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文诗，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回环往复，正读倒读皆成章句的诗篇，也称作“回环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种较为独特的体裁。回文诗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和以语序为重要语法手段这两大特点，读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

汉语是分析型语言，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这是产生回文诗的宏观背景；另外，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这让回文诗作表现得更加富有文学色彩。对于回文诗，不仅作者本人具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欣赏者也必须具备相当的底蕴才能领悟其美妙之处。

回文诗体现了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的人生哲理。一首诗从末尾一字读至开头一字，能够成为另一首新诗，这样的文字功力十分了得，这般“文才”不是什么人都敢“卖弄”的。

有人把回文诗当成一种文字游戏，认为它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实际上，这是对回文诗的误解。民国年代的学者刘坡公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学诗百法》一书中就指出：“回文诗反复成章，钩心斗角，不得以小道而轻之。”当代诗人、语文教育家周仪荣先生曾经认为，回文诗虽无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但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

据记载，诗歌中的回文体在我国晋代就已经形成，而兴盛于宋代。它有着“反复成章”之特点，其种类有很多，如“通体回文”“就句回文”“双句回文”“本篇回文”“环复回文”“图形回文”等。其中，尤以“通体回文”最难驾驭，有人把这种形式的回文诗称作“倒读诗”，认为它是回文诗中的绝品。

例如,据传为宋代大文豪苏轼所作的《题金山寺》就是绝品中的绝品，该诗如下：

《题金山寺》

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捕渔舟钓月明。

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

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晚日晴。

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鸥轻。

把诗句倒转来读也是一首完整的七言律诗：

轻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

晴日晚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

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

明月钓舟渔捕远，倾山雪浪暗随潮。

诗歌正读时，“江中的潮水一直奔向雪山之巅，远处的渔夫在明月下垂钓，只见远处的山上有无数的飞鸟，轻盈地飞翔着”；这是《题金山寺》沿着吟诵的时间所呈现的场景，描写了金山寺从午夜到清晨的景色，体现了黑暗过去后生命自由飞翔的无尽活力，以及由静到动的过程。

诗歌倒读时，“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茫茫江波一直连着水边，普照万物的太阳也不见了踪影，只留下明月在静夜中独自皎洁”；这是《题金山寺》呈现的真实场景，展现了金山寺从白天到黑夜的景色，体现了生机渐去、万物归静的过程。

这是一首内容与形式俱佳的写景诗作，正读倒读意境不同，可看作两首诗。如果正读是月夜景色到江天破晓的话，那么倒读则是黎明晓日到渔舟唱晚。由于构思奇特，组织巧妙，整首诗顺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境界优美，值得玩味。

由此可见，作为中华文化独有的一朵奇葩，回文诗读起来回环往复，连绵未尽，让人回味无穷。经典的回文诗正读倒读都极为自然，音顺意通，意境优美，真是千古奇观，实在令人叫绝。读完它们，不由感叹，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起，他们的文学造诣深不可测，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

（摘编自吴镇《回文诗：正读倒读都通顺，古人智慧了不起》）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

龙其林

日前，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因病不幸逝世，引发社会各界集体缅怀。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引发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关注与重新评价，拥护者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超越了时代、民族、地区、性别的限制，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存在；批判者则认为他的小说缺乏现代感，是农耕文明时代审美趣味的体现。

金庸武侠小说受众广泛、影响力深远，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对于这位早已被写入文学史的当代作家，质疑与批评的声音始终不曾消失。在批评者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乃典型的通俗文学，是市场经济大潮兴起的产物。这种现念看似冠冕堂皇，实则经不起推敲。通俗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四大经典名著除《红楼梦》外，其他几部小说都是当时的通俗小说，但这并不构成对于一些通俗小说经典性的否定。以是否属于通俗小说来评判金庸武侠小说，无异于缘木求鱼。

至于批评金庸的小说具有农耕文明时代的审美趣味，因而认为其作品的精神价值、故事缺乏现代性则更是令人莫名惊诧。作为独立的审美个体，作家基于自身审美趣味，思想立场创作出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本是应有的创作自由。倘若依据作家审美趣味趋于传统，崇尚农耕文明，以判断作家思想守旧、观念落后、对于现代文明隔膜，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揣测。且不说作家有选择自己独特创作题材与审美偏好的自由，即便是表现传统农耕文明趣味的作品，也丝毫不影响其作品的优秀。若简单地以作品是否具有农耕文明趣味作为臧否标准，则沈从文、汪曾祺、陈忠实、刘亮程、张联等作家都将被剔除出优秀作家之列。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于同时代人往往评价谨慎。盖棺定论的思维习惯，使得中国文学研究界在评价在世的、同时代的作家时不免较为保守，甚至极为苛刻。金庸武侠小说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金学”也日趋兴盛，但这并不妨碍同代学者的批评与苛求。而更值得反思的，或许还在于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味追求。他们以激进的姿态否定传统文化，在文学现代性的憧憬中排斥古典文学，于是具有章回体小说结构、传统趣味、驳杂文化的金庸武侠小说长期摒弃在经典作家之外。

金庸的去世，让中国社会认识到其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力，也使中国文学研究界越来越意识到以往对于通俗文学简单评价的缺陷，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地区甚至英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国家形象与民族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之一。金庸是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他通过武侠小说为读者们奉献了一批富于文化内涵、充满奇异想象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作品，赋予了中国当代文学以新的语言魅力和文化自信。

（来源于2018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初级阶段”特征。即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

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的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那么，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一个成熟的社会，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

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谈诗歌朗诵

朱光潜

近来听到一些诗人、演员、业余爱好者朗诵了许多旧体诗和新诗，其中风格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占优势的风格是用演员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那慷慨激昂的调子，有时不完全与诗歌的内容相称。这不免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

人民为什么爱诗歌？理由也许很多，我想其中之一就是诗歌具有音乐美。这个道理从我国一些传统剧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许多旧剧的台词并不那么完美，可是演唱起来，却有极大的迷人的力量。不妨把《霸王别姬》《林冲夜奔》的台词改成白话，请最好的演员用话剧的方式去表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话剧剧本不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而诗歌按照它的本质却要求语言的音乐化。诵诗如果不见出语言的音乐美，那就很难把诗的韵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浸润到听众的心灵深处，使他们可以优游涵泳，长久受用不尽。在我看来，朗诵诗歌是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声调和姿势的。

理想的诗歌朗诵，必须要既能表达感情，又有音乐美。其中，表达感情是基础，顺着自然的倾向，是自发的，倾泻的，无控制的，容许金粒与泥沙俱下的；而音律的形式按照规律的要求却是自觉的，有控制的，不但要披沙拣金，而且要用一定的模型把金粒熔成一定的形象。这样通过音律形式对思想感情的洗练、节制和熔铸，表达出来的思想感情就不是生糙自然的思想感情，而是经过形象化和音乐化而洗练和提高的思想感情。对于朗诵诗歌来说，做到这一步，才能算到表达感情与音乐美的统一。

这只是理想。要实现这种理想，还要凭实践中的辛苦摸索才可以获得。在摸索之中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项重要的事是向民族传统学习。我国历代诗人都特别重吟咏的功夫，过去诗文评家教人读诗，也强调要懂诗就必须学会诵诗。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诵诗，即对诗“终身为门外汉”。传统的旧诗朗诵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声音拖长。《书经》里就已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永言”就是《乐记》里所说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式的朗诵能维持到两千年左右，不能单是凭习惯的情力，因为诗歌所要表现的情调是比较深永的，低徊往复的，走曲折线而不是走直线的，所以表现方式也要有相应的低徊往复和曲折。长言才能在低徊往复之中把诗的“意味”“气势”“骨力”和“神韵”玩索出来，咀嚼出来，如实地表达出来。假如这个看法略有一些道理，我们也就可进一步认识到诗歌的朗诵不宜用演话剧念台词的办法。

目前诗歌朗诵不少是侧重表达感情的，有时是近于表演的。在节奏上大半不但不是“长言”，而且比语言的自然节奏还要快一点，急促一点，低徊往复的少。这和我们过去朗诵的传统显然有很大的距离。责任当然不能完全在诵诗人，毛病恐怕大半还是在诗本身。如果诗本身见不出音乐美，诵诗人当然就不能凭空添上音乐美。这就要求诗人们在语言和音律上多下更严肃的功夫。诗歌朗诵已经把诗歌的语言和音律问题很突出地提出来了。

（有删改）

要欣赏诗词，须看诗词人“说话”的艺术。李义山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可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倍托出，而且余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此词写怀人念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直言白讲，“我如何如何相思呀”，不但不能感人，而且根本不成艺术。

要欣赏诗词，不能不提“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所创，但专用它讲诗词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诗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其说认为，像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究其实际，是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人们讲诗词时，最尚者是神韵。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有韵，方有言外之味。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还是“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否则不可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境界，并非最高之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诗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这俗不可耐。能说这句诗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神韵。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柳永写出了境界，而是说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死的，神韵却永远是活的。

要欣赏诗词，须稍稍懂得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遇见文学史上的掌故、佳话等，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弃之不顾。杜甫称赞李白：“凊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有人硬说这是“贬”词。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形成的总结性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

（摘编自周汝昌《＜唐宋词鉴赏词典＞序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需要开发建设，同时也不能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进行开发建设。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很多情况下是未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所致，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人自身，在于人们能否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发展消耗资源，发展也可以带来资源。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也可以是资源反复利用并持续产生效益的过程。实现这样的良性增长，需要人类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提高勘探、开采、利用、生产等方面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态保护的难点不是保护某些种类的动物或物，而是保护生态系统，使其保持自然平衡，免受人类不当活动的干扰。这就要求提升人类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一些草原、山地和荒漠化地区是生态退化风险较大的区域。但这种生态退化可能并非经济发展导致的，相反，有时是经济发展滞后的结果，因为经济运行效率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成效有很大影响。在很多时候，经济运行效率越高，发展过程中就越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经济运行效率越低，发展过程中向自然索取就越多，排放也越高。在发展过程中，依靠更多更普遍的创新创造，让生产过程更加绿色，让劳动者拥有更高技能，可以促进资源节约循环利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从空间利用角度看，人口与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有着重要生态含义。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就会有更多空间用于生态涵养。因此，城市群的培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也能有效促进一些地区的生态保护，有助于形成发展与保护互相促进的局面。从实际情况看，生态比较脆弱、需要特别注重保护的地区往往位于乡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色发展，也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紧迫任务。

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需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处理好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关系，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应构筑绿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现代工业”“生态+现代农业”和“生态+现代服务业”等，通过合适的项目带动绿色经济发展，努力实现产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遏制损害生态环境的生产活动，普及环境友好技术，需要减少小而散的生产方式，以利于规模化治理污染，从整体上优化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还要全面开展污染防治，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着力解决一批突出的环境问题，保护好宝贵的自然资源，让绿水青山常在，永远造福人民群众。

(摘编自戴星翼《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

在改变的时代改变自己

俞敏洪

触屏技术是诺基亚第一个发现的，比苹果早很多，但为什么智能手机没从诺基亚出来？因为这与原来的团队基因相抵抗，当整个团队熟悉原有运作系统，并且可以靠原来那一套拿着很多钱过得很舒服时，你让他们改变非常难。

改变有两点：第一，让人重新动脑子。动脑子不是想吃什么饭，穿什么衣，而是变革自己和变革自己做的事情，新的做法，革自己的命，试问，有多少人在重新动脑子？人的惯性思维是非常严重的。第二，就算意识到重新动脑子后，行为上能不能改变？这也不太容易。就算个人行为能改过来，当你还有一个团队时，你能不能把团队思维改过来，这依然是件难事。整体的改革必须靠绝大多数人接受才能够成功。

在改变的过程中，你可能失去了很多机会，眼看着一批批新生代把你超过去。诺基亚就是这样被超过去的，苹果将来也会这样。所以我现在做好了准备，宁可在改革的路上死掉，也不愿死在原来成功的基因里。

这个世界不断在变，但有些东西你不能变。做一件事时，你必须要考虑是否热爱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就只是为了赚钱，最后还能够做得特别成功的。你做的事情一定要从心底认可，有信念的人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不太会轻易放弃。

商业背后是一切人类愿意接受的原则，不要一想到商业，就想到互相欺诈、互相骗钱，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创造价值。只有中国创业家、企业家越来越多，中国社会才能真正转型。

我建议大家有几个心态：

第一，不要怕生生死死，做任何事情只要命不丢就行了，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你怕什么？

第二，缺什么东西就去要，就像看见喜欢的女孩就去追，追不上是你运气不够，但是不追一辈子后悔。当年，我最不起眼的学生跟我要资源，第一次时，我不回信。可到第五次时，我必须回信，要不然良心过不去。这个世界上95%的事情，只要有勇气和胆量，加上“死不要脸”的韧劲就能成功。

第三，紧跟时代，否则不管你做的事情多么牛，多么好，都有可能失败。比如开书店很有理想，但书店都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对于新商业模式和新需求的呼应，跟不上只能退出历史。我现在最担心我跟不上时代，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最后，变革自己，不要指望任何人，也不能指望任何人，天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能挽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选自新浪网俞敏洪的博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