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无论是哪一点，文章都应该写得明明白白，让人家看得懂，否则不是白说了吗？但是有些事，作者或不愿说，或不能说，或不敢说，不说又心有未甘，或想留个历史记录什么的，于是遮遮掩掩，转弯抹角。结果是，说了好像没说，没说却又说了一点。那种“既怕别人看不懂，又怕别人看得懂”的尴尬为难，是写文章的人最辛苦的事。

中国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圣人又以“温良恭俭让”垂教后世，写文章的人左支右绌，欲语还休，主因在此。

三国时代的李密，原仕蜀汉，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政权，拉拢前朝旧臣，召他为“太子洗马”。李密写了封信，说明他不能受官的苦衷，这就是有名的《陈情表》，入选为《古文观止》的名篇之一。李密说“……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全靠祖母刘氏把他抚养成人，现在祖母年迈，祖孙相依为命，怎可须臾离？司马炎受了感动，同意他留在家里，直到刘氏辞世才再召他入朝。那句“舅夺母志”，就是“母亲原意守节，但舅父强迫她改嫁”的意思。照李密所说，他出生六个月父亲就过世了，古人早婚，尤其女性，李密母亲当时年龄也许只有十六七岁，怎可守寡一辈子？在今天看来，她改嫁是天经地义，但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不光荣、辱门楣的事。李密想来是不愿讲的，但不讲就接不上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他的情节。不能不说，但又不能说得太白，“舅夺母志”就成了为亲者讳的千古名句。

为贤者讳则是一种宽谅的品德，是与人为善的情操，向来受中国文人的尊重与信守。史家蒋廷黻说，林则徐广州禁烟，幸亏朝廷把他贬谪，否则战事一起，他可能就是“海上苏武”—叶名琛。据今天某些史家看，林则徐当年禁烟，可以做得更周到，完善一些，但他是“民族英雄”，大家就不加深论了。

其实，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还比较容易处理，最难的是为尊者讳。所谓尊者，多指在上位的人，也就是有权有势之人，如不讳亲者，不讳贤者，最多于心不安、受人批评而已。但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就非同小可了。但有那些是非心，使命感特别强的人，像《知识分子论》的作者萨义德教授一样，认定“知识分子应向有权者说实话”。可是现实环境不准说得太清楚，那就委婉一点，“巧言令色”一点，能说多少是多少吧！

为尊者讳那种“既怕看不懂，又怕看得懂”的苦楚，与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情境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人总以为，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有人敢不为尊者讳，说他们的不是，其实并不尽然。古代有史官，职掌“起居注”，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尽职的史官很多。唐太宗时，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有一天太宗问他：“起居注都记些什么事，我能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起居注记人君言行，好的坏的都记，好让皇上不敢为非作歹。它是留给后人看的，皇上不能看。”太宗追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职责所在，怎能不记?”君臣对话如此，已经非常僵持了，不料黄门侍郎刘泊又在旁边插嘴：“人君有过，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居上位者必须有此认识：不让今人说实话，后人也必然会说出来，因为“天下之人皆记之矣”。敬畏历史的领袖，必得为“明君”，方受史家肯定。

（摘编自《南方周末》

老子不是美学家，《老子》中也很少谈文学艺术，但其中某些用语如“妙”“朴”“虚实”“有无”，某些命题如“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知白守黑”等，却对后来的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和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而其中最具根本性、最广为人知的，则非“道法自然”莫属。

“道法自然”语出《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则取法于自然。对老子所说的“自然”，今人容易产生两个误解：一是将“自然”理解为一个比道更高、更抽象的存在物，二是将“自然”等同于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但事实上，老子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个居于道之上的抽象存在，也不是那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客观之物，而是本然，是自然而然。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其实就是遵循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它的另一种表述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者，顺其自然也，因其本然也。唯其如此，道才能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自然成就一切。

老子所说“自然”非客观之物，但“道法自然”并不反对以自然造化为师。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天地万物无疑是人取法的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法者并非物之表象，并非天地、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而是显现于其中的某种意蕴。老子有关道的认识，得自他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思考。万物各有其道，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人道、地道、天道莫不如是，而皆以自然为依归。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把隐含在老子哲学中的潜在美学思想充分地展开了。在《庄子》一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以寓言的形式得到了具体生动的阐述，如通过“东施效颦”“混沌开窍”等故事说明自然为美的道理，通过“伯乐治马”“鲁侯养鸟”等故事批评人为改变事物自然本性的做法。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并不绝对否定人为的作用。固然，“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但如果是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从事人的创造，“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便能巧夺天工、妙造自然，臻于“刻雕众形而不为巧”的境界。较之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庄子上述见解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道法自然”等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学系统。与西方哲人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的模仿不同，中国古人并不赞成逼真地复制现实，而主张在作品中呈现自然昭示的意蕴。相应地，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观察事物，进行创作时，其目的也不止于对物象外部形态的把握和描摹，而更着意于传达物象背后的理趣。进而言之，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重神贵虚，如书法讲究神采为上，绘画追求气韵生动，诗歌推崇意在言外等，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选自张海明《中华美学关键词：道法自然的要义》，有删改）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前曾打算前往晋国，行至河，因赵简子杀其大夫窦鸣犊、舜华而止步，并慨叹说：“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可是，作为孔子学说传人的子夏，其学术为何能够在三晋大地上生根发芽，传至后世呢？

从西周初年受封开始，晋国作为藩屏王国的姬姓大国，就一直与周王室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因为晋文侯的支持，周平王才得以在与携王的王位争夺中获胜并东迁洛邑；进入春秋时代以后，晋国更是承担着为日渐式微的周王室排忧解难的“伯主”职责。晋国与周王室的密切联系，也使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在晋国深深扎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晋国在接受周王室礼乐文化的同时，又因其复杂的地理形势与民族关系，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性格。在立国之初，周王室就为其制定了一个因地制宜、求同存异的治国方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一方针，对晋国文化的发展格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晋国文化表现出了与鲁、卫等严格执行周礼的姬姓诸侯国不同的背离色彩。“一方面，它的这种背离色彩，导致了晋国历史上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使晋国社会成为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摇篮。另一方面，它的宽容性格，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使晋国社会成为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宗法制观念的淡薄以及多民族交往触合中形成的包容与开放，在晋国形成了一种尚法求变、尚实切用的传统。

《论语》所记子夏言语，除去与孔子答问之外，出身卜氏、家境贫寒的子夏对维护世袭制的贵族等级制度显然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关注个人进取的努力以及“学”的实效性。因此，与孔子相比，子夏的礼乐刑政思想具有更加鲜明的功利性倾向，这也是他在出任莒县宰之前孔子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之的根本原因。尽管子夏遵从孔子的教诲，在孔子卒后未再入仕，但根据他“迎送必敬”、“好与贤己者处”的行为方式，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的授徒方式，以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等主张来看，尚实、切用是贯穿子夏一生的思想倾向。因此，当这种尚实、切用的思想方式与三晋文化中固有的开放进取、尚法求变传统发生关联时，子夏学术思想的发展也就找到了最适合的文化土壤。

子夏能够超越其师把儒学的种子播撒到三晋之地，这与魏文侯的个人爱好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书·艺文志》说“魏文侯最为好古”。当一个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与尚实切用的文化性格的诸侯国遇上一位“好学”“好古”的君主时，以传承先王礼乐文化为己任的儒学也就获得了一个在战国时代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魏文侯因尊子夏而成为战国初年享誉诸侯的贤明之君，子夏则由此获得了把儒学传入三晋之地的方便之途。因此，在当年魏国、韩国、赵国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子夏游教讲经的足迹。

（摘编自马银琴《子夏的思想特征及家学渊源》）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旬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不少文学佳作书写了传统节日，老舍《四世同堂》写中秋，沈从文《边城》写端午等，这些作品多半是将节日作为人物活动的时空，情节在其中推进，人物性格在此得到展现。由于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节日不可幸免地遭到销蚀，幸好有这些文学作品，把旧日过节的活动方式和所涉及的事物，细致而又充满趣味地保存在文字世界里。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无论“四书”或“十三经”，都将《论语》编选其中，其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张之洞说：“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要在从古至今如此众多的典籍中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部《论语》读本，实非易事。周志文《论语讲析》（下简称《讲析》）一书，在对《论语》原文进行注释、语译的基础上，融汇古今，结合人生阅历与审美情趣对《论语》的人文精神，孔子的道德美学加以讲析，既具备专业性解读，又富有艺术性启发，是一部难得的《论语》普及读物。

《讲析》特别注意《论语》与《礼记》等文献的联系，在注释《论语》中，屡屡引据《礼记》相关记载印证。如：解析“道千乘之国”之“千乘”，除指“一千辆兵车”外，尚有《礼记·王制》“土方百里”之义。对《乡党》“朋友死，无所归”的讲析中，据《礼记·檀弓》记载孔子对“宾客至，无所馆”的处理方式加以解读。这种对《论语》中礼制、礼义的探索，是以往《论语》译注本较为忽视的地方。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讲析》提出“孔子的道德是一种美学”，“《论语》值得做更多的美学探索”。《述而》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舜时的《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感慨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讲析》结合孔子曾自述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来阐明孔子的艺术涵养，使其超拔了实际生活的一切苦难。“没有美学的道德只是制约，有美学的道德便是生活”，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论语》常被定义为一部蕴含人生哲理的书，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语录。但在《讲析》的解读中，我们逐渐发觉《论语》的亲和性，孔子与弟子的对话，都是平常话，孔子跟弟子的生活，也是很平常的生活，孔子的道德思想、人文关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世事变幻，但人情依旧，孔子所讲述的道理、抒发的感悟，依然可以指导我们解决当下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体会人生百态，寻求内心的安定与充实。引导读者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产生富于感性的思考与体悟，这是《讲析》最大的特色。

杨伯峻《论语译注》、孙钦善《论语注译》注解简明，译文流畅，也是十分优秀的普及读本。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妨从最通俗易懂且贴近当今社会生活，更宜让人产生共鸣的全文译注讲读本入手，选取周志文《论语讲析》、孙钦善《论语注译》、杨伯峻《论语译注》三书，依照注释与白话译文通读《论语》全文，即可对《论语》有整体的认识。读了这些注译本，如果还想对《论语》有更多了解，孙钦善《论语本解》《论语新注》、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蒋绍愚《论语研读》、钱穆《论语新解》均可深入学习。在阅读学习过程中，想对《论语》中有关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就离不开古代学者的《论语》注本，这些注本蕴含着前代学者对《论语》的理解和认知。在现代普及读本阅读基础上，由近及远，向上追溯程树德《论语集释》、刘宝楠《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何晏与邢昺《论语注疏》、皇侃《论语义疏》等著作，同时参考杨树达《论语疏证》，可以让我们对《论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对孔子的形象以及《论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得出更为深刻的理解。

（摘编自侯婕《读<论语>该从何起步》，有改动）

在共同体秩序建构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社会治理更多是一种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治理方式。比如，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从武汉市到湖北省各地级市陆续“封城”，这是国家治理方式，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程序强制执行。在此形势下，民众必须具有大局意识，以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生命安全。但居民的隔离和感染个体的排查与救治，则更多依靠社会治理模式，应当让公众感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生活便利，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社会治理达到服务化、网格化、精细化的层次，并且能够形成快速网络反应机制，就必然能够提升民众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同。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会促进社会成员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社会意识形态受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与决定，但同时也具有社会化、生活化维度。它是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的思想共识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并且形成公众舆论和社会舆论。根据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的界定：“公众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公众舆论具有健全的常识形式，一般反映了真正的现实需要和现实趋势。在此次疫情的升级转化过程中，社会意识形态总体是趋于正向发展的，虽然有一些针对地方早期对疫情管控不力的指责，网络上也散布着一些不实信息，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一些不太正常的心理与心态。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疫情快速传播，整个国家面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造成严重的社会性伤害，会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共同体秩序，影响疫情防控大局。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定的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比如疫情管控、信息发布、资源供给、医疗救助等，如果心理预期和基本诉求能够得到回应和满足，社会意识形态的恐慌心理就会消失，由自然性灾难疫情向社会性心理疫情转化的多米诺骨牌就不会出现，社会公共领域就能够保持井然有序，社会意识形态的合力就会形成战胜疫情的正向合力。

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则这个共同体自身也会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免疫子系统。如果进行内在分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免疫系统既是一个公众舆论的内在平衡系统，也是一个非主流思潮的防护系统和新的思想元素吸纳包容转化系统。在社会意识形态免疫系统效能提升方面，首先要做到主流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以及个体心理预期和心理满足之间的平衡。其次要做到有效防止对于生命体有害的细菌病毒类信息（谣言或异端思想）入侵感染生命体，导致危险。最后，面对自媒体中不实信息的广泛传播，要安排系统化的公众舆论议题设置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在这一过程中，生命共同体自身免疫力得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也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如此这般，通过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将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也有利于生命共同体价值秩序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

（摘编自梅景辉《重大疫情中共同体秩序建构的哲学思考》）

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法，必将更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施好民法典，意义重大。

民法典实施前，我们已经有了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等民商事单行法，在过去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分散式、碎片化的民商事法律格局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民有所呼，法有所应”，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符合人民的利益与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生动实践，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在时间维度上，民法典实施为民事主体全生命周期编织“保护网”。民法典实施后，自然人从出生到死亡，受到民法典全过程全方位的保护。不仅如此，对胎儿权益而言，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的，民法典继承编都有特殊保护规则提供前置的保护；在死亡之后，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民法典也会对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提供延后的保护。法人虽然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但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组织体，并且也是由自然人组织设立的。对法人的保护，一方面是在保护社会组织体自身，另一方面也是在保护自然人。民法典实施后，法人从设立到运行，从合并、分立到解散、破产，再到注销，都受到民法典一以贯之的保护。

在空间维度上，民法典实施为民事主体全领域活动穿上“防护服”。在社会生活中，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离不开财产权利作为保障。民法典实施后，物权编为民事主体的物权提供强力保护，最大限度保护民事主体的相关权利。民事主体参与社会经济生活，通过买卖满足所需，通过借贷融通资金，通过运输转移物资，通过合伙共同创业，通过投资获取利润，上述活动，皆有民法典合同编为其保驾护航。对于自然人而言，民法典实施后，婚姻家庭编将为结婚、离婚、收养等民事活动提供更周全的保护。另外，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难免遇到民事权益被侵害的情况，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进一步明确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促进公平正义。

随着民法典的实施，民事主体的权利保护在新的起点上得到强化，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进一步提升，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全民自觉性和主动性得到增强。于国家而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民法典的实施必将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保障。

（摘编自丁宇翔《民法典实施助力全面依法治国》）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等11个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长期以来，实践教育环节薄弱甚至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瓶颈。当今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充分结合起来，导致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旅行超越了教材、课堂和学校的局限，向自然和社会领域延伸，能唤醒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积极进入情境中，自觉地参与实践活动，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主动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研学旅行将纳入教学计划》，《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0日）

材料二：

从2013年开始，国家就提出了“研学旅行”的概念。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研学旅行不是一般的旅游，要有课程的开发，特别是到了富有教育意义的革命传统基地和文化基地，要把革命的精神、文化的内涵讲出来，让学生受到教育。”相较游学，研学是一种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更加注重“学，重视课程内容，更加强化其深刻的教育意义。

研学旅行是“旅游+”概念下的新模式，它延续和发展了古代游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成为素质教育的新方式。随着体验式教育理念和旅游业的跨界融合，研学旅行成为市场热点，特别是近年来，在“文化+旅游”的时代浪潮推动下，未来的研学旅行甚至会出现许多倍的爆发峰值。

（摘编自《还你一个真实的研学旅行》，搜狐网2018年8月24日）

材料三：

溯源研学旅行历史，日本最早开展。从1965年起，日本用近50年的时间做到高中渗透98％，初中渗透率95％，几乎全部中小学生都参加研学旅行。而中国的研学旅行，目前渗透率仅5％左右。不少学校以安全风险为理由，不让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更有不少学生家长以“分数至上”为原则，认为研学旅行是无用的，与孩子取得好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相比无关紧要，从而使得研学旅行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农村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更会面临因城乡经济发展还不平衡而带来的经费匮乏、意识淡薄、研学资源缺乏、教师素质欠佳等困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不能越俎代庖，替孩子回答一切。要想让孩子“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学会游泳，就要在水中练习”。

（摘编自《莫让研学旅行成为奢侈品》，《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0日）

材料四：

从推向市场以来，研学旅行就受到各界关注，同时也因其存在的准入门槛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研学旅行产品同质化严重、“华而不实”等问题而受到质疑。受到疫情影响，许多研学旅行机构推出线上研学产品，也使得以“体验”为核心的研学旅游质量大打折扣。未来，研学旅行如何复苏并提升质量，成为现阶段各研学旅行机构能够走出困境并寻求更大发展必须考虑的问题。

（摘编自《研学旅行：上好“第二课堂”》，《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8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