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并不止于此，还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这是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其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幕”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要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摘编自姜朝阳等《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中的公众参与》）

材料二：

从生活垃圾分类的制度变迁来看，早在上世纪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就已经对生活垃圾的定点倾倒和堆放、分类收集和运输、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公民个人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担负的具体义务及相应制裁机制，立法一直空白。近二十年来，我国公民的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主要停留在依靠宣传教育、引导鼓励方式推行的道德义务层面。

今年 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也将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纳入其中，并对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作出规定。至此，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强制法律规范不断完善。

在传统观念中，道德义务在法律中的设置意味着义务性质的转变，公民的环境道德义务、法律义务被明确区分与相互割裂。

但从实际来看，公民环境义务是具有立体多元层次结构的系统整体，呈现出层次性与整体性兼具的特征。公民“要我分类”强制法律义务的设定建立在公民高度认同垃圾分类现实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其实现也离不开公民“我应分类”的道德责任感和自觉性，并应最终达到一种“我要分类”的自觉履行状态。

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具有价值层面的一致性和行为层面的统一性，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具有法定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双重属性，只有各层次义务相互结合、相互支撑，才能够使公民强制环境法律义务的建立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也才能确保公民基于道德情感遵守义务性规范，并从强制性义务中获得自愿性守法动力。

因此，可以说公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性质走向强制性法律义务，并不意味着其道德义务属性的灭失。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完善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处罚与监督等外在约束机制与多元参与、教育宣传等软性的内在行为与道德培养机制并行是生活垃圾分类得以成功的共同经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广泛推广与深入实施，也需构建契合其双重属性性质的、惩戒约束与激励引导相互协作的义务实现机制，其具体制度实现路径应包括：以法律责任为内容的惩罚制度、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以及以声誉评价与物质奖励为中心的激励制度、以环境教育与道德培育为手段的自我实现制度等。

（摘编自赵汝《生活垃圾分类从道德义务走向法律义务》）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应当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

（摘编自王薇《城市垃圾分类，一道难解的题》）

中国文化重“和”，以和为贵，但不是无原则片面追求“和”，而是不违背礼法，不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点在“和”，同时强调承认差异，强调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释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体体现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礼节和，关键在于“礼”。孔子说：“礼也者，理也。”显而易见，和平与和谐需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的团结。然而，由于对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还充斥着猜疑甚至敌意，有的则不顾及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以自身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他国、敌视其他民族。和平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之上，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经济下滑，尤其需要国家间的互助与协作，各国政府和民族之间应求同存异，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爱”“敬”二字。儒家重视孝悌，正是视爱与敬为“政之本”。孔子主张“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汉代亦有“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的说法。西方有博爱精神、神圣观念，与中国儒学的仁爱精神、敬畏观念殊途同归，世界各国与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真正发扬“爱与敬”的文化精神，才能为世界和平奠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以人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价值。人是社会的人，就应该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这也是儒家思想学说的精髓与根本。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称这个“一”贯之道无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国，“一”意味着整体思维。孔子说“夫礼，必本于太一”。现实世界有数不尽的两两相对的关系，要有“一体”思维、“整体”的观念，处理人际关系则要遵从“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换位思考。中国圣王之道无非“忠恕”而已，“忠”是人们修养的基础，“恕”是为人处世的境界。修己使个人庄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顿百姓，这是极高的境界。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安百姓，和天下，这是和谐世界的需要。“忠恕违道不远”，人若做到“忠恕”，距离“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似简单的道理，似乎人人可为，却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人们好像不难孝亲，却未必能将这种“亲亲”之心推衍放大。人能“亲亲”，才有可能“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够“泛爱众”。儒家特别看重“忠恕”的修养方式，称之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时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英国作家贡市里希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世界知名学者孔汉思说，全球伦理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一个是人道，即孔子说的仁；第二个是孔子在人文规则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并将这种修养方式由人与人，推至国与国，扩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间，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难实现。

（摘编自杨朝明《用儒学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中国节日大都与月亮的运动有关，其设定以月的弦、望、晦、朔为基准。在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中，中秋节形成最晚，但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着古老的渊源。

日月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殷人将日月之神称东母与西母，周代依据日月的时间属性行朝日夕月的祭礼。“夕月”即秋分日的晚上在西门外祭月。春秋战国时，日月神被称为东皇公、西王母。沂南汉画像石中东王公、西王母分坐在柱状物（昆仑山）上，西王母两旁跪有捣药的玉兔，由此可知，晋代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昆仑月精”的说法言之有据，而后世的月神嫦娥即由西王母演变而来。秦汉时期日月祭祀仍为皇家礼制，此后直至明清，历代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

上古时期祭月列入皇家祀典而例行祭祀后，民间缺少了祭月的消息，这可能与古代社会的神权控制有关，像日月这样的代表阴阳的天地大神，只有皇家才能与之沟通，一般百姓无缘祭享。隋唐以后，随着天文知识的丰富与文化观念的进步，人们对月亮有了较理性的认识，月亮的神圣色彩明显消褪。这时皇家也逐渐失去了对月神祭祀的独占权。对一般平民来说，月亮不再是那样“高不可及”。唐朝虽没有中秋节，但唐人精神浪漫，亲近自然，中秋赏月已成为文人的时尚，吟咏中秋明月的华章丽句寻常可见，如许浑《鹤林寺中秋夜玩月》云：“中秋云尽出沧海，半夜露寒当碧天。轮彩渐移金殿外，镜光犹挂玉楼前。”

在宋代，中秋节已成为民俗节日。文人沿袭赏月古风，但其情趣大异于唐人。唐人大多由月亮的清辉联想到河山的壮美，友朋千里，邀赏明月，请酒风流，如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就借秋月抒发了感物怀人的情思。宋人常以月之阴晴圆缺，喻人生变化无常，苏轼《中秋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就寄托着这种浩叹。似乎中秋明月的清光，也难掩宋人的感伤。不过对于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一种形态，即世俗的欢愉。北宋东京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东京梦华录》）。南宋杭州中秋夜更是热闹，在银蟾光满之时，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楼，临轩玩月，酌酒高歌；中小商户也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梦粱录》）；市井贫民“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宋人的团圆意识已与中秋节令发生关联，宋代城市居民阖家共赏圆月，就体现了这一伦理因素。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人们对家庭最为依恋，中秋节正是加强亲族联系的良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连，取团圆之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月饼在宋代已经出现，但以月饼为中秋特色食品及祭月供品的风俗大概始于明朝，小小的月饼在民间生活中作为团圆的象征与联系亲族情感的信物互相馈送。

节日是日常生活的亮点，节俗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聚焦。中秋经历了文人赏月的雅趣，民间拜月的情趣，以及有吃月饼而无心看月的俗趣，节俗形态从古至今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部中秋节俗形态演变史，也是一部中国民众心态的变迁史。

（摘编自萧放《团圆饼与月亮节——中秋节俗形态的变迁》）

材料一：

掌握一定的生态保护知识是公民进行生态保护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先导。但是，目前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却普遍缺乏，整体水平较低，对生态知识的掌握也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目前我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总体呈现一强一弱状态：浅层环境意识很强，深层环境意识很弱，这是典型的本能式的自我保护型的环境意识。2014年2月20日环保部发布的我国首份《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公民在雾霾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了解程度高于80%，在这当中，雾霾是99.8%，然而对于PM2.5、世界环境日以及环境问题举报电话等的知晓度却低于50%，除此之外，受访者中，在14个有关生态文明知识方面的平均知晓数量是9.7项，而全部了解的仅是1.8%。公民对众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低、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知识掌握不够全面，常常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些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的事情，从而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摘编自赵瑞华、厉雅娇《当代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现状及对策》）

材料二：

图1：受访者获取生态文明信息的主要途径比较             图2：不同年龄的受访者获取生态文明信息的前三位比较

（摘编自《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材料三：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教师是关键，课程是基础，学生是主体。当前，从事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因成长环境和经历所限，现有教师队伍不论知识结构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一定缺陷，不得不学、研、教同时进行，任务重、压力大。同时，由于生态文明教学工作起步不久，难免存在课程良莠不齐、教材辗转抄编、思想彼此扞格、知识相互矛盾等问题。这就急需组织精干队伍，开设优质课程，编写优秀教材。实践表明，开展校际合作、成立教学联盟、整合优质资源和打造共享平台，都是可行的办法。而对于学生这个主体，我们应从国情世情、科技知识、生命价值、自然情感、经济模式以及消费观念、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系统展开教育，使其知晓今昔变化、明了中外差异、理性认识环境、自觉担当责任；着力培育学生知行合一精神，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参与“美丽校园”建设并发挥其“绿岛效应”；支持学生开展生态文明专题调研和社会服务实践，培育“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家国情怀和主人翁意识。总之，要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涵养其精神、培养其素质、引导其行动，使之成长为具有生态文明精神品格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摘编自王利华《生态文明建设高不开生态文明教育》）

材料四:

社会生态教育也是国民生态意识塑造的必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态教育是西向社会大众的生态教育实践，目的的教育。生态教育实践，是以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年人为教育对象，以提升他们的生态素养为目的的教育。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而言，接受教育应该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的认知是不同的。生态问题具有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变化的特点，人必须从新的生态知识中汲取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理念。面向成年人的生态教育应注重生态理念的践行，应促使成年人自觉地掌握新的生态知识，提升保护生态环境护生态环境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生态度教育，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的认识，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摘编自王丹(生态文化与国民意识塑造研究》)

律诗是在形式上比较复杂的一种体裁，它分为五律和七律，是一种通体五言或七言而格律谨严的八句诗（或说八行诗）。这八句诗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中间四句是骈偶句，必须用对仗，首尾四句是不必用对仗的，当然如果自然而然对上了也是可以的。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这里我们如果把首尾四句连起来念，往往就正是这首诗鲜明的主题，而中间四句偶句则是丰富这个主题的；前者仿佛是骨干，后者仿佛是肌肉或枝叶。律诗中写景的名句因此往往多出在这里，这种律诗之所以比长律好，就在于长律的偶句太多，往往产生肌肉或枝叶太多的现象，而律诗则分配得恰好。

可是仅仅符合了对仗的规律还并不就算是律诗，如杜甫的另一首诗《望岳》，这里中间四句也是偶句，却叫做五古而不叫做五律，原因就是律诗还有另一条平仄的规律，而这首八句诗并不遵守，所以不是律诗。平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声和第二声，仄声包括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声和第四声，还有古音中较为短促的入声。平声字较高，而且是可以拉长音的，所以比较明亮爽朗；仄声字较低，是不能拉长音的，所以比较低徊沉郁。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其原因也就在此。由平仄均匀的起伏可以组成四种诗句。但是为了运用时更为灵活变化，在这些标准诗行的基础上又有一条变通的法则，就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也就是说诗句第二字第四字第六字的平仄是必须遵守标准规律的，而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则无妨灵活运用，这就自然形成一种更简化的规律，从而把四种诗句合并为两种诗句。

句与句之间平仄的关系，规律是把每两句作为一对，如果第一句的二四六是仄平仄，那么第二句的二四六就是平仄平，这字音上平仄的对仗同时又是结合字义排偶的对仗而来的；排偶的习惯是以空间对空间，时间对时间，花对草，鸟对鱼，实际上是一种相近事物上的门当户对，而平仄则是以一种相远的姿态出现，也就是说以不同性质的声调来对立变换；这样就调剂了那相近的重复，不落于单调。至于每一对诗句与相邻的一对诗句之间，则是相邻两句（例如第二句与第三句）的二四六完全相同：这里乃是相同性质声调的重现，这也由于第三句在字义上是另起一联，它与第二句的关系仿佛是跳得远些，在平仄上就要求更为相近。所以，如果不符合于这种相近的要求，就叫做“失粘”。

律诗就是这样一般的以对偶与平仄的讲求成为它的特色。可是例如崔颢的《黄鹤楼》，格律就是不谨严的，但它却是七律的杰作。据传说大诗人李白曾经登黄鹤楼，看见眼前的优美景致，诗兴大发，可是抬头看见了崔颢的这首题诗，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更好的诗句来，最后他只得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颖题诗在上头。”可见即使最好的律诗，也不一定就是平仄排偶上最严格的律诗。

（摘编自林庚《唐诗的格律》）

史学是什么样的学问？史学研究的价值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做研究才能取得成就？我认识到，学术研究不能照搬照抄、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应在独立思考精神观照下进行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三求”：求真、求新、求用。

求真，需要树立独立思考精神。求真是史学的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精神观照下的求真有什么不同呢？上世纪80年代初，历史学没有“社会史”这个分支，我就去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学习新知识，并从社会结构理论中得到很多启发。我们研究历史需要研究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由各种群体组成的，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我从这里受到启发，开始进行女性史、宗族史、人际关系史、生活方式史等研究，逐渐建立起一个虽然粗糙但已经成型的社会史框架，并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发表专题文章，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后来，在学界很多人的共同努力下，社会史研究蓬勃开展起来，史学研究也有了新的领域、新的活力。可见，求真可以让研究有成绩，但要想让研究有成就，就不能只是跟着别人走，而是要独立思考，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所以说，求真的关键是能否独立思考。

求新，以发现新的研究方向为要点。求新就是努力寻找新史料、使用新方法、探索新方向。

没有史料就无法研究历史，所以研究历史都要努力寻找第一手史料。找史料是为了运用。从搜集史料到写文章，是个颇不轻松的过程，这就涉及研究方法的运用。现在，随着跨学科研究的风靡和科技手段的进步，新方法层出不穷，学者们能够驾驭的史料更多了，但有两点是使用任何新方法都要注意的：一是要确定史料是真实可信的，并非数据库里检索出来的东西都可信；二是不要忘记史料背后是活生生的人，史学研究要有血有肉，里面必须能看得到人。探索新方向，这是史学生机的一种体现。传统史学最重要的是政治史，后来加进了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这就大大拓展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信息时代，还有很多新领域在孕育、产生，今天我们没法做出预测，但史学发展需要跟着时代走，去捕捉客观存在中各种健康的因素、积极的因素。史学是研究过去的，但始终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求用，就是要为大众服务。当今时代，史学的社会功能日益增强，更加注重为大众服务，为其提供丰富多彩的、有益的历史知识，启示人们自觉地从历史事实中汲取智慧，提升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让生活情趣更高尚、生活更美满，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好一些。史学界始终都有一种危机感：如果我们的作品都是小范围的同行在看，我做的清史就是给研究清史的人看，做的宋史就是给研究宋史的人看，读者也就是几百人，那史学还有多少生命力呢？因此，我们要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史知识传播的着眼点应是社会大众。

史学研究要达到求真、求新、求用目标，关键是研究者要能够独立思考。唯有独立思考才能体现原创性，才有可能以优秀的史学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否则，就会缺乏真知灼见，而且也难以展现史学研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冯尔康《治史应求真求新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