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之现代生命

21世纪，社会发展之迅猛令我们应接不暇。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学习文言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而且这一问题在今天越加凸显出来。很多人并不否认学习文言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但认为只要培养少数专业人员,他们去整理、翻译、介绍文言典籍就可以了，在任何事情都要讲“效益”“速成”的今天，学习文言得不偿失……

其实，文言不是已经“死亡”了的语言，而是从台前隐退到了幕后，或者说它是改头换面，戴了现代面具而隐身其后；或者说它是体匿而性存。而且文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语言的更新发展是无法脱离母体、阻断泉源的。“总而言之”“闻过则喜”“反之”“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些文言的词汇、语法、典故、成语还活在我们的现代汉语中。

中国近三千年的典籍，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在这些典籍的滋养下，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习惯得以形成，我们的面颊上深深刻印上了“中国”的印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文明一直延续没有断绝的就是中华文明，它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言功不可没。文言跨越时间、空间，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凝固性，使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巨大、民族众多的中华大家庭薪火相传，代代不绝。

文言以它无尽的表达手段和方式，让古人贴切入微地表达了他们希望表达的一切。几乎达到了无不尽意的地步。它的短小、凝练、意博、理奥、趣深，都是白话文望尘莫及的。文言是现代汉语的府库。一个人拥有深厚的文言修养就可以使他的现代白话凝练、纯熟。毛泽东、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一批大家的白话文成就就是最好的说明。没有文言，现代汉语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信息时代，我们所缺失的不是科学知识、专业技能，而是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文言的学习恰是医治现代社会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缺失症的良药。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借鉴我国古代熟读精思之方法，大量积累，二百篇经典文言烂熟于心，由易到难，由少而多，循序渐进，不仅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得到审美的陶冶，奠定人文精神的底色，而且可以提升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获得文言阅读的能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看似耗时多，效率低，实则事半功倍!而错过了诵读记忆的最佳时期，就将事倍功半，到那时文言的学习就真的会“时不我待”了!

材料一∶

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学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等。

在《中庸》中，儒家德性“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性。

孔子践履“孝”这种德性的对象是天。《论语·八偷》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第十八章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是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性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性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了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与柏拉图早期的作品《游叙弗伦》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苏格拉底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性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尽管每一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做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地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金小燕韩燕丽《“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样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

最近，“轻小说”的概念频频出现于网络媒体上，有的网站，将一批“80后”甚至“90后”作家主编的杂志，通称为“轻小说”，比如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明晓溪主编的《公主志》、郭妮主编的《火星少女》、江南主编的《幻想1+1》……这些杂志大多开本小，一手便可掌握，翻阅起来极为方便——这样的设计，恐怕还是出于在课堂和上下学路上阅读的考虑。   

国内的“轻小说”和日本的“轻小说”如出一辙，看来，在日本动漫和韩国游戏全面侵入国内青少年文化生活之后，日本文学也通过杂志的方式开始影响中国的孩子了。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5本的系列丛书，取名为“轻阅读书坊”，图书采取的也是文配图的方式，被视为国内最早提出文学“轻阅读”的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王肖练曾经就“轻阅读”三字给出精彩的定义：轻松的阅读、轻快的阅读、轻灵的阅读；“轻”不是没有分量，“轻阅读”是另一种重质感的阅读。书中的内容“说的都是大白话，话题既时髦又有趣，既温文尔雅又愤世嫉俗”。通过这些定义，即便是“轻阅读书坊”的创意借鉴日本的“轻小说”，也能看出出版者已经将其本土化了。

“轻阅读”的流行，得益于网络普及的推动。据了解，国内著名的商业网站网易和腾讯，均开设有“轻阅读”的频道或专栏。网络使得两种文字阅读上的障碍得到了最快的融通，而站在时尚和流行前沿的年轻作家，在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

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轻阅读”产品的本质是无害的，甚至在丰富人的生活、愉悦人的心灵方面，有着其他读本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些文本中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的匮乏，以及价值观的迷失，都有让“轻阅读”变成“飘阅读”的趋势。我们青少年读者追逐和享受“轻阅读”是他们的权利，但也要清醒地意识到“轻阅读”中唯美背后的虚无、时尚背后的苍白。无论什么时候，厚重的经典和传统文学的质朴和开阔，都是丰富一个人心灵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

筷子漫谈

①概览大千世界，综观天下苍生，其进餐工具大体可分为三类。欧美人惯用刀、叉、匙，一餐而三器并用，考究而烦琐；非洲、中东、印尼及印度次大陆居民，至今仍以手抓食，古朴而粗犷；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则使用筷子，简易而便捷。对自己祖先所发明并沿用至今的筷子，国人情有独钟。

②中华大地是筷子的故乡，先人用筷子进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外观上看，筷子由两根同等粗细长短的小棒组成，十分简陋，但经国人巧手掌控，则夹、挑、拨、拌、扒、戳等无所不能。锋之所指，美味尽收；取舍自如，纵横桌上。堪称使用方便，价廉物美。

③可以想象，远古时期洪荒满目，文明未启。人们采摘渔猎，以生食过活。我们的祖先肯定也经历过用手抓、捧而食的阶段。但懂得用火后，开始享用熟食，吃热烫的食物时，再直接用手取之，则不美也。于是自然就会想到用木棍儿夹之，以为佐助。天长日久，人们便练就了用木棍儿取食的本领，这就是人们使用筷子的由来。

④制作筷子的材料，最主流者为木材和竹子。当年处于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竹枝。于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正因如此，细棍儿、修竹等，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夹，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筷子的雏形已呼之欲出。从当今筷子的形体考察，仍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诚“大朴胜华”之典型也。

⑤筷子古名曰“箸”。《韩非子·喻老》中，有“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之语。由此可见，筷子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纣时期。

⑥箸之易名为筷，亦有成说。明陆容于其所撰《菽园杂记》卷一中有云：民间讳俗，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以“幡布”为“抹布”。船家希望行船时安顺平稳，到码头捷足先登，亦在情理之中。“快”又大多以竹制成，就在“快”字头上添个“竹”字头，“筷”字乃成；而近代汉语中，单音节名词有向双音节名词发展的趋势，方法便是在字后加“子”，于是“筷子”乃应运而生。

⑦筷子的种类甚多，制材五花八门。春秋时期便已有牙箸、玉箸，秦汉时期有铜箸、铁箸，盛唐时有漆箸、金箸、银箸、象牙箸等，发展至今，筷子的种类造型更是层出不穷，色彩、图案亦是五彩纷呈。可以说，筷子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审美享受。

⑧我国是礼仪之邦，行为举止讲求合情入理，日常生活中对筷子的使用也很有讲究。用筷子的正确方法是一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上端，另外三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且筷子的两端要对齐。用餐前，筷子要整齐码放在饭碗右侧，用餐后要整齐地竖向码放在饭碗正中。要做到彬彬有礼，雍容大方，使用筷子就应有所讲究，不能随心所欲。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从文明存在的本质性特征来看，文明的异质性是一直客观存在的：人类在各自的栖息繁衍中，依据自身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缔造出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体系和文化形态。它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基于自身的历史经历和民族记忆而探寻出的一套最适合于自身的价值体系。因此，才会有哲学家将一国之文明视为其民族精神的诠释，才会认为每一种文明蕴含了其独特的民族精神。

人类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异质性里面蕴含着不同民族和国家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文明的独特性与独立性，是现代国家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文化层面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实际上形象准确地描述了文明的本质和存在真谛：第一，文明从本质上讲是异质性的；第二，各种人类文明都是平等的；第三，各种文明样态背后关于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对话达成某种共识的。对各种人类文明的尊重，实际上彰显的是对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尊重。

真正的文化自信一定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平等交流对话之上。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文明体系和价值理念基于承认的认同。所以，真正的文化自信首先一定是要建立在一个开放、接纳、包容的社会背景之下的。其次，从文明的存在本质来看，拒绝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特征，无疑从本质上否定了文明存在的意义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再次，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明体系，一定是具有稳定性和发展性双重特征的。前一个特征要求文明体系内部具有一种延续继承性的精神内核；后一个特征则要求其要在吸收、学习、借鉴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保持一种自我反思的修正和革新能力。

“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理念是中国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实践智慧。文明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从其本质上讲关涉到的是交往领域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转向问题。对于现代性的主体和话语转向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性转型之际，黑格尔就已经给出了哲学上的解答：他要求主体一定要从抽象转向具体，在一种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情景下，从“我”朝向“我们”出发，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达成一种与现实的“和解”。的确，如果各个国家在对于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上始终保持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那么这种交流的结果要么是一种“不同不和”的无效沟通，要么是一种“同而不和”的话语霸权。

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并非“不同不和”或“同而不和”，而是“和而不同”。受不同文明或风俗习惯影响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不同文明之间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立和冲突的：“茶”和“咖啡”在文明表征上的不同，不等于“茶”和“咖啡”背后所代表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就一定是对立的。“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和而不同”，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和交流，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明异质性而根本无法比较好坏优劣的“不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基于一种文明的“相通”，达成某种一致的“和”之智慧。基于“求同存异”的对话态度，以尊重、平等的交流方式，谋求、构建“和而不同”的现代性人类文明特征，是对待文明异质性问题的中国方式和中国智慧。

(摘编自张轶瑶 《“和而不同”与文化自信》)

回文诗，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回环往复正读倒读皆成章句的诗篇，也称作“回环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学体裁。回文诗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和以语序为重要语法手段这两大特点，读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是产生回文诗的宏观背景；另外，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这让回文诗作表现得更加富有文学色彩。对于回文诗，不仅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欣赏者也必须具备相当的底蕴才能领悟其美妙之处。

回文诗体现了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一首诗从末尾一字读至开头一字，能够成为另一首新诗，这样的文字功力十分了得，这般“文才”不是什么人都敢“卖弄”的。

有人把回文诗当成一种文字游戏，认为它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实际上，这是对回文诗的误解。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坡公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学诗百法》一书中就指出：“回文诗反复成章，钧心斗角，不得以小道而轻之。“当代诗人、语文教育家周仪荣先生曾经认为，回文诗虽无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但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据记载诗歌中的回文体在我国晋代就已经形成，而兴盛于宋代。它有着“反复成章”之特点，其种类有很多，如“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图形回文”等。其中，尤以“通体回文”最难驾驭，有人把这种形式的回文诗称作“倒读诗”，认为它是回文诗中的绝品。

例如，宋代大文豪苏轼（1037—1101）的《题金山寺》就是绝品中的绝品，该诗如下：

题金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把诗句倒转来读也是一首完整的七言律诗：

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苏轼被贬出北宋京城开封去杭州的路上，游览了镇江全山寺，并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歌。

诗歌正读时，“江中的潮水一直奔向雪山之巅，远处的渔夫在明月下垂钓，只见远处的山上有无数的飞鸟，轻盈地飞翔着”，这是《题金山寺》沿着吟诵的时间所呈现的场景，描写了全山寺从午夜到清晨的景色，体现了黑暗过去后生命自由飞翔的无尽活力，以及由静到动的过程。

诗歌倒读时，“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茫茫江波一直连着水边，苦照万物的太阳也不见了踪影，只留下明月在静夜中独自皎洁”，这是《题金山寺》呈现的真实场景，展现了金山寺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色，体现了生机渐去、万物归静的过程。

这是一首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写景诗作，正读倒读情境不同，可看作两首诗。如果正读是月夜景色到江天破晓的话，那么倒读则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由于构思奇特，组织巧妙，整首诗顺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境界优美，值得玩味。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独有的一枝奇葩，回文诗读起来回环往复，连绵未尽，让人回味无穷。经典的回文诗正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意境优美，真是千古奇观，实在令人叫绝。读完它们，不由感叹，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他们的文学造诣深不可测，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

（节选自吴镇《回文诗：正读倒读都通顺，古人智慧了不起》）

乡村文化是在乡土性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系统中创造出来并保留和传承下来的自然生态文化遗产以及生产生活文化，是由田园生态、生活方式、风情民俗、古建遗存、传统技艺等多种元素构成的复杂综合体。

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渐渐被边缘化，面临消失和被遗忘的危机。因而，重新发现乡村文化的价值在当下显得格外重要。那么，如何从文化相对论视角重新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呢?相对于现代社会转型，乡村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会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

乡村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价值。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有些传统的、既有的乡村文化可能已不适应当前社会快速变化的节奏。现代性的文化、城市文化在不断挤压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一些传统农艺和手工艺等被快速发展的现代技术所取代，从而与之相关的传统乡村文化元素渐渐退出日常生产和生活领域，其工具性价值大大降低。正是在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大趋势下，乡村文化的历史记忆价值凸显出来，因为随着文化的传统元素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减少，乡村文化之于我们了解变迁与转型的历史过程而言，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因而，在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重点保留和记住乡村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精髓和特质，对于乡村文化的延续有着重大意义。

乡村文化具有社会整合价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相当于黏合剂、润滑剂，将各种各样的个体有机地整合为社会，主要是通过文化机制实现并维持的。乡村文化也一样，具有留住“乡愁”、维系传统、增进乡村内部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当下，中国乡村正处于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出。在某种意义上,流动和分化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一种常态，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将走向终结，因为仍有大量的乡村在流动和分化的同时也在重新整合与发展。乡村文化正是乡村社会重新整合和维续下来的一种重要动能，通过文化认同的力量，乡村社会二元分化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与整合。例如，在重要节日乡村外流人群的回归和团聚，反映的就是文化机制之于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对家乡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意识会将外出的流动者凝聚起来，为修复和维续乡村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

乡村文化具有维持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价值。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流和大势，现代化主要遵循单一化、格式化和标准化的逻辑，文化的现代性正在吞噬文化的多样性，民族的、传统的、地方的、多样的文化逐渐被现代性文化所取代。某种意义上，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让单纯的城市化来灭失所有乡村社会文化。所以，对乡村文化的多重性价值的认识是从一个战略的、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来说，乡村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基因库，传承和保持乡村文化无疑会有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也是维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受现代性文化及教育体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文化价值持虚无态度。轻视或否定乡村文化的价值，实际上是无视社会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多样性，无形中使发展的眼界变得狭隘。重新发现乡村文化的价值，将会为乡村振兴开创一条新路径。

(摘编自陆易龙《乡村文化的再发现》)

在中国艺术文化史上，书法的地位非常高。艺术家不仅把琴、棋、书、画看成是把握人生的一种艺术技能，更看成是个体有限生命诗意生存中的高妙境界。但是进入现代性话语以来，现代中国书画和西方世界艺术趣味的冲突日益加大，在全球西化的文化偏见中，东方境界正在被不断贬抑和自我轻视，进而在当代生活中与西方流行文化相比似乎无足轻重。

中国书法的本质特征是向姊妹艺术吸取了本体精神，即草书线条流动的音乐化和正书体势结构张力的空间化。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无疑是草书，草书的音乐化使得它在时间上暗合了人的身心合一性于书法的起承转合中，音乐化使得书法具有时间本体的精神延伸，在这延伸过程中书者坐忘而获得精神沉醉之乐！当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在酣畅淋漓的狂草后投笔仰天长叹时，谁能说他们在书法这一时间本体中没有触摸到生命短暂和血脉偾张的顿悟。而篆隶楷则更多表达张扬的是艺术空间，不仅是外在空间如摩崖石刻这类大的空间，而且是筋骨血肉的个体存在空间展示了中国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复杂性，这在我们观赏的时候获得同形同构使得空间时间化和时间空间化了。这种时空一体的艺术不仅不应该自我贬损，而应该不断高扬其精神，并在当今中国促成一种文化复归和精神生态复兴。

文化是书画艺术的生命线。当代文人书法，从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到启功、沈鹏、欧阳中石，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当然民间书法中朴拙、童稚的一面也很有趣味，像敦煌民间书法的东西也应该吸收。但吸收和成为大师是两码事，比如酒是用粮食酿的，但是你不能拿出一粒谷子说它就是酒。这里有一个复杂的创造性转化工程、很多人把原始的资料直接变成最后的结果，是完全行不通的。

当前，中国书法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断层”：一些人坚持走现代派书法之路，一些人搞起了后现代派书法，还有人热衷于美国式的行为书法，当然也有人喜欢日本的少字数书法，这些都无可厚非，说明这是一个多元书法时代。但是，具有自身文化身份的中国书法，其主要维度还应该是经典书法，其次才是具有异域性的现代书法或后现代书法。“走近经典”意味着中国当代书法有一批人标举高妙艺术境界的书法维度，这种书法维度是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的精英文化表现。同时意味着，文化书法来自经典书法和民间书法的双重基因，并不断地从民间书法中吸收营养，使得民间书法与经典书法将达成良性的文化互动。

当汉字文化或汉语文化振兴而世界重新关注东方，当整个世界重新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时候，中国书法无疑将成为东方文化中最亮丽的一笔。正唯此，今天如果把书法仅仅局限在艺术范围内，那是文化视野狭窄所致，应该说，新世纪中国书法的新生命在于书法的文化根基上，正是东方文化的厚重才能使书法形式上获得意味，在重新伸张自己的文化权利中成为“有意味的形式”。

（摘编自王岳川《文化是中国书画的生命线》）

人类科技的进步源于对未来的大胆想象。千百年来，我们经常断言很多想象无法实现，但最终往往发现，只是当时尚未找到可行的方法而已。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正是来源于过去人类对想象的坚持。

作为人类科技王冠上的宝石，人工智能凝结了人类想象中最大胆的部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进行了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这段历史如今经常被提起，在当时却并不轻松。直到2000年前后，科学家们还得小心避免使用“人工智能”这个词汇。然而正是这些积累，终于使量变成为质变，使我们有幸在这一时代开始集中地将想象变为现实。

人工智能技术许多突破是在智商领域产生的。从战胜人类顶尖围棋高手的AlphaGo，到自动驾驶和无处不在的语音助手，我们正亲身经历计算机语音、视觉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加速革新。比如前不久，科学家们就研发出首个在国际专业桌面博弈平台上晋升十段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围棋、象棋相比，桌面博弈是一项更加困难的挑战，因为它具有更复杂的隐藏信息和大量不确定性。这项突破有助于人工智能协助人类去应对更多复杂的现实决策问题，例如智能交通、金融投资等。

与此同时，这场人工智能的浪潮也在人类过去特有的情感领域取得突破。如果我们把围棋视为人类智商的旗帜，那么，艺术创作或可视为人类情感的凝聚。一直以来，人们坚信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而断言人工智能不可能习得这种特质。然而，人们实际上从未认真地论证过：艺术，果真是人类独有的天赋吗？

值得说明的是，科学家们开始构建人工智能创作模型时，往往从旧有观念中获得最重要的启发。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念认为，艺术创作之所以为人类独有，不仅仅出于技艺的娴熟，更因为人类创作者有完整的人生经历。一个创作者的生平际遇越丰富，他的创作就可能越深厚，作品越能够与创作者有机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显然没有人生经历。

然而，这种论证存在瑕疵，科学家们据此提出“失忆者假说”。假设一个人类失忆者在医院中突然醒来，属于他的过往人生经历已全部在头脑中丧失，他只能依靠过往的日记、音视频资料和他人的讲述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二次补充复原。在这种情况下，“生平际遇”于他只是一个有限的数据集，既不真实，也很有限。那么，这个失忆者是否还算是一个有资格的创作主体？

“失忆者假说”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关键价值。因为对于一个尝试艺术创作的人工智能系统而言，它的境况与上述人类失忆者的境况极为相似。这个假说使我们能够通过知识图谱构建，去尝试为人工智能构建虚构的人生经历，而不必拘泥于这些“经历”是否有限。2006年以来的大数据爆发，为人工智能提供宝贵的精神食粮。过去站在每个人类个体角度看来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对人工智能而言，变得不再那么罕见。人们的经历总是或多或少重合的，通过类似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去推定并补全一个有限的集合。例如，在中央美院最近举行的一场画展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一次创造了7个人工智能画家，她们都有完整的人生背景：有的曾师从柯罗，并在北非度过人生大部分时光；有的经历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鼠疫流行和世俗时尚；有的拥有完整的父母背景和对他们人生经历的传承……结果是，观众不仅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画家丰富的人生背景，并且能够观察到7位画家各自作品的一致性——与人类一样，这些画家并非随机地创作，而是能够将同样的人生与情感贯穿在生成的每一幅作品中。观众能够通过作品进入创作者的“人生”之中。

今天，科学家们正从文本、声音与视觉三个角度，去尝试为人工智能赋予创作能力，并通过一种变通的图灵测试来检验它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其重点并不在于创作者本身的表达，而在于这种表达能否激发观众的体悟。我们对许多不断诞生的突破性进展感到欣喜。例如通过建模，我们有机会为许多人类艺术家保留他们创作巅峰时期的能力，并辅助他们延长创作时期的长度；通过对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的学习，我们有机会让数百年前的艺术家“复活”，去创作具有当代命题意义的新作；我们甚至有望通过融合不同艺术家的技法，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创作能力。唯一令科学家沮丧的是，尽管观众能够从作品中体会到人工智能创作者的“心情”，或有所感悟，但这些创作者自己并不能从中体会到乐趣。我们做不到，也无意于去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全部意义。

（摘编自李笛《人工智能：新创作主体带来新艺术可能》）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种种现象表明，对汉字教育面临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 ，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