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日趋显现的‘大城市病’，向地下要空间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发展城市地下空间，将带来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必要纳入国家战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越来越成为媒体热点话题。在“高度”“广度”不断拓展的今天，地下空间所标注的“深度”，为城市打开了更加立体的发展格局。

有研究将21世纪称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发展的世纪”，也有国家将地下空间归为“新型国土资源”。可以说，地下空间是一座“富矿”，特别是在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空间容量、缓解交通压力等方面，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愈加重视。比如，地下综合管廊与海绵城市建设已经列入“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不少城市充分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和建筑地下室，为老百姓开辟许多具有文化、休闲性质的公共空间；还有的城市全面更新地下管网，为即将到来的智慧城市铺设“路基”……做足城市“向下”的文章，正逐渐成为潮流和趋势。

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城市的“里子”。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与“面子”上的突飞猛进相比，“里子”确实显得有些“跟不上趟”。比如，有的城市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然而地下管网却敷设混乱、底数不清；地上地下规划不同步，导致道路被反复挖掘，甚至一场大雨就能让城市“看海”；一些城市的轨道交通设计不尽合理，与城市其它基础设施缺乏衔接……如何补上城市建设的“欠账”，实现地下空间资源更充分、更高效的利用，已经成为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必答题。

利用好地下空间资源，不仅需要先进技术，更需要先进理念。去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巨型盾构机曾引发热议，这个被称为“工程机械之王”的设备代表了中国在工程建设领域高超的技术水平。可见，在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上，技术等硬实力不是大问题，理念、规则、管理等软实力才是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地下空间管理权相对分散，资源权责不明，如何构建相应制度，理顺权责关系？面对私搭乱建、无序开发现象，如何提升规划协同性、前瞻性，并保证严格实施？这些都需要在开发过程中逐渐消化、逐个解决。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更应如此。那些隐藏着的细节，最能展现一座城市的“功力”。起步不久的雄安新区，在规划纲要中专辟一个章节对地下空间进行系统规划，树立了“高起点规划”“规划先行”的标杆；正在建设中的京张高铁清河站，采取高铁、地铁及市政工程一体化建设，实现一次安检就能在地铁与高铁“无缝”换乘；不少城市在城市轨道建设中探索引入社会资本，以“轨道+物业”开发模式大幅提升开发质量与利用效率……这些新理念、新模式，正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今天，利用好城市地下空间资源，是一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集中体现。既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能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我国城市的治理水平就能不断向一流迈进，城市生活水平也能“水涨船高”，为百姓带去更多便利。

(选自彭飞《让城市建设有“里”有“面”》，见《人民日报》 2019年4月10日，有删改）

材料一：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迅速走红，与纪录片一起走红的还有主人公——故宫文物修复师。55岁的王津师傅是他们的代表，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进入故宫工作已经39年了。每天早八晚五，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几十年如一日，和蒙尘多年的文物打交道。

人们尊崇工匠精神，更多的是钦佩其所蕴含的认真细致、精雕细凿、精益求精、出神入化的技艺。其实，这些精湛非凡的工匠技术，并非仅有天赋便可成就。后天的刻苦学习、甘于寂寞、坚守如一，才是工匠精神形成的源头活水与真正底色。

自古而今，在工匠精神的光芒下，成就无数巨匠大师。如在中国古代就有鲁班、李春、李冰等，他们几乎全靠手工制作，赢得了生前身后名。如果没有其儿时就从师学艺，没有汗水擦亮前路，没有坚持不懈地一直努力，当然就难以成就为一名巨匠之师。

像过去，一个学徒工，要从小时候到长大成人，学上十多年才能出师。此中之艰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一种安静如初的心态和坚守不谢的精神，学艺而成，青出于蓝，就很难做到。

即使到了当代，像瑞士的钟表工业，一些意大利的制鞋业，仍然在沿用手工工艺，就是因为机器的流水线上，很难达到工匠手艺之精致的程度。像故宫钟表修复师，至今仍默默地坚守着这一古老行业，他们因此成了另类“网红”。这其实正是人们对其于时光的静谧中不惧寂寞、无声坚守之工匠精神的推崇与尊敬。

当下时代，社会嬗变，人心浮躁，人们的脚步更为匆匆。其实，这样的环境与心态下，我们更需要有时能静下来、慢一些，让步伐走得更稳些；在耐心中更多些深入思考，让我们的行动来得更为扎实、有力些。

在生活中，一些看似“慢”的行为，其实正孕育着快速提升的质变；在看似静无声息的环境里，其实正磨炼和生成着动若脱免的飞跃；在看似无言而寂寥的坚守中，其实也正昭示着成功目标的一步步逼近……所谓工匠精神，就是在这种不惮于寂寞、不畏于静默、不躁于坚守中，让技艺超凡脱俗，令手中精品迭出，成就更多传世经典，并让这种技艺与精神代代传承不息。如果大家都能多一些安静中坚守的工匠精神之底色，就能更多地修复那些尘世间的浮躁心态，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为从容淡定、执着内敛；让我们的工作，更为细致入微、飞得更高更远……

（摘编自陈怀瑜《“安静与坚守”是工匠精神的底色》）

材料二：

一部《战争与和平》，草婴翻译了6年。他一生追求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翻译作品始终遵从六道工序：研读原著、译文、读译文、请人朗读、交编审、打磨求“神韵”。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的作品被称为“把故事画活了”，生前却自称是个“大匠人”，“蜗居”闹市数十年，每日挥毫不止，在中国传统线描中融入西画写实造型方法，将线描艺术推向高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独具匠心，终而造诣精深，成其大器。

匠心之道，看似无着处，实则有迹可循。有一本叫《匠人精神》的书，这样讲成为一流工匠的“守破离”：跟着师傅修业谓之“守”，在传承中加入自己想法谓之“破”，开创自己新境界谓之“离”。我们由此也可以引申为各行业的匠心之道。守，以理想为基，久久为功而不改初衷，精益求精而臻于至善；破，以思考为底，无思考则无变化，无变化则始终是老样子，学而思才能“芳林新叶催陈叶”；离，以创新为核，有非同寻常的构想，方能“人无我有，人有我强”。草婴、贺友直等的艺术造诣，可说是对此的生动诠释。善于“守破离”，何愁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

守，意味着长久等待和超常吃苦。当年，法拉第要弟子每天记录实验结果，弟子觉得这事枯燥乏味没意义，不久就走了。后来，法拉第因电磁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获得殊荣，面对一事无成又找上门来的弟子，他说自己不过是把弟子认为没意义的事坚持了10年，在记下数千个“NO”之后，终于写下了一个“YES”。今天，有的研究者缺少坐“十年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耐不住寂寞，稳不住心神。有的人在立项资助“诱惑”下，频繁转换科研“频道”，甲地优惠到甲地，乙地优惠又跑回乙地。心上长草“守不住”，飘移不定，又如何能把一件事干到极致？

破，意味着在突破和完善中超越。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是要后人不能止步于临摹，而要学其神韵善突破。一种现象存在已久，学某某而安于做“小某某”或“小小某某”，如同“受过训练的跳蚤”，即使盖板已拿掉，也不会越过原有高度。前人技艺再高，也终究有局限性。小疑小进，大疑大进。

离，意味着在颠覆成见中寻求新发现。当年，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发现“跳跃基因”。因其“离经叛道”，同行骂她疯了。多年后，其成果才得到承认，她也因此获诺贝尔奖。“破”属于推陈出新，是横向进步；“离”属于颠覆性创新，是纵向进步。历史的高峰永无止境，“不日新者必日退”。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匠心是精雕细刻和精益求精之心，是追求卓越不断超越之心，是破除成见不断创新之心。匠心之道贵在“守破离”。

（摘编自刘根生（匠心之道“守破离”》）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是21世纪最重大的变化，这可能是带有自己“语言”的复兴。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西方世界还是把中国崛起纳入到西方整个话语里在言说。我们在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之后，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结伴不结盟”“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际上也是希望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体系。现在很难说这样一个新的体系能够完全被接受，但至少，这样一套语言是以文化自信应对西方已有的体系。

事实上，虽然文明复兴的物质力量不断显现，关于文明复兴的话语重建，却非常困难。

为什么？首先，是我们现在还处于崛起的前夜，即还没有完全完成赶超的目标。我们有点自信，但自信并不太多。这种自信不多，在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对中国崛起没有一点自信，何谈文明复兴？其次，这个问题和我们整个废除科举有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废科举、建新学当然有它的必要；但同样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废除科举，不仅仅是废除了科举的考试制度，而且是整个废除了支撑科举制度的经典——五经。在某种意义上，五经承载了我们民族的价值核心。废科举带来的废五经，儒家天地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以及人生观等观念逐渐衰微。随着新式学校建立，西方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的输入，整个西方知识分类体系全面取代了中国传统知识分类体系。从此以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中国自身的经验都成为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研究对象及西方理论的分析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丧失了评价自己经验的主动性。

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从制度研究去落实中国话语的重建。要研究这些制度，意味着我们研究的重点应从政体转向治体，如果我们摆脱用政体来理解我们的经验，转而以治理体系作为理解我们自身发展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郡县制贯穿百代；科举制实施1300多年且目前又有恢复的样子；监察制、巡视制也实施了2000多年，且巡视制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当中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制度的生命力比王朝更为强大，王朝有兴衰，但制度是有沿有革。我们要看到，制度，上和观念有关；下，则是和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社会生活实际有关。故而，以制度的沿革为中心，上，要考察和制度相关的观念变化；下，要考察与制度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中央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看来，这个提法表明，延续了20多年的、围绕着政体展开的无谓而有害的争论被转移到有效的关于治体的研究上，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摘编自曹锦清《以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

《韩非子》如何取法老子

周苇风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因为口吃，不喜言谈。曾数次上书进谏韩王，却不被采纳。但他的文章传入秦国后大受欢迎，秦王甚至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史记》中，韩非与老子合传，同传中还有庄子和申不害。庄子和老子是道家人物，韩非和申不害为法家人物。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作为儒家学派的一员，荀子曾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思想难免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他清醒地认识到，礼的施行无法完全依靠“克己”来实现。于是，便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思想。理解了这个学术背景，司马迁说韩非“其归本于黄老”也就不奇怪了。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两篇，顾名思义是解读《老子》的专著。从这个角度来看，韩非可以说是早期研究《老子》的专家。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客观自然规律。韩非接受了老子对道的阐述，承认道决定宇宙万物的演变。同时，老子认为道具有“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对此，韩非则进一步发挥，强调道是变化的，天地也是变化的，人也在不断变化中，整个社会都在变化。由此，治理社会的方式和方法自然也应该变化。但是，韩非也非常重视道的稳定性。道的稳定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法。法是依道建立起来的，人人必须遵守，不能随意更改。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一思想到了申不害和韩非手里，则发展为以权术驾驭群臣，也就是术。韩非对以进为退、暗藏杀机及权谋的运用，可以说是津津乐道。《韩非子》就明确提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使法家意识到，人君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民众和敌国，而是来自臣下。所以，申不害和韩非都主张术应该隐藏在君主心中，不能为臣下窥破。术有权术的含义，但法家的术不仅仅局限于权术的运用。《韩非子》认为，所谓的术就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明确职责并严加考核。这样，君主就可以操生杀之柄，督促群臣尽力工作。

人们在谈论法家时常常商、韩并举，认为韩非的思想是商鞅的继承和发展。确实，韩非认同商鞅富国强兵的种种举措，也主张建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系。然而，在继承商鞅法治思想的同时，韩非更加关注稳固社会秩序的永续。韩非和商鞅都认为，社会秩序的稳固在于加强君主专制集权。但是，商鞅对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具体措施缺少详细论述。韩非批评商鞅知法而无术，认为商鞅的种种富国强兵之举因“无术以知奸”，最终只能“资人臣而已”。由此，韩非尽力鼓吹权术，以弥补商鞅的不足。

不过，既然有驭臣之术，就会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反而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秦始皇后期迷信权术，为了让人觉得自己威严、神圣和神秘，长期疏远大臣，这就给了赵高弄权的机会。二世胡亥即位后，继续沿用秦始皇的做法，最终连刘邦逼近咸阳的消息都被权臣蒙在鼓里，可以说是自吞玩弄权术的苦果。

(选自《解放日报》2019.08.06)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传播、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动等特征的大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讯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运用“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妥。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

自汉代以来，“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离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家园故土的眷念和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不断追寻。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中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有删改)

为什么今天仍然要提倡阅读鲁迅著作？根本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不但已成为时代文学经典，而且在同时代为数不多的经典读物中又占据了一个制高点。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文学语言起到了桥梁和示范作用，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义与文体创新意义。他字斟句酌，炉火纯青，把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还是文体创造的先锋：不仅创造了杂文这种新型的散文体裁，而且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新的形式和格局，从不重复自己。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史诗性的叙事文学作品，以及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对于社会历史生活都会有广泛的反映。鲁迅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幅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长卷，从中可以领悟到中国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和迫切性，对于当代读者无疑是一种生动而形象的教科书。

经典作品的审美意义和认识意义是恒定的，而其现实意义却是流动的。重读鲁迅文本，应该回应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关注的迫切问题，使其在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过程中不断彰显出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做，才能使鲁迅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鲁迅在广泛剖析中国国民性负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最需要灌输的道德观念是“诚与爱”。这不仅具有普适意义，而且同样切中当今时弊。因为如果缺少了“诚”与“爱”，市场经济就必须导致信用污染，而这种污染比环境污染更加严重。

对于塑造新型的民族性格，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三点：一、耐劳作的体力；二、纯洁高尚的道德；三、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这其实就指明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没有健全的体魄就无法承受工作的重负。这就是所谓“健康第一”。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知识更新、信息爆炸的社会。没有容纳新潮流的精神，就会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最终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现代社会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轨并行的社会。法律是不能触碰的立身行事的底线，道德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人格追求。“纯洁高尚”是一种境界，并非每个人都能通达。但每个人都应该对“纯洁高尚的道德”有一种景仰之情、向往之心，这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崇高目标。

我们肯定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必须看到，它不可能回应并解决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切具体问题。如果有人问：阅读鲁迅作品最大的现实功效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个字：“学做人”!鲁迅的一生是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而呐喊的一生，他说：“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的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以为快活。”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无疑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鲁迅又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所以，读鲁迅的书，最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学习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像他那样生活，像他那样做人。我想这也就是阅读鲁迅经典最大的现实意义。

(摘编 自陈漱渝《我们今天何以要阅读鲁迅？》

信息文明不仅建立在信息的共享本性基础之上，而且通过信息的共享本性，大大扩展了物能的可共享性。

一方面，文明的发展，分享和共享的内涵区分越来越需要进一步清晰。“分享”是享有方各占部分；“共享”方均独拥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物能完全不同，信息具有共享的天然本性。物能资源越是为更多人共享，共享者各自拥有的份额就越少，因此，物能共享实质上是一种分享，与物能越分享越少完全不同，信息却越共享越多，一个蛋糕，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份额就越少；而一个微信群，参与信息共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反而越多。由于分享范围有限，物能文明往往是伴随物质利益冲突的文明；而信息共享的天然本性，则为人类文明发展奠定了共享的存在论基础。

信息的共享本性，不仅意味着不因共享而损耗，而且还能够随着共享面的扩大激发出更多的信息，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的共享本性将使物能资源具有前所未有的共享可能。通常所说的硬件软件化的共享趋势，就是通过将硬件转化为软件，达到以信息扩展物能共享可能的目的。这正是工业文明使物能共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信息文明将使物能资源的共享可能性空前扩展的重要原因。但作为资源，物能与信息具有本性上的根本区别，物能资源只是具有共享的可能性，但不具有信息资源那样的共享本性。因为物能资源不仅不会因共享而增加，而且会随着共享面的扩展而加速损耗，结果一方面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共享，另一方面则是历时性的实质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能资源在本性上归根结底是分享性的。信息文明虽然不能改变物能资源的历时分享本性，但能越来越充分地展开物能的共时态共享性，从而使信息文明具有越来越充分展开的共享文明物能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文明的发展，会使物不断信息化，从而不断展开物能资源的共时态共享性，DNA芯片就分别是自然进化和人类创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里涉及从物数据化到物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相互性所蕴含的共享本性越来越充分开展。相互性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凸显和展开，这是人类共享需要的类特性根据。人的本性在根本上就是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需要的发展，而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具有不同的性质。越是低层次需要的满足，越具有个别性，物质需要的满足就具有这种典型的性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一性质的极端表现与此相应，人的需要水平越高，共享本性的展开越充分，因而越是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越具有共同性。因为人的需要层次越低，越具有物能的性质；人的需要层次越高，越具有信息的性质。在生理需要到心理需要再到精神需要的发展过程中，物能越来越居于基础地位，而信息则越来越处于界面位置。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本性，而物能在根本上只能分享，信息和物能的不同本性，决定了信息文明与物能文明性质的不同。

当然，信息离不开物能，信息文明必须基于物能文明，但信息文明并不是外在地建立在物能文明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文明的整体化反过来对物能文明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物能资源越来越成为信息文明的共享基础。

（摘编自王天恩《解“发展”的信息文明“钥匙”》）

城市里的蟋蟀

吴丹红

（1）和城市站在一起，也就渐渐远离了自然。“唧……唧……唧……”，那曾经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天籁之音似已远去。我已无法解读弥漫着欲望泡沫的城市生活，内心总处于无边的焦虑与渴望之中。

（2）不记得有多久没有数过星星了，抬头望天俯身看地的感觉似乎已经离我好远好远了。站在阳台上，隔着那些被几何化的不锈钢防盗网，望着被分割成俄罗斯方块般的世界，看着闪烁的霓虹灯和过往匆匆的都市人，我总觉得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我。

（3）那是童年时的那只蟋蟀的声音。

（4）儿时，在外婆家。“唧……唧……唧……”的虫鸣声似乎成了乡村每晚必定上演的歌剧，蟋蟀们如矜持羞涩的少女，又如风度翩翩的绅士，不用伴舞，不用伴奏，只是清唱，顶多来个小组唱，就这么简简单单，却和着泥土的气息，唱出了自然与生命的真谛。

（5）外婆不知从哪里给我捉来了一只蟋蟀，我把它养在一个花盆里。一次，邻居小姐姐把她的蟋蟀放在我的蟋蟀身边，我们用枯树枝轻轻撩拨。忽然，两只蟋蟀大战了起来。几个回合之后，小姐姐的那只败下阵来，我的那只却是一副得胜将军的模样。我们为蟋蟀的精彩表演啧啧称赞。后来，我在作文中常常写到那只蟋蟀，老师说我的作文中充溢着一种乡情。

（6）我的童年就这样在蟋蟀的吟唱声中度过。后来我还是被带进了城市，带进了贴着红白蓝瓷砖的高楼，带进了有空调有电脑有俄罗斯方块游戏却没有泥土没有草丛没有蟋蟀的房间……

（7）在城市，我习惯了这种俄罗斯方块般的生活。早出晚归，步履匆匆。

（8）不知何时起，我学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学会了“防人之心不可无”，学会了冷眼旁观，学会了猜疑与妒忌……那只承载着我童年欢笑的蟋蟀，早已被压在了心底。也许，是我把它给遗忘了，前不久，我在一个商店里看到有竹制的或塑料制的蜻蜓、蟋蟀卖，便兴冲冲地买回了一对塑料蟋蟀，把它们放在一个塑料花草丛中。后来，我在网上看到诗人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我想我应该记得童年的那只蟋蟀，可是它却无处可寻，我在俄罗斯方块中感到一阵茫然和悲哀。

（9）我那童年的可爱的蟋蟀，你在哪儿?

（10）“唧……唧……唧……”，也许是因为过度的思念，我竟然有些幻听，仿佛当年那只蟋蟀在我耳边低吟，释放出一种平和的伤感，是的，它在为我现在的寂寥而伤感。我知道我无法寻觅它，因为那只是幻觉，我却仍然探头往窗外搜索。窗外很眩，有红绿灯，有汽车尾气；窗外很吵，有人在蹦的唱K，有人在猜拳行酒，也许这些都是城市应该有的声音吧。闪烁的霓虹灯尽情地展示着城市的繁华与躁动不安，一如千娇百媚的舞女。难怪贾平凹会说：“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赛格顶上的激光柱不停地旋转着，它在扫射着城市的夜空；波音777、空中客车在不停地起降。激光柱、客机的灯光让月光星光都暗淡无光。我要将自己藏在哪里，才不至于被这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淹没?

（11）没有人告诉我，只有暗淡的月亮对我凄然一笑。

（12）我到底还是惦记起那一只蟋蟀了。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中会有我们的蟋蟀吗?我看见深南大道旁每一棵树都被缠上了彩灯，我看见东海岸某地产开发商的泥头车队在隆隆驶过!这儿是都市!不是乡村!抬头望夜空，星星何处寻?深圳的云层透着绿光，那是激光柱的效果。在这里，我的蟋蟀已无处躲藏。它逃离了不属于它的方格，逃离了充盈着欲望泡沫的城市。而我却站在原地，无法跳出俄罗斯方块。

　（13）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和谐的音响更和谐／凝咸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14）也许，每个城市人心中都有一只蟋蟀。城市人，你找到了心中的蟋蟀了吗?

网络文学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属性与网络属性。传统文学亦具有商品与文学的属性，而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除了网生性特质之外，也影响了文学的商品属性与文学属性。在文学属性上，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广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审美愉悦，特别是通俗类型文学叙事艺术的故事性、幻想性、虚构性与代入性的重视。

就此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终结，而是网络时代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既有媒介转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性。这里说的“文学传统”，并非仅为“古典文学”，而是广义影响网络文学发展的“文学传统”。具体来说，就是以儒道释体系为思维特征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学，既包含唐诗宋词与优秀的古文传统，也包含上古神话、民俗学等古典传统；还有就是通俗文学传统，主要指起源于明清时期及清末民初之后大盛的言情、武侠、侦探等类型文学；另外还有发轫于五四，目前成为主流的“新文学”主潮。这三类文学传统中，古典文学与通俗文学对网络文学的影响最深，新文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自我实现”的现代性价值观，以及现实主义题材的网络小说创作。

从古典文学传统来看，纵观中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儒家仁爱思想、道家浪漫想象，都表现于历史穿越文、玄幻奇幻文等很多门类的创作中。以唐诗宋词与历代散文为代表的诗文传统，影响了言情、历史等类型文体表现风格。比如，传统诗文艺术想象与华美意境，影响了蒋胜男、顾漫等一大批女性网络作家的写作。洪荒神话、人物传说、典章制度，更影响了奇幻、悬疑、历史等诸多类型。阿菩的《山海经密码》源自《山海经》，将故事背景设置为夏商朝代交替之际，以一个少年的大荒游历，再现历史与神话的奇绝想象。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也较好地展现在网文之中，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历史现场感强，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

从文学类型与文类笔法上看，中国网络文学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通俗文学传统。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教授认为，从冯梦龙到当代网络小说，存在一条市民通俗文学“古今联系链”。一般来说，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主要包括《封神榜》《西游记》等构建的神话体系，以《红楼梦》为经典的情感与世俗生活体系，以《水浒》为特征的底层社会小说体系，以《三国演义》为特征的历史叙事体系等。进而言之，还有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体系，以还珠楼主为代表的奇幻武侠体系等。而《史记》《左传》等史传传统，在战争描写、人性刻画与历史想象上，也影响了一大批网络作家。

从新文学传统来看，早期网络文学更多表现为对中国古代文化、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呼应，同时也表现出对新文学传统的疏离。但随着网络文学不断发育，特别是网络现实主义兴起，新文学的影响也日渐加深。很多网络现实小说“自我奋斗”的成长故事原型，能看到作家路遥的影响，也是新文学“个体自我”价值观的投射。很多网络穿越历史小说，都设置普通现代中国人，穿越民族历史节点，改变民族国家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逆袭”模式。

（摘编自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