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田园诗”与“山水田园画”
“山水田园诗”在以“诗”名世的中国,属极重要的诗体。然而学界以往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生发勃兴原因,并无一个明确具体的结论。在历史上,山水田园诗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由春秋时代《诗经》中的“山水比赋起兴诗”,到汉魏六朝中期以后的“纯正山水田园诗”。在此过程中,魏晋开始的隐逸之风启发了人们直接“玩物审美”的“山水意识”。鲁迅,朱光潜二位先贤已明确感觉到了中国传统诗歌与隐逸文化的关系,然而他们并未对山水田园诗的生发勃兴做出起于隐逸文化的理论归因。从山水田园诗的主创人及发展者来看,陶渊明、谢灵运、嵇康、阮籍、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刘长卿、韦应物等当列其首,而这些人恰恰无一不是隐士或准隐士。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诗歌创作才开始以题材、主题、形式等为突破口,打碎了名教及正统命定的“诗言志”“文载道”的艺术伦理规约,从而达至纯粹自然山水审美的境界。成形后的山水田园诗,从四言、五言到七言,可谓不断发展提高,其品鉴标准也随着人们对“隐逸人格精神”的追求而不断强化。钟嵘在《诗品》中评定诗人诗作时,就明显将那些力求清新自然、返璞归真诗风的隐逸诗人置于中品以上。到了唐司空图,更将体现隐逸人格精神视为诗歌最高境界,他主张诗人应当在创作中追求空灵、恬淡、超逸风格,以便达至韵外之致、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化境。
山水田园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干。出于建构和彰显隐逸人格精神的需要,隐士准隐士总会尝试更佳的方式和手段,这类似于“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晋隐逸文化大兴之前,绘画的主干是那些反映帝王仕女、神仙人物、宫廷轶趣及人伦市井的传统画。自魏晋隐逸文化勃兴开始,这种旧局首先被隐士及准隐士打破,自然山水之美及自我天性之美逐渐成为绘画主题,从而诞生了真正的山水田园画。山水田园画的主创人及发展者深知山水田园画所具有的张扬隐逸人格精神的意义。所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在此激情的感召下,他们从绘画手法、技巧、题材,直到理论,风格、意境等方方面面,都对山水田园画做了极大的探索和发展,奠定了后起的文人画的基础。
1.对“山水田园诗”与“山水田园诗人”的理解,A.山水田园诗起自春秋,隐逸文化对其影响深远,直至汉魏六朝中期以后才成为“纯正山水田园诗”。 |
B.山水田园诗人由于受名教与正统思想的禁锢的特别严重,所以,他们想在自然山水中寻找自我理想的境界。 |
C.钟嵘在《诗品》中评定诗人诗作时,就明显将那些力求清新自然、返璞归真诗风的隐逸诗人置于中品以下。 |
D.“山水田园诗”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魏晋时局变乱,世风日下,人心空虚,致使士人,士大夫热衷于官场,争名夺利,完全不思归隐。 |
A.山水田园画与中国的隐士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
B.绘画的主干是传统画这种旧局首先被隐士及准隐士打破,是在魏晋隐逸文化勃兴开始之后。 |
C.山水田园画的艺术价值远胜于人伦市井画。 |
D.在激情的感召下,山水田园画的主创人从绘画的很多方面都对山水田园画做了极大的探索和发展。 |
A.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实践结晶。 |
B.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受老庄哲学“清静无为”的思想影响很大。 |
C.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画又是对中国官场文化的一种反叛或挣脱。 |
D.山水田园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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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1.下列对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礼记》所载《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的历史文献等记载出发,我们可以推想,艺术的起源很久远。 |
B.诸如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关于炎黄大战等的神话传说等,是后世的记忆,我们不能轻率否定,要作为历史则需要实物加以证实。 |
C.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时代,步入有文字记载的新时代的实证,包括殷商的甲骨文,先秦两汉的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 |
D.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以及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的《盘庚》《商颂》等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 |
A.甲骨文从文学角度看,其文字载体意义有两个,一是从文字数量来考虑的,一是从文字书写角度看的。 |
B.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叙事条理清楚,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叙辞、命辞、占辞、验辞,是一篇典型甲骨卜辞的构成部分。 |
C.甲骨卜辞是早期文学的一种,它词汇丰富,语言简洁,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 |
D.铜器铭文与甲骨卜辞相较,书写文字较少,大多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这就造成了它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 |
A.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追溯至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但目前只能追溯到殷商时期,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等,只是传说。 |
B.文字的书写、文学的产生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从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可以考知,商代社会还曾经存在其他文字书写形式,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 |
C.铜器铭文是铸在青铜上的文字,它与青铜器制造业密切相关。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铜器铭文也随之步入了全盛时代。 |
D.全文用举例论证、因果例证、引用例证等方法,论述了殷商文学的书写形式及其意义。 |
对窗的猫
王伟锋
林老太这次住院,是因为对窗的两只猫。
两只小猫,通体雪白,相互依偎,趴卧在对面六楼的窗沿上。林老太揉揉眼睛,没错儿,是两只小猫,猫耳朵支棱着,像是在倾听楼下的什么动静。会是什么动静呢?以至于它们那么认真专注,又有耐心。几个小时过去,它们依然趴在窗沿上,一动不动。
这让林老太感到好奇。她卖劲儿打开纱窗,两只手支撑住身子,试探着,努力往楼下张望。楼下除了散乱的进进出出的人和车,什么也没有。
林老太是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偶然望见这两只小猫的。电视是儿子孝敬的,说是在看,其实跟听电视也不差多少。林老太守寡多年,将儿子拉扯大,自是吃了不少苦。长年累月地操劳,加上走投无路时深夜里的悲泣,林老太的眼睛,早就沤“瞎”了,看东西总像隔了层什么。
隔了层什么呢?林老太想想,幽自己一默说:“我与这个世界,只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的距离。”幽默归幽默,去拌虚幻的毛玻璃,世界依然是坚硬的现实。
对林老太来说,现实的问题就是,儿子还没女朋友呢。儿子不是没谈过,有次还把女孩子带回家里来,林老太一激动,就包了一个大大的红包给地。但那女孩子与她似乎只有一个红包的缘分,之后彼此再未谋面。
中午,外面起风了。风很大,在楼宇间往来穿梭,发出低沉或尖利的呜声。林老太一惊,赶紧去阳台收拾衣物,又一个接一个把窗子关严实。
这么大的风,两只小猫怎么样了?林老太不时朝对窗张望。两只小猫仍然待在窗沿上,几乎半个身子探出来。万一风把猫刮下楼—一虽说猫有九命,林老太心里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她甚至听到了猫的叫声,凄然迷离,又无助,一声一声,如百爪挠心,挠得林老太站起来又坐下去。她终于忍不住了,决定给儿子打个电话。儿子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儿子孝顺,早餐做好后顺便把中餐也准备了林老太只需热一热就行。
电话接通,儿子警觉地问她什么事。她不能让儿子担心,就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起了对窗的两只猫。几番对话下来,儿子终于释然,说什么猫啊狗的,我一上午忙得够呛,资料还没整理完呢。
儿子再三追问,老妈,除了猫的事——还有没有什么人的事?
林老太默然无语,边在心里嗔怪儿子,边挂断了电话。她暗自埋怨,这是瞎操的什么心。但她偏是个藏不住事儿的人,越是想放下,心里越是放不下。林老太打开防盗门,得想办法提醒一下对窗。
就在下楼时,林老太不慎滑倒,顺着楼梯滚落下去……
好在伤得不重,右腿和左臂轻度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儿子赶到医院,林老太已经打上了厚厚的石膏,躺在病床上轻声呻吟。
护士打针的动作很娴熟,林老太却疼在心里。不过,发现年轻护士姣好的身材,虽然隔层口罩看不清容顔,但林老太还是为之一振,让儿子请假来陪护,说不定和哪个小护士就谈上了。林老太心头的阴云消散了许多。
林老太也没高兴糊涂,她坚持要儿子回去一趟,提醒对窗人家。
儿子拗不过,只好照办。先是打车回家,取了母亲住院所需的衣物,然后气喘吁吁爬上对面的六楼,敲响了厚重的防盗门。
很长时间,不见开门。对门儿倒是有人睡眼惺忪地出来,狐疑地打量他良久。搞清事情原委;那人慢慢回忆说,里面好像住着一位老人,有些日子了吧,没见老人出来过。
几经周折,老人的电话始终打不通,亲友又都在外地,虽万分焦急,但确实一时难以赶来。那就报警。警察找来了开锁公司的人。
打开门进去,众人这才发现,老人赤身裸体,倒在卫生间里。他的身子半弓,如一只趴卧的大猫。白瓷砖上,是一摊暗红的血迹。人已经昏迷,所幸尚有呼吸。众人七手八脚,齐心协力将老人抬上救护车。之后,儿子忧然记起两只猫的事,赶紧再次飞身冲上六楼阳台看。
哪里是两只猫,分明是一双雪白的鞋子。包着卫生纸的鞋帮高高竖起,可不就像猫的两只耳朵嘛!
已是夜半时分,林老太正闭着眼睛假寐,儿子轻手轻脚走过来,替她掖了下被角。林老太忽地睁开眼睛,盯着儿子。儿子将手机伸到林老太跟前,打开按键,给她看。屏幕上,是两只雪猫在沙发上嬉戏,亲密无间,一个赛一个漂亮。林老太满意地笑了。她眨了眨眼睛,顿觉困意袭来,遂暂时忘却身上的疼痛,打了个大哈欠,接着很快便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8年6期,有删减)
1.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A.“我与这世界隔着一层毛玻璃的距离”,这句话表现了林老太因守寡后生活艰难而痛苦悲伤地患了眼疾,也表现了林老太和这现实世界的隔阂。 |
B.“在楼字间往来穿梭,发出低沉或尖利的呜呜声”,这句话运用拟人手法描写了一场大风,既营造了紧张的气氛,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
C.林老太晚年时的心病是儿子的婚事,她在医院里“心头阴云消散了许多”,就是因为她想到儿子来医院就会和护士谈恋爱,可见她爱子至深。 |
D.结尾处揭示了两只小猫是一双雪白的鞋子,这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文章前面有多处伏笔,比如小猫儿几个小时不动,就是一处。 |
3.“对窗的猫”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儒家几位圣人有一项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他们对尧舜以来优良家学、家教、家风的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形成了圣人家风。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这两位伟大的母亲先后独自承担起家教的重任,上承邹鲁家教优良传统,下启邹鲁孔、颜、曾、孟四氏家风,其母仪千古的风范令人赞叹不已。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对慈母的家教有着强烈、深刻、鲜活的记忆,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出身于单亲家庭,孤儿寡母,虽然生活困苦,但拥有了良好的母教和家风,也有机会“下学而上达”,出类拔萃,成为优异人才。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由家学、家教而形成,极高明而道中庸,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就其极高明而言,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奠定的家风,形成了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家风以家教为基础,家教以家学为根底,成为后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以及历朝历代名门望族效法的家风范式。就其道中庸而言,家风必由家教而形成,家教却不必来自家学。在传统社会,不少父母有着严厉的家教,不但知道课子读书,而且教育子女即使不识一字,也必须堂堂正正做人。这种缺少家学环节,仅仅由家教而形成的家风,其实正是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早年家庭情景的真实写照。孔母、孟母、颜父、曾父无家学,有家教,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家庭可以“见贤思齐”,向孔、颜、曾、孟四氏家风看齐。事实也是如此,两千多年来,圣人后裔不忘祖训,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也都向往圣人家风,以圣人家风为范本,培育自家家风,形成了无数的不同类型的优良家风,传承中华美德,培养优秀人才,改良社会风气,塑造礼义之邦。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原载2018年2月24日《光明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儒家孔、颜、曾、孟几位圣人吸收邹鲁之地家教优良传统,在最优秀家教的影响下,创立了圣人家风。 |
B.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比孔子、孟子更大一些。 |
C.孔、孟幼年丧父,因为母教良好,最终都成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可见家境富贵并不是培育圣家风的基础。 |
D.儒家几位圣人的家风无家学、有家教,说明名门望族和寻常百姓都可以向圣人看齐,形成优良家风。 |
A.文章分析了圣人家风形成的不同路径,突出强调了母教在其中的核心作用。 |
B.文章概括了圣人家风的鲜明特征,并对其形成条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
C.文章对家学、家教、家风三者的关系有十分精到的剖析,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 |
D.文章强调圣人家风的示范意义,体现了作者继承传统、服务现实的自觉意识。 |
A.如果不曾受到慈母的教诲和影响,孔孟就不可能培育出圣人家风,光大门楣。 |
B.缺少家学渊源的家庭,只要有好的家教,也可以有好的家教家风,培育出优秀的人才。 |
C.如果未能形成家学、家教、家风的完整序列,后人传承效法圣人家风就会遇到更多困难。 |
D.塑造礼义之邦是当今人们的共同理想,而重振圣人家风是改良社会风气的必由之路。 |
①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士”和“民”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开始流通。虽说士人流落民间的是少数,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这些新晋的士人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都这样,也就不觉其寒碜;不但不觉其寒碜,还要重新估定价值,“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
②早在中唐,禅宗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原本为的是化俗,也就是争取群众。“语录”就成为一种文体了。这之后就是唐朝的“传奇”。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到了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作诗如说话”,一语破的。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余”。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余”。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之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③虽然俗雅并存,但古人心中的“雅俗共赏”其实仍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
④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以《西厢记》和《水浒传》为例,这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压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是俗人和雅人在人情上的交点。
⑤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新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正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有删节)
1.下列关于“雅俗共赏”的相关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安史之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学向“雅俗共赏”转变的起点,因为战乱打破了“士”与“民”的界限,越来越多的“民”进入到上层社会。 |
B.从唐宋的诗文演变情况看,“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 |
C.《西厢记》《水浒传》是“雅俗共赏”的佳作,它们满足俗人和雅人共有的相通的快感趣味的条件,得到了所有俗人和雅人的肯定。 |
D.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不分雅俗,只谈共赏的局面,在作者看来这是由于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 |
A.语录体这种文体最早来自中唐时期的禅宗,和尚在传道的过程中把大师的话用口语记录下来,其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看懂,便于传道。 |
B.作者引用孟子的话,是想证明,有一些美是被人们共同承认并欣赏的,而这些主要集中在“压迫反抗”“人之大欲——男女”上。 |
C.宋代的词被称为“诗余”,后来的曲又被称为“词余”,大抵是因为二者做到了“俗不伤雅”,仍是“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 |
D.“雅俗共赏”其实是“士”与“民”的文化的磨合,是“雅”对俗的迁就,也是“俗”对雅的学习和效仿。 |
A.雅文学和俗文学交融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阶层的融合,剧烈的社会动荡,如战乱就为新文学产生的提供了条件。 |
B.苏轼的词流传千古,不仅仅有其语言接近白话,明白通畅的原因,还有其抒发的情感往往是人们心中郁结却不能言的感受。 |
C.作者认为新旧调整,传统就会变质,这变质的传统就会一直传递下去,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学传统丧失的无奈。 |
D.孟子认为口耳目感受的美是人类共同的感受,文学作品雅俗共赏的基础也是共同的人情。 |
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
120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的共同探索,其中的历史文化奥秘逐渐揭开,甲骨学也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发现至今,甲骨文研究主要在文字考释和殷商史料的解析利用方面,而在甲骨学研究领域,持续不断的甲骨文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著录,甲骨残片缀合、甲骨组类区分、甲骨文例语法研究等诸多方面堪成规模,特别是近世整宗性甲骨著录集、大型甲骨文献集成于各种完备工具书的相继问世,无不为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的发展积聚起相当的能量。当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也引发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50年迄今仍在继续的殷墟考古发掘,不仅使一座失落的商王国都城重新进入今人的视野,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殷墟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随之确立。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甲骨文研究就始终受到国家与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就把《甲骨文合集》的编辑撰写列为历史学科重点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更是把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与中华优秀文化体系构建相关的战略高度,聚焦于如何满足人们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渴求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层面。2017年,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甲骨文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了重要的地位和对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历久弥新的影响力。
当然,相比于过去,如今的甲骨文研究有很多有利条件,近些年来,出土的战国文字较多,特别是许多地下简帛文献的再发现,如清华简、上博简、郭店简、包山简等。简文保留了很多古老字体的写法和用法,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找出其字形变化的源与流,比以往考释甲骨文强调形、音、义分析增加了更多的可参照素材,方法论上比过去严密,视野也大为开阔,研究日趋精密化,应该纳入甲骨文例,将单字放在整体语境中,汇总各种资料信息以全方位深入分析其“多态性”字义词性。
要言之,甲骨文研究迎来了新机遇,我们应认准方向,坚守底线,拒绝乱象,把握好甲骨文研究与应用的深化发展趋势,在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不断进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摘编自《光明日报》)
1.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它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极高。 |
B.甲骨文发现至今,甲骨文研究是以文字考释和殷商史料解析利用为主。 |
C.15次殷墟发掘引发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考古的持续发掘。 |
D.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各方始终高度重视甲骨文的研究工作。 |
A.文章主要以我国甲骨文研究的方法为论据来阐明作者的观点。 |
B.文章从甲骨文研究的重点、发展和成就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 |
C.第五段把现在和过去进行比较,论证甲骨文的研究取得了进步。 |
D.文章通过列举具体事例证明了甲骨文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
A.随着甲骨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殷墟甲骨文的历史文化的部分奥秘被揭开了。 |
B.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甲骨文在世界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 |
C.满足人们对有关历史知识的渴求也是目前我国甲骨文研究的重要目的。 |
D.甲骨文例语法研究结合了甲骨文例,分析了它的“多态性”字义词性。 |
古代中国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具有鲜明特征。为政以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就是有违天命,政令、刑罚就会失去正当性。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国家强制,实现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善治秩序。德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
德治与法治在规范与实施体系上相互融通。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有典有则”为后世所延续。“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基本法则。“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德治之“则”,散见于各种礼仪礼制、乡规民约、风俗习惯、家法族规、行业性规则之中。法治之“典”,向上可以追溯到禹刑、汤刑、吕刑等古代刑书汇编。唐朝不仅有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唐律,还有法律典则的汇编《唐六典》,法律形式十分丰富。明清两代在律之外制定了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法治”之“则”,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事例和司法成案等。这种“德”“法”各“有典有则”的规范体系是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综合为治的。正如东汉陈宠所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德治法治并重不仅体现在规范体系的融通上,还体现在实施体系的完备上。《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古代中国把家庭、家族视为个人人格养成的亲属团体。家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亲属之间的纠纷有些可以内部自行解决。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律典、政令的实施,保障秩序安定,同时又注重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一些州县和乡里设有彰瘅亭和申明亭,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旌表嘉善、申诫顽劣。国家还允许乡贤、书院、家族、牙行等团体,以内部章程、规约、自律规则等规范形式实行自治。
新时代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和方式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但在两者结合方式、规范体系融通、组织实施方面,传统治理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强调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既重视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也注重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需要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一方面,要强化法律法规的价值导向,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另一方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坚持法律的规范性和引领性相结合。比如,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家教、家风、家训。《民法典》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是通过立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有益实践。只有法治与德治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融会贯通、相得益彰,才能推动形成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良好局面。
(摘编自张生《从德治法治并重传统中汲取治理智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强调为政以德,将道德置于法令之上,以维护政令、刑罚的正当性。 |
B.“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各种政令、条例、乡规属于“法治”之“则”。 |
C.德高望重的乡绅可以旌表嘉善、申诫顽劣,这是“德治”实施体系中重要一环。 |
D.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发挥其各自作用,就能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
A.文章在阐释“典”与“则”时,既阐释概念,又分类列举,便于读者理解。 |
B.文章引用《尚书•五子之歌》中的话,用以论证德治与法治相互融通的关系。 |
C.文章从引领性和规范性两方面,阐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的做法。 |
D.文章的论述由古而今,由概念、观点阐发到现实做法,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
A.如果德治与法治拥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就可以不靠强制而实现以德服人的善治秩序。 |
B.古代各级政府保障秩序安定,家庭和团体在一定范围内自律自治,能够提高治理的有效性。 |
C.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有利于发挥它的道德引领作用。 |
D.《民法典》中关于家庭的规定,体现了对中国古代重视家教、家风、家训传统的继承。 |
关于“信”,孔子有许多精辟的论断。例如,子贡问政,孔子回答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的回答是:“去兵。”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的结论是:“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他所说的“信”是“信任”的意思,主张以信任为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或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没有这个基础,人们就无法结成社会群体,因而比军事(“兵”)和经济(“食”)都重要。
孔子只谈到“信”,还没有谈到“诚”。孟子把孔子提出的“信”,提升到终极价值目标的高度,提出“诚”的观念。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思孟学派把诚视为人生终极价值目标,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境界。
宋明理学家完成了对“诚”的本体论证明。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程朱理学把天理说成是“诚”的本体论依据。周敦颐把“诚”与“圣”相联系,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在圣人身上,充分体现真的价值、美的价值和善的价值,他尽善,尽美,亲亲,仁民,爱物,所有的优秀品格都归结为一个“诚”字。他把“诚”解释为真善美的统一,解释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范畴。
人类以结成社会群体的方式而存在,儒家提出的诚信观念,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存在的反映。诚信观念具有超历史、超时代的恒常价值,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诚信的反面是虚伪。为了对治虚伪,不断地强化诚信意识,造成讲诚信的社会氛围,是十分必要的。
孔子生活在农耕时代,人们活动的社会范围比较小,人与人交往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人也比较纯朴。那个时代讲诚信也许会容易一些。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与人交往频繁,交通通讯便捷,地球变“小”了。人的本事大了,作伪的手段也变得高超了,甚至可以采取高科技手段犯罪。但每个时代都应当讲诚信,但必须找到与前人不同的讲法。
我们在现代讲诚信,难度比孔子时代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等价交换,那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于是,人们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新观念,主张人格独立,要求解除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也萌生把一切价值都商品化的倾向,掩盖着以主体性原则损害合群体性原则的倾向,从而为讲诚信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人们在看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一面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它同时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社会化大生产当然更需要讲合群体性,更需要讲诚信。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上帝的权威维系博爱原则和诚信原则。我们中国人倡导诚信原则,不能不到儒家那里寻找资源。儒家的诚信观念犹如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一样,是我们不可摆脱的民族精神基因。
(选编自宋志明《温国学,讲诚信》)
1.下列关于“信”和“诚”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孔子主张以信任为人与人交往的基础或前提。在孔子看来,民无信不立,“信”是“信任”的意思,“信”在政治上的作用等同于经济和军事的作用。 |
B.孟子丰富了孔子“信”的学说,并把孔子提出的“信”,提升到终极价值目标的高度,第一次提出了“诚”的观念,认为“诚”是做人的根本。 |
C.宋明理学家把“诚”解释为真善美的统一,认为在圣人身上,充分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诚”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所有的优秀品格都可归结为一个“诚”字。 |
D.儒家提出的诚信观念,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群体存在的反映。无论在何种社会,都需要倡导诚信观念,倡导合群体性原则。 |
A.虚伪是诚信的大敌。虚伪也许是人类最难克服的劣根性之一。为了医治虚伪,不断地强化诚信意识,造成讲诚信的社会氛围,显然十分必要。 |
B.诚信观念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价值,无论在农耕时代,还是在现代社会,诚信观念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群体共存观念。 |
C.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活动的社会范围比较小,人与人交往的机会比较少,也比较简单,人也比较纯朴,那个时代讲诚信必然会容易一些。 |
D.今天人与人交往频繁,交通通讯便捷,地球变“小”了,人的本事大了,作伪的手段也变得高超了,与古代相比,这样的时代讲诚信可能就会困难一些。 |
A.市场经济强调每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等价交换,那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但市场经济也应当讲诚信,只是必须找到与前人不同的讲法。 |
B.人们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新观念,主张人格独立,要求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等变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新诚信观的建立。 |
C.现代社会把一切价值都商品化的倾向,掩盖了以主体性原则损害合群体性原则的倾向,诱使一些人见利忘义,从而为讲诚信带来比较大的困难。 |
D.西方国家借助上帝的权威维系诚信原则,中国需要到儒家那里寻找资源,儒家的诚信观念是我们不可摆脱的民族精神基因。 |
材料一: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的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钩沉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文学传统,一个是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材料二: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职业唱词人数众多,分布范围很户。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周邦彦等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
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
(摘编自尚光一《美学产业视域中的宋代文学审美俗趣》)
材料三:
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词是曲子词的简称,最初是配乐的歌词。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加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1.下列对文中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相对于传统的词学研究而言,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在诗、文、笔记等领域成果更多。 |
B.虽然“内美”是词学研究的要旨,但是在宋词研究中应借助外部因素间接探索它。 |
C.外部研究和外缘研究侧重点不同,后者的研究意图是要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
D.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也是一种批评。 |
A.苏轼的幕僚调侃“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体现当时词坛对苏轼“另类”词风的讽刺性评价。 |
B.苏、李的尊体论,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可以推想,它们会在拓展主题和遵守音律两个方面不断互补。 |
C.进入南宋以后,李清照由于有了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其词作内容转为深沉,但依然保持了音律之美。 |
D.超越传统词风是“破”,超越新兴词风是“立,由于创作上的争强好胜,苏轼“立”的成就远远大于“破”。 |
A.三则材料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对于宋词的探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肯定了宋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
B.材料一通过论述告诉读者,要了解宋词,走进宋词的世界,就要去做大量扎实、细腻的实证性的考据工作,阐明文学本质。 |
C.材料一论述了马里扬所著书籍的学术价值、出版背景、意义、研究方法等,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D.材料三论述了词的发展,词最初是配乐的歌词,主要以娱乐为目的,被视为“小道”,到北宋时期,词坛开始出现尊体之说。 |
5.结合材料,谈一谈你对尊体“两个层面”的理解。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柳在古代诗歌中具有了丰富的意蕴,如摹春光、写离情、抒乡思等。 |
B.在诗人白居易、欧阳修的笔下,虽误把柳称作杨柳,但这并未影响到诗意的准确表达。 |
C.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依恋。 |
D.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众多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柳的意象在《诗经》中就已出现。 |
A.文章层次清晰,先论述了杨柳与柳之间的关系,进而对古诗词中柳这一意象的含义进行了阐述。 |
B.文章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古诗词中柳这一意象的丰富含义展开论述,详细阐述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
C.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大量引用古典诗词,在增强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文章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
D.文中引用许浑“蒹葭杨柳似汀州”诗句,意在证明“柳”在古代具有乡思的意象内涵。 |
A.从杨树与柳树在外形方面具有的不同特征可知,把杨柳作为两种树的合称确有不妥之处。 |
B.隋炀帝“御笔赐柳姓杨”的传说并无确切根据,因而不能作为古诗词中“杨柳”皆指柳的证据。 |
C.无论是许浑、冯延巳,还是刘禹锡等,都有写柳的诗句,可见柳这一意象在古诗中广泛存在。 |
D.柳在古代诗歌中可作为隐者的象征,与陶渊明辞官归隐,种柳于屋旁,自号“五柳先生”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