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含义:一曰“自然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万物生长,丰富多样,唯其丰富多样,方蔚为大观。二曰“自然律”,自然而然,万物各有其性,无不顺天而生,只有顺应自然,方能得道而行。
万法归宗,内涵深广。万法,可理解为万千法门,条条门径,径径通达;归宗,可理解为种种法门,如百川归海,终归一宗。
道法自然,就教育而言,就是要效法自然之丰富性,追求教育生态的多样化;就是尊重自然之道、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因材施教,顺天致性,使生命得以舒展。万法归宗,就教育而言,就是要始终不忘初心,立德树人。教育生态,丰富多样;教育方式,林林总总;教育方法,千变万化。但无论何种样式的教育,都要以人的健康、幸福和成长为宗旨;都要直指人心,培养有道德的心灵;都要以舒展生命、净化心灵、启迪智慧、提升德性、健全人格为指归,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幸福,更有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禀赋,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教育应该顺应人的天性,追求个性化的教育,努力创造适合每个学生成长的教育,使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和谐而又充分的发展。
只有多样化的教育生态才能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教育格局;只有各种人才脱颖而出,才能形成万马奔腾、龙腾虎跃的生动局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形成多样化的教育生态和个性化的教育,必须有宽松的环境,肥沃的土壤,自由的空气,开放的胸襟,形成以人为本、和而不同、不拘一格、纵横开合的办学格局。
教育是为人而存在的,教育应该尊重人的个性。美国的道尔顿教育计划非常注重对学生个性化的教育。道尔顿教育认为,人的知识结构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形成了道尔顿教育的知识结构论和学生选课指导依据。在他们看来,选课必定促进学生的知识构成发生变化,促进学生形成单核(在一个学科领域有发展潜能)双核和多核等不同类型的知识结构。对于明显的单核或双核知识结构的学生,学术倾向较重,他们未来发展往往是朝着一个或两个领域深化,要注重加强对其核心领域的课程支撑。对于多核知识结构的学生,他们的人生道路选择面广,更多地具有领袖气质,要注重对他们的领导与组织能力的培育。围绕学生的知识结构创设相应的课程体系,能促进他们的个性化知识构成,促使学生的志趣逐步形成,从而为学生的专业选择做好准备。
(摘编自翟小宁《道法自然与万法归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道法自然是基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 |
B.顺应自然,就能得道而行,这是“道法自然”中有关“自然”的一个基本理解。 |
C.各种方法和途径,最终都要归为一种方法,就如同百川归海,这就是万法归宗。 |
D.丰富的教育生态,各类教育方式,千变万化的教育方法都要回到立德树人上来。 |
A.文章议论的是教育的问题,却从传统的哲学思想开始,使得议论更为深刻。 |
B.文章将“道法自然”和“万法归宗”分别对应教育思想里两个层面的问题。 |
C.文章在议论过程中紧紧围绕教育生态多样化的作用这个核心要点展开论证。 |
D.文章以美国的道尔顿教育计划为例,论证了教育应该尊重人的个性的道理。 |
A.如果教育真正做到尊重人的成长规律,每一个人就可能得到既和谐又充分的发展。 |
B.多样化的教育生态才能让各种人才辈出,从而更好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C.美国的道尔顿教育计划在指导学生选课时就依据学生的单核、双核及多核来确定。 |
D.因为教育是为人而存在的,顺天致性,追求个性化的教育,就是自然,就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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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被外国人看不起的时代,汉语和汉字的尊严从没真正倒下,“目不识丁”的外国人即便再浅薄,也无法否认与五千年象形文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字的悠久与神秘、繁难与优美。至于到了中国人已经有了相当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之后,至少在西方的知识精英那里,汉语和汉字已成为一种须持普遍的敬畏之心对待的语言文字了。影响全世界的政治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教授说:“一个连所写的字都可以成为纯艺术的文化,是无法让外人近亵的。”
海外华文文学家,他们栖居异国他乡,天然的文化情感决定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认同,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是一种相对于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化的整体性呈现,已经是无问传统与现代,不论国粹与新知,都一概视为自己的文化故乡甚至是精神寄托之所,这就是中华文化自信在海外华文文学家乃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呈现的一种文化逻辑和文化形态。
中国人无论在哪里,也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还是习惯于写汉字,说汉语,用汉文进行写作以表达自己的中国情怀,抒写自己的中国文化体验。这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文化习惯,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文化情结。每个中国人无论走多远,都会在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的时候把玩并亲近自己的母语——汉语。因此,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华人和与中华历史文化休戚相关的其他人用汉语进行文学写作,是一种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的体现,并不是单纯来自理念上的中华文化自信,而恰恰是这样的文化记忆、文化习惯和文化情结体现着深层的中华文化自信。
进入20世纪后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是因为愈来愈多的留学生走进了“新移民”文学的行列,另一方面有不少来自国内的专业性作家开始旅居海外,北美汉语文学甚至对整个汉语文坛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强心效应。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严歌苓的《少女小渔》等。
通常被称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国际汉语文学体现着漂流和离散海外的汉语文化主体集群对于母语文化的充分自信,虽然这种自信并不意味着过度依赖。在德国已经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并成为地方议员的谢盛友这样理解国际汉语文学家的文化关系:首先,要通过阅读逐渐了解所在国文化,“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中国文化,最起码要保持自信,有时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优越感”。而保持文化自信甚至秉持母语文化的某种优越感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进行母语写作。无论在什么国家,一个从事母语写作的人总是能赢得普遍的尊重,如果在这样的写作中再较多地传达母语文化的深厚内涵,这样的作者无论在同族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外族人的评价中,都具有明显的文化优势。
如果说久住中国本土的文学家对于中华文化常常采取弘扬与批判、坚守与反思相结合的态度,那么,流散在海外的华文文学家则会更多地选择弘扬、坚守的态度,因为在异国他乡的异质文化包围中,自我的肯定必先依赖于对己身所属的母语文化的肯定,自我的文化自信必须依赖于对自己的母语文化的坚守。
旅居海外或者流散外国的文人才会有高度敏感的母体文化依恋症,当这种症结诉诸文学表现的时候,常常会以夸张的态势化成一种心理郁积,一种淤积的文化情结。
赵淑侠曾经这样解说陈季同开创的欧洲汉语文学的写作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差异性,使得“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菁,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这种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些居住在欧洲的华文作家们写作灵感和题材的泉源”。欧洲华文作家本身边缘性的处境和主动离散的心态使得他们具有更广阔的视角,他们一般不会以孤立的方式看事情,他们往往具有祖籍国和居住国文化的双重视角。正是这种特有的双重疏离与边缘化,欧洲华文作家才能更深刻地辨析两种文化的利弊,更透彻地观照人性真实。
其实,国际汉语文学写作和运作并不一定一直纠结着身处海外疏离中国文化的恐慌,特别是国际化潮流冲击全球之后,文学家即便是长期旅居海外,对中华文化也不会产生强烈的疏离感,更不会有明显的焦虑,而会获得更多的优势以“他山之石”攻母语文化之玉,从而持续地保持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摘编自朱寿桐《汉语文化自信与国际汉语文学的文化品性》)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汉语和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畏。 |
B.海外华文文学家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对中华文化不分古今、不分优劣都坚定认同,一概视为自己的文化故乡。 |
C.流散在海外的汉语文学家对于中华文化选择弘扬、坚守的态度,而不进行批判和反思,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 |
D.欧洲华文作家本身边缘性的处境和主动离散的心态使得他们在创作时往往具有祖籍国和居住国文化的双重视角。 |
A.海外华文文学家对中华文化自信有一种独特的文化逻辑和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心理值得研究。 |
B.栖居异域的成功作家往往能对祖籍国文化自信而不过度依赖,又能吸纳居住国文化而不排斥。 |
C.海外华文文学家会有高度敏感的母体文化依恋症,这也是他们写作的灵感和题材的泉源。 |
D.随着“地球村”效应的形成,在国际化潮流冲击下,海外华文文学家的双重视角将被破坏。 |
A.在《芝加哥之死》中,白先勇给那个留学生起名为“吴汉魂”,离开了汉文化的精神,失去了汉语文化的庇护,忧郁的青年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 |
B.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深刻地表现了留学海外的牟天磊的痛苦,他强烈感受到“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家”,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块土地。 |
C.周励天生属于那种能将散文写出小说笔致和小说魅力的作家,这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后继续不倦地贡献她的散文文字。 |
D.在澳大利亚的汉语新诗作者心水,在异国他乡游览一段时间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华文化及其优雅传统的向往,《悉尼谊园》一诗中都是故国风情。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的每个概念都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需要凝结成一个整体,以应对无限丰富的现实问题。反思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梳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以两个概念为例。一个是“富强”。民众求富,国家求强。日常生活中,总有人以珠光宝气、香车美人“炫富”。“炫富”表面上是在展示美,但在观者的眼中却是丑,或者“臭美”。人们对这种美丑区分的一般解释是:“炫富”是物质追求,审美是精神追求。以物质和精神区分“炫富”与审美其实是一个误解。且看“炫富”的内容,集中于名牌服饰、名酒、名表、名车、名度假地。奢侈品林林总总,共同点却只有一个,就是观念性的符号(“名”)。在审美活动中,自然美、艺术美都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也离不开物质的载体(比如有一定的质地、色彩、声响等)。因此,奢靡炫富虽然基于物质,实质却是精神性的。
奢靡与审美都属于精神的追求,意义的深度却有天壤之别。对追逐符号的人而言,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被降低为一纸商标的陪衬。追逐奢华揭示着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审美的意象则以意义的充盈见长。人心的意象,既可以让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也能令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例如在戏曲艺术中,舞台角色的气象全系于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正是为了突出人的因素,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以鞭代马”“一桌二椅”。在物质较为充裕的今天,“富”的体现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富贵气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这种美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富贵之美是花钱买不到的。
另一个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不同的利益、意见、信念在一个统一体中既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又彼此相容、互补,进而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中国的传统美食是“和”的典范。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的配合约束主料,去其偏狭激烈之气,以便更好地呈现其独特的味道。近年的社会文化则极端地强化“同”:大拆大建之后的千城一面、模式雷同的综艺节目和影视剧情……“和”与“同”看似是审美观念的分歧,却反映着人把握意义的能力高下。“和”意味着包容力,使人发现相异因素之间的交集,在共识、共情的基础上促成彼此的互补、互动;“同”则意味着不能理解差异。古人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越能尊重和欣赏差异,越能得道多助,建设性的事业越容易展开。一个“大时代”之所以为“大”,是因为能包容众多彼此相异的“小时代”,为每个人提供登上时代舞台的机会。
由此可见,“美”意味着意义的丰富,意味着创作和表达的自由。这种“美”也是“平等”“自由”“民主”和“文明”等概念的题中之义。
(摘编自孙焘《美,价值观的意义建构》,《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5日)
1.下列各项中,其性质不属于原文所论炫富的一项是( )
A.某电视节目去采访胡兵,胡兵介绍他家房子价格值十亿日元,各种衣服鞋包总价值达2亿日元。胡兵在节目中还展示自己十年前买的手表,称该手表价格3000万日元(154万人民币)。 |
B.24岁的金景娥做客韩国一档电视节目时,戴着价值两亿韩元的钻石项链,拿着超过3500万韩元的手提包,自称不用工作就有父母的大笔零花钱。 |
C.房地产商好以“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世家”“公馆”“皇家”“至尊”等安富尊荣的花花广告吸引客户。 |
D.上海一男子在博客里讲述自己狂买名牌的生活,还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烟。 |
A.“富”的美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富贵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美,它得自个人长期的、自觉的涵养,也得自社会的普遍氛围,与金钱没有必然关系。 |
B.“炫富”虽基于物质,但却指向“名”这一观念性符号,因此其实质是精神性的;审美虽然属于精神世界的内心意象,却离不开物质的载体。 |
C.用金银珠玉装点堂皇的宫殿庙宇,这种行为使得大量珍贵的人力物力降低为符号的陪衬,只能揭示意义的贫瘠和精神的无力。 |
D.让日常的景色转换成大师的杰作,使普通的词语凝结成千古不朽的诗句,这些审美和艺术创造,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富足。 |
A.中国的传统美食之所以是“美”的,主要在于精于烹调的人,会借用各种辅料约束主料,去掉主料的偏狭激烈之气,最终呈现独特的味道。 |
B.在戏曲艺术中,虽然戏里的一切饰物皆为假扮,道具也被精简到了极其简单的程度,但演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却依然能创造出角色的美。 |
C.“和谐”的美,体现在对差异的尊重和欣赏,它能为每个人提供登上舞台的机会,从而凝聚各方面的力量,造就一个共生多赢的局面。 |
D.城市中大拆大建后出现的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虽然整齐划一,却是只有“同”没有“和”,这反映出建设者不理解“君子和而不同”的意义。 |
材料一:
中和之美,中华审美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社会治理与人格塑造的理想境界,对塑造中华民族的审美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秦时期,儒家认为有德之人追求“尚中致和”,在将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相统一的过程中求取君子之道。《中庸》有言,“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道家认为,有道之人崇尚“守中”“环中”,达到“游心于德之和”的境界。汉代则以“温柔敦厚”为中和审美的重要标尺。六朝是中国美学自觉的重要时期,中和观念逐渐扩展至人物品评、书法、绘画、音乐、文学等诸多领域,重视“天人合一”。在此观念影响下,六朝士人自我精神意志与自然山水达到和谐状态,出现了诸多具有中和审美意蕴的理念。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主张“迁想妙得”“物我合一”;音乐领域嵇康将自我、自然与琴声融合为一,用山泉奔涌、泥沼漫衍、禽鸟高飞、骏马奔驰等自然景象来描绘琴声。中和审美于隋唐时期逐渐走向成熟,隋唐文人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提倡“折衷两端”的中和之美。魏征针对“江左清绮,河朔贞刚”的不同文风,主张这两种文风应“各去所短,合其两长”,最终实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到了宋元时期,“温柔敦厚”的中和审美观念尤其得到重视。北宋诗人赵湘认为文章创作应“温而正,峭而容,淡而味,贞而润,美而不淫,刺而不怒”。“中和”在明清时期成为重要的文艺美学原则,逐渐深化为“温婉合度、中正平和”的审美心理。在书法方面,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仪主张书法应将阳刚与柔美相结合,肯定南朝陈叔怀的书法“字虽妩媚,而中藏劲气”,同时批评唐代诗人戎昱的书法“筋骨太刚,殊乏婉媚”。
(摘编自《中华审美文化的“中和”之美》)
材料二:
中和之美的哲学价值构成,涵盖了先秦的尚“中”思想、孔子的中庸思想和先秦的尚“和”思想,它以“中”为正确的审美方法,以“和”为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一种动态平衡的“中和”状态中调控和指导着古代中国人的人生实践和艺术创造。
“中”是中和之美的方法论原则,即“执两用中”。“中”是指一种持中不偏、均衡统一的正确的势态。中西古代美学都讲“和谐”,但二者确立的审美法则是不同的。西方是“寓多于一”,强调多样统一;中国古代是“执两用中”,强调的不是“多”而是“两”,即两种不同的审美要素,它们是相反的、对立的,是事物的两端、两极、两面。“执两用中”是指在事物的两端、两极、两面之间求“中”,使事物保持持中不偏均衡统一的势态,如此事物才发展、平衡、和谐有序。以尚“中”思想为出发点,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怎样去获得“中”的一整套思想原则或方法论原则一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执两用中”是思想法则,也是方法论法则。它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是以对“中”的选取、追求为目标的,“中”是对立因素或对立面之间的正确之点、最佳之点,它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就好比秤砣在秤杆上移动。
“和”是中和之美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作为古代和谐观哲学基础的核心构成,在先秦思想家的观念中,是指一种和谐的最佳状态。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而不同”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各种复杂事物的建构认识的基础上的哲学理论。它首先承认事物的复杂构成、多样统一,无“不同”就不会有“和谐”。“和”与“不同”乃是矛盾统一。这说明孔子对和谐的认识,是一种矛盾的和谐观与动态和谐观。“和”是人际关系,也是“君子”人格。从“和实生物”角度看,“和”是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得以持久而不易互解的内在根据。不难看出,孔子言“和”,始终未离开主体的目的性,特别是政治目的。这样的“和”是一种建立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上的哲学,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哲学化了的政治学和伦理学,而非纯粹哲学。
中和理论,简言之就是和谐适中,它始终强调的是事物对立面双方保持一种最佳关系状态,以此去评价社会人事,围绕社会理性与个体感性的关系去思考审美问题。“中”突出的是人对“正确”的崇尚,对实践理性的追求;“和”突出的是人在处理人生现实和艺术问题时的辩证态度。中和原则的实质就在于保证每一种具体的和谐关系的正确性与最佳性。它始终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追求。
(摘编自《中和之美的人文底蕴及其现代意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庸》“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这体现了“尚中致和”的审美思想。 |
B.隋唐文人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提倡“折衷两端”的中和之美,不再把“温柔敦厚”作为审美追求。 |
C.中西古代美学都讲“和谐”,西方强调“多样统一”,中国则强调两种对立审美要素的“持两用中”。 |
D.中和理论强调事物对立面双方保持一种最佳的关系状态,具有浓厚的辩证性和人文色彩。 |
A.在“中和”之美的审美追求上,儒家主张“仁”与“礼”相统一,道家崇尚“守中”“环中”,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
B.“执两用中”指事物保持持中均衡统一势态,和谐有序,而非机械“折中”“取中”之意。 |
C.孔子所说的“和”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原因之一是它一直没有离开主体的政治目的性。 |
D.“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与人格塑造的理想境界,“中”是世界观,“和”是方法论。 |
A.老子指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B.《毛诗序》提出诗歌应“发乎情,止乎礼义”。 |
C.司马迁《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
D.楷书的特点在“正”,草书在“奇”,但楷书正有见奇,草书奇而反正。 |
长远以来,中国就重视文化立国。礼治即表现在国家治理中体现出文化的精神。儒释道、诸子百家文化数千年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血脉,影响了各个朝代的主流思想。“仁义礼智信”“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这些理念,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以及全体中国人的人格言行影响很深。众所周知的如《论语》《大学》等成为数百年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治国理政者们的必读书,历史上国家治理者推行“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等理念和做法,都是礼治的表现。
中国历史的主流,与其说是人治,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影响下的帝王及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虽然经历许多次改朝换代,其间也有一些不学无术的帝王,但中国社会治理的背后,总体来说都有着中国文化思想作为底蕴,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尊崇。
在礼治之下,总体来看中国历史上也发展出了与其相应的法治,有法制体系规范社会治理的各方面。比如有监察制度以保证官员廉洁奉公,有官员选拔制度以保证任人唯贤,等等。就监察制度来说,唐朝就有“四善二十七最”“六察法”等,对官员的监察和考核进行详细严格规定。对皇帝本身,也不是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制度。比如在唐朝三省六部制下,虽然最高命令是皇帝诏书,但诏书由中书省拟撰,后经门下省复审。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封驳”,也就是把皇帝命令挡回去。“封驳”在汉代已经出现,唐代“封驳”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也延续了这一制度。明朝来华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也注意到,“如果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对法治的推崇,屡见于古代经典。比如《管子》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荀子认为“隆礼至法则国有常”。这些思想都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产生巨大影响。
一些人质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法治,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期,整个社会能按照一定规则和制度来进行治理,并实现较长时间的良性运转,至少应说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法治特色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连《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治理,有时代的局限性,也有很多不完善乃至糟粕的东西,但我们不应简单以人治抹杀中国古代治理经验,从而失去了取其精华的机会。比如历史上的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等经验就值得借鉴。笔者也注意到,历史上治理较好的时期,都是那些文化较昌明开放的时代,比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当文化精神比较衰退保守的时候,便出现社会治理和制度的相对颓废。所以今天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法治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应大力加强“礼治”,注重夯实优秀传统文化的内蕴。
(摘编自郑汉根《中国政治传统是礼法并治》)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儒释道均有关于礼治的政治论述。 |
B.在作者看来,中国历史既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 |
C.唐朝的门下省能够回驳皇帝命令。 |
D.由于历朝历代拥有不同的法律体系和官僚制度,中国并不曾形成法治社会。 |
A.作者用管子的话,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立法过程民主化。 |
B.作者认为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
C.贞观之治等政治昌明的时代,能够体现出中国政治智慧。 |
D.礼治是法治的重要补充。 |
A.礼法有文化精神,因此中国用文化治国。 |
B.“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体现出礼法合一的治国思想。 |
C.古代监察制度对官员考核状况进行了严格限定。 |
D.文化发展与政治制度盛衰可能存在一致性。 |
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理论上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
制度自信体现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们对一系列体制机制安排的赞成、支持、拥护,以及自觉在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制度自信表现为对这一制度体系的积极认同和评价。制度自信虽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但建立这种自信却不只是主观努力的结果,而需要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之有效,是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好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体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正确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对人类其他社会制度和发展经验的吸收借鉴,以及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能有效解决我国现实问题、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团结稳定,这是我们拥有制度自信最坚实的基础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既支持改革试点、鼓励基层创新,又注意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将其上升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巩固和保障改革成果。改革不是单个领域体制的调整和修补,而是各方面体制与制度的创新;不是某个领域体制改革的单向推进,而是各领域、各层次改革的系统推进;不止步于改革体制机制,而是着眼于制度聚合与集成,形成总体性的制度成果和制度文明,为制度自信奠定了顶层设计方面的坚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不断变化发展,制度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化,一些具体制度总会存在与实践发展要求不相应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对制度进行调整,以保持其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构建和完善制度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更不能听信他人的指手画脚。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有益做法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制度更富生命力,让制度本身的功能和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和展现出来。实践中的不断调整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另一面基础。
新的时代条件下,好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将更加彰显。我们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成果,也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激发改革动力。通过完善制度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让制度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完善制度要始终把握人民利益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制度保障人民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制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为制度自信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桑玉成《为制度自信奠定坚实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0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同时,一些具体的制度则要与实践发展相互适应。 |
B.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结合将会推动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既有利于鼓励基层创新,也能巩固和保障改革成果。 |
C.制度自信意味着社会民众对一种社会制度产生了积极的认同和评价,并能够自觉地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谋事干事。 |
D.一个国家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道路必然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 |
A.文章论证兼顾理论和实践,既有对制度自信的理论阐释,也有对制度发展现状的分析。 |
B.文章用递进的结构,论证了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自信的几个重要因素。 |
C.文章运用了引用论证的手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
D.文章论证制度建设时,从改革在单个领域的成就和多个领域取得的创新两方面进行阐释的。 |
A.制度自信也需要勇于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固定适合的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社会稳定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凸显优势,这增强了我们的制度自信。 |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内外因相结合的产物,符合中国实际,能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
D.完善制度需要关注人民利益,能够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提供重要保障,能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与社会创新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
春节,又称之为农历年,是我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实际上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也是迈向美好生活的起点。在传统的年节文化中,年节用品是传承年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意识形态下的年节文化以物质形态的表现方式展现在大众眼中。
研究分析年节文化,以达到将传统年节文化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当中的目的,对于中国传统年节文化的延续以及创新有着重要的作用。年节文化文创产品的设计,使得大众对年节文化产生浓厚的记忆共鸣和情感共鸣,重新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年节文化的重视,同时也让文创产品这一新时代的设计产物成为维系人与人、人与年节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增强大众对年节文化的认同感,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据世界文化产业创意中心介绍,文化创意产业具有知识含量高、附加值高、消费低、污染少等特点。促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民族文化的软实力。中国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因地制宜,突出“东方文化”和“中国创新”,培育文化创意产业。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文化强国,但还不是一个文化产业强国,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还只单单处于概念层面。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应着眼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政策环境的放松。
国内文创产品设计经常会犯以下错误:文创产品的设计方向是偏向于摆件、挂饰,且过多地关注美观,而没有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市面上许多产品往往牵强附会,将文创元素生搬硬套到设计中去;一些文创产品把相关、不相关的设计元素全部叠加在一起,做一些和设计无关的举动,毫无美感可言;有些文创设计一味地追求创新,做一些不合常理的推测,使得文创产品违背了设计的初衷;有些文创产品动不动就采用金银色、龙凤形象以制造雍容华贵的感觉,而没有注重文化本身的淳朴特质。
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可以使我们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更充分地运用其内涵设计相应的产品创作形式,将设计理念传达给消费者,从而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广大优秀文创设计在创作过程中都有以下体现: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创产品传递给大众的不仅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通过外在形式所赋予的内在精神,文创产品的使用功能决定了产品的外部形态和外部性能,产品的外部形态要服务于该产品的精神内涵。
审美与功能的统一。功能性是产品最基本的属性,是我们设计产品时应考虑的第一因素;审美是通过产品的外在表现获得的视觉感受,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品质和价值的追求,产品基础的功能性得到满足后,人们也就对美学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对设计师设计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只有将美学感受和功能性结合在一起的设计才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最佳设计。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我们在年节文化文创产品设计时应该坚持民族文化方向,赋予产品新的形式,让它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走入国际舞台。
中国传统节日年在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设计中最不可忽视的文化底蕴,通过对年文化节日的图形符号设计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以收到传承传统文化的效果。将传统的年节形式部分继承并加以新的设计语言进行创新设计,使得“传统年”变成“现代年”。
(摘编自李利娜《锦绣·浅析年节文化符号在文创产品中的运用》)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年节用品将意识形态下的年节文化以物质形态的表现方式展现在大众眼中,年节文化就靠它来传承。 |
B.年节文化文创产品应该成为维系人与人、人与年节文化之间关系的媒介,增强人们对节日文化的认同感。 |
C.文化创意产业消费低、污染少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目前全球的文创产业发展仍属起步阶段。 |
D.只要着眼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政策环境的放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就会改变目前的局面,实现强国梦。 |
A.开篇在论述年节文化之前先从农历新年和年节用品的历史地位写起,开宗明义引出话题。 |
B.文章从全球和现实两大角度切入,深入剖析了当前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 |
C.文章列举的国内文创产品易犯错误和广大优秀文创设计的表现对比鲜明,使得论证严谨有力。 |
D.末段再次指出在文创产品设计中恰当运用年节文化符号的文化价值,观点明确,极富感召力。 |
A.只有研究分析了年节文化,才能在传统年节文化融入文创产品设计当中创新我国的传统年节文化。 |
B.我国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可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创新,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发展。 |
C.年节文化创意产品需要注重产品的实用价值,文创元素要能自然融合,要能凸显文化的淳朴特质。 |
D.我们的文创产品要做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即以坚持民族文化为前提,赋予产品新的形式。 |
当下,城市生存焦虑表现在各个方面。究其原因,社会的转型升级带给个人的“成长阵痛”首当其冲。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认为,当今中国是一个大转型时代,主要表现出三个基本特质:第一,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二,高流动性的社会:第三,经济社会、社会文化价值、社会生活方式都面临着大转型。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则突出强调了经济社会原因,即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人们焦虑心态产生的原因。中央编译局薛晓源突出强调了当下社会的科技发展对焦虑产生的影响。
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焦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晏辉就指出,真正的焦虑起源于人本身,即人们需求的多样性与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解构焦虑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现代化导致对本体论的追问被重新提出;二是变动性导致人们身份的断裂;三是人和人之间伦理共同体的解体,导致人们希望建构命运共同体。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董慧通过“地方性”这一概念强化了晏辉教授对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论证。她指出,以资本与理性为主导的城市化,造就了抽象化、物质化、功能化和不均衡的城市生存空间。“地方意识”与城市生活空间的文化性、价值性、差异性和生活性具有深刻的关联,从根源上解决焦虑问题,需要通过现代意义上“地方”的回归,重建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
针对当代社会出现的普遍焦虑,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作出了具体安排,突出表现在情感治理模式和社区情感治理模式方面,强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海大学教授贾文娟强调了情感治理对社会焦虑情绪的治理意义,指出:在娱乐性劳动中,管理者通过关系工作、情感工作、情怀工作将高强度劳动转化为令人愉悦的娱乐。劳动控制依托于关系、氛围、情怀等曾处于辅助地位的文化性因素,劳动者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自己的剩余快感,最终使劳动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劳动之中。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强调,心理上的负担和脆弱导致根本性的焦虑,与焦虑相关的是城市生活的脆弱。年轻人与中产阶级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梦想之焦虑、现实之焦虑、情境之焦虑。“但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为我们超越焦虑提供了可能,这种中国式的乐观主义实际是我们超越焦虑的内在的动力。蓬勃向上的社会发展,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美好期待,焦虑在此意义上转化为了前进的动力。”
解决焦虑问题,归根结底得回到自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指出,不光现代人有焦虑,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焦虑无处不在。与其说焦虑是一种需要克制和避免的情绪,不如学会在焦虑中成长。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也表示,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可能避免的,焦虑在当代社会不可能完全解决。但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种不可避免的生存焦虑当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我们总有一些方法能让焦虑少一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摘编自光明网《积极对待现代社会焦虑,化焦虑为前进动力》)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和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一致认为,焦虑的产生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原因。 |
B.上海师范大学晏辉教授认为,从哲学角度看,焦虑的产生有必然性,焦虑本质上源于人自身。 |
C.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社会发展带来的美好期待在某种意义主使焦虑转化成了前进的动力。 |
D.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焦虑具有历史性,从古至今,焦虑无处不在。 |
A.文章主要从焦虑产生的原因解决焦虑的方法等层面对“城市生存焦虑”这一话题进行了阐释。 |
B.作者在论证过程中转述了诸多学者的看法,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而且使文章富有学术色彩。 |
C.文章从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哲学管理、心理、历史等视角探讨焦虑问题,视野开阔,立论高远。 |
D.文章结尾引用康震和沈湘平的话,得出“我们应该在生存焦虑当中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让焦虑少一点,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结论。 |
A.文章虽然主要探讨的是当下城市生存的焦虑问题,但社会转型升级给农村带来焦虑情绪也是不可避免的。 |
B.建设具有“地方意识”“地方性”的城市文化,重建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家园,可以从根源上解决城市焦虑问题。 |
C.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如果善于利用关系、氛围、情怀等文化因素,那么劳动者的焦虑情绪可能得到缓解。 |
D.焦虑的解决本质在内因,归根结底需要回归到自身,同时,焦虑是生存性的,是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在当代社会中焦虑是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的。 |
提升书法艺术人文精神
起兴之初,书法便是关乎人文的雅事,是依托文学的寄情书写,所以古有“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的论述。因人文精神的表达,书法实现了“人书一体”,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也因人文内涵的支撑,不同书家书风不同,同一书家立意不同书亦不同,由此促使书法成为艺术并绵延千年经久不衰。人文性,是书法的灵魂所在,是艺术耀眼的光芒。
古往今来,书法的人文性为各时代优秀书家所重,由此成就无数书法经典。孙过庭评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张旭、怀素的狂草书写不拘一格。这些皆体现了书法文辞内容与书家心境间的互动性。因此,品读这些经典书法作品,不仅可以品其形式和文辞内容,还可以见执笔之人,即人文精神的高度和创作主体的人格力量。
除了“阳刚”和“阴柔”之美的互动相生,书法审美的时代性,也是艺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书法艺术自觉化以来,每个时期的书法都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所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便是对书法艺术时代审美品格的高度概括。从艺术审美时代性嬗变中回溯,历史再一次阐明了艺术形式只是书法意蕴的表现载体,其内核是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
从人文精神的高度而言,书法经典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也是书法艺术体系建构的主体。继往开来的习书者皆重视经典,对经典的崇尚也往往是开创新经典的前提。艺术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存在,经典的出现作为历史的明证,强调了从“高原”到“高峰”支撑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其文化母体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由此审视当代书坛创作,一些作品局限于形式表层,是由于创作者对书法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未能从文化高度和艺术高度正确审视书法创作。
提升书法艺术人文精神,让经典人文价值观回归本位,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打造由传统通向未来的通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面对当今世界性的文化大交融,书家所能,是感时代精神,生创作激情,赋予书写审美品格和情感意象。如此,那些具有高雅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才可更好地生成、发展和繁荣。相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为基础,有国家层面的文化导向作引领,有教育学科体系化的建设与推进,书法界必将形成一股强大且持久的合力,开拓出一条书法艺术健康发展的新路。
(摘编自《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作为书法的灵魂,人文性促使书法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 |
B.书法文辞内容与书家心境间的互动差异是造成张旭与怀素狂草书法不同的根源。 |
C.经典的文化母体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是支撑书法艺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
D.从文化高度和艺术高度正确审视书法创作,才可能使作品突破形式表层的局限。 |
A.文中引孙过庭评王羲之的话,说明了书法的文辞内容与书家的心境之间有互动性。 |
B.第三段介绍晋唐宋时期书法审美品格的特点及形成缘由,论证了书法审美具有时代性。 |
C.第四段在道理论证的基础上反观现实,指出当代书坛一些创作者对人文精神重视不够。 |
D.文本最后立足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指出书法经典人文价值观回归本位的光明前景。 |
材料一: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是否用“身体”创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学习、推理等能力具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但即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身体的某些功能。它终究不是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由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具有一种能动的选择性。这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不同的。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2017年就具有了“看图创作现代诗”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看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数据、程序、编码等内容。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如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储存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以上从身体的角度对艺术家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身体”不同于人工智能机械化、数字化的“身体”。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人类的艺术创作不可能被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完全取代。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终究还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这里的媒介不再是人类的身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工具,而是变成了具有某种智能的工具而已。所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可以表现为: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智能化、模型化与便捷化;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品种类更加多样化,让人们的艺术欣赏具有更多选择性;三、为艺术创造提供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
材料二:
在媒体沟通会现场,技术团队展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的部分绘画作品,不论是构图、色彩还是虚实,小冰的作品都已经趋近于真人的绘画表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了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同时,因其对200余位艺术家画作的全面学习,还能在小冰的画作中看到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相关专业人士评价小冰画作:构图很好,静物抽象的涂抹,动物造型的表现能力,艺术的感觉很准,假装不经意的表现。看起来极其不经意,但是该到的点都到了,而且又都能点到为止,整个画面随意而灵动,敢于大虚大实,敢于让很多东西淹没在黑暗之中。
在小冰的命题创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系列中,观众可以惊喜地看到很多绘画先贤的“复活”:比如使用弗兰茨·马尔克的笔法绘制的在稻田中停落的飞机;比如好似莫奈绘画的人物徜徉在花海中,远处却是明灭的灰霾城市。可以想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定会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可以这样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并不应以击败人类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在达到与相应人类创造者的同等水准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未来。
(摘编自“中国美术家网”)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郑板桥画竹和微软小冰“看图创作现代诗”都是通过“看”进行艺术创作的,这说明艺术家和人工智能都可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 |
B.人工智能艺术创作过程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可见决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水准的就是数据库的大小。 |
C.从微软小冰创作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可以看到绘画先贤的“复活”,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同样能把自己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体现出来。 |
D.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还能通过学习人类艺术而具有一些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 |
A.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这可以看出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 |
B.“人如其文”这--说法说明了艺术创作对象的特质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艺术创作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 |
C.不能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因为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的艺术创作的,且人工智能创作,已经不再是人工创作。 |
D.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和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更好的未来。 |
A.“人工智能艺术从主题、形式到技术都令人惊叹,面对人工智能对传统艺术的挑战,公众和学界都应保持理性和宽容。” |
B.“当人工智能艺术形成“人格’之后,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理念、常识或将不复存在,也会导致对人类艺术的取缔。” |
C.“人工智能可以完成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艺术创造里面有多少劳动的成分,人工智能就可以代替多少,并且现在已经实现了。” |
D.“人工智能艺术创作能模仿人脑的某些作用,但仍然不像人类身体那样感知外部环境、进入创作状态,只是‘人工’而非‘人类’行为。” |
5.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光明前景的认识。
“中国”是想象的共同体,还是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对于这点,我赞成葛兆光的说法,把“中国”看成一个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经过不断叠加与凝固而形成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形成,表明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同一性,有一个超越了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文明共同体。在早期中国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周人以“成周”为中心,规划了四夷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夷夏之辨”的产生。为避免“夷夏之辨”所带来的封闭性,周人专门设置了掌管音乐的四夷乐官和掌管语言的译官等官职来处理夷夏之间的关系。
首先,四夷之乐对以雅乐为主的周代来说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但周人仍通过取风、采诗、雅译等方式将其纳入礼乐系统中,更多是出于政治文化方面的考量。在周代的礼乐体系中,乐首先是从属于礼的,郑玄说:“凡用乐必有礼,用礼则有不用乐者。”故作为周礼的组成部分,四夷之乐的演奏本就有“别异”的政治功能。四夷乐官在乐官系统中身份最低,四夷之乐的演奏场地又被设置在四门之外等,都是这一政治功能的外在呈现。而作为与礼相提并论的概念,乐又有“合同”的政治功能,为了弥补“别异”所带来的政治差别,四夷之乐的制作,更多是出于“合同”的考虑。周人设置的这种四夷乐官制度,本就是为了加强四夷之人的心理认同感,夷乐用于礼仪,一是象征天下归一,四夷宾服;二是使用四夷之乐可增强四夷之人对周文化的认同。故从这一角度来说,周代礼乐体系对四夷之乐的容纳,体现了华夏文明体系在保持秩序性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再者,四夷之言的传译和雅言书面语在四夷族群的推广,不但保证了夷夏之间保持着畅通的交流渠道,而且对于构建华夏文化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周人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在基本官职设置上,针对不同的族群设置了不同的译官,他们除了负责各种礼仪场合的现场传译外,还有意识地搜集整理四夷方言、传译四夷文本,这就使雅言及其书写系统在尽量保持同一性的同时,可以吸收来自不同文化的语言元素,丰富自己的语汇和表达形式,进而形塑了华夏文化共同体最为重要的认同条件——文化经典。与此同时,雅言作为一种公共性的书写语言,又不断地渗透到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化之中,这对于构建华夏文化共同体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四夷族群出于对主流文化的认同,积极融入到汉字文化圈中,从而使雅言书面语所承载的礼乐知识、思想体系和信仰系统等,能够突破方言口语的歧异,对四夷族群形成强大的文化向心力,将其不断地凝聚到华夏文化共同体中。
综上所述,在处理夷夏关系时,周王朝在基本的职官制度设计方面保证了怀柔四夷的文化策略,突破了“夷夏之辨”所带来的文化封闭性。而音乐“合同”的政治功能及语言文字的文化凝聚功能,有效地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付林鹏《周代的文化认同与文学交流——以音乐制作、语言传译为中心》)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可以表明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具有了高度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
B.音乐“合同”的政治功能以及四夷之言的文化凝聚功能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
C.夷乐用于礼仪既象征天下归一,四夷宾服,更是为了增强四夷之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华夏文明地位。 |
D.出于政治文化等方面考量,周人通过取风、采诗、雅译等方式把四夷之乐纳入礼乐系统,成为周礼的一部分。 |
A.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论述周代设置四夷乐官和译官对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作用。 |
B.文章末段用对比论证,论述周代在职官设置上突破了“夷夏之辨”带来的文化封闭性。 |
C.文章在论述雅言与四夷之言的关系时,着眼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具有辩证性。 |
D.文章引用郑玄“凡用乐必有礼,用礼则有不用乐者”的观点意在说明:乐从属于礼。 |
A.“中国”共同体的形成是华夏各种文明渗透、融合的结果,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促进了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
B.文化经典作为华夏文化共同体最重要的认同条件,既体现主流文化价值,又能产生凝聚“四夷”的文化向心力。 |
C.四夷之乐的演奏体现了“别异”的政治功能,而其制作是为了弥补“别异”所带来的政治差别,以求“合同”。 |
D.早期政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中,周人以“成周”为中心规划了四夷体系,直接导致了“夷夏之辨”的产生。 |
为何中华民族有如此巨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对这个历史之谜,可以给出多维的解答:
首先是中华文化重民本的仁政理念。
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重心不断向下沉淀的人民性。重民本的仁政理念这一思想,划破了古老中国灰暗的政治苍穹,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民为主,“民比天大”这样的思想要求实行德治、仁政,要想人民之所想,而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二是为民做主,这是对于治国者而言的,要求为民做主,牢记民心向背才是政治统治兴衰的关键。三是由民做主,也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这三层涵义,贯穿了中国政治治理的始终。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汲取中国传统重民本的理念精华,可以为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一是以民心为依归,民心向背是执政的根基。二是建构中国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三是执政为民,汲取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哲学的核心——“民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其次是中华文化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这是文化自信的根基。由家庭到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课层。这是家国情怀的文化基础。
重责任是其特点之一,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核心是让、“和”。就政治伦理而言,“伦理道义”“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又一特点。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由对祖宗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家族乡里的敬,再扩展到对国家社稷的忠,这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人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把孝亲心上升为爱国心,把爱乡情放大为爱国情。这种爱国情,发端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亲人的眷恋,也萌生于对祖国的疆土、历史文化、人民之爱的钟爱和依恋。
从现实的政治看,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是国人最坚强的后盾,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国家和;政府的“无限责任”;维护祖国统一、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人民对国家的“无限责任”。
(摘编自于铭松《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重民本的仁政理念却贯穿了中国政治治理的始终。 |
B.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汲取了中国传统重民本的理念精华。 |
C.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使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着责任,这种责任最终就会发展成为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
D.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维护国家统一既是国家对人民的“无限责任”,也是个人对国家的“无限责任”。 |
A.文章从重民本的仁政理念和济天下的家国情怀两方面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其历史文化的根基这一观点。 |
B.文化自信是我们现实所提倡的重要思想,作者力图在文中把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依据,从历史到现实阐明清楚,纵向思维是文章重要的思路之一。 |
C.文章在论述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和当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论题时,都对论题进行了分类,这种横向分类的结构也是文章重要的思路之一。 |
D.人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把孝亲心上升为爱国心,把爱乡情放大为爱国情。作者使用比喻论证的目的在于论证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又一特点。 |
A.中国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取得巨大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与“重民本”的治国理念有关。 |
B.正是因为有了中华传统重民本的仁政理念,以民心向背为执政根基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得以建构。 |
C.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使得个人对祖国的疆土、历史文化人民之爱产生钟爱和依恋。 |
D.维护祖国统一,小到个人大到政府与国家,都具有无限的责任任何分裂祖国的行径违反的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
材料一:
书法,自东汉时期跨入自觉的艺术时代以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一门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于是,关于书法的论著也日趋丰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有关各类艺术形式的论著中,书法论著是最为丰富的。在众多的论著中,有关书法活动中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论述也多有出现,涉及的问题也颇多,诸如书法创作的一般心态、想象与书法、动机与书法、灵感与书法、情绪与书法、个性与书法、品德与书法等方面,古人都有独到之思想。
在古人看来,书法创作一般包括两种心态;一种是虚静态,另一种是炽情态。虚静创作是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居敬持志、人书相对的创作心态。东汉的蔡邑在《笔论》中最早提出:“夫书,先默坐静思。”东晋的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也说:“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唐代的虞世南在《笔髓论》中也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明代的宋曹在《书法约言》中亦说:“志专神应、心平手随。”这种剔除杂念、超越俗事的思想与刘蒜《文心雕龙》中的“虚静观”是一致的。与此相对,炽情态是情燃如炽、激情奔放、欲罢不能、一吐为快的创作心态。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昔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怀素在《自序帖》中也说;“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叫绝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苏轼在《送参寥师》中也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这是一种酒神式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心态。
古人论述情绪与书法创作的关系涉及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古人认为,书写内容对书写时的情绪状态有影响,所谓写“悲”则悲、写“忧”则忧。其次,古人认为,不同情绪状态下,其书法风格亦有相应的变化。再次,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韩愈曾说“不平则鸣”,艺术就是一种“鸣”的工具,书法亦不例外。正因为如此,现代心理学家和医生常常劝某些患者从事书法活动,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塑造形象,从而表现书法家的个性,抒发其感情。书法之“象”是取象异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均可作为书法之象的原形,如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风雨雷电等。古人认为,想象的作用,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形象在大脑中所形成的表象材料进行转换、加工、改造、重新组合,进而创造出书法之象。还需指出的是,古人将取象异类而形成的“象”分为抽象之“象”和具象之“象”。抽象之象是追求神似,具象之象是追求形似。前者如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等等;后者如所谓点如怪石、龙爪、杏仁、梅核、蟹目、菱米等,竖如悬针、垂露、曲尺、铁柱等。前者是创造想象的功能,后者是再造想象的功能。
总而言之,在古代的书论家看来,书法活动是多种心理因素协同作用的过程。无论是虚静态创作还是炽情态创作,都离不开动机、想象情绪、灵感等因素的重要作用。
材料二:
书法与字体的变化相互平行又交叉地发展。从篆捅文字开始,没有一种字体可以与书法截然分开。宋代木板书籍有手书者,仍不失书法的一些韵味。东汉《熹平石经》是官方校正《五经》的刻石,注重文字的规范谨饰,从书法看,不失众多汉隶之一,应当视为书法的一体,只是书味不浓。近代流行的印刷用宋体字,保持着汉字各种基本笔法以及楷书结构,却不能认其为书法。至于篆、隶、行、草多种书体,我们未尝不可以找出它们最原始的基因,“还原”为“字体”,但只能在理论上加以承认,实践中不存在。因为任何书写(刻),凭借特定的工具全出以个人行为。书写中的思想,都倾向于个人意识的一部分,并且区别于自己而不会重复。有以仿宋印刷体的笔法相对应于楷体书法,应是对楷书的误解。楷书不但与印刷体有别,楷书的笔法,在每个书家那里也是不同的。所以即使教初学者写楷书,也不能以宋体字为准。倘要求点画与宋体字相同,索性不叫书法了。
张守世《书法回归“心画”本体》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书法,是中国一门普及度高的艺术形式:书法论著,在东汉时期跨入自觉的艺术时代以后,便逐渐成为中国古代艺术论著中最丰富的艺术论著。 |
B.对于想象与书法、动机与书法、灵感与书法、情绪与书法、个性与书法、品德与书法等书法心理方面的问题,占人都有独到之思想,书法创造与之息息相关。 |
C.在古人看来,虚静创作是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居敬持志、人书相对的创作心态,虚静态和书法创作中另外一种心态即炽情态是截然相反的。 |
D.由东汉蔡邑的《笔论》、东晋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唐代虞世南的《笔髓论》、明代宋曹的《书法约言》、刘腮的《文心雕龙》等例子可以知道到他们对书法创造的心态都有共同的了解。 |
A.王羲之《兰亭集序》 | B.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
C.颜真卿《祭侄文稿》 | D.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 |
A.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足以说明书法活动中想象的作用。 |
B.韩愈曾说“不平则鸣”,艺术就是一种“鸣”的工具,书法亦不例外。因此,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 |
C.书法与印刷体在要求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比如楷书的笔法就与仿宋字有区别,仿宋字是不能称作书法的。 |
D.书法与字体的变化相互平行又交叉地发展,不同的字体体现了不同的书写者的个人意识,也体现出书写者不同的思想与情感倾向。 |
5.材料一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