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唯一熟悉并可以利用的是我祖父的巨大藏书室。在它数以千计的卷帙里面，绝大多数我一点不感兴趣，也永远不会再感兴趣。可是就在这故书堆中，渐渐地，我也发现了另一类东西。一开始吸引我的只是不多的那么几本书；但正是它们，促使我慢慢地将这显得如此无聊的藏书整个翻了一遍，并且终于发掘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那不过是一部配有格兰威尔引人入胜插图的《鲁滨逊漂流记》，以及两巨册1830年出版的四开的《一千零一夜》的德译本，同样配有插图。这两部书告诉我，在灰色的大海里也可以捞到珍珠。从此我便孜孜不倦地搜寻大厅中那一个个高高的书架，经常在扶梯顶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要不便趴在地板上，让周围一摞一摞的书将自己围起来。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到了巴尔扎克的名字。书架上有几册还是他生前出版的十六开蓝色硬纸面的德译本。我没有忘记，我怎样第一次翻开他的作品，却几乎不懂他说些什么。主人公的财务状况竟描写得如此详尽，每个月入息多少，从母亲方面得到的遗产是多少，还有希望得到多少遗产，以及欠债多少，等等。我大失所望。我所期待的是充满狂热与纠葛的故事，是前往陌生国度的旅行，或者是甜蜜而冒险的艳遇；谁知没有这一切，却要我去操心一个年轻人，一个还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的钱包！我厌烦地将那本蓝色小书放回原处，从此许多许多年都没再读巴尔扎克，直至很久很久之后重新发现他；这次才是认认真真的发现，一劳永逸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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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饿了么骑手朱大鹤清晰地记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当他看到一则订单的系统送达时间时，握着车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钟内送达——他在北京跑外卖两年，此前，相同距离最短的配送时间是32分钟，但从那一天起，那两分钟不见了。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时间从系统中消失。
金壮壮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他记得，2016年到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外卖订单单均配送时长比3年前减少了10分钟。
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而对于实践技术进步的外卖员而言，这却可能是疯狂且要命的。骑手们永远也无法靠个人力量去对抗系统分配的时间，只能用超速去挽回超时这件事。
（摘编自2020年9月8日《人物》杂志《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有删改）
材料二
近日，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和职业保障受到社会关注。不少人呼吁，新就业形态的用工问题亟待规范。
在笔者看来，外卖配送行业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在于平台企业为追求省时、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则在于平台企业与外卖骑手间的法律关系尚不明晰。在这种相对“松散”的关系下，一些平台往往只会考核外卖骑手的配送时间，而选择在安全培训和管理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劳动者权益保障上袖手旁观。
因此，外卖平台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比如优化路线设计、消除逆行导航漏洞、推出闯红灯后禁止接单等奖惩机制，要求骑手遵守交通规则；又如合理增加投入，通过为外卖小哥按次、按天购买人身意外险等加强其职业保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有关部门应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就业形态中的劳动关系，在为其发展留足空间的同时坚守安全和质量底线。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推动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有删改）
材料三
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oe）信息披露是指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的披露。港交所自2012年发布第一版ESG报告指引以来，已经走过从鼓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到强制披露的阶段，这使投资者在衡量企业时，不再只看重利润，还会参考社会责任价值。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施懿宸表示，互联网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新经济企业主力最大的特点是“起点是技术和代码，但落地要靠人力”，港交所ESG新指引对于外卖、网约车等新经济类型无疑是一次重大发展重心转移。“从企业管理层的角度看，ESG中要求量化的‘工伤死亡率’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最直观的指标，如何通过完善算法来提高外卖骑手的安全以及安全意识等，而不仅是通过优化算法压缩行程时间逼迫员工以身试险，这都是未来企业战略发展需要在新指引后更加着重考虑的方向。”
（摘编自2020年9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告》《外卖骑手困局背后，企业利润与ESG之间如何平衡？》，有删改）
三则材料报道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这段话写了什么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