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空间科学是依托航天器平台研究宏观和微观世界的前沿交叉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基础科学前沿催生了诸多重大发现和原创成果。进入21世纪，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爆发之际，空间科学进入跨越式突破新时刻。

空间科学的突出特点是依托航天器为主要工作平台。到空间去研究关于地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突破天文学、地学、生命科学等母学科困于地面实验或理论模拟而难以破解的科学难题，是实现从0到1突破的主阵地之一。

首先，空间科学研究直面基础研究最前沿、最重大的方向，挑战最有重大科学意义的难题。空间科学研究成果不能规划，但研究方向可以聚焦和瞄准，一旦突破就可能是里程碑性质的。

例如引力波已成为人类探索宇宙的新信使、观测宇宙的新窗口。美国科学家因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获得了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16年，美国科研人员宣布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在地面直接探测到了高频引力波。一年后，LIGO团队核心成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鉴于空间探测将引力波极大拓展至中低频，甚至会以当今不可预见的方式拓展我们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认知，随之而来的科学突破令人期待。我国的“太极计划”和“天琴计划”也瞄准了这一新窗口孕育的重大科学机遇。

再者，空间科学助力科学家揭示自然奥秘，推动基础前沿研究和综合交叉探索，其每一步进展都将拓展人类对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的认知。

例如，人类是否是宇宙中唯一生命存在问题是重大科学前沿。美国火星探测计划一直将寻找火星生命“指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同样，我国“嫦娥”系列任务、“天问一号”任务等也多次入选年度重大科技进展榜单，反映了我国航天领域高新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能力，这些成就能为空间科学领域理论突破和原创发现提供重要平台和关键手段。

此外，空间科学挑战极限的需求有力推动了尖端技术突破。①与应用卫星型谱化和批产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一项空间科学任务都是非重复性的，都必须研发创新的有效载荷和原创的探测方案，不仅带动火箭、测控通信、卫星平台、载人飞船等共性通用技术的进步，而且将突破诸如极远极冷极弱空间探测急需的新兴与前沿技术。

（摘编自《瞭望》2023年3月《逐梦星辰追根问源》）

材料二：

宇宙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只要一想起宇宙，我们就难以平静——我们心情激动，感叹不已，如同回忆起许久以前的一次悬崖失足那样令人晕眩颤栗。我们知道我们在探索最深奥的秘密。

宇宙的大小和年龄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我们的小小行星只不过是无限永恒的时空中的一个有限世界。从宏观来看，大多数人类所关心的问题都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人类朝气蓬勃、勇敢好学、前途无量。几千年来，我们对宇宙及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地位作出了最惊人的和出乎意料的发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探索宇宙的时候，既要勇于怀疑，又要富于想象。想象经常能够把我们带领到崭新的境界，没有想象，我们就到处碰壁。怀疑可以使我们摆脱幻想，还可以检验我们的推测。宇宙神秘非常，它有典雅的事实，错综的关系，微妙的机制。

②地球的表面就是宇宙汪洋之滨。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近来，我们已经开始向大海涉足，当然，海水才刚刚没及我们的脚趾，充其量也只不过溅湿我们的踝节。海水是迷人的。大海在向我们召唤。本能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大海里诞生的。我们还乡心切。虽然我们的夙望可能会冒犯“天神”，但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在作无谓的空想。

地球是宇宙中的一个地方，但决不是唯一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地方。任何行星、恒星或星系都不可能是典型的，因为宇宙中的大部分是空的。唯一典型的地方在广表、寒冷的宇宙真空之中，在星际空间永恒的黑夜里。那是一个奇特而荒芫的地方。相比之下，行星、恒星和星系就显得特别稀罕而珍贵。假如我们被随意搁置在宇宙之中，我们附着或旁落在一个行星上的机会只有10°分之一（10°，在1之后接33个0）。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机会是“令人羡慕的”。可见天体是多么宝贵。

（摘编自卡尔·萨根《宇宙的边疆》）

材料一：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部分传统手工艺和创作都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主要体现为后继无人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部分技艺者有心发展传统文化，但缺乏资金保障。其次，当前多种外来文化冲击着民族文化，很多人对外国的文化更加热衷，对于继承传统文化事业缺乏兴趣。因此，当前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十分关注，但是如何传承以及传承路径都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包括自然性传承和社会干预性传承，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证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首先，自然性传承指的是不需要社会性干预，完全依赖个人行为的传承延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很多都是依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主要为个体之间的言传身教和口传身授。在部分地区，该传承方式早已演变为民间生活的基本形态，比如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但这种传统的方式也存在缺点，不容易被社会熟知，容易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等。

其次，社会干预性传承是指在立法机构、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干预下的传承。该传承方法有许多优点：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制度的建设，建立长效的保护机制，还有利于提升社会公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关系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方法还存在争议，对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生态和鼓励创新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非遗文化都是活态的，是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与时俱进，应该利用动静结合的保护措施开展传承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人的智慧和结晶，需要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传承。

（摘编自赵永华《试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发展》）

材料二：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外来文化的入侵，让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可以从精神层面上团结和号召全国乃至全球的中华儿女，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化挑战为机遇，提高文化软实力，进行文化输出，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精神财富，还是一种经济资源。人文旅游的发展依托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弄清家底，清楚地知道它们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充分利用其优秀的文化特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实际体现。同时，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让国人自觉地去保护自己的文化，很多民族和地区可以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自身的发展。

（摘编自李朝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材料三：       

随着科技的进步，有些地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化适度开发，发展到文化产业行列中，将其文化属性转化为文化产品，有效的进行资本运作，在开发运用中，有的能很好地做到文旅融合，这样不仅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也使非遗得以很好的重视、保护和传承。但有些地区保护非遗同时更看重非遗潜在的商业价值，希望申遗成功后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运作，使非物质文化遗遭到更严重的破坏，呈现出消亡趋势。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消费时，商家、企业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过度改造和包装，看似弘扬了民族文化，实质丢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内涵，致使非遗失去原貌。

（摘编自奚社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分析》）

材料四：

中国国家级“非遗”省域分布表

注：1.在中国，香港和澳门属于独立的经济域，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在此不计算其GDP占比。2.资料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系统（2011）；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11年）。

（摘自吴清、李细归、张明《中国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与成因》）

“龙城”还是“卢城”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成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作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礼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城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张际认为，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的地方，因其地点并不固定，故而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

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形，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被写成“龙城”“笼城”“茏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揉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材料一：

①与许多学科相似，中国考古学理论是立体的结构，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组成。这三个部分各自功能不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决定学科理论高度的既不是基础理论，也不是应用理论，而是前沿理论。生命起源、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是世界考古研究的前沿性课题。前沿性课题出前沿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考古率先在文明起源课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文明论成为前沿理论的第一个代表。

②四十多年前，苏秉琦先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精神鼓舞下，创造性地建立“满天星斗”的文明理论，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更是世界考古东方大国崛起的标志。按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学派的论述，1979年以后的十年间是中国考古充分发育的阶段。此后，中国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良渚、陶寺、石峁、古蜀等重要遗址显然都与“满大星斗”文明理论息息相关，甚至是其催生的结果。可见，前沿理论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舍此便不会有考古硕果的精彩纷呈和目不暇接，考古学将不仅失去高度甚至失去哲学意境，而只剩坛坛罐罐。

③时光荏苒，又过去四十年。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热情拥抱世界，使得中国考古学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动力依然是前沿理论的突破创新。在人类起源和农业起源等前沿课题方面，中国的理论贡献绝不可等闲视之。文明起源理论也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每次重大考古发现都能够激励中华文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鼓舞人心。

④丰富前沿理论的工作任重道远。近年的考古发现引人关注，提出一些新的线索。比如：红山古国诞生于农耕与渔猎经济的结合部，河洛古国建立在仰韶晚期中原与大汶口文化的结合部，良渚古国创立于“南稻北粟”的结合部，陶寺邦国出现在华夏与戎狄的结合部，石峁邦国兴衰于农耕与游牧经济的结合部，古蜀王国屹立在长江与黄河的结合部。那么，这些不同的结合部建立的文明灯塔是通过何种途径联系起来的呢？是哪种机制将其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呢？这就是礼制，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文明起兮兆东方。古礼万年始辉煌。”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古礼有基因才强大，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魅力之所在。是中华文明内源性动力之所在。深刻认识与精准解读它，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抓手。要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经济类型多样性入手，从结合部的重大考古发现入手。从特色的古礼制度入手，稳稳扣住中华文明的命脉，紧紧抓住中国特色，让认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走出中国学派的精气神。

⑤中国考古将迎来下一个百年发展的重大机遇。科学认识理论层次，正确估计发展水平夯实基础理论，发展应用理论，丰富前沿理论，为学科健康发展积累经验，无疑是当代中国考古学人的历史责任。

（摘编自卜工《中国考古学理论必须具有中国气派》）

材料二：

①作为中国现代专古学的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个基于考古物证、却又极具思想品格的“满天星斗”说。这一理论以更为实证、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为中国古代王权的形成与文化特质的起源打开了新的局面。

②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论点就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人们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甘肃陕西西部的大地湾文化、浙江余姚一带的河姆渡文化、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等等。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因此这一时期被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满天星斗”的时代。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

（摘编自赵汀阳《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流沙河无疑是比较注重幽默风格的一位。尤其是他的中后期诗歌具有明显的幽默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对于中国诗歌而言，幽默是相对而言比较匮乏的，正如1988年《诗刊》卷首语所言“过去我们的抒情诗，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生活的，都少用那种幽默的调子写出，讽刺也过于直露，剑拔弩张，少有喜剧色彩。”在流沙河前期的诗歌中，并没有表现出幽默来。年轻的诗人以理想主义的心态，用天真无邪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世界，一切让他感觉兴奋、激动，这种创作心理是不大可能产生幽默的风格的。

幽默讽刺艺术风格的生成，必须要有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超脱心态。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是缺乏幽默意识的。“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的所谓“谑而不虐”的儒家文化让人变得拘谨、恭顺。只有在那些绝圣弃智、看穿一切如老庄之徒的超脱派身上，才可能出现幽默讽刺的人生态度。而流沙河的思想与创作受老庄哲学影响很深，他在庄子哲学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庄子现代版》就是其研究庄子结出的丰硕果实。庄子的超脱、旷达、幽默给流沙河的影响很深。另外，我们知道，巴蜀是中国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同时它又是一个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的“西僻之乡”，这样相对减轻了儒家文化的理性压力，推动着巴蜀人的精神需要向着寻找生活意趣而置礼教规范于不顾的方向发展，典型的表现形态便是广泛存在于四川民间的“摆龙门阵”习俗。流沙河在老家劳动的二十二年间，与工匠们同呼吸共命运，朝夕相处，那些四川粗放汉子们在灾难岁月里的嬉笑怒骂、戏谑嘲弄，以玩笑讽喻聊以自乐或解闷的生活习性，给予了诗人深刻的影响。缘于现实生活的幽默情怀和幽默气质，使得流沙河的诗歌开始充满诙谐、机智、风趣。这是艺术成熟的一种表现。朱光潜在《诗论》中认为，任何成熟的诗歌范型，都有极为娴熟的谐和隐的成分。在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具有了丰富的阅历之后，流沙河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俯瞰社会人生，对生活作出深刻的理解与纯熟的驾驭，以旷达超脱的心态来面对纷繁复杂，其中不乏丑恶的社会生活现象，对其作出深刻的剖析，以笑来迎击生活的沉重。比如《故园九咏•焚书》以一笑一哭的鲜明对比，强化了诗中的诙谐色彩，让人忍俊不禁，也让我们真实地体味到这貌似幽默的情绪里包含的酸辛和苦涩，看到诗人对悲剧制造者的嘲弄和反讽。

在诗歌创作中，流沙河常用意义不同、色彩不同的词进行非逻辑性组接，造成一种有悖常情常理的形象，形成一种画面的变形形态，其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拟人化倾向，如《家鼠》用轻松奇巧的俏皮话，如《文学讲习所旧址》中一句“疯子来了”既有奇巧逗人的幽默感，又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对往昔时光的深切追恋；有时也用奇特的比喻来造成一种幽默的效果，如《读地球仪》中的诸多比喻，都是奇特而极度夸张的，因而也获得了良好的幽默效果，流沙河诗歌中的幽默往往让人在发出苦涩的笑的同时，也起到一定的鞭挞和醒世的作用。

（摘自孙立志《流沙河诗歌艺术研究》）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

材料一：

山水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型，它的概念至今仍是模糊的，论家众说纷纭。它的概念到底应怎样界定？

究其实，山水诗主要揭示的应是它所描写的对象和包蕴的内涵，所以应从其所表现的对象或选取的题材上予以界定。因此，我们给山水诗下定义，先要弄清“山水”的特定含义和适应范围，进而把握山水诗的本质特征。

山水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它是以自然山水为观照和审美对象的。在歌颂自然山水的同时，传达出诗人对山水的主观感受和美学趣味，使物我同一，从而构成一种自然山水无法达到的美的境界。这种美的境界的构成是通过特定山水中纷繁复杂的形象按照不同的时空顺序，经由作者一定的主观构想连缀组合起来，从而形成一幅完整而有层次、色彩鲜明、形态逼真的画面。这里需要细加分辨的是，山水诗表现情绪、构成意境虽也通过“景”的描述，但并非所有描绘自然景色的诗都是山水诗。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诗人仅仅写景物的纷繁复杂，不特指某一具体的山和水以及相关的景色，因而这样的写景诗与山水诗的写景是截然有别的。由此而言，山水诗的写景与别的写景诗的不同之处乃在于景观是与特定的“山水”血肉相连，其一切景色全都是具体的山与水的体现。

中国诗歌的分类向来是纷杂的，这当然也表明了诗歌领域的丰富性，在诗的园地上茁长着色彩纷呈的奇花异草；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在不同品类的诗歌界限的分辨上存在着模糊性。如表现自然景物的诗，除了山水田园并举，咏物独成一类之外，似乎就再无别的分类和称谓了。而“写景”往往又只是当成一种表现手法，并不视为一种诗歌类别的标记。因此，对于某些写景诗的归类就出现了似是而非、无所适从的现象，从这种混淆现象中不能不让人发生疑问，是不是所有有景色或山水描写的诗都算山水诗呢？

我以为尽管有些诗中有山水与自然景色的描写成分，但如果不是把山水景物当成完整的形象，把独立的客体作为审美观照，以使山水景象在诗中呈现主体性、独立性和完整性，而只是把山水成分或自然景观当作表现其他主题的组成或陪衬，只是以客观外物来兴起或负载另外一种情思意绪，即山水景物在诗中失去了它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完整性，就不是山水诗了。

山水诗之所以称为山水诗，是因为它的客观表现对象是自然界的真实山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景观。它把自然界里真实而具体的山水作为唯一的审美客体。

山水诗当然不仅仅是对自然山水真实客观的描摹，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蕴含着一定的主观情愫，是审美主体内心世界的反馈与外射。当人们在登临山水，纵目自然景象时，会为金波荡漾、涟漪轻泛的湖光水色所陶醉，也会为蜿蜒奔涌、险峻奇伟的山岳峰峦所激动。于是情从中来，发而为诗为歌。而其他类诗歌中的所谓因景生情，只不过是把景当作内在感情外流的一个出口和形象寄托。

概而言之，山水诗无须包罗万象，囊括一切，否则只能使“山水诗”的类型含混不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为避免这种混淆，使诗歌分类更科学和准确，我们不妨借鉴中西诗学和绘画上的某些概念与提法，将以自然物为审视对象的诗歌分别称为写景（或风景）诗、山水诗、田园诗、咏物诗等。

（摘编自时志明《山水诗，一个不应模糊的概念》）

材料二：

说到山水诗的创作，谢灵运的功绩自然不容抹煞。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的山水文学从附庸蔚为大国，并在题材上成为一种稳定的、影响深远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谢灵运之前绝无山水诗可言，更不能说谢灵运的山水诗已与玄言彻底决裂了。事实上，东晋时期已经出现不少山水诗。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记游性的山水诗，一种是杂糅玄理玄趣的山水诗。

东晋的山水诗，更多的还是那种山水与玄言相杂的作品，尤其是其中的五言诗，大多是熔山水、玄言于一炉的作品。这些诗的特点，一方面是“微言剖纤毫”，诗人力求揭示宇宙中那些难以言传的奥秘；另一方面，在“微言剖纤毫”的时候，一些诗人并没有忘记“携笔落云藻”，在诗中摄取大自然的色彩之美，在自然物中注入了人的情味，自有一种生意盎然的大自然情趣，说明“玄言诗人”的作品也不尽是“淡乎寡味”的。其实，山水与玄言杂糅，乃是东晋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形态，这种情形与魏晋以来玄风大畅直接相关。更明确地说，我国山水诗在晋宋时期勃兴，终至从附庸蔚为大国，实为魏晋玄风从积极方面影响文学创作的结果。由于玄风弥漫朝野，崇尚自然隐逸的思潮召引人们从市朝走向山林湖海，人们在与大自然的频繁接触中，发现游赏山水是体玄适性的理想方式。既然体玄适性都离不开大自然的山水，那么，人们在用诗表现这种领悟的时候，自然要借助山水的形象了。

（摘编自李文初《论东晋的山水诗》）

材料三：

盛唐的山水诗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东晋的山水诗所歌咏的对象不过是半壁河山，主要在东南一隅，没有机会领略广袤中原的风光。他们的山水诗，胸襟、气象、境界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到了盛唐，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为诗人提供了写作山水诗的最好条件。许多诗人在其创作的准备期或旺盛期曾有过一段漫游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被祖国多姿多彩的山水所培育起来的这一代诗人，他们写起山水诗来，论胸襟，论气象，论境界，就远非东晋人所能相比的了。另外，从艺术上看，东晋山水诗对山水景物的描写追求形似，崇尚工巧，缺乏神韵。盛唐山水诗所追求的乃是神似，他们刻画山水，并不滞于山容水态，而是力求把握和表现山水的个性。自然山水成了诗人的朋友，或诗人自身的外化。诗人以物观物，打破了物我界限，达到了物我浑然为一的境界。中国的山水诗到了盛唐，才臻于完美纯熟。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的山水诗》）

明代中晚期，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人们对文化艺术和精致生活的追求成为时尚。这一时期的家居布局和室内陈设，集传统之大成，极具文人气息。古人相信，营造优雅和谐、舒适惬意的家居环境，对于修身养性、建功立业裨益匪浅，因此对家居第宅的布局及室内陈设十分考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

古人特别讲究居住的环境，力求与自然相融。道家“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以少总多”的思想理念，对古人家居文化有深刻的影响。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室庐篇》开篇就提出“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即使不能栖隐山林村野，与自然为伴，也“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整体环境的要求自不必说，具体环境的布局也十分讲究。出入之门，宜“用木为格，以湘妃竹横斜钉之”，两旁悬挂木板做的春帖，取唐诗佳联刻于其上；若用石门槛，石头必须方厚浑朴；台阶一般设三级到十级，必以自然纹理之石砌成；栏杆“石栏最古，木栏为雅”；而厅堂照壁“得雅楠之类为之，华而复雅”。第宅庭院中，一般会建一茅亭，与周遭景致自然贴合，雅致逸然。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描述，茅亭以白茅或棕片覆顶，以山中带皮老棕木为柱，不仅淳朴雅观，而且耐久。总之，家居环境以简洁、古朴、自然清雅为宜。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居室部》中说道：“土木之事，最忌奢靡。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李笠翁此言说得透彻，居所建筑并非富丽奢华才好，惟自然拙朴或文雅精致，才各具特色。当下可见不少豪宅，虽宏大华丽，却如会所甚或写字楼，铺陈做作，自难免俗。

林语堂先生说，每个中国人独处时都是道家，群体时都是儒家。这在古人的家具造型和陈设使用上便可印证。古代居所前为堂，后为室；或正为厅，侧为室。传统厅堂陈设大致为对称式布局，显得庄重、规范、和谐，体现儒家中庸思想。厅堂是家人活动和待客会友的场所，陈设讲究庄重气派和主从秩序；家具造型和摆放则体现主次尊卑、长幼有别的儒家伦理。厅堂家具可宜地因需选用组合，但布局一定要舒朗有致，方显儒雅。曾见在现代客厅中铺排清式满雕家具，其中座椅皆如宝床、宝座，茶几无不硕大，塞满空间，犹如商铺，实在俗不可耐。

古人厅堂如此，书房、斋所、侧厢、卧室这些独处或私密所在，家具则以古朴自然、精巧闲适为首选。譬如卧室是休养生息之所，温馨幽静最为重要，家具陈设不可纷杂，装饰不宜花俏，色彩宜清雅不可艳丽，否则如闺阁花楼。再如书房。古人称书房为斋室，是安详澹静、儒雅清幽、极富文化气息和个人品位之所，其所陈设之家具、器物，既样式丰富、实用精致，又讲究儒雅品位。明人屠本峻《考槃馀事》言：“斋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砚之属，须作不俗，铺设得体。”文震亨也说“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以体现主人清新雅致的情趣。

简而言之，明代的家居布局和室内陈设总体上给人一种开阔疏朗、简约有致的感觉，生活其间让人觉得舒坦、清雅、洁静、明朗。所谓“乐居以怡情，幽处可游心”，品味古代家居陈设中的文人意境，不为复古——犹如唐诗宋词之不可复制——只为吮啜其中的文人思想，那是中华五千年文化垂续绵延的重要内容，将永远鲜活在我们的血液中。

（摘编自王中杰《古代家居陈设中的文人意境》）

诗词，除了课堂与考试，也可以变成《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综艺节目，引发全民追捧；二胡，除了街头与舞台，也可以走进直播平台，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的一次演出，吸引21.5万观众；故宫除了景点与博物馆，也可以化身折扇、玩偶、便签，一年文创产品的销售额达10亿元……传统文化，正抖落历史的尘与土，脚步轻快地跟上了时代。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改造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普及中华诗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举办经典诵读、国学讲堂、文化讲坛、专题展览等活动。鼓励媒体开办主题专栏、节目。利用互联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传播”。这为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指明了道路：既保有传统的魅力，又带着时代的创意。

谈及传统文化，言必及深邃与厚重。同时，任何一种文化，其生命力也来源于开放性与多义性，来源于多维度阐释的可能。古语云：“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人取一星火光，都可收获智慧的启迪。正如一曲《琵琶行》，在陈寅恪先生的笔下，成就了《元白诗笺证稿》这样的名著；在今天“90后”“00后”的手中，变成了网络上一曲流行歌曲。正因为可以取之而不竭，文化才能呈现出多元丰富的包容。

季羨林先生留学德国时，选修了一门梵文课，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绝学”的凄凉景象大抵如此。传统文化要避免“绝学化”，就不能只有“阳春白雪”一种样态，也不妨亲近“下里巴人”。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观众人数累计达到11亿人次，在这些人里，又有多少懵懂少年，喜欢上了诗词？有多少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了诗词的韵味？诗词变身综艺，乐器走进直播，这些传统文化找到了新的落点，也就有了焕发新一轮蓬勃生命力的可能。当然，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要媚俗，自降格调来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传统文化的阐释不是没有下限的，它不能走上市侩化、神秘化、功利化的套路。我们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信心，平上去入、唱念做打、银钩铁画，自有它的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如果从形变变成了神变，模糊了本来的面貌，反而是打着弘扬的旗号，却丢弃了内在的魂魄。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5月10日期）

一场二胡直播吸引21.5万用户，一位古筝主播年收入超千万元——平日里许多传统艺术表演家想都不敢想的受关注度，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一些进军网络直播平台的传统音乐艺术表演家身上。箜篌、古筝、琵琶……这些普通人在古诗词里读到，却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的乐器，正由演奏者在直播平台上真实展现。平日里“冷门”的传统乐器，为什么放到网络直播平台上就“火”了？这首先要归功于互联网传播的助力。比如，中央民族乐团二胡首席蔡阳，平时如果到国家大剧院演出，观众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人左右。这还是在文化资源和传统艺术爱好者集中的北京。但是，一旦网上直播，艺术传播突破了时空障碍，全国甚至全世界喜欢这门艺术的人都可以观看。

（摘自人民网2017年4月7日）

全国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保护专家田青表示，传统艺术要坚守住本质的东西，不能为了迎合流行而搞“转基因”。田青委员坦言，在传统艺术保护问题上自己是“保守派”，传统艺术要坚持自己本质的东西，不能“转基因”。“转基因的结果就是迎合人，这不是艺术家要做的事，艺术家要有自己的坚持和创造。”田青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让自己原汁原味保持自己的基因不变非常重要。“假如为了迎合年轻人，所有的戏剧都改成流行音乐了，那干吗还要200个剧种，”田青表示，传统艺术的从业人员要坚持自己的底线，比如昆曲古琴要有一定文化积累和修养才懂得欣赏，不能因为听众现在还没达到这一修养就迎合。

（摘自《中国日报》2015年3月3日）

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定型于唐代。科举考试规定以儒家经典为研习内容，尤其是集中于“四书五经”，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随着隋唐以后造纸术及印刷业的发达，典籍刊印日趋便利，从而扩大了儒学传习和传播的范围。特别是科举制度对儒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起了制度性保障作用，科举本身也成为官府笼络和控制士人的有效途径。如果说各级官学和书院是传统中国培育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话，那么，科举制度则是传统中国选拔朝廷所需人才的抡才制度。科举制以各级官学及书院为基础，从众多士人中选拔优秀者为官入仕，肩负着将众多士人选拔出来为朝廷所用的职责，是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是将士人纳入官府体制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不仅规范了士人行为方式，而且规范了官府行为和官吏选拔方式。科举制坚持的“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使大批地位低下、出身寒微之士脱颖而出，为有条件读书者提供了同等的晋身机会。与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选官体制相比，科举制度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

科举制度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限定了士人读书研习的范围，确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二是将读书与为官入仕勾连起来，使“学在官府”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士人成功登科，成为朝廷的后备官员。这种情况必然是“官学一体化”，即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僚化。科举制度下的官吏即为学者，而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从政为官，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变成现实。

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对科举制度开始进行抨击，并发出了变革科举制度、改革书院课程的呼声。1905年9月，清廷接受袁世凯等人的奏请，正式下令停止科举考试。至此，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废止。

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儒学与政治权力的联系，动摇了儒学传播的制度根基，中断了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传统，传统读书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失去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有效通道。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不得不另谋出路，纷纷流向与社会分工相联的各种社会新职业，与朝廷的关系越来越疏离，逐渐游离于朝廷的政治和思想控制之外。

这些获得社会新职业的新士绅，不得不接受与传统读书人所学完全不同的西学新知，其知识结构及其理念悄然发生着变化。过去官学和书院中八股经义之类的教学科目，变为近代学校中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课程。以传播近代新知为主的近代学校制度，并没有给予儒学多么崇高的地位。儒学熏习下的传统士绅阶层迅速瓦解，儒学赖以传承的载体随之逐渐丧失，朝廷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也相应削弱了。拥有西学新知的“知识人”阶层，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科举制度废止之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儒学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仍然特别强调尊崇经学并极力维护儒学独尊地位，力图从制度设计上强化对新知识阶层的思想控制。然而，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的情景并未因此改变。

制度化儒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而解体后，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成了无所依托的“游灵”，其独尊地位的动摇及彻底崩溃便是迟早的事情。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儒学熏习下的传统士绅阶层加速向新知识阶层转化，清政府统治的社会根基动摇了。

(摘编自《科举废除与新知识阶层的兴起》，《新华文摘》2019年第12期)

材料一：

今天，人们对疫病的认识更为明晰，但几千年积攒下来的中医经验仍是抗疫“利器”。中医专家认为，新冠肺炎病性上属于阴病，是以伤阳为主线。中医治疗针对寒和湿，注重调节机体平衡，提高自身免疫力，对抗“疫”之气。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针对临床治疗期确诊患者推出了中医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清肺排毒汤”用于改善患者发热、乏力、咳嗽、咳痰、气短等症状，使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从而阻断病情进展，大大降低了重症转化率、病亡率。对于重症患者，西医呼吸支持、循环吏持等技术对抢救生命来说必不可少，中西医深度结合，携手开展临床治疗，大批患者因此受益，推动患者救治形势积极向好。医学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去照料和护理身体不适的人，让他们身心各方面与环境、社会相适应。中医、西医采用的手段不同，但都是在“照顾”患者，目的一致。在我国，将中医与现代西医结合，对症选用，优势互补，往往能产生“1+1>2”的效果。由于我国医疗资源相较人口数量始终比较紧张，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缓解资源紧张局面，用较低的成本实现高效的“照顾”。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在医学上的重大优势，也是宝贵财富，不应有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之分。

(摘编自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材料二：

中医在治病和防病二者之间，重视以防病为主。中医说：“养之不素则病生。”这个“素”，是人生命的根本，也就是人生命的平衡态。中医是奉行中道的医学，和谐是它防病治病所奉行的至高原则。

中医预防医学首先强调人体在能量摄入上的平衡。没有能量，人的生命将无法维持。但中医并不鼓励过分地摄取能量，中医提出“饮食有节”的思想，强调适度地获取能量，因为能量的过剩，不仅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身体内还需要分解出另外一种力量来消化这些能量，过分的能量摄取成了身体的负担。中医还强调能量消耗的适度。中医提出“不妄作劳”的观点——不要过分劳累。中医重视“固本培元”，注意身体内部根基的培植。人生病往往与对自身能量无节制的消耗有关，入不敷出，最终破坏了身体的内在平衡，形成疾病。

中医认为，防病的关键还在于人与自然的平衡。人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人的生命来自自然界，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身体会产生影响。中医主张人要注意契合自然的节奏，实现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如春天气温上升，人的身体也渐渐形成外张的态势，气血由内部浮向体表，皮肤松弛，汗腺舒张，容易产生湿症，必须防湿；夏天天气燥热，此时人容易急躁不安，要有所抑制；秋天是收缩的季节，人的气血由外部而潜向内里，皮肤紧缩，汗腺收紧，这时要注意水的补充，食物要清淡；冬季多有寒症，如伤寒、关节疼痛，由于室外活动少，长期封闭，容易消沉，必须注意调节。

中医预防医学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保持精神的平衡。病从心起，养生重在养心。人不是机器，也不是一般的动物，人是具有复杂情感和精神的动物。人的精神性因素是内在平衡的根本。精神平衡被打破，容易引起疾病。如人遭受精神刺激，疾病往往也会跟着到来，人心胸狭窄，惠得患失，性情暴烈，盲目攀比，心情长期处于不平衡之中，或者是消极郁闷，或者是孤独无依，或者是偏执独断，等等，都是不良的心理状态，都容易带来疾病。中国人有“仁者寿”的说法，长寿的人，往往是待人和善、精神平衡的人，也就是心理比较健康的人。

(摘编自叶朗、朱良志《寻求整体平衡的中医》，《中国文化读本》普及本)

材料三：

中华医道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应、顺应自然、整体关联、阴阳平衡、调和致中、五行生克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肺经络学说相结合的整体医道观，构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养生之道和望、闻、问、切诊断，针灸、按摩推拿、经方等“治已病”的理论和方法。

在这种整体论的指导下，中国医学形成了“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的疾病生成观；形成了“医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虑后，防处事先”“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冬不养藏，春必病温”“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观；形成了防微杜渐，治病求本，适时为度，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医疗观；形成了“病从心起”，故“治心”“修养”的修心养性观和“饮食法地道，居处法天道”“制喜制怒”的养生观；形成了驱邪避毒、斋戒沐浴、打扫庭院、掸尘扫房，强身健体的卫生健康观；形成了“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仁心仁术”“医者仁心，医德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医德观。

“上医治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和医道观结合起来，发展创新，使其成为现代疫病防控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并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摘编自李伟《天道、人道、医道与疫情防控》，《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