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对外联系是全方位的，包括陆上与海上。如六遣傅安、五遣陈诚出使西域，亦失哈七上北海。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在客观上将亚洲乃至东非、欧洲等广袤之地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构建了一个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的国际体系。

明代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明前期对外贸易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也包含一定的氏间私人互市贸易。从明末高宇泰所引《皇明永乐志》中的外国物品清单，明显可见明初对外贸易远盛于宋元之时。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是“走出去”，郑和下西洋促使对外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明后期的外贸，需要从白银的货币化过程谈起。明初禁用金银交易，但在市场与国家的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白银自下而上从市场崛起的货币化现象，并大致在明中叶得到官方认可。由于自产白银数量有限，严重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拓展，客观上逼迫中国商人通过贸易从海外获取白银，再投入国内市场。16世纪40年代，日本银矿的急剧发展，正是在中国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促发的。16世纪70年代，西班牙人占据了菲律宾马尼拉，立刻了解到中国商人在贸易中只要白银，于是开辟了由中日经菲律宾到达墨西哥、秘鲁的航路，即“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这个所谓的“大三角贸易”跨越了三大洲，主要进行白银、中国商品的贸易。

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是明后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明朝有识之士已看到开海是大势所趋。只能因势利导。明朝的举措有两点：一是在福建漳州开海，“准贩东、西二洋”。明代国际贸易制度因此发生根本性变革，贸易模式从官方朝贡贸易为主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为主转变，促进民间海商集团的崛起与海外贸易的繁盛发展。开海完成了关税从实物到货币的转变，也使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管理向近代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过渡。二是在澳门开埠，这标志着明朝引进外商经营海上贸易的合法化，促成了广州外港的兴起。葡萄牙人在澳门经营中转贸易，在中国商民的积极参与下，开辟了多条海上国际贸易航线，推动“海上丝瓷一白银之路”的极大发展，建立起了全球国际贸易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见证。因此，以白银货币化为契机，明朝中国凭借自身变革的驱动力主动走向并参与塑造了一个“新型”整体的世界，而不是被动纳入一个西方的世界贸易体系。

此外，对明朝嘉靖以后一直力图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朝野上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于西方科技知识，大批中国士大夫表示认可与接受，“一时好异者成尚之”。由此可见，中西文明在交流方式上呈现总体平和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明朝对外政策不是内向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拉开了经济全球化诞生于海上的帷幕。由于内部自身的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海外。晚明中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人由此参与了塑造“新型”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自万明《“隐藏”变化中的明代中国与世界》）

材料一：10月1日—3日，2018年诺贝尔奖三大自然科学奖项——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逐一揭晓，为人类智慧文明的高塔，再次垒上耀眼的一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与日本的本庶佑。

10月8号，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评委会指出，他们把宏观经济学扩大到全球规模，以解决世界最大难题，借此建构出能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及知识互动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经济分析的范畴。

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设立的系列奖项，用于鼓励“为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科学发现与发明成果。从生物学家发现免疫系统制动机制而衍生癌症治疗新方法，到物理学家用光镊移动微小物体并制造最短最强激光脉冲，再到化学家掌控酶和抗体定向进化的力量，无一不是基础科学领域的发现，发展成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有益工具、手段和方法。今年的获奖名单，再次秉承了诺贝尔的遗愿，也让全球热爱科学的公众，对“人类的最大利益”究竟是什么有所感悟，对做出这样贡献的科学家有所敬重。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8日）

材料二：

2018诺贝尔奖得主学术背景大揭秘

（摘编自“新浪看点”2018年10月9日）

材料三：纵观诺奖百年来的奖励对象，大致可划为两类：发现问题者与解决问题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学与技术的分野与关联。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轴上，发现问题占据着前半篇的中心位置，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宗师们光芒万丈，用一系列触及因果、存在、时空等哲学位面的伟大问题，圈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命题与类别范畴。但2008年金融危机及此后十年证明，人类依然面临着一系列老问题——气候变暖、能源危机、粮食供应、流行疫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创新，核聚变、新能源、人工智能，与成为普及实用的“答案”尚有距离。简言之，与畅想相比，用技术的突破解决世代交替期存在的新老问题，更为迫切。

无论有心或无意，本届诺奖把褒奖给予了技术应用的实践者，从某一角度上可谓抚慰了世界的焦虑，也鼓舞了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者。生理或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目的性与实用性最强的学科——服务人类的生命健康；化学奖获得者的研究对象酶，堪称发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人类老朋友，此番又在能源与医疗上开辟出了新的实用途径；去年还在为引力波的探索而喝彩的物理学奖，今年则青睐于对激光应用的工具改良。由此可见，诺奖不功利，但从不排斥解决实际问题者。而这一场国家间解决问题的竞赛，虽然历经磨砺，但意义非凡，造福人类。

（摘编自《科技日报》2018年10月8日）

材料四：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本庶佑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开展研究工作时，正赶上日本科研经费增长期，从年轻时就能够获得研究补助资金和各种支持，所以他从来没有过放弃研究的念头。他认为，日本科研人员退休年龄延长，占据了青年科研人员的位置，所以有必要打造竞争性科研环境，加强培养青年科研群体。本庶佑现年76岁，37岁时成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基础医学，治学态度严谨，早早就获得国际学界高度认可。人们在赞叹本庶教授二十二年如一日坚持专项科研的可贵精神和取得业绩的同时，也应该深入考察日本顺应世界医药研发事业发展新形势，力保日本医药科研与开发继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维、政策和运作举措。

日本早在2001年就提出“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的口号，这项计划公布之后，日本人18年就拿了18个诺贝尔奖，相当于每年一个。日本人究竟为何屡获诺奖？首先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的待遇：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6年调查，大学教授年收入71.4万元人民币，仅次于飞行员。2008年，日本大学教授平均工资已达到90万人民币。再让我们看看日本在科研上的投入：日本政府十分重视科学研究，2007年科研经费占GDP的3.67%，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企业、大学也十分支持科学家：日本企业专门为科学家设立各种奖项，让他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从而安心工作。而日本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用科研带动教学，不浮躁，不功利，拼的是真实的科研成果。科学家赤崎勇50岁还没什么成就，但名古屋大学依然支持他，甚至花巨资为他建造实验室，后来，赤崎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他培养的学生天野浩，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师夷长技以自强，科学落后就是真正的落后，科学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10月10日）

材料一：

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意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意境？

从中国美学史来看，意境与意象、象等概念相关。在《易传》中，象是与形对照起来界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与形相比，有虚与实、动与静的区别。象比形更虚灵，更生动。象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想象”。《韩非子·解老》中对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比较起来说，眼见的形为实，意想的象为虚。正因为想象的介入，象变得更加虚灵、生动和非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说意象比形象更虚灵、更生动。正因为如此，意象专指诗歌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它可以是虚构的、想象的，总之，是非现实的。形象多指现实中的事物的形状。形象可以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从而转化为意象。比如，在文学形象这种说法中，形象就是审美对象，可以包含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不过，形象也可以是非审美活动的对象。比如，在测量活动中，形象就表现为客观的形状。

意象是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创造的目标。通过意象，我们可以将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既然意象已经将审美和艺术从其他人类活动中区别开来，为什么还需要意境？究竟什么是意境？尽管境与象关系紧密，但它与象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等说法。由此可见，境不是个别的象，而是个别的象的放大或延伸，是不能对象化的境域或者世界。世界不是对象，不能与自我相对，因为自我始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不能越出世界而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意境比意象要大。

意境不仅大于意象，而且高于意象。与具体的意象相比，非对象化的意境更加抽象和虚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境也有境界的意思。有意境就意味着境界更高，更有形而上的意味。对意境的欣赏，能够使人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意境不仅是虚灵的、动态的，而且是超越的、神圣的。它不仅往广大的方面蔓延，而且往高深的方面伸展，由此意境类似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即“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境是宇宙，但它不是物理学上的宇宙，而是心灵的宇宙，是精神生活的宇宙。中国艺术家创造出有意境的艺术作品，目的是安顿我们的心灵，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

意境理论让我们从个别事物中超越出来，进入更加广大的周遭世界，进而与历史和宇宙发生关联，这对于将今天的艺术实践从对物体和个体的狭隘专注中解放出来尤其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西方美学家开始用气氛、氛围、灵韵等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艺术圈，我想它们都不如中国美学中的意境那么准确。在意境范畴启发下建构起来的艺术圈，将如同时下生态圈和经济圈一样，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新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摘编自彭锋《意境论的重生》）

材料二：

说到意境，我以为，意境是现实生活重压下可以让人们的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的一剂良药。人们旅游，或寄情于山水，或暂驻风雪，或赏花问月，为的就是远离人际关系如葛藤一般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生活。董其昌的山水特别高远清澹，一笔一笔安详宁静。这种意境，是他心上笔下的追求，更是他对于动荡不安动辄便可罹祸的官场生涯紧张心情的互补。以董其昌那样的身份，以他那样的身份派生出的那样的心情，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追求这样宁静的意境，是有意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既是一种休息又是一种抚慰！这就是艺术的妙谛所在。有唐一代，安史之乱那一段，草木厌兵民不聊生，倒出现了许多意境优美的田园诗，为什么会这样？那几乎是民众们的集体向往，是诗人对民众的一种大抚慰！而在盛唐时期，歌舞升平，“小邑犹藏万斛金”，却产生了以建功立业思想为基础的边塞诗，边塞诗的苦寒意境是人们不乐意经历的，但因为它与人们当时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所以既变成了一种审美，又被人们称道！艺术的妙谛就是要与生活拉开距离，如果生活是什么样艺术便是什么样，那我们还要艺术做什么？意境是理想化了的，是人类精神的休息场所，让人们于现实生活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

意境之美，是画面给人们提供更多联想的可能，是由此及彼，于似与不似之间给看官尽量留有广大的想象余地。艺术必须要由此及彼，如果艺术不能完成这一个飞越便不是艺术，只不过是说明文，或是——看图说字。文学中的意境之美也如此，文字要在读者的脑海里变成海市蜃楼般的画面，如《简·爱》，你似乎都能感觉到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感觉到那种阴冷和潮气。说到营造国画的意境，不是画家自己在那里营造，画家只不过提供了某种可能，只是通过笔墨对看官们的生活经验做了指点和引导，然后由看官去营造。意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意境的标准不会随时代产生多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画。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只是某些人的事，就国画而言，你也可以笔墨不必随时代，你可以死死固守传统，固守本身便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中国画技法形成于农耕时代，你要它随时代发展，现在是什么时代？工业时代好像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你来画宇宙飞船或手机电脑不是不可以，但也同样需有意境。关于国画意境，没有什么评判标准；说到笔墨，却有标准，那就是笔墨一定要变化丰富而状物精微。

（摘编自王祥夫《意境之美》）

唐诗的自然精神

刘 宁

唐诗有诸多丰富的精神特色，其中自然精神对唐诗的浸润十分深刻，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精神塑造了唐诗令后世无限企慕的艺术境界。

自然精神发端于先秦道家自然哲学，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世界的根本，“道”就是“自然”，它就是它自己的样子，独立而不改。然而人生和社会常常是背离“道”，背离“自然”的，人应该超脱这种“背离”，去体会恒常不变的本然之道。被后人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他的诗歌有浓厚的自然之趣，《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黄昏中归巢的飞鸟，正是一幅万物归于本然的画卷。陶渊明用他的方式，展开了诗歌自然之美的隽永画卷，而这幅画卷，正是在唐代呈现出了丰富而灿烂的内容。

唐代超一流的诗人中，王维和李白的诗歌都深受自然精神的影响。自然精神对王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山水诗方面。贯穿其中的山水审美精神，不以描摹山水之形态为旨归，而是要通过俯仰山水去体会自然之道。

中国的山水诗追求“静”的境界，这个静是哲学上的静，是内心安静澄明的状态，王维的山水诗是展现“静”的绝佳典范。王维刻画山水，广阔浩渺而辽远，进入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辽远境界，是一种精神之“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的山水诗对“静”与“远”的刻画，萦绕着深邃的“空”趣。例如《新晴野望》，描绘一场雨水后天清地朗开阔澄澈的原野，其中“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写河水映照阳光，远方青翠的山峰因空气清澈而呈现在诗人的眼前，爽朗明澈的诗境，又是精神宁静澄明的写照。其《汉江临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江水浩渺，天水相接相融，远山似有若无，这是山水之远，更是精神之远。《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诗中幽远的山林是充满深邃“空”趣的至静之境。这是唐诗艺术最深刻的地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理解唐诗的自然精神，提到的第二位大诗人是李白，李白更是自然精神塑造的诗人，今天的我们要理解他，要抓住他的两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即大鹏精神和赤子之心。

大鹏精神，这个“大鹏”就是《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李白一生皆以大鹏自比，化说自己“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的豪迈奔放，就是大鹏扶摇高举的境界。然而同时也要看到，李白和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所说的逍遥远游之境，和人世是有对立的，超脱流俗的同时，也有背离常情的怪诞，自己的妻子去世不仅不悲痛反而鼓盆而歌，这和常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很不一样。李白不是这样，他天才豪放，但身上毫无怪诞之处，他的悲欢喜怒同于常人，却又比常人表达得更浓烈，更为本然。这种本然的表达，使李白的诗歌经常呈现出天真如赤子的境界。他的《长干行》，刻画一位女子与丈夫两小无猜，笔触极为纯净天真，“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王维和李白的诗歌正是在自然精神的浸润下，呈现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艺术神妙。宋代以下，随着思想文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唐诗所赖以形成的许多精神氛围发生了改变。这些都增加了理解唐诗的难度。理解唐诗应深入其精神文化背景，对唐诗的自然精神，对唐诗神妙的艺术之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不断去品味和思考。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诗歌只有美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易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理的思考中。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为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

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考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问一问每一个写诗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漠视，都导致人性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根芦苇。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写诗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的是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写诗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有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作者队伍中，能保持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诗人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模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贝尔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书写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存在的。

（选自《北京文学》，有删改）

如果说工业3.0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与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那么，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4.0则很可能会打破先生产后消费的传统思维，甚至会让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鸿沟逐步消除。

在工业4.0阶段，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是“互联网+”，而不再是“+互联网”。一个“+”位置的变化耐人寻味。过去，无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是二者深度融合，都是“+互联网”概念，即传统产业是主体，互联网只是工具。

工具的最大特点是被动。再好的工具，只有被利用才有价值。工具化是工业3.0阶段互联网的主要特征。在3.0阶段，互联网作为具有革命性的工具，的确可以扩大和提升信息交流的空间与速度，从而让传统产业不仅生产效率继续有所提高，而且消费效率获得极大提升。特别是网络销售平台的建立，让消费过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如果说以蒸汽机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工业1.0和2.0所运用的是力学原理，解放的是体力，解决的是产能，那么以信息化为代表的3.0运用的则是数字手段，延伸的是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主要解决的是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互联网仍然是工具，因此传统产业的基本形态并没有因互联网的加入而改变。

在工业4.0阶段，互联网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网络，它更是一个物质、能量和信息互相交融的物联网，传递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还可以包括物质和能量的信息。互联网自身的演进导致了它角色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互联网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会上升为矛盾主体，从设计、生产、销售到售后的全流程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传统产业则可能变为被“+”的对象。

互联网的去工具化在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纷纷主动涉足传统制造业时已初现端倪。而互联网给传统制造业带来的颠覆在发达国家也已经出现。

美国的某款新能源汽车，由于运用了物联网概念，已经取消了传统的4S店商业模式，不仅销售不需要，甚至保养、维修也不再需要4S店。因为发达的物联网络已经让生产者能掌握售出汽车的各种数据，甚至轮胎该更换或者哪个零件可能出了问题，厂家比用户还清楚，可以随时随地上门服务率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德国走得更远。如今在德国一些城市的街头，停着不少有特殊标识的汽车，只要你是会员，就可以用一张卡片把任意一辆车开走，办完事停在路边走人即可，而你驾驶车辆的所有数据会及时传回车厂，相关费用会从你的账户扣除。这一模式未来很可能颠覆传统汽车的销售模式，很多人今后不必再买车；而类似奔驰、宝马这类传统制造企业，也很可能会演变成汽车服务提供商……

据悉，格力集团为应对小米手机的挑战，也开始生产手机。但是，如果格力还用传统制造思维去生产智能手机，就可能还会停留在3.0甚至2.0时代。

近年来，国内最火的原创综艺节目莫过于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复旦才女武亦姝在舞台上玩转流传千年的飞花令，激活了国人文化记忆的飞花令也圈粉无数。在各种脑残网络语泛滥的当下，这种全民复古行为俨然成为一道文化奇观。

要聊到“飞花令”，就不得不提及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酒令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筵席上是助兴取乐的饮酒游戏，萌生于儒家的“礼”，最早诞生于周。饮酒行令既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又是他们饮酒艺术与聪明才智的结晶。“飞花”出自唐代诗人韩翃的名诗《寒食》中的“春城无处不飞花”。行飞花令时选用诗和词，也可用曲，但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7个字。这里举个例子讲讲这种游戏的规则。酒宴上甲说一句第一字带有“花”的诗词，如“花开堪折直须折”。乙则接“落花人独立”，花在第二字位置上。丙接“感时花溅泪”，花在第三字位置上。以此类推，“花”在第七个字位置则一轮完成，可继续循环下去，答不上或答错的则罚酒。尽管也是一种酒令，不过飞花令比“五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酒令难多了，没有诗词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所以这种酒令也成了文人墨客们的最爱。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第二场中，节目组引进并改良了飞花令，为每场比赛设置一个关键字，不再仅用“花”字，而是增加了“云”“春”“月”“夜”等诗词中的最高频字，也不再拘泥于关键字在诗句中的顺序。在场上选手完成答题后，由选手得分最高者和百人团答题成绩的第一名，来到舞台中间，轮流背诵含有关键字的诗句，获胜者直接挑战擂主。“飞花令”是真正高手之间的对抗，挑战者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整说出一联诗句，这不仅考查选手的诗词储备，更是临场反应和心理素质的较量，因为 “飞花令”的竞赛感很强，且兼备观赏性和文化内涵，因此产生了强势的朋友圈刷屏现象，可以说，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飞花令”都是当之无愧的烧脑级游戏。

（选自新浪网，有删改）

著名的黑猩猩研究者珍妮·古多尔发现，幼小的黑猩猩常常玩这样的游戏：用手掌舀一点儿水，用牙齿嚼烂树叶，来汲取手掌中的水。而成年黑猩猩在干旱的季节，就是用嚼烂的树叶汲取树洞中的水解渴的。根据这样的发现，一些科学家认为，游戏行为是未来生活的排演或演习，游戏行为使得动物从小就能熟悉未来生活中要掌握的各种“技能”，例如追逐、躲藏、搏斗等等，熟悉未来动物社会中将要结成的各种关系。这对于动物将来的生存适应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假说可以称为“演习说”，基本观点是“游戏是生活的演习”。

有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演习说”。他们指出，游戏行为并不限于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同样需要。他们举出不少成年动物游戏的例子。对于成年动物来说，不存在用游戏来演习生活的需要。他们还指出，有些动物的游戏与生存适应毫无关系，例如河马喜欢玩从水下吹起浮在水面上的树叶的游戏，渡鸦喜欢玩从雪坡上滑下的游戏等。这些科学家认为，动物游戏是为了“自我娱乐”，而“自我娱乐”是动物天性的表现，正像捕食、逃避敌害、繁殖行为等是动物的天性一样。越是进化程度高、智力发达的动物，这种“自我娱乐”的天性越强。游戏正是这种自我娱乐的集中表现。通过自得其乐的游戏，使动物紧张的自然竞争生活得到某种调剂和补偿，使它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容易保持平衡，从而得到一定的自我安抚和自我保护。因而，不仅幼小动物，成年动物也需要游戏。以上假说可以称为“自娱说”。

材料一: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法规、适时出台有针对性的部门及能源品种法规是德国能源转型的重要经验。最典型的例子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几次修订。自2000年颁布以来，该法先后经历了四次修订。同时，分别上调风电电价、下调了光伏发电电价，作为调控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的重要手段。第三次修订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目标提高到2020年达到35%，并确定了更为长远的目标，即2030年、2040年、2050年分别达到50%、65%和80%；同时，基于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下降的情况和减轻政府补贴负担的考虑，继续下调风电上网电价，确立了光伏新增装机量与.上网电价调整的关联机制。美国推动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经济刺激政策最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所涉及，涵盖了税收抵免、财政补贴、贷款担保、加速折旧和基金支持等经济手段。税收抵免是最常用的手段，例如，生产税收抵免政策适用于多种可再生能源品种，包括生物质能、风能、光伏等，抵免标准是0.018美元/千瓦时。消费税抵免则主要集中在生物燃料领域，1978 年首次提出了对乙醇汽油给予4美分/加仑的消费税抵免，2004年起大幅提高了抵免额度，如油料植物和动物脂肪制成的生物柴油为1美元/加仑、由再生油脂制成的生物柴油为0.5美元/加仑。我国应积极借鉴德美的立法经验，明确法律保障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地位，积极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转型法律法规的出台。

(摘编自林绿等《德国和美国能源转型政策创新及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国家能源局）

材料三:

“阿布扎比之光”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光伏电站，该项目由中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日本九红株式会社和阿布扎比水电局三方组建的合资公司(以下称“项目公司”)建设，依托中国产品和中国技术，于今年初投入商业运营后效益显著。

“没有中国技术的参与，我们的项目进度可能会减慢很多。”项目公司总经理豪尔赫。佩雷亚说，“中国公司作为项目业主之一，把就业机会留给当地的同时，提供的经验和指导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帮了大忙。”豪尔赫举例说，中国晶科能源对太阳能面板采取了创新的“之”字形排布，在有限的土地上优化了工程设计，从而实现了竞标者中最大的发电量。项目施工则由20余家阿联酋当地及外国企业共同参与，由中方派出的人员指导，高峰时大约2900人同时在现场作业。

“同样是来自中国的智能运维机器人为我们解决了在沙漠中维护设备的难题。”项目运营经理穆罕默德，马尔杜介绍说，调试完成后，在总控制室就能控制机器人在太阳能面板上来回移动进行清扫，每天启动一至两次即可保证面板正常工作，极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有着20多年光伏项目管理经验的豪尔赫坦言，在选择组件时他从未想过为中国产品“开绿灯”，“中国生产的组件不仅性能优越、价格合理，而且短时间内就能满足我们的订单需要。面对这么大规模项目的需求，别的公司都回复‘只能试一试’，唯有中国公司告诉我们‘没问题’!”晶科能源等中国企业在光伏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快速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

(摘编自《“中国技术成就绿色能源梦想”》，《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日)

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

盛洪

①当人们谈论生命起源时，总会惊叹于其实现的概率极低，于是有人就借此证明，如果没有一个有超级智慧的有意设计，怎么会这样呢?

②然而，实际情形可能正好相反。生命形态的成功概率非常之小，比如只有一百万亿分之一。这个超级智慧怎么发现这么小概率的知识呢？一是随机地试验，直到碰到那个对的知识。二是先构想一个生命形态的结构，然后依此设计一种筛选程序筛选，在这一百万亿种可能性中筛选，先筛掉9999／10000，于是就剩下一百亿种，再在这里边随机选择。哪种更有效率？

③初看起来，后一种方法似乎更有效。若真知识就藏在经程序筛选过的一百亿种可能性中，即使对选中的可能性再做随机或顺序的选择，也是对一百万亿可能性进行完全随机选择效率的一万倍。然而，如果真知识并不隐藏其中，人们就永远失去了找到真知识的机会了。而如果人们再设计一个筛选程序，在上一次筛选过的可能性之外进行选择，这就与全面的随机选择没有区别了，而这也许会比上一种方法幸运时要慢一万倍。

④若要使筛选程序有效，最好要知道被寻找的潜在知识是什么，但这是个悖论，因为这正是要找的对象。所以，人们认为是刻意的筛选，在大自然看来只是一种随机选择。我们把全面随机地选择称为“中性的选择”，那么所有人为设计筛选程序的选择都是“非中性的”。这意味着，一种筛选程序是远离还是靠近真知识，也只是一种随机概率。所以平均而言，刻意的筛选不会比随机选择更有效率。

⑤既然找到真知识如此之难，近代以来的科学探索难道不是刻意寻找吗？不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吗？但是，已取得成功的科学只是在简单系统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就。一是因为简单系统的可能性规则的数量较少；二是因为这些知识是可直接观察到现象的知识。实际上，科学家们也是经过多次失败和曲折后，才找到真知识。这一过程，在大自然看来，其实是随机的。

⑥而某些复杂系统的基础规则数量则是个天文数字，是无法计量的，按顺序逐个实验显然行不通。沃尔夫拉姆设计过一个自动搜寻巨大数量的移动元胞自动机可能规则的程序，加入他期望的各种参数，很快搜索了一百万个可能规则，接着是一千万，最终“一无所获”。而去掉参数后不久，他就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结论。这证实了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要好。

⑦即使在极简的行为规则方面，只要不能直接观察到，人们也不能通过理性设计比随机选择更快地在大量可能规则中寻找到真知识。比如在人类社会这种有机体中，迄今没有一样规则或制度是人造的。反过来，即使依据这些规则形成了某些有机体或自组织，如市场、村社或社会秩序等，由于人们没有看到它们的起源，也是无法知道当初的基本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其中包含的信息是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和把握的。这已经足以令人相信，人类社会绝大多数规则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

⑧任何一种生命类型的形成都像是中了万亿大奖，概率极低。人类如果按顺序去找，要耗费上亿年时间;而“理性地”设计一种筛选程序，结果会比随机的选择还要差。然而，这样费时恒久的工作可以让大自然去做，大自然有的是时间。在宇宙这个巨大的实验场上，在万亿个不同地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随机的选择，由于是随机的，就相当于同时进行万亿个实验。虽然，绝大多数、接近全部的实验都失败了。但经过相当长时间，一个随机选择成功了。成功的行为从时间角度看就会呈现出有序的结构。

⑨生命有机体的演化，同样遵循这最简单的元规则。比起没有生命的个体，生命体在选择时行为规则的复杂度增加，行为规则的可能性也急剧增加。从最简单个体到最复杂的生命之间，有很多层级，而每一层次的随机选择中，也只有偶然的一两个行为是有效的，从而被肯定和持续下去。采用此行为规则的有机体就会发展起来。

⑩如果理性选择不如随机选择，理性还有什么用呢？首先最重要的是，恰是理性让人知道“理性选择不如随机选择”，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这是最重要的知识。除此之外，理性还能做什么？第一，对简单系统的行为规则进行探讨；第二，对简单系统本身进行模仿；第三，对有机体已经显现的行为规则进行探索。

⑪那么，证明了随机选择可以生成人类，那些潜藏在亿万可能性之中的真的行为规则又是谁安排的呢？这仍是一个更大的谜。那藏在后面的自然法也许人类永远不能知道。因而，证明了随机选择比理性选择更有效后，人们仍应保持敬畏。

国人的“国粹病”

廖保平

两年前，因为“破解川剧变脸秘密”，曾金贵成为川剧爱好者的声讨对象。今年7月，法国女孩美兰妮专程来中国拜曾金贵为师学习变脸的消息一出，声讨再起：“变脸是国粹，怎能随便传给外人？”

拜师学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充满火药味，皆因变脸被视为“国粹”。变脸真是国粹么？曾金贵说，作为戏曲外化人物的一种手段，变脸只是戏剧的表演技巧，谈不上所谓的“国粹”。

过去，独门绝技——“绝活”的传授大有规矩：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人）。自从国门被大炮洞开，国人发现国外有先进的“洋玩意”之后，那些人无我有的“绝活”均被冠以“国粹”之名。一种技艺“粹”到“国”级，就跟国家荣誉、国家机密、国家利益等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维护甚至保卫的意义。以前，洋人还不大瞧得起你的“老古董”，国粹派只好敝帚自珍。现在洋人对你的“绝活”感兴趣了，还想学一学，国粹派就哗然起来：“绝活”是传内不传外(国)的。

照这样说，作为国粹的京剧也是绝活，也应该传内不传外(国)。可是，京剧大师收洋徒弟已不是新鲜事，并没有背上“卖国贼”的骂名，相反，京剧却因此变得更有人气，更有影响力。

或许，那些一概地、盲目地反对国粹外流的人，大概是读过鲁迅的《拿来主义》，且发生了误解。鲁迅的《拿来主义》一开头有云：“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字里行间，鲁迅对梅兰芳博士颇有微词。曾金贵即是当代的梅兰芳，假如鲁迅还在，曾金贵先生也一定会在鲁迅面前止步。如此推论，愚以为谬矣！其一，我要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提及梅兰芳先生，旨在抨击统治者的媚外卖国，而绝不是在讽刺挖苦梅博士本人；其二，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上，鲁迅本人也绝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这一点只要翻看一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就很容易找到实例。

我认为，那些誓死捍卫国粹到非理性的人，已经成为“国粹病”患者。当一种“国粹”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需要外来文化碰撞交融以焕发出新的生机时，他们却抱残守缺，对碰触者给以叛徒败类般的声讨，真是病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交融是必然趋势，我们如何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文化，如何让我们轻装上阵，而不是像守财奴一样对待国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材料一：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趋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脾气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平台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材料四：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授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审美教育是一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穿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