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区别于大而化之地讨论中国文化的数以千计的著作。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索”“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特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老子的有些著作中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说:“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束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他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 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瓴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们,超越他们的旧哲学。他在书中还提出任何文化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1.下列对于《中华的智慧》一书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书中“中华的智慧”是指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是有别于西方智慧的最高智慧。 |
B.书中关于老子的研究认为摆脱了神灵崇拜,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是老子著作的显著特征。 |
C.著作中提到的“道”,不同于西方的“爱智”,是接近于老庄思想中的“道法自然”的概念。 |
D.张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最早可以从老子的“道”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
A.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分析,最后提出要古为今用,树立民族文化复兴的观点。 |
B.张岱年先生认为建构中华智慧谱系的方法就是加强个案研究和建立唯物史观,这也是本文展开充分论述的两个重要角度。 |
C.在分析的过程中,文章大量引用了张岱年先生作品的原文,具体地展示了《中华的智慧》的哲学观点,使文章更具说服力。 |
D.文章第三段引用《<中华的智慧>序言》的原文证明了中国哲人是富于探索精神的,中国哲学是富于理性精神的。 |
A.张岱年先生既认为中国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智慧的另一种人类文明,同时又主张必须综合中西文化之长才能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 |
B.中国近代之所以没有孕育出实证科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穷理的传统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 |
C.因为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上增加了一个价值取向,所以说道家思想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有益补充。 |
D.张岱年先生的这本书之所以能真正触及中华智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进行了精当的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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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需要影评?”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却成了电影界必须探讨并加以厘清的一大命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基于电影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势头的加剧,影片公映需要营销性质的推广,而原为艺术评论的专业影评渐显不适应。随着媒体功能扩大和互联网优势发展,出现了媒体影评和博客影评,在它们的竞争和排挤之下传统的专业影评渐显刻板乏力。再者,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也乐于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诸如此类种种原因,促使电影的评论同文学一样也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变成由专业影评、媒体影评和网络影评“三足鼎立”的格局。
综观国际影评界,近20年来有许多电影评论家都已经放弃或中止了原先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全美国仅有31位知名评论家仍在写影评文章。在影评专业人众多且写影评历史悠久的英国,如今影片发行商都无视影评人,常常绕过他们而直接请媒体发表对新片的“佳评”。其他一些电影大国的情况也不妙,许多影评人封笔或改行,许多影评杂志发行量剧减。大概只有英国电影学会主办的《画面与音响》还有“新片必评”栏目。
专业影评何以如此消退,如此缺失?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手册》在安德烈•巴赞的带头掌舵之下,特吕弗、候麦、里维特等年轻编辑们撰写了那么多的影评文章,为《四百下》、《喘息》等摇旗呐喊,进而催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运动之一——“法国新浪潮”运动。上个世纪60——70年代,善辩又善评的宝琳•凯尔在《纽约客》、《信徒评论》等期刊上,“先发制人”或“隔夜评论”,为许多“新好莱坞”作品“保驾护航”,其犀利而激情的评论“一锤定音”,让该学派的许多影片未映先轰动或者起死回生。这位早先在影院整理影迷观后感、中年才从事影评的才女曾力捧罗•奥特曼的电影为“美国自有声电影以来一部最出色的战争喜剧片”,帮助后者奠定多角色、多线索“复式叙事大师”的地位。同一时期,身兼理论家的安德鲁•萨里斯在《乡村之声》杂志以及《美国电影:导演和导演创作》-书中极力推荐“作者论”,借以提升导演在好莱坞制作体系中的地位。再看罗•艾伯特,从《芝加哥太阳极》到电视专题节目,一直大力推荐介绍艺术上乘的经典影片和“被遗忘的影片”,所写的影评文章(每篇约3000字)居然荣获“普利策奖”,并引发许多年轻影迷争看“旧片”。他的评论集《伟大的电影》连出了两版。
那么,专业影评今天是否还需要,是否还派用场?赞成者认为,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总结电影制作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向,让电影健康地发展下去;反对者则认为,专业影评已经失去市场价值,“谁在乎它”,理应淘汰。
当前世界电影在进入高速发展期的同时也在经受变革,遇到各种“瓶颈”问题。比如影片制作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压得艺术电影的空间越来越小,其观众大量流失;3D诚然将大批观众拉回电影院,但过于泛滥而忽视“好影片”的其他要素;许多电影大打明星牌,每片必由明星担纲,甚至上百位明星联袂演出一片,致使拍摄成本猛涨,等等。这些情况需要专业影评人从电影艺术专业层面进行深入冷静客观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专业影评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选自《文汇报》)
1.下列关于需要探讨“谁需要影评?”这个命题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随着电影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势头的加剧,影片公映注重的是营销,原先为艺术评论的专业影评已经渐显不适应。 |
B.随着媒体功能扩大和互联网优势发展,在媒体影评和博客影评的竞争和排挤之下,传统的专业影评渐显刻板乏力。 |
C.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他们也乐于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媒体影评和博客影评对传统的专业影评产生了冲击。 |
D.当今电影的评论同文学一样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形成了专业影评、媒体影评和网络影评“三足鼎立”的格局。 |
2.下列关于对专业影评的消退和缺失这一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内容的一项是( )
A.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出现了20世界最伟大的电影运动之一——“法国新浪潮”运动。 |
B.上个世纪60~70年代,美国宝琳•凯尔的影评,让许多影片未映先轰动或者起死回生 |
C.近20年来有许多电影评论家都已经放弃或中止了原先的工作。据统计,目前全美国仅有31位知名评论家仍在写影评文章。 |
D.在英国,如今影片发行商都无视影评人,常绕过他们而直接请媒体发表对新片的“佳评”。 |
3.根据原文信息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今,要想扩大艺术电影的空间并赢回其观众,还需要专业影评对影片制作商商业化和娱乐化加剧的现象进行冷静客观的研究。 |
B.如今,许多制片方苦诉电影拍摄成本高昂,这与追求明星效应带来的后果关系密切。 |
C.当前,专业影评将有助于经受变革缓慢发展的世界电影解决各种“瓶颈”问题。 |
D.目前,观众审视“好影片”的依据越来越单一,这和3D电影的泛滥不无关系。 |
君子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勉强相应于西方文化中的绅士Gentleman。研究表明,春秋之前,君子主要是指社会的掌权者、当权者,后世也有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我们都希望社会的管理者是像样的君子,因为中国历代文化都强调统治者作为一个民族的表率,要通过教育来化导民众。君子既是一个统治者,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教育者。《礼记·学记》开篇就讲“建国君营,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国家,君子来管理一个国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过教育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化民成俗”,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君子是一个在上位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但这主要是指社会地位、身份的不同,相对于小人、野人来讲的。孔子以后,君子的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君子从社会地位的标志转变为人格品格的标志。孔子主要从道德的理念来给“君子”做一个这样的规定,这在以后整个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主流。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是在道德上、品格上的差别。
当然中国文化中也不是仅有“君子”这一个词,与君子含义相近的,一个是“士”,再一个是“圣人”。荀子给这三个概念做了相当明晰的解释,他说“好法而行,士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办事,侧重于从现实的做人做事方面,来实现和遵守这个“法”。荀子接着讲,“笃志而体,君子也”。是说君子既有远大的、坚定的志向,又能够很实在地去实践。荀子又说“齐明而不竭,圣人也”。对天地人之理都看得很清楚,而且没有停止,不断向上,不断探索,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这就是圣人。荀子给“士”“君子”“圣人”做了相当清楚的定义,这三个层次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而君子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达到的道德楷模,所以君子更现实、更实际,我们达不到做圣人,但是可以做一个君子。我们常用“博雅”来形容君子,所谓“博”就是学识丰富,“雅”就是品行端正。这两个字是君子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养。
君子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引领社会风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就像一阵风一样,小人的品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儿吹,草就往哪儿倒。君子起引领的作用,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宋代的张载在《正蒙》里面也说,“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就是指君子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引领就必须以身作则,要身教,自己先做到。“身教胜于言教”,君子能够以身作则地身教,所以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君子不用出门就可以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就因为他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以自己的行为教育大家。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习俗。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非常重要,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面就讲到,“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什么都要用法律来管理,社会是管不过来的,要靠大家道德的自觉,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习俗。
君子的另一个作用是传承文化。文化的传承靠君子来延续,社会上如果没有专治于文化传承的人,那这个文化就会中断。随时代的变化,文化的内涵和形式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放弃,这要靠君子来传承。我们要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大家拘泥于外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是要把文化的灵魂和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
(选自《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君子”一词很难界定,在不同的阶段,君子有着不同的含义,君子是一个统治者,更是一个教育者,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
B.君子的概念因孔子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君子跟小人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了道德品格上。孔子所构建的君子概念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一句中的君子概念有所不同。 |
C.引领社会风气,是君子的社会作用,这样的引领,是社会正能量的体现。 |
D.君子与圣人在含义上有着相同的地方,都是遵循一个做人的根本道理,遵循社会应该遵守的一个理法去做,而且要坚持不懈不断地提升,但是君子离我们更近,更实际。 |
A.作者从“君子”的内涵出发,在时间维度上辨析了君子的不同含义,并在文章结尾明确了君子的作用。 |
B.文章引用大量的实例,充分论述了君子的多层次含义以及君子的社会作用。 |
C.作者论述君子的内涵之时,列举了与君子含义相关的“士”与“圣人”的概念,更精准得解析了君子的内在指向,告诉我们要成为一名君子。 |
D.君子要学识丰富,品行端正,可以总结为“博雅”二字,因此,我们只要做到“博”与“雅”并重,就一定能成为君子。 |
A.“君子于民,导始为德而禁其为非”,是指君子引领社会的正能量,引导民按照社会的德行前进的体现。 |
B.文中引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一个民族有良好风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目的是说明一个社会的良好习俗可以促进法律的形成与推行。 |
C.君子身体力行,作出表率,起到榜样作用,就可以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国家的百姓受到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自觉。 |
D.君子在传承文化时,一定要抓住文化的根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各种外在形式,真正传承出文化的灵魂。 |
殷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1928年10月13日,当年繁华的都邑废弃3000余年后,董作宾带人在安阳小屯挖下一铲浮土,拉开了殷墟持续发掘的序幕。90年后,我们隆重纪念殷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因为它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并成为世界遗产,让我们实现了与世界其它文明的对话。
证实商王朝的存在并非易事。2000多年前,司马迁坚定地写下《史记•殷本纪》。然而对于这个比自己还早千年的王朝,司马迁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当上世纪初疑古派纵横史学之时,商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甚至也成了一些人心中的疑问。
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殷墟发掘的宫殿宗庙基址、王陵大墓,尤其是1936年临近收工时偶然遭遇的那一坑埋藏着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为商王朝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1950年以后,发掘继续,证据延伸。布局严谨的“大邑商”逐渐清晰。复杂的路网、超过2000米的人工水渠,以及分布在近侧的居民点,勾勒出都邑的繁荣。无数的陶器、青铜器、玉器从居民点和居民点附近的墓葬中清理出来。商王朝从此不再停留在司马迁的区区三千言,而是可以放心谈论的真实历史。
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1928年,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殷墟发掘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殷墟发掘不同于前,首先是选点本身与中国传统学术相衔接。当时甲骨文已经发现近30年。殷墟作为甲骨文出土地为学术界所知也已经20年,发掘殷墟已经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整个学术界的期待。其次,殷墟发掘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除第一次发掘者是董作宾外,随后的发掘由受过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训练的李济、梁思永主持。第三,殷墟的发掘是连续性的。从1928年开始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实施10次发掘。发掘的连续性,使得田野考古活动广受关注,学科思想逐渐深入人心。第四,殷墟发掘诞生了真正的考古学方法。1931年,梁思永在后岗确认的“三叠层”,奠定了考古地层学的基础,李济倡导的陶器分类法也是对现代考古类型学的有益探索。
殷墟发掘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实施,鲜明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性格。
从殷墟出发,由此上溯更早的文明便有了坚实的支点。同样从殷墟出发,看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也可以有更为清醒的认知。面对王陵区层层叠压的无头人骨,不寒而栗的祭祀坑,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孔子坚持要“复周礼”,而不是“复殷礼”。当然,殷墟也让中国与世界对话。以殷墟为支点建立起来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已经换成了遗址、文化、古城等一系列新术语、新概念。有了这些概念,商王朝、夏王朝才可以与古埃及的中王国、新王国相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图坦卡门法老墓的意义;有了这些概念,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才可以与两河流域的欧贝德、乌鲁克和古巴比伦对话;有了这些概念,中国才可能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殷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1年3月,国务院将殷墟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认同,也是对包括考古者在内的所有殷墟文化遗产研究者、守护者的肯定。韩国学者金秉模曾受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委托考察殷墟,他对殷墟留下这样一段评价:“殷墟是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之一。殷墟不仅对于中国人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人民同样弥足珍贵。”如今殷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节选自唐际根《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原载201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殷墟的发掘意义非凡,它不仅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B.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除了记录王位世次,并无过多描述。 |
C.如果没有1936年发掘的1.7万片记录商王活动的刻辞甲骨,就根本无法证实商王朝的存在。 |
D.孔子不主张“复殷礼”,是因为见证了商王陵区祭祀坑里让人不寒而栗的层层叠压着的无头人骨。 |
A.全文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总述,中间五个自然段分论,最后一段总结,思路清晰,论据充分。 |
B.文章主体部分,从证实商王朝存在、催生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其他文明对话三个方面,论 证了殷墟发掘研究的贡献。 |
C.作者把殷墟发掘与中国学术界在此之前的考古研究作对比论证,论述了殷墟发掘不同于前的四大特 点。 |
D.末段运用引用论证法,引用韩国学者金秉模对殷墟的评价,是为了说明国际社会对殷墟价值的普遍 认同。 |
A.殷墟发掘是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活动,是以金石学为核心的学术界的期待,所以说,没有殷墟就没有中国考古学。 |
B.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殷墟的发掘研究,对中国考古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
C.以殷墟为支点,往前,可以上溯更早的华夏文明。向后,可以更为清醒的认知商文明之后的中国历史。 |
D.如果没有遗址、文化、古城等概念,中国可能无法对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进程等人类文明重大课题作出贡献。 |
材料一:
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的《文学中的城市》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关注“文学的城市”,必须兼及作家、作品、建筑、历史、世相、风物等,在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谈到都市,我一再坚持,必须把“记忆”与“想象”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可能真正“活起来”。把人的主观情感以及想象力带入都市研究,这个时候,城市才有了喜怒哀乐,才可能既古老又新鲜。另一方面,当我们努力用文字、用图像、用文化记忆来表现或阐释这座城市的前世与今生时,这座城市的精灵,便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驰骋想象”,这个让历史学家深感头痛的话题,很可能在文化史家那里如鱼得水——解读诸多关于北京的“不实之辞”,在我看来,意味无穷。因为,关于城市的“集体记忆”,不管虚实真假,同样值得尊重。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
因而,在对都市的解读中,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是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是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是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
(摘编自陈平原《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
材料二:
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对于第一种做法,我的看法是,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所以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价值评判领域,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为有效,因为它的视野更大,也能够在时代精神的符号表征与文学形式之间看出隐秘的联系。城市学范畴内的城市文学研究,使得叙事演变与精神历史的共鸣和互证得以成立。目前我们对城市学本身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问题。城市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子嗣,换句话说,在传统学科里面增加一些城市视角,以此应付分散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社会学中的城市问题,以及历史学中的城市主题,这样的“城市学”可能很难称之为一门自足的学科。真正的城市学有着它自己的问题域和方法论,并且,唯有在这样一种问题域之内加以观照,在这样一种独有的方法论的统摄之下,城市学才能够兼容其他传统学科,才能触及到这门学科所要处理的对象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将城市文学研究列为城市学的子题是没有疑义的。
中国文化有着强大的乡土文明传统,城市一直是被诅咒的对象,甚至是被删除的对象。一种城市经验的出现,在文学这个范畴内,势必分裂为两种不同倾向。对于作家来说,这种独特经验,是青年一代的写作者必须去关注的,因为他们恰恰生活在此;像年长一代作家那样,本能地去书写乡土经验的东西,对年轻一代作家来说,已经不再可能。
而对于城市学研究者来说,他们所要处理的对象就更为复杂,他们既要思考诸种城市经验元素,以便将它向认知提升,还要面对已然被塑造了的文学中的城市经验形态。经验走在前面,而判断总是滞后,但城市学的研究和城市学的评论也不能过于滞后,它应该跟上来。
(摘编自张柠《城市经验和城市研究》)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将城市作为阅读对象也是城市建设的一种方式,研究者通过不断还原历史真实,去除误解,从而丰富对城市的解读,也就丰富了城市本身。 |
B.通过跨学科研究,在诸如文学、历史、社会等传统学科里面增加城市视角,以整合分散在各学科领域里的城市研究课题,是城市学得以成立的关键。 |
C.中国文化有重乡土轻都市的传统,当代的城市学研究者既要思考现实的城市经验,也要面对文学传统中的城市经验。 |
D.关注“文学的城市”,是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加入新的元素,从关心文化的整体发展,到关心区域文化,对国家东西南北的文学版图有细致的研究与挖掘。 |
A.传说明朝营建新都时,刘伯温为制服恶龙,将北京城设计成八臂哪吒的形状,这可以作为解读北京的素材,应该为研究者珍视。 |
B.城市文学研究不应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是因为它的视野更大,突破了文学研究内部各种规则的制约。 |
C.研究城市文学,可以借助政治、地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用数据、图表进行科学论证,但并非必需,研究成果一定要有对“人”的关切。 |
D.青年一代作家生活在城市之中,已经不再可能出于本能地去书写乡土经验的作品,像前人一样诅咒城市。 |
A.俞平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B.张岱《陶庵梦忆》 |
C.老舍《骆驼祥子》 | D.王羲之《兰亭集序》 |
“君子”一词,最初是社会阶级地位的象征,是与普通百姓相对、贵族专有的称号。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君子这一概念,进行了创造性改造,赋予其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人人可学而至人格典范”。战国时期,孟子在孔子理解的基础上,又加以阐发,在强调内在道德的同时,又突出德性的外在发展,将那些具有高尚道德、且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具有完美理想人格之人视为君子。
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道德修养的,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在对君子如何进行修为的问题上,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君子必自反也。”从自我内部来寻找施行“仁义”的原因,而不是向外部去探寻其根由,实际上这正是孔子“君子反求诸已”思想的体现。如果一个人以“自反”的态度在生活中施行“仁义”,“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那么这个人也就具有了君子的自我要求。
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目标的实现,追求完美崇高的理想人格境界,一直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学者所孜孜以求的重要课题。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要具有内在道德,还要把这种德性推向外部,以便对国家、社会作出贡献。孟子将建功立业视为君子人生的一部分。孟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内圣外王”之修为,能以个体的道德自觉为修身原则,终而立于天地间,担当起国家、民族之“治平”重任的。
孟子不只说出心目中的君子形象,还道出了塑造“君子”的主要方法:一是修身修心与道德修养。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孟子以先天先验之内心善念来激发唤起人潜意识中善之本性,极力促使人们通过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达到改造自我的目的。孟子认为,要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事物内部寻求原因,内部原因解决了,其余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孟子的修身、修心学说是他改造人、改造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手段,也成为与其性善学说相互发明、相互补充的重要内容。
二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塑造“君子”的另一方法是节欲寡欲与存心养性。孟子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一种是通过游说诸侯国君的方式,目的是使他们接受他所主张的“仁政”学说,施行“仁政”,但这一方法在当时没能奏效;孟子采用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强化自身道德修养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孟子认为,一个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人的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在孟子看来,人性虽善,但受物欲影响多了,便可能趋于恶。因此,要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节欲寡欲,他告诫梁惠王如果想实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大欲”,就必须节制自己肥甘轻暖、声色犬马之小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一天下”的大欲望。
孟子的君子观对后世仁人志士所奉行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目标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仁人志士无不以孟子的君子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塑造自己的人格。他们的精神与气概构成了中华民族崇尚民族气节、坚持正义、具有顽强民族凝聚力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特征,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1.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在孔子理解基础上,突出了德性的外在发展,认为君子应该实现社会理想与政治理想。 |
B.孟子认为君子生活态度积极,能自我反省并在生活中施行“仁义”的人具备了成为君子的条件。 |
C.孟子主张人性善,强调“四端之心”根置于人心之中,所以对人们来说,修身、修心不难。 |
D.节欲寡欲是塑造“君子”的方法之一,孟子认为能做到节欲寡欲,就有了完善的道德修养。 |
A.文章开头由“君子”的概念内涵演变引出观点,中间深入论证,结尾总结,结构完整。 |
B.文章大量引用孟子言论并进行诠释,使说理更加透彻,文章更有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 |
C.文章举孟子告诫梁惠王的例子论证了让诸侯国君接受其“仁政”学说来实现节欲寡欲。 |
D.文章从孟子君子观的内涵、塑造君子的方法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
A.孔子赋予君子更多道德内涵,使其从社会阶级概念转变为普通人可以学习并达到的人格典范。 |
B.孟子心目中的君子“内圣外王”,“内圣”要求担当“治平”重任,“外王”要求道德自觉。 |
C.孟子试图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使他们施行“仁政”,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但在当时没有奏效。 |
D.很多仁人志士都受到孟子关于君子标准的影响,他们的精神气概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教育思想与比较具体的劳动教育措施。中国传统劳动教育渗透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礼仪制度、学校教育、家训家风等途径实现,使人民在“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劳动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当今的劳动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保留着耕读结合的优良传统,普通人家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之余也读书学习。在历代私学教育中,一直有不间断的耕读结合的教育传统。清代张履祥认为,把农耕与读书结合起来,专心勤于农桑劳作,不仅能供给国家的赋税徭役,满足家庭日常所需,还能杜绝不法行为。人们在农闲时间读书,可以明白事理、修身立世。耕读结合不仅推动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强了对人民的劳动教育,稳定了社会秩序。
如今,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耕读结合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太可能,但其理念值得发扬。如让学生在学习之余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可以增强学生体质,树立尊重劳动、尊重他人的思想观念,在劳动过程中实现德育的目的。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机构推行劳动教育,但中华民族却能够形成勤劳的优良传统,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套劳动教育的规范和制度。《礼记》等记载了一些劳动教育的规范。例如,《内则》有言:“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劳动教育的制度设计,教育部门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特点,制定关于劳动教育的具体方案,让学生劳动教育有法可依、有例可循。通过明确劳动教育规范,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劳动教育活动,使劳动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在全社会普及。
在劳动教育推广方面,身体力行的劳动示范远比理论说教更有效。我国古代有许多劳动教育的典范人物,如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非常重视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颜氏家训·治家》有云:“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要想推行教化,就需要典范人物自上而下率先垂范。想让子女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家长必须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劳动。清代曾国藩也是劳动教育的典范。他虽然军务繁忙,但仍然利用空闲时间带领子女参加劳动。
如今,我们也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评选劳动模范人物并大力宣传这些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带动群众积极参加劳动。
中国古代劳动教育能够深入人心,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教材分不开。中国古代的家训、诗歌中有很多关于劳动教育的内容,《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著名的蒙学读物,也有与劳动教育有关的内容。例如,《三字经》有“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弟子规》有“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千字文》有“治本于农,务兹稼稿。做载南亩,我艺黍稷”。这些内容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普及性强,易被学生接受并长期诵读。
如今,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做法,选取古代文献中一些富有劳动教育意义的内容,结合当今时代特征和劳动教育的目的,编写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图文并茂的劳动教育读本,进行宣传推广,实现劳动教育大众化的目的。
(摘编自崔海亮《我国传统劳动教育的现代启示》)
1.下列关于我国传统劳动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的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我国自古就有耕读结合的传统,它能满足家庭日常所需,并彻底消灭社会上的不法行为。 |
B.中华民族能够形成勤劳的优良传统,是因为《礼记》所载的劳动教育规范推行了劳动教育。 |
C.颜之推等人认为家长的劳动示范作用很大,所以特别重视家长在劳动方面给子女做榜样。 |
D.著名蒙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颜氏家训》等的广泛传播,使劳动观念能够深入人心。 |
A.文章是总分结构,分的部分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劳动教育的理论与方法。 |
B.文章引用张履祥的说法,论证了劳动教育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的观点。 |
C.文章为强化家长应在劳动方面以身作则的观点,举了曾国藩带领子女劳动的事例。 |
D.文章主体部分的各个层次,均是先论述古代再着眼于当今,彰显了关注现实的立场。 |
A.古代劳动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对今天的劳动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应该全面继承。 |
B.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使之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有增强其体质、改变其观念之功。 |
C.制定明确的劳动教育规范,动员全社会力量,对于普及劳动教育理念而言必不可少。 |
D.《弟子规》等能使劳动教育理念普及开来,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内容简明,便于记诵。 |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如果我们拥有开放的心态,始终不移地建设创新性文化,定能为中华民族文化再谱新篇章。 |
B.不少从事中西方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人注重文化传承,西方人重视文化创新。 |
C.在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下,西方文化才得以从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期突围而出。 |
D.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起着决定性作用。 |
A.文章能够由表及里,从历史的文化现象的角度分析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形成的深层原因。 |
B.文章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论证了“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C.文章从文化创新与创新性文化的关系入手,重点阐述了创新性文化是如何生成的。 |
D.文章先论述创新性文化的生成受客观因素驱动,再论述创新性文化与人们的主观自觉有关。 |
A.创新性的文化能孕育出文化创新,文化创新又会促进创新性的文化诞生,二者相辅相成。 |
B.儒学与基督教尽管在文化运行的内容上各不相同,但就文化运行的方式来看是基本一致的。 |
C.如果在全社会范围营造出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全体国民就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 |
D.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具有保守性的根本原因。 |
“基因”本是生物遗传学的概念,其功能在于控制生物的性状,其特点在于具有遗传性,所以又叫“遗传基因”。对于中华美学思想而言,命题既能控制其性状,又能使其一代代遗传于后世。所谓“命题”,通常是指具有判断性的短句或短语,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文以载道”等,都是中华美学史上的著名命题。命题之所以是中华美学的核心基因,可从三方面诠释。
制约中华美学性质内涵。将思考成熟的美学观念凝缩为言简意赅的命题,是中国古人用语尚简的语言习惯。凝聚着美学思想的命题,对古代美学的性质内涵具有制约性作用。以孔子美学为例,“兴于诗”“思无邪”“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等命题构成了孔子美学的核心内容,凝聚着其美学的核心思想。这些命题表明,孔子美学既强调诗乐艺术的社会实用功能——“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事父事君”,又强调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可以兴”。既重“文质”双美,又重“美善”兼具。艺术既应以“无邪”为本,又应以中和为美。这些命题既体现了孔子美学的基本内涵,也体现了孔子美学重实用、求中和的性质特征。若撇开这些命题,孔子美学的性质内涵便不复存在。命题之所以对孔子美学的性质内涵具有制约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命题是孔子美学思想之凝聚。
构成中华美学核心内容。中华美学以乐舞书画诗文小说戏曲等艺术理论为主体。在古代各体艺术理论中,命题都是核心内容。以诗歌美学为例,“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命题构成了先秦诗歌美学的核心内容。“诗无达话”“吟咏情性”“化下刺上”“止乎礼义”等命题体现了汉代诗歌美学的核心思想。“诗缘情而绮靡”“感物吟志”“文已尽而意有余”等命题是六朝诗歌美学的思想精华。“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境生象外”“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诗有别趣,非关理”等命题凝聚了唐宋诗歌美学之精髓。
承载中华美学历史发展。命题作为中华美学之核心基因也具有“遗传性”这一特点。如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这一命题后,历代学者都有所运用和发挥,提出了众多相关命题,使“发愤著书”说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拓展和深化。如刘勰以“发愤以表志”“发愤以托志”评论作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之论,欧阳修以“穷而后工”论诗,李贽指出作家“不愤不作”,蒲松龄自言《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等等。可见“发愤著书”这一命题在中华美学史上一直处于不断传承、发展、深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其基本思想为后人所接受继承,另一方面其内涵不断得以拓展、深化。“发愤著书”本为创作论命题,刘勰将其运用到批评领域,韩愈强调“不平”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欧阳修申明“穷”是诗“工”之因,李贽指出“愤”是创作动力等。
(摘编自吴建民《命题:中华美学的核心基因》)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等命题构成了孔子美学的核心内容。 |
B.中华美学以乐舞书画诗文小说戏曲为主体,其中诗歌美学命题因朝代不同各有侧重。 |
C.刘勰借司马迁的美学命题“发愤著书”来评论作家,蒲松龄借此表达自己内心的孤愤。 |
D.中华美学中每个命题的提出都有其发展演化的过程,这些命题构成了中华美学基因。 |
A.文章在类比生物遗传学的基因功能特点基础上引出中华美学核心基因——命题。 |
B.文章以总分结构为论证框架,主体部分各用一句话作为分论点,具有高度概括性。 |
C.中华美学涉及领域较广,文章仅以诗歌美学为例论证命题构成中华美学核心内容。 |
D.文章大量直接引用中华美学命题概念,具有直观易懂的作用,也丰富了文章内容。 |
A.没有孔子关于诗的兴、观、群、怨等美学命题,也就没有孔子关于诗的美学思想。 |
B.从先秦“知人论世”一直到唐代“境生象外”,这些美学命题逐渐接近诗歌的本质。 |
C.“与民同乐”等音乐美学命题,对于建构中华音乐美学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D.后代学者运用和发挥前代美学命题,这体现了美学命题传承、发展、深化的特点。 |
画兰:赖有微风递远馨
华宇
在中国传统的艺术语境中,高洁坚贞、清雅淡泊是松、竹、梅、兰共通的文化内涵。那么,兰的独特之处是什么?宋代学者王贵学在《王氏兰谱》中对此有一说法:“竹有节而啬花,梅有花而啬叶,松有叶而啬香,惟兰独并有之。”青竹有节,却极少开花;梅花鲜艳,叶子却很少被人关注;松树枝叶繁茂,却无半点香味;而兰蕙则集花叶于一体,更兼有一种若有若无的芬芳,所谓“深林不语抱幽贞,赖有微风递远馨”“寸心原不大,容得许多香”。《王氏兰谱》对于兰花与“岁寒三友”的这一比较可谓细致而恰切,也从侧面体现了兰花在绘画上的特点和难度。
中国画素有“书画同源”的传统,书法是学习中国画的一项重要基本功,因此,绘画中很多笔法、章法都借鉴了书法之妙,这点在兰画创作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清代郑板桥等画兰名家都是功底深厚且有着独特造诣的书法家。在不少画论中,画兰常常被称作“写兰”,画家时常借舒展的兰叶展现书法的笔意。“写兰”的例子当以郑板桥为典型,清代文学家蒋士铨曾评价郑板桥“作字如写兰”“写兰如作字”。郑板桥自己的解释是,书法要讲究行款、浓淡、疏密,那么画兰时用笔也应如此。比如,行款是指字与字之间的有机联系,即第一个字的末笔与第二个字的起笔虽不一定相连,但笔意要贯通,给人以笔断意连、浑然一体的气势;同样的道理,一束兰花有偃抑、低垂、重叠等多种生动的形态,而兰叶之间的关系正如一幅书法中两个字之间的有机联系,只有把行款的章法运用到画兰中,才能使一幅作品具有整体感。总之,要“以书之关钮透入于画”才能得“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之妙。
画坛有“喜气写兰怒写竹”之说,乍听起来令人费解,但了解兰与竹在画法上的区别之后,就不难窥得此话中的奥妙了。画兰有“十”“米”两忌,意思是说第一笔兰叶与第二笔兰叶不可垂直交叉成“十”字状,第三笔兰叶和第四笔兰叶又不能和前两笔交叉成“米”字状。那么兰叶之间应形成怎样的交叉态势才是适宜呢?前人给出的答案是“凤眼” “鼠尾”“螳螂肚”,兰叶的交错转折以舒缓柔和、潇洒自在为要领,而舒缓的笔画自然源自舒畅的情绪,这就是“喜气写兰”的道理。而竹枝和竹叶则是纵横交错的,历代画家笔下的“风竹图”都难免给人凌厉萧瑟之感,这便是“怒写竹”的道理。有趣的是,在中国画的创作中,兰与竹常常相伴相生,而“兰竹图”的背后,大概是画家们历经人世沧桑后沉淀下的那份悲欣交集的淡然吧。
宋末元初诗人、画家郑思肖曾在自己所作兰画上题写“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八个字,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在画兰时则常常夹杂些荆棘杂草,寓意为“君子能容小人”,这便引发了郑板桥在《题丛兰棘刺图》中的分析。他认为,兰花与棘刺不应被比作君子和小人,而应视作一个国家的文臣和武将。因此,苏东坡杂棘刺于兰草之中,当作“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之解。苏东坡将兰花和棘刺杂处,提出“君子能容小人”的命题,这已经是对传统美学观念的一次突破,而郑板桥提出“兰棘相依而存”的思想,则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历史眼光和家国情怀。这无疑使得后人在创作兰画、欣赏兰画时更具辩证的眼光,同时也赋予了艺术欣赏文史的遐思。
(《光明日报》2020年06月14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的艺术语境中,兰花具有高洁坚贞、清雅淡泊的文化内涵,但又有不同于“岁寒三友”的独特之处。 |
B.元代赵孟頫、明代文徵明、清代郑板桥书法功底深厚,他们“写兰如作字”,画的兰叶有书法笔意。 |
C.中国画“兰竹图”里,画家常常让兰竹相伴相生,既体现了画家的舒畅情绪,又给人凌厉萧瑟之感。 |
D.苏轼把“兰棘”比作“君子和小人”;郑板桥认为“兰棘”还可以视作国家的文臣和武将,两者相依而存。 |
A.文章引用《王氏兰谱》和其他诗句,论证了兰花在绘画上的特点和难度。 |
B.文章通过论述“兰”“竹”画法上的区别,分别说明了“喜气写兰”“怒写竹”的道理。 |
C.文章论述画兰兼顾创作与欣赏,既有画兰技法的介绍,又有画家思想的比较分析。 |
D.文章运用引用论证、举例论证等论证方法,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说服力强。 |
A.画兰时用笔要像书法那样讲究行款、浓淡、疏密,兰叶之间要有机联系,浑然一体,画作才具有整体感。 |
B.画坛上的“喜气写兰怒写竹”之说,乍听起来令人费解,而画家又常常创作“兰竹图”,颇为耐人寻味。 |
C.画兰叶的交叉态势时有“十”“米”两忌,而以舒缓柔和、潇洒自在的“凤眼”“鼠尾”“螳螂肚”为宜。 |
D.以郑思肖、苏东坡、郑板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画家得“意在笔先,趣在法外”之妙,体现艺术家的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