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构建文学出版新格局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准确把握重点、关键、支撑、目标等工作着力点，才能做到整体谋划、全面推动、取得实效。

在选题策划上，构建文学出版新格局要突出新时代现实题材精品生产的主体地位。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创造了无数波澜壮阔的伟大奇迹，孕育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广大读者迫切希望能够读到更多深刻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描绘新时代精神图谱的优秀文学作品。构建文学出版新格局，强调聚焦新时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就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文学出版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通过优化选题结构、规划选题重点，突出新时代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在选题计划中的占比和分量。同时，倡导新时代现实题材精品生产与多样化题材精品生产相互促进，目的在于以选题内容的丰富性，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阅读需求。

长期以来，文学出版一直存在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矛盾，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作品大行其道，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的作品比比皆是，反之，称得上“高峰”的精品却如凤毛麟角。如何提升文学出版的品质，如何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成为长期困扰出版界的一个难题。为人民奉献有正能量、有感染力，传得开、留得下的文学精品，对文学出版来说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对那些可出可不出的作品坚决不出，杜绝无效产出；对那些只有市场效益而内容有害的作品坚决不出，决不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而对那些基础好的作品，则要本着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与作者一道精心打磨，久久为功，将“璞玉浑金”铸造成为文学精品。

构建文学出版新格局的支撑点，是实现全媒体条件下的文学创作与多介质传播的深度融合。文学出版基于媒介技术的支持，推动出版流程重塑再造、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转型升级，不同媒介通过内容、渠道、平台、终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提高文学精品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被制作成有声书、电子书，可以促成文学IP运营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能够针对读者多样化文化需求，依托新技术、新媒介和新商业模式，为作家与公众搭建起思想与艺术互通的平台，聚合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最大程度地发掘文学作品的内容资源优势，传播知识、引领精神、启迪审美。

文学出版属于大众出版，其商业属性相对来说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但是，如果一味重市场需求、轻价值引领，重故事情节、轻文化底蕴，忽视社会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则会导致文学的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最终将失去读者和市场。文学出版要倡导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构建文学出版新格局把效益提升作为目标，则意味着文学出版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文学精品必然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在市场上广受欢迎，而且具有长远性。同时，这些作品的多介质传播所衍生出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将进一步促成效益提升这一目标的实现。

（摘编自路英勇《紧紧抓住推出“文学精品”这个关键》）

材料二：

优质原创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恰犹如科技创新一样，需要时间与精力的大投入，如果将这些量化为经济计量也同样是一次大投入。但这种投入无疑是值得的。它一方面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精品，同时也是在为文化企业提供独有的核心竞争力，且降低了在复制、生产、传播和衍生开发等后续价值延伸增值过程中的成本，这种产业链越长，优质原创文学作品无形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就越充分，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就越强。

尽管理论上如此，但由于当下种种复杂的因素，一些优质原创力在一定时间内未必完全能够释放出它本该产生的强大文化影响力及经济效益等现象也并不鲜见。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优质原创文学的产生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美成在久。相关部门特别是管理部门，一定要保有足够的耐心，摒弃那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与业绩观，充分尊重艺术生产规律。坚持以强原创为基石。一方面，在各种资源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方面，都应旗帜鲜明地围绕着原创力坚持党和国家的标准与尺度，大力扶持、表彰和奖掖原创，尤其是现实题材的文学原创，在全社会倡导与培养尊重原创、呵护原创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事前审核和事后监管等多种手段，抑制低端重复出版现象，比如明确规定中外文学名著单位的专业出版资质与门槛，对校勘者、译者和责任编辑等相关人员的相关资质与能力进行基本审核等。

（摘编自潘凯雄《强原创：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永恒的主题》）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这几个人都是因为刺杀而青史留名，但都不是专职的刺客。其中前三人生活在春秋时期，聂政和荆轲生活在战国时期。曹沫是位将军，其他四位则是“客”或者“士”，就是寄居在贵族家中的人。前四位刺客所反映和显示的是新兴社会群体主体意识的自觉，显示了士人群体和个体的人格塑造，他们的刺杀行为只是为了实现个体或者群体的价值，还没有能进入到社会公共价值领域，缺乏历史意义，因此司马迁应该是希望通过荆轲的形象来赋予这个群体更为切实的社会价值。

荆轲的叙事方法跟前面四个刺客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拥有完整的履历和个体的精神特质。荆轲为人“好读书击剑”，好结交贤豪长者，曾经游说过卫元君，而且有个很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能隐忍，这些都说明他不同于那些纯粹靠卖命为生的刺客。豫让活着就是在等待一个让自己去死的理由，给自己找送死的机会，但荆轲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也不可能是不问是非、不问结果的事情。他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刺杀秦王，拯救六国。

燕丹刺杀秦王，固然有私仇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秦不断蚕食诸侯，严重威胁到了六国的安危，拯救燕国甚至拯救天下的责任都维系在这次刺杀活动当中，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此这次刺杀承担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有国家战争的含义。荆轲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说他希望能够活捉秦王，逼迫秦王签订政治协议。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荆轲的朋友高渐离还是坚持行刺秦始皇，他的理由也是不认同秦国对六国的吞并。由此可见荆轲刺秦并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行动。

为了使这次刺杀行为显得更加庄重、更加悲壮，在荆轲还没有开始行动之前，就有两位大人物为这次刺杀主动献出了生命。一个是智者田光，他是太傅鞠武的朋友，也是荆轲的朋友，是荆轲跟燕丹的中间人。燕丹嘱咐他说刺杀一事事关重大，千万不要泄露出去，田光说这是燕丹在怀疑自己，因此自刎而死，其实也是“欲自杀以激荆卿”，要刺激荆轲。另一个是从秦国逃亡到燕国的将军樊於期，他主动献上自己的头颅，为的是给荆轲创造接近秦王的条件，像是一场献祭的仪式，十分庄重。田光和樊於期代表着贵族和主流社会，他们为支持荆轲而慨然自杀，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生命加入到荆轲的刺杀行为之中，增加荆轲生命的分量，使得荆轲同时代表了各类反秦的社会力量。

荆轲的刺客身份也不同以往。跟前面的豫让和聂政不同，荆轲出发之前还有一段抒情描写：“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如果大家熟悉《史记》的话，就会发现这段描写其实很像项羽四面楚歌的那段描写。司马迁通过营造悲壮的气氛，表现出荆轲精神具有感天动地的感召力，把荆轲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从而使荆轲从前面一系列的刺客职业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的英雄，赋予这个人物更加丰富的美学意义。

（摘编自过常宝《荆轲：从极端义士到历史英雄》）

仁爱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儒家仁爱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和价值。儒家仁爱精神内涵深邃，核心可以归结为孝悌与博爱。

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若视孝亲敬长为仁的本始。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而仁民”是讲由孝悌到博爱；“仁民而爱物”是讲仁者爱人，亦可兼及万物。

先秦儒家的仁爱精神被秦后儒家继承。如唐儒韩愈说：“博爱之谓仁。”宋代理学家对仁有“爱之理，心之德”之说。近代康有为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相关例证不胜枚举。近代以来，儒家的以孝悌为仁之本始的思想遭受诟病。有人指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它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已经过时；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它有违古希腊的道德源自“至善”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于“恭爱上帝”的思想。实际上，人一生下来就在父母的关爱中成长，体验到真挚而温暖的“亲亲”之情。重视家庭关系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而且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道”。

儒家认为，仁爱精神仅仅停留于“亲亲”之情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扩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者乃“忠恕”之道。而“推恩”正是践行“忠恕”之道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举行会议，倡导建构“全球伦理”，并在《宣言》中说：“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论是对家庭、社团，还是对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见，儒家注重“亲亲”之情，注重“忠恕”之道，具有人类道德的普遍意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结构，认为此结构最大的毛病是“私”。但中国传统社会也确有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优点。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有“私”的弊病，并不是“仁”造成的，而是“区别对待”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造成的。在现代社会，要把孝悌与博爱、个人与社会、情感与理性、道德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对儒家的仁爱精神做出创造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

借助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思想来诠释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说儒家道德是从孝悌扩充到博爱，但并不否认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爱类”思想是世界主义的，但这种世界主义并不能取代我们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具有生态环保意义，但并不与“爱同类之人为先”相矛盾。这种诠释将使儒家仁爱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彩，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李存山《儒家仁爱精神历久弥新》）

材料一:

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5G的到来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这将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高通5G市场主管谢里夫·汉纳说道。举例来说,即使在没有Wi-Fi的环境下,手机应用也不再需要降低视频或图片的分辨率。事实上,你很可能会更倾向利用手机网络来下载,因为5G的速度将会比你家中或是办公室里的Wi-Fi更快。更进一步说,我们的手机也会比以往更加强大。今天的手机处理器会受到散热和电池容量的限制。但是想象一下,如汉纳所说,如果你的手机通过5G网络与更强大的计算机相连接,“处理都会在远程完成,但是由于网络速度足够快,就好像是为你手中的手机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处理器一样”。

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25》更高的优先级。

(摘编自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材料二:

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未来5G是使用美国高通主导的LDPC技术还是中国华为主导的Polar技术进行了投票,胜利的一方将成为全球5G行业的领导者。会议最终达成的决定是:数据通道长码和短码编码方案均采用LDPC方案,控制通道采用Polar方案。

(摘编自《透视5G投票风波》《人民邮电报》)

材料三:

外国政府的不正当竞争手段虽然会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无法逆转中国在5G领域赶超的进程。5G通信网络建设投资规模巨大,美国等国家限制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进入,不仅会造成其国内5G投资额的进一步增加,而且会由于5G网络建设的延迟影响关联市场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中国国内具备支持5G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者和企业用户数量庞大,能够为5G以及下游应用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规模的市场;同时,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又会吸引用户,从而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正反馈的促进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由电信运营商、设备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下游应用提供商等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移动通信生态。完善的产业生态不但能够降低5G投资风险,而且能够形成合力,加速5G技术的突破和商业化应用。中国4G成熟度高,中国4G基站数占全世界4G基站数的60%。4G网络中的铁塔、电源、传输光缆、机房配套设备等均可以用于5G,有利于5G网络的大规模建设。另外,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孕育创新性的5G下游应用提供了市场基础。经过近20年消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形成了以BAT为代表的一批世界知名的领军型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又拥有强大的算力、算法和技术创新能力,目前正在积极进入物联网、车联网等产业互联网领域,将成为推动5G下游应用发展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李晓华《5G的重要性与中国的赶超机遇》)

戏曲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剧种史研究和专门史研究四大部分。基于戏曲剧本的文体差异的杂剧史、传奇史等专门史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清中叶之前的古代戏曲史，而涉及晚近戏曲发展史的研究，就主要是剧种史研究。

剧种是目前人们最习惯于运用的戏曲分类学方法，戏曲史论的研究因此衍生出众多分支。相对于整体的戏曲史研究和戏曲理论研究，还可以具体研究某一剧种的历史，以及某一剧种特有的表现手法与美学规律，这也恰恰是目前戏曲研究领域最具增长潜力的方面。

多年来，京剧研究在所有剧种研究中呈现出遥遥领先的态势，尤其因为京剧近代以未与中国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紧密联系，该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无论是梅兰芳还是样板戏，都一直是戏曲研究的热点。昆曲（昆剧）拥有作为雅文化之代表的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所以昆曲研究是另一受到突出关注的领域。尤其是21世纪以来，昆曲研究急剧升温，出现了大量相关的成果。京、昆研究在剧种研究方面起着明显的引领作用，带动了戏曲研究整体上的推进。

各剧种史的研究一直是地方戏曲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从戏曲研究的成果角度看，最能够引起各地文化部门所属戏曲研究单位研究兴趣的，就是剧种史。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与认证和随之开展的国家级“非遗”认证的激发，那些特具地域文化特色的艺术类型迅速成为焦点，地方戏曲剧种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现象对各地的剧种研究产生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使之越来越成为地方文化保护与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非遗”热还吸引了各地方高等院校进入戏曲研究领域，就在文化部门所属的戏曲研究机构与队伍明显衰减的背景下，高校学者的参与就显得更为显眼和重要，他们逐渐成为剧种史写作的主力军，这一趋势顺便也扩充了戏曲研究群体，让高等院校重新成为戏曲研究的主力军。晚近十多年里，地方剧种的史论研究，尤其是剧种史的梳理与研究成为戏曲研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也必须看到，研究的深度以及学术成果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相当部分成果如同急就章，说明剧种史研究的学术准备显然是不足的。

戏曲史研究不能离开专门史这一基础，戏曲音乐研究是戏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戏剧研究格局中最具鲜明特色的部分。戏曲从两宋年间诞生时起，有音乐伴奏的韵文就是其文本中的主体部分。戏曲文本是唱白相间、且以唱为主的一种戏剧体栽，无论是宋元戏文还是元杂剧，包括其后的传奇和地方戏的剧本，无不以音乐化的韵文写作唱词，并以此为最重要的抒情叙事手段。戏曲欣赏者往往把唱腔作为最主要的欣赏对象，对戏曲的爱好也往往表现为对音乐（唱腔）的爱好，而优秀的戏曲演员也多数是由于他们对音乐唱腔有独特的处理，以及具有异于旁人的独特魅力和较强表现力的演唱能力。甚至清末民国以来，人们还将那些主要是在唱腔上有特点的优秀表演艺术家称为某派，如梅（兰芳）派、麟（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派等等。音乐在戏曲中具有这样特殊的重要性，所以对戏曲音乐的研究，无疑在戏曲研究中占据着无可怀疑的重要位置。

戏曲音乐研究当然包括戏曲作曲研究，但主要是对戏曲音乐本体特征的研究。但是，戏曲作曲研究却有可能是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与方向之一 。对戏曲而言，所谓“戏曲作曲”是晚近才出现的新职业。传统戏曲虽然无不包含音乐，甚至以音乐为其主要结构框架，但是历史上不需要也没有职业化的“作曲”。曲牌体戏曲剧种有相对成型的音乐结构，由于唱词写作时首先必须选择适宜的曲牌并按曲牌的格律填词，所以剧本作者在撰写剧本时早就选定了所有唱段使用的曲牌，至少在音乐旋律方面，并没有给任何人留下“作曲”的空间；板腔体剧种的唱腔在大致规定的框架里可以有很多变化，所以尽管旋律的大致走向与起落音是相对固定的，在实践中，确实需要对每个剧目每个唱段的腔格做特殊处理。然而这样的处理，在传统戏曲演出中都归属于演员或乐师的自主创造空间，同样无需职业化的“作曲”。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受西方歌剧创作模式的影响，戏曲新剧目创作中的音乐部分依赖专门的作曲创作的现象越来越成为通例。从整体上看，基于西方音乐教育的音乐学院培养的戏曲作曲，已经对戏曲音乐产生了堪称覆盖性的影响。

（摘编自傅谨《戏曲研究的学科结构》）

民族传统手艺及其价值，正在被人们认识，其独特的技艺和工艺价值，也正在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而被人们关注。在许多地方，传统手艺正在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激活成当地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也是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保护方法。民族传统手艺生态化保护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要想办法让其“活”在当下。

留住手艺，就是留住文化记忆。为了留住文化记忆，就要进行本真性传承。在当代语境中，传统手艺并非只是传统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古俗”或“遗物”，它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社会信息，表达了一方水土的集体情感和意志，具有情感交流与生活交际的价值。存活于乡土社区的传统手艺，其价值和意义是在乡土语境中生成和实现的。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无论是其技艺传承还是生产规模，都不可逆转地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生态化保护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其产品，而是要确保其核心技艺不再失传，它涉及技艺本身的传承与记录、传承人的保护和手艺生态语境的恢复三个方面。

留住手艺，只有本真性保护是不够的，赋予传统手艺以生命，让其“活”在当下，尚需要很好地开发与利用。衍生性生产就是在充分尊重传统手艺形式、内涵和基本元素的前提下，通过题材的转换、内容的变化、功能的放大或用途的改变，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仅就功能而言，既可从物用形态向精神形态衍生，也可从物用形态向文化形态衍生。如景德镇陶瓷工艺的现代转型衍生出的美术陶瓷，使现代景德镇陶瓷发展出了对审美性、艺术性、文化性的追求。再如，传统的刺绣枕片、石雕木雕等非常实用的产品，已纷纷被移植到显示古老文明和民俗的装饰之中。从生态学角度看，这种衍生性生产不仅保护了传统手艺，而且还通过挖掘产品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了传统手艺“自我造血”的能力，赋予了手艺与时俱进的品格。

生态化保护还需要让传统手艺创意性发展。文化生态论认为，文化传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传统手艺的传承也需要创意性发展，它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而是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活的有机融合，需要更多地汲取传统手艺的理念和经验，形成面向生活的应用和表达。传统手艺及其对物的循环再造、对生态自然的依存，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低碳、环保、循环经济的理念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当代，一批有眼光的设计师走出工作室，走进田间地头，与传统手艺人有效合作，取得了可贵的创意。以此创意生活，不仅可以继承和延续传统，而且彰显了一种具有积极的时代性的生活态度。

（摘编自《生态化保护：让民族传统手艺“活”在当下》

【推荐3】材料一：

文艺评论的理论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所以文艺学的学科分类常常被专业人士定义为“文学学”。但是随着人们对文艺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将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艺术的创作与发展需要评论的引导，那么评论者本身是否也需要一些必备的要求？着眼于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探讨“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问题。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上下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对于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情况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鲜活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何谓好的文艺评论？简单、空洞、结论性的评论一定不是理想的文艺评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摘编自景俊美《文艺评论的“评”与“论”》）

材料二：

“互联网+文艺”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形式，也对传统的文艺评论形成了挑战。作为因时而评、因事而评的文艺评论，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表达形式和评价标准，树立正确“三观”，充分融入网络环境，培养市场意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焕发新的活力。

网络文艺评论要能“扛大旗”。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理应具有担当精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做到头脑清醒、旗帜鲜明。同时，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理应以“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处理好“义”和“利”之间的关系，敢于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弘扬主流价值观，使文艺创作保持绿色健康的生态。当前，互联网文艺评论出现了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碎片化、割裂化等倾向，这是对传统文艺评论严重脱离网络文艺发展的解构与叛逆。但文艺评论毕竟是一项具有浓厚理论色彩和思辨精神的实践活动，需要基本的理论担当。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先要读懂这个网络时代，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艺评论形式，为互联网文艺找到符合其内在特点的理论视角。

网络文艺评论要有“网络感”。互联网时代的文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可和传统文艺一概而论。以网络小说为例，其叙事方式、文化内涵、创作模式、创作理念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以传统的文艺评论方式来评价，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唯有深度参与网络文学、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等各类网络文艺生活，从“网生代”的情感体验出发，熟悉其思考和表达方式，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论。当前，随着网络文艺形式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网络中已形成不同的文艺评论“圈子”，各有不同的评论方式，如网络音乐评论主要是在论坛、贴吧、相关音乐软件，网络视频评论则主要在留言区、讨论区、弹幕等。了解这些“圈子”文化，洞悉其评论视角、思考方式和新锐观点，应当成为网络文艺评论的“日课”。

网络文艺评论还要“能进场”。与传统文艺评论相比，网络时代文艺评论工作中市场因素的影响更加凸显。对文艺评论而言，互联网是充满机遇的“风口”。文艺评论能否号准市场的脉搏，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因此，网络文艺评论应紧盯市场前沿，开发评论和市场结合的新模式，善于在海量的网络文艺产品中慧眼识珠，紧盯市场“潜力股”。同时，也要打造网络文艺评论的市场品牌，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建立独具个性的市场品牌，通过指导创作、促进消费，赢得资本回报，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推动文艺评论走向繁荣，参与竞争，实现双赢。这是不同于前人的职业标准，也是网络文艺评论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摘编自俞国娟《文艺评论要读懂网络时代》）

材料三：

职业批评家接受的是传统经典文学鉴赏和评价的正统学术训练，在网络文艺诞生之初即对其持有雅俗之辨的先验偏见。21世纪以来，尽管不少学院派批评家开始转向网络文艺评论，却也难免精英化的批评立场。学院派批评家关注文学批评的学理探讨，在长期浸淫学术训练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与网络文学作品存在着龃龉寡合的先天窒碍。此外，职业批评家也包括传统文学期刊的编辑，尽管这一群体普遍认可文学批评需要与时俱进，并推出了包括兼收并取网络文学与主流文学作品、创作网络文学专刊等一系列举措，却收效甚微。他们短时间内也很难及时作出调整来应对网络文学批评阵地缩水的挑战。

网站编辑是网络文学批评流程之中最为前端的把关人。文学网站是绝大多数网络文学作品发布和流播的第一渠道，专职的网站编辑负有对上传的作品进行审核、建议修改以及筛选推荐等职责。其在角色上类似于传统出版机构的专业编辑，但出发点和工作重心与后者大相径庭。在网络文学通行的审查制度规约之下，网站编辑的筛查重点在于剔除触犯法律或道德底线的作品，并且时刻以大众读者这一服务对象为优先，对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内容褒贬则在其次，把关作品的专业素养也难与出版编辑同日而语。

独立评论人的出现受网络文学的技术发展影响较大。受惠于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介的蓬勃发展，文学批评的发声平台和渠道更为多元，以自媒体和大众媒体为主要阵地的独立评论人不断崭露头角，激活了互联网文艺评论的生态环境。但是，独立评论人受点击率、转发率乃至植入广告等经济利益驱动的不在少数，或为迎合读者发表低级趣味及媚俗内容，其评论亦多蜻蜓点水，在“去中心化”的同时容易导致扁平化的评论倾向，甚至是流于炒作和恶性竞争，遑论对网络文学创作起到积极引导的推动影响。

（摘编自史霄鸿《新媒体书评人与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有效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