联网逻辑的作用下，高度程序化的时间脉络变得富有弹性和机动，高度体系化的时间结构变成了时间碎片并且能够及时组合。。

毫无疑问，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化逻辑中时空事项的组织方式，但同时也重构了一种全新的时空事项结构，并成为“互联网+”的技术红利的结构性源头。具体而言，“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主要来自虚拟时空作用于市场的技术效应（简称“虚拟时空”的市场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去中介化”显著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展．“去中介化”意味着市场交易彻底摆脱了空间的障碍和对空间近邻的依赖性。在虚拟的时空结构中，市场关系可以无限延伸，只要存在互补性的供给和需求，不管供求双方身居何处，互联网都能够通过技术性撮合，将受空间限制的潜在交易对象变为现实的交易伙伴。因此，“去中介化”不仅重构了市场关系的空间特征，而且实现了市场规模的技术性扩张。

第二个效应是“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有效改善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结构。一方面，虚拟时空的“去中介化”直接缩短了市场链的跨度，从而降低了资源流动过程中由于市场中介“雁过拔毛”式的利益实现而不断向下游转嫁、累加所形成的市场成本。工业化逻辑下的市场交易虽然也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过度延伸的市场链和复杂的市场结构却不可避免地抬高了资源流动的成本。另一方面，虚拟时空的“弹性时间”以及相应的“弹性工作”，导致时间与事项的搭配更为机动灵活。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不仅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创造价值；还可以对时间进行重新分割，实现时间与事项的最佳组合。因此，虚拟时空中的市场交易随时随地都能够完成，而不需要功能化的时间安排和制度时间的协调，从而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

总体来说，互联网技术通过“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新的时空结构不仅源源不断地创造出“互联网+”的技术术红利，而且，为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捷与便利。

（摘录于张兆曙《“互联网+”的技术红利与非预期后果》）

不差钱，就缺朋友

①“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钱没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花没了”，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钱》中的台词。“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这是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叹。这些话语和感慨折射着现时代的社会“症候”：社会史无前例地物化，人情冷漠，人际关系庸俗化。

②现代社会作为时代症候的人际关系物化，深深遮蔽了人际交往的本真性维度。造成个体生命的生存危机，刨去人们生存的精神之基是交际物化的危害之一。当物化关系遮蔽了人的精神维度时，人作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就失去平衡，甚至被肢解或摧毁。同时，交际物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让人感觉到“尘世如同冰窟”。人们不禁唏嘘，什么都是假的，都不可信了，甚至包括自己的爱人、父母和朋友。交际物化也可以导致人的孤独感等心理疾病，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疾病。有研究表明，物化关系导致人的生命内在的失衡，其为了调节失衡，很可能转化成一种社会性的破坏行为。

③下面让我们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探究交际物化产生的原因。

④物化时代的社会物化。人类拜倒在以金钱为核心的“物神”的面前。人类社会的精神空间被物质主义的论调挤压得不能再小，人文维度被物化社会的物化现实遮蔽得严严实实。没有健康的社会，就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物化社会中，交际不被异化和物化实在不易。

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重新弥合，私人空间消失。在现代社会中，公私领域两分畸变为公共领域的的无限扩大，以致侵占了原有的私人空间。私人领域也失去了原有的“感情第一”的原则。如此一来，人用于悠游的空间被功利化的事务塞满了。人际物化危机的发生势所必然。随着私人空间的消失，时间也宰割着人的本质性的活动，时间伦理出现异化。如果一次交往行为失去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功利目的，就是浪费生命。由此，精心计算投入产出比的物化交际形式在今天的凸显就不难理解。

⑥社会的流动性、易变性所带来的“我是谁”的认同危机。在现代技术的作用之下，人们被抛进了陌生的城市，“陌生化”、“我是谁”是生活的普遍感觉。由于没有传统的熟人社会的舆论和风俗等制约，交际的唯一目的就可能变为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除此之外，人性物化也是交际物化的原因之一。在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把交往的对象仅仅当作工具来满足自己的自利目的，“利”字当头，除此之外，全是鬼话。

⑦其实，我们觉察到和不满于这些问题并批判与考问个中缘由本身已经表明，社会物化和交际物化危机并未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社会昌明、交际“人化”的前景依然存在。作为物化社会中的我们的确需要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持存，多一份守望。只有这样，突围物化世界，摆脱物欲之壑，走出物化时代和交际物化危机，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据新华社10月13日报道，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布的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显示，“儿童酱油”营养品质未必都优于普通酱油，这120个酱油样品涉及48个品牌56个生产（代理）企业，30个为进口酱油，90个为国产酱油。试验发现，29个样品存在不符合相应国家标准的情况，5款宣称为“儿童酱油”的产品在营养元素等指标上与普通酱油没有太大差异。该省消保委提示，目前我国没有“儿童酱油”的相关产品标准，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所谓“儿童酱油”的时候，应该多一些理性。

利用现在的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健康的心理，商家打出“儿童专用”的旗号牟利，早已是通行的、公开的做法：同样的商品，加上“儿童”二字就涨价，这些年被曝光的类似情况还少吗？儿童专用漆、儿童蚊香、宝宝驱蚊液、儿童家具等，只要加上“儿童”两个字，价格就会翻好几倍。

事实上，我国除了奶粉等少数食品制定了婴幼儿标准，其他的儿童食品和用品没有专门的标准，商家所谓“儿童专用”基本上是忽悠消费者，往往只是对成人用的东西进行了微小的改造，甚至只是改了包装而已。

对于这种欺诈行为，专家和消费者组织开出的药方往往是，让家长们纠正砸重金让孩子享受高端消费的做法，抵制社会上的消费攀比风。这确实是个办法，问题是，只能依靠消费者自身吗？

消委会指出了“儿童专用”的虚假性问题，下一步应该是政府监管部门来解题了。对于这种欺诈行为，监管部门应该坚决叫停、严厉惩治。既然目前很多食品、商品都没有出台儿童专用的标准，那么商家凭什么打出这样的旗号？某种角度上说，监管部门对“儿童专用”商品的虚假宣传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这些商品泛滥的重要原因。

对没有依据的所谓“儿童商品”，首先应该根据广告法的规定，界定为虚假广告。然后再根据广告法进行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消费者组织揭露“儿童专用”的虚假问题已有多年，但类似商品、商家依然招摇过市，没有收敛，监管部门还在等什么？

（选自殷国安《“儿童专用”多为忽悠，不能只提醒消费者“自救”》，《工人日报》2018年10月16 日）

单从字面上说，“有嚼头”是形容某一种食物味道隽永，令人念念不忘。我之所以把“有嚼头”作为编剧创作的标准之一，首先是因为不能接受一些人把电视剧视为“方便面”“快餐”，也是有感于前些年“味同嚼蜡”的影视剧隔三差五冒出来的现实。只有创作出“有嚼头”的文艺作品，才能入耳、入情、入心，才能潜移默化地传递正面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一部电视剧最重要的是故事、人物和语言，把这三方面做好了，作品自然就会“有嚼头”。

好的故事不是凭空得来，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好的作品都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将特定文化内蕴融入故事。譬如《神医喜来乐》的中医药文化，《玉碎》的玉文化，《小站风云》的稻耕文化，《闯天下》的杂技文化等。同时，还要为剧本设计坚实的历史背景。有浑厚文化作叙事底蕴，有实实在在的历史事件作剧情驱动，故事就能扎下根，人物展示命运的平台才坚实。这样就不会“走事不走心，写史不写情”，或只有情节没有情怀，也避免了虽然矛盾冲突不断，却终落得一地鸡毛的琐碎。

文学是人学。当年聆听曹禺先生讲《雷雨》，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繁漪、周朴园、周萍、四凤这几个人物的剖析。事件可以借鉴，桥段可以虚构，要写出人物的独特鲜明，就必须靠积累。《潮起潮落》中李幼斌扮演的渔民鲁明宽，被国民党抓壮丁上了军舰，后参加起义成为新中国海军一员，这是我采访了许多老海军后才确立的艺术形象；我在天津生活30年，十分熟悉天津人为人处世的“温润”之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商人气质，以及到了节骨眼上敢于仗义行事的秉性，于是，我把它融在了《玉碎》男主角赵如圭身上。再说《神医喜来乐》，我听做中医的亲戚讲民国年间郎中的行医之道。同样的病，穷人来，无钱可赚，索性行善积德，几服药下肚就好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来，就让他慢慢恢复，一瞧就是几个月，把银子赚得差不多了，再给他除根儿。乱世里郎中瞧病有风险，老到的中医遇上有权有势的人物，如履薄冰，除了琢磨病，还必须琢磨瞧病的人，免得一味药下得不对、一句话不合口味，惹祸上身甚至掉脑袋。喜来乐这个人物就是在这样的积累中塑造成型的。

电视剧语言的容量特别大，最忌书面式造句、报告式辞藻。我有一个习惯：剧本交给导演前的最后一稿中专门打磨语言。《我的故乡晋察冀》主人公耿三七，原是保定府山货店小伙计，直到他参加抗日当了游击队司令，“赔本的买卖不做，亏心的事儿不干”这句口头禅还一直挂在嘴边。我在拍摄前，走遍河北、山西各地，不仅收集大量故事、人物原型，还认真搜集当地方言、俗语，这样电视剧语言才丰富、厚实、有人气儿。

几十年创作生涯，我深感真正用心的创作就是拼积累、耗心血。但凡靠积累琢磨出来的剧本，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语言都会“有嚼头”。虽然同时需要创作技巧的锤炼、艺术灵感的催化，但从根本来说就是一种“能量转换”，一种对经验的艺术提炼。为了不落得江郎才尽，必须不停积累。“活到老，学到”这句老生常谈对于剧作者的确是六字箴言。

先贤造字的用意也是颇“有嚼头”的。嚼，口字边，释义之一是古代酒器，有饮酒之意；释义之二是指进餐时要像有身份的人一样“细嚼慢咽”。与吃相关的还有一个“吞”字。吞字上面像一个“夭”，提示人们“狼吞虎咽”是要折损寿命的，“细嚼慢咽”才是养生长寿的正理。借用到写作来，也颇为对位，急就章免不了草率谬误。从故事编织、人物塑造到语言打磨，即便有了丰富积累，也还是要耐下心来“细嚼慢咽”，这才能打造出真正有筋骨、“有嚼头”的好作品来。

（摘编自周振天《创作出“有嚼头”的电视剧》）

《论语》开篇《学而》中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句“弟”通“悌”，指出了孝与悌是为人的根本。“本立而道生”，生生不息的人道，其根源在于孝悌。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从人伦关系和人伦次序来说，“孝”一般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孝敬，指的是上下两代人的纵向人伦关系，“悌”指的则是兄弟姐妹间的横向人伦关系，“一纵一横”所形成的“十字形”的人伦构造，无疑是中国人伦关系的重要构造，悌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具体体现为三个“有利于”：

其一，有利于个人的修养成才：悌作为对兄长的敬爱，与孝具有天然的联系性。将对兄长的敬顺扩大至父母便成了孝。同时，维持兄弟姐妹关系的和睦本身也是孝的一个方面，“兄弟睦，孝在中”。义与悌更是紧密联系。“义之实，从兄是也。”义为行事得宜，分寸得当之意。幼弟对长兄的得当行为正反映了义的内容和要求。孝悌作为个人修养的核心，做好它，仁义礼智便能顺其自然，唾手可得，故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者也”。

其二，有利于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悌对于“先生为兄，后生为弟”的强调，在家庭内部确立了普遍认同的同辈兄长核心和井然秩序。弟弟要时刻为兄长考虑，日常中尊敬顺从兄长。兄姐要用“友”回报“悌”，关心爱护弟妹。在孝悌思想的指导下，古人崇尚同居共财，甚者有十世同居，几千人吃一口大锅饭，而不闻争吵之声。即便兄弟成年后分家，悌友的思想也为财产划分添上了温情脉脉的色彩。分家之后各支仍旧相互扶持，荣辱与共，兄姐弟姐之间的悌德成为家庭家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重要因素。

其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悌德明确长幼秩序，强调长幼两者各守其道，各安其分。与强调父子关系的孝相结合，培养出每个人的伦序意识与伦理关切，“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用悌道来侍奉尊长，在法治不健全和政权不下乡的社会中，孝、悌思想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政局稳定。

今天，随着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悌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为现代的人际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思路，以一颗友好善意的心来面对所有熟人和陌生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融洽的社会关系。如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人情冷淡的现象，正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兄弟般的热情，而习惯用冰冷的利益衡量人际间的关系所致。将悌道贯彻于社会中，不仅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推动社会更好的进步与创新。

当然，我们需要正确辨别与对待悌道，在重视与弘扬悌道的重要价值与作用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极端。兄弟姐妹之间的悌道，只是人伦关系之一，不能是占据人的存在的全部或主导层面的人伦关系。

——摘自丁成际《悌之道》（《光明日报》2020年3月21日）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

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越来越多的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代，淮河流域不仅有着灿烂的史前文明，而且有着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先秦淮河流域地区既是一个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与融合对促进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确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独立性和历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续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表明，史前时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是贾湖文化。可以说，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头即贾湖文化，而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又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所以贾湖文化作为主源文化影响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文字的起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他们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过刻画某些符号、绘制形象或抽象的图案来传达某种思想或作为某种标识。尽管这些不能算是后来我们所认可的汉字，但却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数量更多的刻画符号，这些具有表意、记事功能的区域性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尽管不能称为成熟的汉字，更不可能是广为流传的系统文字，但却经过了一个群体在某个时期的使用，并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最终成为后代汉字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淮河流域也是我国文字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时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交汇、融合、发展。随着炎帝、黄帝族的势力进入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也随之进入淮河上游地区；以太昊、少昊氏为部族首领的东夷人力量得到快速发展，东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也随着东夷部族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渐次进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区；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通过豫西南进入淮河上游地区，在豫南广泛传播，并与外来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并存。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最终为独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淮河下游地区，大汶口和良渚文化这两种邻近的文化又有着长期的交流与影响。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就与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这种交流到了良渚时期则显得更为频繁和密切。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为大汶口—龙山文化所吸纳，又通过文化交流与人员迁徙等因素进入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所吸收并积淀下来，从而对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良渚玉器中的玉琮、玉璧、玉钺，陶器中的鼎、豆、壶三者的组合等，都为以后的商周礼制文化所继承，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正是通过淮河流域这一特殊的过渡与交汇地带的文化融合作用，我国新石器时代主要的文化谱系如裴李岗—贾湖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等跨越长江与黄河得以完成交流与融合，从而奠定了后来中国上古文化大融合、大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历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人势力的北渐，淮河流域不仅是楚人与中原诸侯争夺的前沿，同时也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黄金地带。当吴越势力从长江流域向北发展之时，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都汇聚于淮河流域，从而实现了几大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大交流与大融合。至战国中后期，随着周代众多诸侯国的相继灭亡、不同族群之间的融合，以中原族群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概念越来越清晰，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越来越丰富。淮河流域不仅是先秦时期我国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更是这一时期族群与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意义的重要区域之一。

（摘编自金荣权《先秦淮河文明的历史地位》）

项羽何以输给刘邦

刘邦战胜项羽，常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项羽是个贵族，是个英雄；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项羽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到了项羽父亲他们这一代，这个家族就开始破落了，不过破落也还是贵族。刘邦是没有名也没有字的，他被唤做刘季，就是刘小的意思；项羽可是正儿八经有名字的，叫做项籍，也是有字的，叫项羽。

楚汉战争中，刘邦手下有一个神箭手楼烦，一箭就把项羽那边的一个人给射死了。项羽大怒，出来往那儿一站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屁滚尿流。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项羽几乎是每战必胜。而刘邦的本事就是司马迁说的“好酒及色”。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

但是我们如果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刘邦的胜利是有道理的。刘邦攻进了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他们获得了推翻秦王朝的胜利。在这场胜利面前，刘邦和项羽的表现完全不同。刘邦不杀子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举动。范增对项羽说：项王，刘邦这个人可不能小看。但项羽听不进去，杀子婴，烧宫室，屠咸阳。项羽完全不动脑筋。有人劝说项羽，说咸阳这个地方是帝王之都，您应该定都咸阳。但是，这个时候秦宫已经被项羽烧光了，也没地方住了，项羽又一门心思想回老家去。于是就说了这样的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到了楚汉战争的最后关头，刘邦准备和项羽在垓下会战，这时韩信、彭越和英布都按兵不动。这时候刘邦就问张良说，子房啊，我准备胜利以后把天下给分了，你看分给哪些人比较合适呢？张良说，彭越和英布本来是在楚汉之间摇摆的，现在倾向于汉；韩信现在独当一面，如果你愿意把土地分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来帮助你合围项羽的。刘邦说行，就这么跟他们约定了。结果这几支军队全都来了，把项羽团团围住，予以消灭。

韩信说，项王这个人婆婆妈妈的，将士有谁受了伤，他会亲自拎着饭篮去探视，流着眼泪拉着你的手，说长道短。可是我们有了战功，他要封一个官爵，一颗印捏在手上，磨过来磨过去，直到方的变成圆的，他都不给人。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邦是英雄，项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不同的英雄而已。项羽是本色英雄，他所表现的是自己的英雄本色，是没有遮掩顾忌、不计利害成败地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成者王败者寇”这样一种历史传统中，项羽依然能得到人们的凭吊和同情。

(节选自《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有删改)

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季国平

戏曲，是中国人最典型的传统审美方式。

中国戏曲雅俗共赏，选材宽泛，自古以来，既有帝王将相的阳春白雪，也有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既登得了庙堂，又入得了街巷。中国戏曲深蕴传统文化的精髓，舞台之上，一桌二椅，唱念做打，节奏唱腔，全凭演员高度程式化的表演营造具体的戏剧情境和表现鲜活的人物。而中国戏曲本质上是写意的：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这与中国整个的传统艺术，如文学、绘画、书法等，都一脉相通，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特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一直都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活动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随着20世纪现代文明的崛起，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娱乐方式渐趋多样，中国戏曲的生态环境大大改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尽管戏曲从过去一枝独秀、舞台霸主的地位退了下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戏曲仍然是文艺百花园中最为绚丽的一朵。

中国戏曲历经千年流传，“通变”早已融入自身血液之中，善于继承传统，也擅长吸收和创新。戏曲代表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沉淀了中国人千年的心灵世界，而地方戏更是凝聚了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民族文艺的坚守和创新。戏曲在当代的发展，就具有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民族特性、弘扬民族艺术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戏曲艺术是传统的、独特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戏曲是古老而又面向未来的艺术，保存个性和特性的传承，扬长避短、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是其生命力所在。这就如同书法艺术需要发展创新，但不管如何创造，终归是点画线条的艺术，是汉字的艺术。中国戏曲整体的写意性、程式性要保留，切忌盲目采用现代舞台声光电技术“大制作”，破坏戏曲的本质。地方剧种的个性和风格也只能在创新中得到强化。

戏曲要走向未来，剧本是基础。曹禺大师早就说过，“繁荣的关键在于创作”，“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目前戏曲事业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剧本荒”尤为突出。戏曲剧本有独特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现在的剧作家创作的天地宽了、条件好了，但市场经济对剧作家心灵的诱惑和腐蚀太严重了。没有纯净坦荡、自由放飞的心态是写不出好剧本的。剧作家要静下心来，独立思考，有感而发，才能创作出形象生动、内涵深刻的剧本来。

戏曲的题材要创新。今人看古人的戏，看什么？传统戏曲应该开辟题材创作的新领域，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题材可以是历史的，但创作理念和立意必须是现代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再现经典，适当取舍，挖掘经典中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厚重的经典就能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灵慰藉。

戏曲的未来在年轻人，戏曲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这是因为戏曲是高度艺术化的样式，“形式即内容”。现在的小孩子很小就看得懂动画片、电视剧，但让他去看戏就不一定能看懂。一是内容看不懂，二是形式看不懂，比如为什么要勾脸谱？水袖表达着些什么？武将出场为什么要“起霸”？戏曲有一定的欣赏门槛，观众要经历一个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过程。因此，要创造机会让年轻人接触戏曲。现在时尚的东西太单薄，当年轻人腻烦了感官刺激，有了一定审美修养和内涵时，中国戏曲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戏曲是创造性的艺术，是与观众当场双向交流的艺术。如果我们重视剧本创作，扬长避短，好戏频出，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喜欢看？新的观众不断成长，我们的戏曲怎么可能不繁荣？戏曲里有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