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哲学关于宇宙的本质是水、宇宙的本质是火等的命题，充满了理性精神和理性推理，但没有严格的逻辑，苏格拉底要求用严格的理性逻辑去审查自己的命题，进而去反思人生与宇宙。这一严格的理性，体现在后来与柏拉图的一个个对话录中。几乎每一场对话，苏格拉底都以无知的状态出场，向有知识的智者提问，但对于这些有知识的智者的信心满满的回答，他却以严格的逻辑去追问，最后在严格逻辑的诘难和推导下，得出正确的结论。

严格的逻辑性，成为苏格拉底判定是真知还是假知，无知的标准。因此，苏格拉底留给世界的名言是：人生在世，不经过审查，不经反思，是无价值的一生。正是在苏格拉底的路线上，产生了柏拉图，其提出追求现象后面的理想性的理式；继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其创立了严格的形式逻辑。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一严格的逻辑中建立起来的。后来西方哲学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哲学家，大都是以苏格拉底式的石破天惊之“问”和严格的逻辑去贯彻自己的“问”，而产生巨大的时代影响的。如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如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如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追问，如德里达对深层结构的追问……

回到苏格拉底，由他而来的这一西方式的严格逻辑，最为重要的结果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实验科学。按爱因斯坦的说法：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两点，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二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实验科学。正如上面所说，这两点都是在苏格拉底所建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哲学史家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的创立者。

（摘编自张法从四句哲学名言看西方哲学的特质》）

材料二：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在诸多古代文明中，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今天我们称为哲学的学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注意到了人类精神发展在历史地理上的这种共同性，提出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等哲学思想；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亦称祆教），将人世生活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则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这表明：尽管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哲学所思的根本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

雅斯贝尔斯的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中西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为例，尽管旨趣、思路、内容、特点多有不同，但是其内在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第一，哲学所思的基本趋向都是形而上。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研究“道”而非“器”的问题。为什么哲学研究会追问“道”？这与人的理性相关。康德曾指出，对事物运动变化终极原因和条件追求的形而上学倾向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海德格尔也说：“只消我们存在，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形而上学中的。”第二，哲学所思的本质特征都是概念思维。即使像西方早期哲学家讲的“水”“火”“数”，中国早期哲学典籍所说的“太极”“易”“象”等，虽然有一些感性的特征，但都已经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的这些共同性，是我们将中国和西方的哲学都称之为哲学的学理根据，也是我们可以设想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化的哲学的基本前提。哲学的这种共同性，是人类文明共同性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道路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哲学思想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

（摘编自杨河、于品海《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材料三：

在年届七旬之际，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人生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70岁的孔子从政治转向文化，潜心于《春秋》的编纂等多项文化事业，完成了为人间制定规则、确立准据，寻找意义之使命；与之不同的是，70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并被判处死刑。中西圣贤在七旬之际的不同境遇，体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思想与文化。

孔子表达的是守成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肯定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强调历史对于当下及未来的规范作用，侧重于维护社会生活的秩序性、稳定性、延续性。孔子的这种思想倾向，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思想史来说，长期盛行的是“代圣人立言”，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要通过“集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就政治史而论，数千年来，真正触及内核的政治革新极为罕见，政治运作方式代代相袭，鲜有根本性的变化。

苏格拉底代表的则是批判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缺陷、毛病；对于传统的做法、普遍性的积习，绝不视为当然。这种具有批判精神、质疑性格的思想倾向从苏格拉底后就一直流淌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譬如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出现了洛克对“君权神授论”的驳斥；到了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以“批判理论”而著称的。

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坚守的批判立场，整个社会就将缺乏自省自救的能力，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不自由（死亡）作为代价，为西方文化注入了自我省察、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精神因子。孔子对“旧”文化的“守护”与整理，既有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更有助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在现当代中国都处于相对贫乏的状态。一方面，在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么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要么彻底倒向另一边，认为只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中国、才能救人类。在这种非此即彼，看似坚定的立场背后，实际上是生硬、武断、简单化，是对传统文化的轻慢。另一方面，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缺乏足够的批判意识与质疑性格。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式的批判精神，无论是一个小邦还是一个大国，都可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一直酣睡下去，不知东方之既白。

（摘编自喻中《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

道法自然的智慧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然。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强大，中国风在世界得以流行，中国风所特有的传统水墨风格更是受到设计师的青睐。在现代广告设计中引入传统水墨元素不仅代表了设计师对艺术的创新表现，而且也表达了人们对独特风格的追求。作为现代设计师，在广告设计中合理运用传统水墨元素，可以使广告设计创意和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多的文化价值，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

运用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技法呈现出的作品，大气磅礴又不乏丰富寓意，其艺术特点就是能够采用简练的技法将艺术内涵充分表现出来。在千变万化的墨色效果中，能够充分体现出画家自身的艺术修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尽管在继承文化的过程中，艺术文化出现流动变化，但由于水墨元素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也是典型中国风的代表，因此，传统水墨元素依然被人们借鉴。

水墨绘画与广告设计尽管在艺术形态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艺术运用中仍旧存在直接互相学习的内容。将传统水墨完美结合现代广告设计，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中期。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就是将著名画家齐白石的动物水墨绘画和电视荧屏相结合，将艺术统一的内涵体现出来。因此，如果将传统水墨艺术作为设计元素融入现代广告设计中，既可以使传统水墨艺术的内涵得到充分体现，又能更好地创新现代广告设计。

在情感表达方面，水墨广告重视以形传神。形，主要是指绘画的形态样式；而神是指意境，也就是事物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在体制，还是国画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境界。在我国传统绘画中，除了人要有精气神，物质也要有神。广告的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通过画面形式使观看者在短时间内形成某种共鸣，传统水墨画注重的传神正符合这一表现要求。我国传统水墨艺术侧重于追求简洁的审美感，其形式和语言都是十分简洁的，但是简洁和简单并不是一个意思，而是通过简洁的形象将情感表达出来，重视空间和构图的整体设计，使用简洁的画面语言表现出最好的艺术。同时，由于画面中往往会运用很多留白来表达设计师的内在情感，而将传统水墨画的留白意象在画面构图方面得到体现，可以使水墨画具有虚实结合的特征，可以激发观赏者的想象力。传统水墨元素在广告设计中的应用让广告内容更加具有文化内涵，彰显中国风，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传统水墨艺术的影响下，现代广告内容可以具有强烈的东方气息，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体现托物言志、文以载道等传统文化的精髓。

可以看出，现代广告设计借鉴传统水墨艺术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创新。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融入传统水墨元素，不仅极具中国特色，符合国人的审美特征，更能凸显出广告内容的人文内涵，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使作品能够直接触动人们内心，也将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赢得受众的喜爱，有利于自身的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聂帅《传统水墨元素在现代广告设计中的应用探索》）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实行2000余年。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不独立逐步走向独立，这是监察权威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一，中央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互不统属。秦和西汉，御史府服从于相府而不独立。东汉，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并与行政系统相分离。魏晋时期，御史台又脱离少府而自立，罢司隶校尉而将监察权向御史台集中。隋废尚书省的监察职能，唐将隋的司隶台并入御史台，形成单一的御史系统。元朝取消谏院，使监察组织更加一元化。清朝实行科道合一，都察院成为完全独立的、唯一的中央监察机关。

第二，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而直接从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实行常设监察官和朝廷派遣巡察御史巡察相结合的体制。巡察御史由朝廷直接任命派遣，与地方政府没有关联。地方常设的监察机关(官员)则不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复杂，其独立性是经过长期发展才确立的。自秦至隋，地方常设监察机关往往从属于地方政府。唐宋开始在地方设立专门监察机关。元朝的地方监察体制有了新发展:建立行御史台，实行大监察区建制，设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行御史台，从而形成垂直监察体系，地方监察机关与地方政府没有统属关系。明代将全国划分为十三道，由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各省又设按察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是各省常设监察机关。清承明制，监察体系基本循而不改。

第三，监察官员之专职化。监察职能由监察官员专任，监察官员也不兼任其他职能，这是监察独立的内在要求。自秦汉至唐宋，监察机关的独立和一元化尚在形成中，监察官也没有真正专职化。元明清，随着中央和地方监察机关独立和一元化的完成，监察官员基本实现专职化。尤其是明清时期，御史是官僚机构中一个特殊群体，负有专门职责，还有专用的“獬豸补服”。

第四，监察官员具有独立弹劾权。监察官员虽然从属于相府或御史台(都察院)，但其弹劾无须宰执或台主批准，御史以个人名义而不是组织名义提起弹劾。这是为了不妨碍对宰执或台主的纠弹，同时使纠弹的主体十分明确，因而也是对监察官员的一种制约。东汉初年，刺史纠奏二千石长吏“不复委任三府”而直呈皇帝。唐初，明确规定御史可以直接弹劾:“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白。”清朝规定，科道官不必经过都察院而可以单独进呈，既能封劾，还能面劾。

中国古代施政者对国家治理中监察权的配置和运用有理性的认识和较合理的设计，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监察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当然，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处于官僚政治的体系之中，特别是受到君主专制这一根本政治体制的制约，官官相察的实质是君察臣，其实施的成效与设计初衷必然相距甚远。

(摘编自《传统监察制度展现中国古人智慧》，有改动)

材料一

“无预约不出游”是当前旅游的基本原则。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要求景区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各地要按照“能约尽约”的原则，推动全国5A级旅游景区和重点4A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分时预约制度，切实提升旅游景区服务管理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网上预约还不够顺畅，不便于游客安排出行。还有一些知名景区开放预约时间晚，有的热门景区在网络预订中还产生了“黄牛”。

疫情倒逼旅游业推行预约制，各景区还需进一步完善预约机制，通过更多渠道、更多方式满足游客需求。针对此前出现的游客在景区入口、热门景点扎堆等现象，多位旅游从业者表示，预约制有效控制了景区游客总量，但景区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利用大数据实现更加精细化管理，在保障旅行安全的同时也提升游客旅行体验。为此，不少景区提前制定预案，采取网上分时预约、关键节点及时疏导分流等办法提升游客满意度。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提醒游客，遵守景区预约、限流等规定，合理规划出游线路。出游要做好个人防护，不扎堆，不聚集。

（摘编自王学涛等《8天长假将至，旅游市场将迎来哪些变化?》，新华社2020年9月27日电）

材料二

（数据米源：文化和旅游部、中商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大数据平台，在落实“限量、预约、错峰”措施方面，仍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景区及其服务设施可以依北大数据平台，用“互联网+”创新营销方式。

依托现有订桌、旅游、酒店、餐饮、门票等服务类的大数据平台，不仅可以提前掌握客流，平峰填谷，还可以统筹景区各种服务资源，合理安排人力，进行精细化管理。据媒体报道，每年国庆长假客流量最大景区之一的泰山，就准备将门票业务委托给旅游景区门票服务的最大平台美团，并以门票预约为合作基础，进行景区的智能化数字化营销建设。这样的合作方式，对于那些通常客满为患、难以在景区门口对游客进行登记、扫码的地方，不失为一种在疫情防控新常态下的山岳型景区营销新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将游客的行程规划对接景区的“限量、预约、错峰”安排，也可以提前掌握客流构成，合理调配景区资源，让景区游乐、餐饮、住宿、购物、交通等服务设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一站式综合统筹，让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得以一站式解决，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平台数据，让游客、景区和平台相得益彰。

（摘编自《长假景区管理硬杠杠考验大数据服务能力》，《光明日报》2020年9月24日）

材料四

对于新一代“旅游达人”来说，“薅羊毛” 绝对要稳、准、狠，玩转“大数据”是年轻人的“新时尚”。航空公司定价三五千元的“随心飞”还是有点贵，抢到旅游平台推出的66元任性飞才是“高手”；平台跟政府合作的消费券必须领到手，不用商家提醒也能用到实处；住哪一个酒店，去哪儿玩取决于抢到了哪里的“补贴特价”。据了解，旅游平台“飞猪”还将在国庆前将景区门票纳入百亿补贴中，迪士尼门票补贴后将出现199元的罕见历史低价，故宫、长隆、海昌等景区景点的门票价格也将直接5折腰斩。

此外，数据还显示，超六成的消费者计划今年增加旅游预算，增加金额2000元以上。同时，疫情使得消费者更注重出游安全，定制游、小团游比以前更受欢迎。

（摘编自《年轻人热衷“薅羊毛”》，《北京青年报》）

材料一

有声书，指的是: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内容，复制和包装成盒式磁带、光盘或数字文件等形式销售的录音产品。

目前有声书分为:实体有声书和数字有声书。

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有声书市场发展的历程已经有20多年了。

1994-2000年，以实体载体为主，例如:光盘、盒式碰带。

2000年以后，有声书载体逐渐从实体向网络平台发展，这一阶段，“听书网”“天方听书网”“静雅思听”等听书网站的出现，让有声书的传播力逐一提升。

2012年，移动端有声书平台陆续上线，喜马拉雅FM、懒人听书等成为最早入局移动有声书领域的平台。随着技术发展，移动端有声书可应用载体逐渐增加，各音频平台开始注重IP开发和版权获取，有声书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其他互联网公司近年开始布局该领域。

有声阅读行业属于在线音频的其中一个分支，整条产业链涉及了内容授权方、监管方、制作方、服务支持方、用户这5大端。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有声书市场规模达32.4亿元，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增至45.4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2019年，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了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手机网民规模达8.17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7年底的97.5%提升至2018年底的98.6%。

这也意味着:按照2018年中国手机网民有8.17亿，每年约1.1%的增长，其中10-39岁群体是有声书平台的主要群体，占整体网民的67.8%。

(摘编自腾讯网《懒人听书，有声阅读行业的使佼者》2019年4月4日)

材料二

2018年有声书高频用户收听原因调研结果

DiMedia-2018年有声书高频用户收听原因调研(高频用户即每周听一次以上的用户)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材料三

近年来物联网的发展催生了大量不同生活场景下的智能硬件终端，如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慧教具等。而有声书平台则可以结合这些多样化的智能硬件终端拓宽其应用场景，切入出行、生活、教育等不同的场景，进一步拓展用户的收听环境。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有声书平台与物联网渠道的深度结合、有声书与智能硬件终端的跨界合作能够通过智能硬件搭配优质内容，为用户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从而促进两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0~14岁儿童人口规模庞大，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之后，中国每年将有接近1800万左右新生儿，且中国父母愿意给孩子提供高质量内容，拥有更高的付费意愿。听故事对儿童来说是其刚需，基于儿童有声书的娱乐、教育双重属性，以及教育市场的长期需求，儿童有声阅读前景可期。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考虑到儿童的识字水平，以及家长对用眼过度的担忧，音频会在家庭教育中占有重要比重。未来的家庭教育或会基于AI互动，提供全综观、全场景、全媒体、全数据的娱乐学习内容，科技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儿童和内容建立起更友好的连接，让音频内容符合儿童的认知、成长规律。

(摘编自艾媒网(2019 中国有声书行业发展概况、特点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2019年5月23日)

材料一：

人类学自从传到中国，并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就呈现某种程度的学科交叉融合状态。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界常将“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视为内涵相同的概念。对此，凌纯声解释说：因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文化，故又称“文化人类学”。基于民族识别主要是依据“文化”而非“种族”的认知，学者们致力于不同族群文化异同的探讨。

不过，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与民族学简单划等号。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才特指民族学。民族学偏重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人类学者最有成就的工作是对人类的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巫术等方面的研究。

学科交叉能促进学科发展，但也存在异化的潜在危险。当一个学科涵盖了其他一切学科时，人们也可说它什么也不是。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曾指出：人类学领域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分配到多个邻近学科中去，当前形式的人类学将经历一种彩虹般的变形。这绝非危言耸听。要确定一个学科的性状，必须有一个“亲本”（parental stock）。以植物嫁接为例，无论你怎么嫁接，首先要找到一个用作嫁接的砧木。以梨嫁接苹果产生梨苹果，以苹果嫁接梨产生苹果梨。亲本决定植物的基本性状和品质。学科交叉融合也一样。一个冠以“人类学”的学科，你叫它文学人类学也好、历史人类学也好、医学人类学也好、生态人类学也好，不管如何吸纳别的学科质性，其亲本都应该是人类学，这一点不能忽略。

此外，人类学自上个世纪初传入中国，就面临如何适应本土文化与社会的问题。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主张，这无可非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文藻出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志研究室主任，更是“极力主张‘民族学中国化’”，强调“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吴文藻所说的民族学，就是人类学分支的文化人类学。中国人类学者对其学科“中国化”的强烈追求，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并实践中国化主张，要警惕淮南之桔变为枳，即失去人类学基本秉性的危险。本土化既可能为学者实现本国学术独立的学理追求提供动力，又可能给以“本土化”口号作为标榜、拒绝在国际学术规范下建构学术研究共同基础者提供借口。学科“世界性”和学科在不同地域体现的本土性两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具有‚学科世界性和学术本土性两方面的关怀。

（摘编自杨天宏《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方法启示》）

材料二：

一般地说，人类学是要查明一些民族的起源，以及这些民族的构成因素。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所谓人类学只要研究人类的生理方面，而不必全面地研究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方面，以致把人简化成可以用人体测量值和数学指数来理解的对象。

1933年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人类学和人种学会议上，一些专家们试图把人类学的定义限定于狭义的体质人类学，并把它列入自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所谓的的原始民族。因此，在这样的概念中，古代文化占有有其一定的位置。人类学家希望通过对一定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于它们多样性的分析，来发现语言和文化的本质以及它们的进化规律。

为了便于分析所研究的对象，人类学使用了文化这个术语，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类的重重生活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的有机总和。

在各种各样的学科中，人这个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词义。动物学家们通常所说的“人”这个词，是指一种灵长类动物。古典哲学认为，人是一种物质、智慧和自由的实体。这同动物分类学上的特点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在人类学家看来，人的概念和其他任何特定学科的人的概念是不同的。人类学的概念比动物学的概念含义广得多，其范围又比哲学上的概念狭窄得多。

人类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人类的进化，而且还要对现代的民族进行分类，并列举其种种表现形式，阐明其生理（体质人类进化）和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变化过程，这些变化过程构成民族历史的重要部分。

学科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不同。其实，古生物学（研究人类进化）、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和遗传学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古生物学的发展已受到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反之，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在人类学范围内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社会学、神学、世界观、宗教和当代民族的艺术，则与生物科学及其方法的关系比较疏远。但是，长期以来，文化人类学由于只利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因此在发展上与外界隔绝。研究者根据直观得到的结果往往发生变化，缺乏充分的真凭实据。

（摘编自法国安托尼奥·阿里巴斯·帕洛《当代世界百科全书》）

材料一：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材料二：

“侠”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汉代史家司马迁从侠客所表现出的超人的精神力量和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出发，始对侠客立传，并对侠义精神进行了极度褒奖和强力推崇。汉代以后，游侠虽从正史中销声匿迹，然而侠义精神作为传统文化观念、时代精神的产物与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经过口头传说与文人歌咏，在大众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从而融进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丰富了民族文化基因库，成了正义的体现与象征。

接汉而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侠义精神的重要转折点，侠义精神由史家传颂过渡到文人歌咏时期，由历史写实式书写转向文学想象和浪漫发挥。与两汉相比，侠义精神对文人士风的影响更加深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促使文人希图立功乱世、扬名立万的雄心壮志与游侠不爱其躯、仁义至上的人生信条一拍即合，建安骄子曹植不禁发出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感叹。六朝以来，文人士子纷纷于咏侠诗中流露出对侠义精神的向往，徜徉乐游于侠的精神世界，侠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成为文人理想人格与精神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唐代宏大的社会气象、强盛的国家实力与巨大的文化融合力更是文人歌咏侠义精神的天然土壤。

宋诗沿着唐诗辉煌的留风余脉继续演绎着千载不衰的侠义精神，诉说着文人耿耿报国之心。此时有岳飞“八百里路云和月”的侠义精神梦幻之旅、“壮士饥餐胡虏血”的国仇家恨，也有晚年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梦萦。此时的侠义精神与国家民族的盛衰荣辱连在了一起，侠义情、家国恨不分彼此、合二为一。在明清时期，古典文化进入整合时期，侠义精神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仅静态地寄身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集大成的章回小说与历史回忆中，更弘扬于戚继光、俞大猷捐躯赴国难的英雄壮举中。近代文人更是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亡变局的关键时刻，以侠义精神著书立说启蒙愚昧国民、激起民族斗志。

（摘编自张吉珍《中国文学中的侠义精神论释》）

材料三：

往昔人们看武侠小说，总认为它们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低俗读物，怡情消遣尚可，要专注研究则似乎太小题大做，正统的文化界对之更是不屑一提。然而，我却不以为然。如金庸的小说中，有不少的成分都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思想转化而来的，武功招数、人名地名、情节设计、人物性格……其深厚的国学底蕴，是很多现当代小说都难以攀及的。同时，因为武侠小说有着一种更平易近人的亲和态度，让读者消除了和文学之间因敬畏而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能够更自然地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根植在思想之中。读者无意识的自我改造提升，其实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境界在潜移默化中缓步上移的必经过程。

从读者的角度看，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其急促，人们心理的普遍浮躁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烦嚣和压力之下，要静心看那些厚重沉实的古文经典，耐性听远古的回音，也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武侠小说正在读者与学术的距离中筑建着一个异类的文化架构，摆脱经院文学一直传承的固定思维模式，给予文化另一种生存。

（摘编自宋韵琪《武侠：给予文化另一种生存》）

神州共此时

新华社内蒙古额济纳旗9月26日电（记者景如月、任会斌）

……

25日的天气并不好，额济纳旗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一带一早就刮起了风，空中阴云密布，还扬起了沙尘，人们心里都打起了鼓：飞船还会如期发射吗？但是，很快航天城那边就传来了消息，发射按原计划进行！

夜色渐浓，随着发射时间一秒秒逼近，一些性急的群众开始坐不住了，纷纷拿出望远镜、照相机、录像机调试，并讨论着想象中的发射景象。记者采访了解到，除当地的干部群众外，前来观看的群众很多是外地人，有些甚至是专程从广东，重庆等地赶来的。进入深秋，东风航天城一带夜里的气温已降至10摄氏度左右，很多衣着单薄的群众不时冻得发抖，但这丝毫未影响大伙的热情！

也怪，下午时还布满阴云的天空，21时左右已依稀露出了颗颗星斗。在远处发射台的强光灯照耀下，乳白色的飞船箭体依稀可见，观看点的群众借助望远镜或照相机眺望着。随着时间一秒秒地消逝，激动人心的发射时刻终于迎来了1分钟倒计时。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红黄色的火焰伴随着“点火”的口令喷涌而出，发射台两侧立即升起了两团巨大的烟气，火箭轰鸣着随之拔地而起，记者站着都能感觉到脚下大地的震动。

通过持续加速，火箭越飞越快，直插天宇，并逐渐缩为黑暗中的一个光点。记者看到，这个光亮越来越弱，未待人们过足眼瘾，即已消失在了视野尽头，仅留下了一条烟雾轨迹。

东风跟踪正常！

酒泉，逃逸塔分离！

渭南跟踪正常！

箭船分离！

喇叭里传来的信息令人振奋！

听到载着3名航天员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成功的消息后，观看点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一刻，全球为之瞩目！

这一刻，华夏为之自豪！

（摘编自新华网，2008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