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追捧，这样的东西有很大几率是“脾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现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国、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神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如此让人爱恋，以致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歌词进教材，是补位而非“乱入”

语文出版社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还收录了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革新语文教材，可谓是由来已久的话题。此番，若非周杰伦的“闯入”，所谓教材的脱胎换骨，或许根本不会引发广泛关注。现实就是如此，一面是各方都在呼吁教材当改，另一面却是大家都缺乏具体路径。直至如今，终于有出版社“先行先试”，各种各样的解读与置评，方才后知后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流行歌曲忝列教材之中，无疑有辱名家名作所构建的文本经典。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既然扬言变革，总该有些突破才好。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是品生课、社会课、自然课，但就不是语文，必须改。”按照王旭明的理解，传统语文教材，承载了太多的宣教责任，反倒轻视了纯粹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其后果是，语文课本成为无所不包的、正确价值和有用知识的集合体，却忽略了教人识文断字、体验语言之美的最初功能——某种意义上，“年轻一代”听说读写能力的持续滑坡，与此不无关系。所以，让语文课尤其是低年级语文课回归“中文启蒙”为优先考量，理应成为新一轮教材改革的基本共识。

顺着此一思路，将《天路》、《蜗牛》等歌曲收入教材，也就很可以理解了。仅就教学效果而言，此类流行歌曲天然具备优势。其用字浅易、行文直白，同时内容轻松、富有意趣，非常适合小学生识字习文。凡此种种，较之一些拗口的名作，想必更投合小朋友们之所好。

一直以来，教材编撰者以致敬和传承的姿态，将一干经典名文统统塞进课本，而未曾充分顾忌儿童的认知偏好。另一方面，民间舆论也时常抱持“出身论”视角，对教材课文的增减指指点点：在此思维内，经典篇目的退出、流行歌词的加入，极易被看作媚俗的倒退。而事实上，小学阶段更多只是识字断文、培养语感而己，那些名作的深意和妙处，未必为孩子们所理解。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他们轻松读些浅显文字便好。

周杰伦的《蜗牛》，仅仅是收入了小学课本的“延伸阅读”罢了。动辄将之鼓吹为“流行文化逆袭文化经典”，既显得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也折射了对语文教育的认知误区。必须重申的是，小学课本从不负责将名家名作兜售给年幼一代，而只是负责培养孩子们的技能与兴趣，从而让他们有能力识字、写作、阅读经典——只要流行歌曲能有此功效，同时“三观”刚正，就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对之妄加指点。

也许，“歌曲成为课文”的唯一尴尬在于，该现象映射了了小学教材“无米下锅”的某种窘境。现代社会的作家、学人、教育者，对于教学规律缺少认知，对于写作儿童读本缺少动力。久而久之，教材编写者只能无奈抓些歌词“补位”。于此，难辞其咎者其谁，着实不容含糊。

（《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人与自然的交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从自然中索取物质，维持生命，同时又从它身上感悟美感，培养审美能力。

大自然靠什么给人以美感呢？它蕴含有许多美的要素，如：对称、和谐、奇巧、虚实、变化、新鲜等等。这些要素我们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大自然中早就存在，并且更为丰富。这些东西再简化一点就是三样：形状、颜色、声音。形、色、声这三样基本东西经对称、和谐、奇巧等等的变化组合，就出现无穷无尽的美。美的要素在自然中最多，远远多于人为的创造，所以艺术强调师法自然，杜甫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刘海粟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

客观的景物和人怎样沟通、交流、融合而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呢？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流，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再创造。刘勰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是通过眼睛观察，内心思考，经过一番酝酿吐纳之后才加工出来的。这些要素作用于人，从而激活人的美感。激活人的美感有三个步骤。一是以美形引人，二是以美情感人，三是以美理服人，由形及情及理。我们看到鲜艳的花朵，奇伟的山峰、行云流水，这些美好之物就会被吸引。不论是人还是山水，只要美，人就喜欢。有学者研究动物也有趋美厌丑的本能。不过与动物不同，人能将这种美感上升到感情，并形成一种定式，于是相应于景色的明暗便有心情的好坏，物象之异可转化为精神之别。小石潭的凄清，荷塘月色的宁静，范仲淹所谓物悲物喜。这就是意境。

人们不只满足于自然中的形象主观的情的转化，又进而求理。因为哲理本身的逻辑美，在自然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形象。它们灵犀一点可相通。如山之沉毅，海之激荡，云之多变等，人们从美的形、色、声中不但可以悟到美好的情感，达到美好的意境，还能悟出一种哲理的美，逻辑的美。周敦颐见莲花就悟出“出淤泥而不染”的做人之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讲做学问的理。又像练气功常说的精、气、神，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在散文写作上就是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美、意境美、哲理美。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山、水、树、木、草、石都有产生美感。大自然如人群一样。美人罕见，好景难求。因为美是一种巧合。不管人，还是自然，是由无数因素随机地排列组合而成，最佳的组合机会只有那一瞬。在人，便有倾城之美，绝代佳人；在景，便有了奇峰秀水、天下胜境。贵州的黄果树、天星桥就是这样的。自然美景不可多得，不能再造。我们都知道文物古迹很珍贵，就是因为宏观世界不能重复，自然美景也是这样，失去了就永不再来。滕王阁被火烧了，只有到《滕王阁序》里去体验“滕王阁独为第一”的气象了。只有保护才能开发，开发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旅游开发，卖门票挣钱，拉动消费这是物质方面的开发。把山水的美感挖掘来，转化为文、诗、歌、影、画等艺术品，提高人们的审美，这是精神方面的开发。为什么名山名水名人去得多，因为它的审美价值大，便于开发成精神财富。过去讲人战胜自然，现在我们讲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一种进步，但这只是一小步，是物质层面的生态平衡，其实下面还有精神层面的交流，审美方面的挖掘利用。一个小康社会，除了物质的充裕，还得精神丰富，精神财富中审美是一大内容。

大自然就是一个最大最好的美育课堂。山水会像绿树释放氧气一样，不停地为我们释放美感，会像书本润泽我们的心田一样，不停地润泽我们的灵魂。这山水中一树一石都是一个普通的教员，而那些名山名水就是特级教授了。我们要永葆一种崇敬、虔诚之心，向自然汲取美感。这是更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摘编自梁衡《山水为何给人以美感》）

【推荐2】中国古代文人以诗书入画，于山水、花鸟等自然物象中寄兴托志、抒情达意，自王维，经苏轼、赵孟頫、董其昌诸先贤，成文人画一脉，传至当代，不断开创写意新境。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和诗书画印综合修养的传统、画格简淡的境界追求，以及崇尚和谐仁爱的审美理想，在当下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赵孟頫的“作画贵有古意”，和韩愈的散文中“文以载道”的复古理论其实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说，赵孟頫是南宋院体向元代文人画过渡的一个桥梁，这也是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性之所在。赵孟頫为什么提出画要有“古意”？他说，画无古意，百病丛生。画无古意，虽工无益，这一切的根源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尚朴的理念。

尚朴即主张俭朴，是不拘泥于外象的一种文化追求。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眼睛所看到的象，都是会时刻变化的幻象，因此要追逐内在的真实，追逐宇宙真理，追逐人的真性情。说到底，就是追逐“大道”。“道”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失道则病，得道则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乃至绘画莫不如此。

绘画必须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也就是尊道而行。所以，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这里的“同源”就是同一道源，书画都是从大道而来，这就是文人画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找到事物本源的大道，便占有了整个宇宙。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中，让我们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找到它最积极的力量。

要从文化的本源看待文化精神和审美。审美的根源是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根源是什么？是众生的根本利益。凡是符合众生根本利益的文化，就是正确的文化，就有正能量。利益有眼前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应该找到符合众生、符合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文化，而从这样的文化生发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审美。

《淮南子》有记载，东方有君子之国，《山海经》亦云其人好让不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建立和谐世界、世界大同的一颗种子，一颗文化种子、尚朴的种子。我们不是不重视经济，但我们不追求奢华；我们不是没有竞争，我们的竞争是争之以理的君子之争。《淮南子》的“君子之国”比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还要高。老子的理念是独善其身，是出世的，《淮南子》讲的好让不争的君子之国，却可以适用于整个世界。就像习总书记所说，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国与国之间携手共商未来，这样还会有战争吗？这岂不是人民的福祉？我们对经济发展的态度，也是在道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大自然，而不是无限制地追求。这就是东方人的适可而止、中庸之道。

中国文人画的特点恰恰就在于此，核心就在于此。传统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系，我们要尊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乃至为世界创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选自《文人画的现实意义》，有删减）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人类与疫病灾害的较量从未停止：14世纪在欧洲暴发的黑死病曾夺走几千万人的生命，1918年暴发的流感疫情造成数千万人死亡，2009年美国甲型HIN1流感疫情导致至少1.2万人死亡，非洲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南美洲流行的寨卡病毒等都曾危害人奥生命安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疫病斗争的历史。虽然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一直在进行，但人类有了科学这个利器，控制疫病的能力不断增强，人类健康越来越有保证。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体系，在应对疾病方面各有所长，应坚持优势互补。中医在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所强调的整体观念、阴平阳秘、辩证论治、扶正祛邪等都有自身特色。对疫情防治而言，西医强于病毒的鉴定、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等，而中医在调控机体、增强对授病的抵抗力方而拥有千百年的经验，具有独特见解和防治经验。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西医结合疗法取得明显效果，在缩短平均发热时间、改善全身中毒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降低重症患者病死率、改善免疫功能、减少激素用量、减轻临床常见副作用等方西都显示出优势。事实上，中西医结合一直在促进医学发展，提高各种疾病的治疗效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方面，在目前尚无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迫在眉睫。坚持中西医结合，能充分发挥它们各自优势和所长，有效做好救治工作。另一方面，参与一线教治的医护人员，既有中医也有西医，能够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进行全盘思考，努力实现最佳治疗效果。特别是有中西医双重背景的医生，更能够从患者整体出发，做到中西医互补，避免“中西医并用”可能导致的相互重复或抵消。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推进中西医结合诊疗的发展，进而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冠肺炎治疗经验。

需要强调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要研究如何对付病毒，还要关注人的机体本身。《黄常内经》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又说“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就是要看到阴阳互存、阴阳互变。换言之，要全面看问题，不能只看“阴”不看“阳”；要辩证看问题，要看到阴和阳可以互相转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全力做好教治工作以外，如何帮助健康人群强身防病也很重要。《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提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内因中尤其要重视精神的作用，《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又说“百病生于气也”，而“恐则气下”“惊则气乱”。面对疫情，我们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健康向上的心态，既对疫情有科学认知，也要积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要不偏听偏信、不信谣传谣。此外，还要做到积极应对而不是过度反应，积极治疗而不是过度诊治。相信通过全面辩证看问题，必将有助于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摘编自汤钊猷《发挥好中西医结合优势》)

李白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他是它的朋友。也可以说李白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他仿佛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觉得自己不是世间的凡人，这种感觉又因贺知章对他的称呼（谪仙人）而强化了，这种气魄和感觉，以及由此形成的境界是前人的诗里从未有过的，当屈原以其《九歌》对诸神顶礼膜拜的时候，他不过是匍匐于地上的一个微小的生灵。当曹操“东临碣石”，歌咏那吞吐日月之大海时，他不过是宇宙的礼赞者。至于南朝以山水诗著称的“二谢”，他们笔下就只有山容水态而已。隋唐以来出现了王维、孟浩然这样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但他们的境界不过是清远静谧。只有李白才开拓出一种全新的境界，即宇宙境界。

李白的宇宙境界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他往往是从大处把握对象，得其神气略其形色，李白似乎常常是站在高处鸟瞰世界，能看到大景观，得到大气象，其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就正好说明了他自己常取的视角。又如“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这些诗句都是因宏观的视角而形成宏伟的境界。如果以杜甫、孟浩然与李白比较，李白的这个特点就更显然了。杜甫以体贴入微笔触细腻而见长，他能刻画别人看不到的景物内层的涟漪，表现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细微波动。孟浩然的特点是淡。他的心情是淡的，他的笔墨也是淡的，“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他的诗如一杯清茶、一缕清烟、一片月光、一丝云影。对他们我不想有所轩轾，只是想指出，孟浩然的境界是世外境界，杜甫的境界是人生境界，而李白的境界则是宇宙境界。

其次，李白处理人事的态度往往是极其洒脱的，对其所爱的人他有火一般热烈的感情，也许因为这火太旺了反而难以持久；更可能是因为他以宇宙之眼光看待人事，反而把常人看重的种种关系看得无关紧要了。家庭、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在他的诗里几乎没有地位。李白看重友谊，他写过许多热情洋溢的赠友诗，其中有的诗句足以永远暖人心房，诸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但他的诗集里很少有两首以上同赠一人的。杜甫有十一首诗赠他或怀念他，但他只有一首调侃诗给杜甫。他比杜甫年长十一岁，杜甫近乎他的后辈，这也许有点关系，可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那洒脱的气质。对于一个自视可与宇宙等量的人，这情形并不奇怪。

第三，最重要的是李白既然感到自己与宇宙等量，遂亦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就是我，既不必为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取媚于人，也不必因某种外界的压力而改变自己。李白既然可与宇宙等量，当然也就可与帝王齐观，而视权贵如草芥了。李白虽欲跻身于庙堂，但并不肯为此而折腰。他虽曾因玄宗的幸遇而自鸣得意，也曾偶尔写过几首干谒之作，但总的看来他是坚持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态度。李白目无权贵，但对苍生百姓却是亲切的。且看《宿五松山下媪家》，“……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对五松山下这位荀老太太，李白是何等谦逊、何等体贴。而这与笑傲王侯的那个人正是同一个李白！李白的伟大与可爱于此可见，这首诗的境界看似平凡，其实是极其宏伟的。倘若没有一个宽广的胸襟，怎能写出这样的诗歌？这首诗从另一方面展现了李白的不凡境界。

（选自袁行霈著《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有删节）

映射是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它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整体认识。曹雪芹是一位最注意完整地把握和表现生活的作家，他从不孤立地写一个人、一件事，而总是着眼于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生活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和表现生活。映射就是指作家透过生活的表层，从内在关联中揭示出发人深思的底蕴。他写一个人、一件事，其意义并不只是孤立地表现这个人、这件事本身，而是映射到其他人、其他事上面，在互相关联中从整体上显现出多方面的深刻丰富的含义。

第三十三回，写宝玉挨打之前，正在紧急之际，宝玉盼望有一个人去报信，以免皮肉之苦。这时恰好来了一个聋老婆子。宝玉急切地对她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可因这老婆子耳聋，把“要紧”听成了“跳井”，便以为是说金钏儿跳井的事，立即回答说：“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又说：“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金钏儿的死，在贾府里只算得一件小事，可是曹雪芹写来却颇具匠心。写金钏儿受辱在第三十回，写她悲愤跳井自杀在第三十二回末，此后又在好几处描写相关人物时多次提及这件事。这里，作者特意写这么一个聋老婆子的出现和她说的这番话，就是着眼于生活内在的相互关联，映射出多方面的意义。当然，安排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上场，首先是出于情节发展上的需要，即为下文写王夫人和贾母的出场，写这场轩然大波的收束作铺垫；其次，是在人物描写上的多层映射。

这个聋老婆子，作为贾府中的一个老仆妇，同是奴隶，其身份地位同金钏儿是一样的，却对金钏儿被逼惨死表现得极其冷漠。这就自然映射到贾政身上，体现贾政的虚伪。贾政在刚听说金钏儿跳井自杀时，曾说：“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我家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聋老婆子那番话和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就暗示读者，在贾府这类事件必然是经常发生，这才使聋老婆子这样的仆人也不以为奇，以至于麻木不仁了。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是映射到薛宝钗和王夫人的身上。薛宝钗听到金钏儿跳井惨死的消息，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这也奇了。”赶忙到王夫人处“道安慰”去了。接着就写两人一段对话。王夫人有意掩盖她污辱和逼死金钏儿的真相，推脱自己的罪过。而薛宝钗却这样安慰王夫人：“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这些冷冰冰的话，令读者感到透骨的心寒。

第三层，是所有这些又都一齐映射到贾宝玉的身上，使他对金钏儿之死独异的感情和态度，突出地显现了出来。贾宝玉被打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对金钏儿的惨死悲痛到“五内摧伤”，以致“茫然不知何往”。而在遭到一场几至丧命的毒打之后，还对林黛玉说：“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了金钏儿。艺术上经过这样几层映射，便突现出贾宝玉的心地、感情，是多么善良，多么纯朴！

映射艺术体现了作家对生活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对生活有深切的体验而眼光敏锐的作家，才能看到生活的内在联系并在作品中自觉地揭示这种联系。映射能引起读者的联想，触发他们的艺术想像，多角度、多侧面地去体会、品味作品的意蕴。《红楼梦》是运用映射艺术运用得最好的作品，因此，阅读《红楼梦》就需要瞻前顾后，善于联想，在联想中发现和体会作家的艺术匠心。

（选自周先慎《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