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铭记历史的精神蕴藉。中国当代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导，广泛而深远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动。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张炜、铁凝、王安忆、刘震云、阿来等作家，或者以乡土叙事为主导，或者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乡村，使20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进步与转折留下了深挚的历史记忆。就对农业文明进入现代的艰巨进程的描写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独树一帜，可圈可点。对乡村的书写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独特的情感深度和美学力量，应该构成文学研究关注的重要主题。

怀乡或乡愁是中外文学漫长传统中的重要主题。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中就有不少有关乡愁的篇章（如《采薇》），唐诗宋词中表现乡愁主题的更是不在少数。20世纪中国现代早期的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废名、萧红等人，多有书写乡村记忆的作品，那里流宕着他们对乡村陷入现代困境的深切关怀。乡愁当然也是世界文学传统中的主题，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写的就是奥德修斯历经千辛万苦，在海上漂泊10年，最终回到故土伊萨卡与家人团聚。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兴起，怀乡是其重要的主题，并且具有了现代意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中则把怀乡的情感表达作为对现代性反思的重要主题。

怀乡或乡愁是人类最基本、最朴素、最普遍的一种情感。怀乡或者是一种朴素的个人记忆，或者是一种家国情怀；它构成了古往今来文学艺术作品最为重要的主题。也正因为此，文学成为人类精神寄寓和传统承继的基本载体。

乡愁也表达了作家诗人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独特体验，文学作品在这种表达中显示了情感和思想的深度。20世纪的中国社会历经剧烈的变革，而乡村承受的现代冲击更为激烈。中国作家既要去表现历史进程显现出的希望，又不得不面对历史剧变带来的伤痛。

作家、诗人对故土的书写经常怀有他们特有的痛楚和眷恋，或许他们怀有更多的对现代到来的不信任态度。他们对乡村本真生活的流逝有更多的忧虑，也正因为此，他们对乡村的书写带有更多悲观和感伤，批判性的思想占据较大分量。但是我们要看到，贯穿其中的否定性其实是表达了肯定性——表达了作家、诗人对土地的深情、对传统家园的守望、对责任的承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来得更为激烈，乡村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三农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作家和诗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时代难题。2005年，贾平凹出版《秦腔》，表示要用这部作品为他的家乡棣花街做传。在贾平凹的笔下，乡村人去到城镇，土地正在萎缩甚至凋零，清风街的年轻人更时尚却未必更精神，象征着传统文化的秦腔声调越来越悲戚……作家对乡村的表现未必全面，也无法断言是否有典型性，但真切地表现了那个时期乡村面临的困局，作家的感情是真挚而忧虑的。这一作品引导人们关切乡村的困难、传统生活的消逝、农村心灵的枯竭，引人思考，激发起人们守护故土家园的责任感。

（《光明日报》2016年7月7日）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时代这一问题始终缺乏具体确切的答案。就是世界各国的文字学专家，对于文字产生的具体时代也有着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一种说法，认定文字的起源并不比语言产生晚，认为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或新时器时代初期就产生了文字。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把人类最早的图画、图示和各种刻记纳入了文字的范畴。他们把原始人的许多岩画谓之“图画文字”；也有人把纹文时期的纹记视作正式的文字。这主要是因为对文字的真正定义和内涵缺乏一个正确的认定。当然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没有形成语言的时候，他们要表达某种意念或某种信息，只好用手势比划或在地上画图表示。但是文字终归是文字，它和那些原始的辅助表意手段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是不管世界上哪个民族的文字，没有一个不是他们民族语言的符号，尽管世界文字之林中有的是表意文字，有的是表词文字，有的是标声文字，但都是和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一致的，凡是语言能表达的，文字就能表达。所以可以说文字尽管在某种功能上超出了语言，但仍然是语言的辅助工具。这样的文字，自然是产生在语言产生以后。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不能使人认同的。那就是拘泥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即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并非是科学的态度。比如说，在中国古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很多人认定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就是最古老的汉字，可在甲骨文被发现以前，人们长期认为商周时期的金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一见实物就动辄定论的习惯，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地、理论地探讨，也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

当然，甲骨文是比金文更为古老的汉文字，有一些甲骨文的单字比钟鼎文的结构带有更为原始的特征，如“子”、“午”、“丁”等。但人们都能看到，甲骨文的结构比钟鼎文简练，是简化了的古文字。甲骨文大多是当时用来刻在甲骨片上的占卜记录，为了便于镌刻，长期形成了一种非常简练的书体。文字的简化是文字形成以后的运作行为，所以甲骨文的出现，说明文字的产生已经有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中国古文字起源于何时？根据种种依据推断，中国古汉字最早出现在六千年以前的中石器时代，形成于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摘自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特别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我们的一种观念：理性是清晰的、准确的，也是可靠的；而直觉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楼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

材料一：

诚信内涵丰富，贯通天道和人道，体现在做人做事、从商从政各个方面。择其要旨而言，可以概括为：诚者，不自欺，要做到表里如一；信者，不欺人，要做到言行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所要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优质文化基因。因而，不管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是应该值得我们去坚守和传承的。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多元的，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特别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日益凸显出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30年左右，支撑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信用体系还相对滞后。特别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诚信道德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良美德，大力培育诚信文化，打造社会信用体系，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举措使道德“软约束”有了“硬抓手”，有力推动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了讲诚信光荣，不讲诚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诚信建设的持续推进，一度困扰我们的道德失信难题必将得到解决。

（选自刘丹《邢云文：诚信美德与新时代公民道德》，有删改）

材料二：

信，是一种行为验证，然而“诚信”这个词，“诚”在“信”前，“诚”比“信”更为重要，诚，是内心自觉。诚信，必须心意真诚，才好信守约定。

所以孔子论诚信，在为我们所熟知的那句“言必信，行必果”之后加了一句令人惊愕的话“醛径然小人哉”。出言必须信守，做事必须坚决，这并非君子所为，而是没有判断能力、不问是非黑白、浅薄、固执己见的小人行径！这话真是石破天惊！言行一致并不一定代表诚信品格？——孔子上述话里，就涉及了“诚”的重要性：假如被迫做出的承诺不是本心所愿，假如一时糊涂的约定不是正义所为，那么还要去义无反顾地践行它吗？假如对坏人做出了违心承诺，假如做坏事顺从了错误约定，这些权宜之计、这番歪理邪说反倒要如约信守吗？当然不是！孔子说了小人的言行，孟子便明确说君子的言行。《孟子》中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惟义所在”，唯有正义存在，才能心正意诚。

《大学》里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孟子所言的正义、正心，都是从“意诚”开始的。《中庸》又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才能明了真理，明了真理才算真正心诚。所以，在不明理时做出的错误承诺，本就是心不正，意不诚的，怎能再信其行、顺其非？所以，能秉真诚之性、能怀赤诚之心、能发坦诚之言，才能拥有正直的心，才能遵循正义的理，才能奉行正义的事。

“诚”是君子最看重的本心，先做到“诚”，而后才能达到《礼记》里描述的理想状态：“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诚信这个词因而涵盖着内外两方面的意义：诚于中，信于外。诚信之道要“诚于中”，由此可见，诚之为贵，就在于它关乎着内心的本源，是为人为事的出发点，若本末倒置，只要求表面行为的达标而忽略了对内心意愿的安顿，便是缘木求鱼，背离了“诚信”的本质意义。

（选自曹雅欣《国学里的诚信教育：养自我清洁之心正自身坦荡之行》，有删改）

材料三：

近现代以来，诚，信一般合并使用。作为伦理道德范畴，诚信的基本含义类似于传统信的概念，它要求政府诚信，不要朝令夕改，更不要有法不依；要求商业活动诚信，不要毁约弃约，更不要坑蒙拐骗；要求社会交往诚信，不要轻诺寡信，更不要作伪撒谎。然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与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下的实践概念。

在早期儒家那里，信与诚不是同一序列的概念范畴。诚是与仁、智等并列的概念，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具有终极意义。而信只是良好人格的组成部分，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既提升了信的层次，又使诚落到了实处，促进了信与仁、义、礼、智等思想范畴平起平坐。

诚为信提供了天理依据，就是为信提供了绝对性。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信与诚结合在一起，应认为是一项基本义务。是不证自明的道德律，必须绝对得到遵守。同时。诚与信是互为表里的关系，“诚则信矣。信则诚也”。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朱熹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人做底实。”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自然界无论晴天还是雨天。都是真实的，不会作假，人世间也应像自然界一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诚实无欺。诚与信，又是主体内心与外化的关系。诚是主体内在的一种本然状态，信则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内在之诚的外化，诚是信的思想基础，只有内诚于心，才能外信于人；信是诚的具体表现，无信则不足以见诚。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诸多优秀传统美德的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社会发展，文化变迁后，诚信历久益丰，历久弥新，成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准则之一。这说明诚信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丰富精神滋养和珍贵的文化资源。建设诚信，既需要长期筹划，也需要短期法制手段，再加以局部的强化，相信中国社会的诚信建设，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改观。

（选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后面的小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经济的运行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对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放眼未来，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显得尤为迫切。

对于经济增长来说，科技创新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供给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技术革新，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快速提升的可能性，并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进行持续的科技创新，并将其积极地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中，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必要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如何提升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够催生更多的产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与劳动边际效率的下降，是初始生产要素红利逐渐见顶的显现，而科技创新是阻止这一下降最有效的手段。与历次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一样，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科学技术具有极强的通用性特征。因其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协同性，数字技术能深刻地影响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以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方式提高经济总产出。

科技创新高度依赖于深厚的基础科学积累。只有在基础科学上产生的核心技术发明、新产业和新理念，才能保证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保持在高位水平。将经济发展模式转向科技创新驱动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恒的投入。现在，我国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尤其需要重视和培养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人才。

以科技创新为第一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一大批既具有科研和原创能力，也能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复合型人才。科研实践是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根本途径，而管理实践是将科技创新实践与中国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抓手，复合型人才的孕育需要复合培养体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既要对科学葆有好奇心，也要有“把需求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敏感性，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才能有更高水平的原创成果，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要持续为经济注入动力，需要科技人才保持知识的更新频率，从而延长人才的创新生命周期。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应积极提供人才持续学习的机会，将基础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学习体系相结合，利用一流学术研究帮助创新人才维持理论前沿高度，并助力其将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应用到经济发展中。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才能更好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选自张影《科技创新是赢得未来的关键》)

“五月花”号登陆北美400周年

“美国发展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泪史”

“五月花”号出发地英国普利茅斯港将于今年举行系列纪念活动。主办方日前宣布，将邀请30余名美国印第安人部落艺术家，于7月到当地展示印第安特色艺术，作为普利茅斯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主办方表示：“这可以让我们从印第安人的视角看待西方殖民主义对北美大陆的影响。”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说，回顾西方在北美殖民的400年历史，它对美国印第安人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血泪之路”。

“印第安人保留地大多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便，缺乏发展经济的基本能力”

华盛顿国会大厦旁矗立的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用文字、图片和实物的方式，展示了印第安人400年来的悲惨遭遇。据博物馆网站介绍，当初面对“五月花”号上的不速之客，印第安人展示了好客天性。在他们的帮助下，白人殖民者定居下来并获得了丰收，他们和印第安人共庆丰收的日子后来定名为感恩节。然而此后，白人殖民者却通过战争、诱骗的方式迫使印第安部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印第安人手中巧取豪夺大量土地。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截至2018年底，全美有570万印第安人，约占总人口的2%，他们中的22％居住在印第安人保留地。这些保留地主要位于贫瘠的中西部地区，最大的面积约6.5万平方公里，最小的仅0.5平方公里。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几乎分布于全美各处，如今却在东西海岸主要大城市难觅踪迹。

“我们的呼声是为了和平，让它继续下去。这种和平必须永远持续下去。愿我们的儿子成为你们的，你们的儿子成为我们的。”走进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美国印第安部落之一切罗基人的女性首领南希·沃德1781年说的这番话首先映入眼帘，她道出了印第安人希望与白人和平共存的强烈渴望。

然而，沃德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展览显示，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这片土地估计有500万印第安人。在19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美国军队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侵占了印第安人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攫取了无数自然资源。到了1900年，全美一度仅剩下25万印第安人。

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协会执行董事兼律师香农·凯勒对本报记者说：“美国印第安人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被殖民和种族灭绝的历史。美国刚建国时，曾承认印第安部落是独立的主权政府，但后来却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终止了印第安人的治理体系并夺走了他们的土地。现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大多位置偏远，基础设施不便，缺乏发展经济的基本能力。”

“许多美国印第安人社区非常贫困，一些印第安部落的失业率高达85%”

派恩里奇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这个地方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闻所未闻。《大西洋月刊》之前曾探访该保留地，发现这里的失业率高达80％，大多数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之下，许多家庭根本不通自来水和电。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由于联邦政府提供的补贴食品普遍高糖、高热量，这里的糖尿病发病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8倍，平均预期寿命仅约50岁。无事可干的年轻人往往在帮派文化中寻求身份和归属感，酗酒、打架、吸毒在这里屡见不鲜。

派恩里奇的困境是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境况的缩影。据美国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局的统计，在受教育及收入方面，2017年，25岁以上的印第安人仅有19.6%的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而白人的这一比例为35.8%。印第安人中有21.9%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白人则为9.6%。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印第安人健康服务局去年10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美国印第安人预期寿命比美国人均寿命低5.5岁，糖尿病、慢性肝病和酒精依赖症的发病率分别是美国平均水平的3.2倍、4.6倍和6.6倍。

非政府组织“为了美国印第安青年更强大”发布的报告说，美国最穷的5个县，有两个位于印第安人保留地。“许多美国印第安人社区非常贫困，一些印第安部落的失业率高达85%。”美国政府在荒凉、人烟稀少、缺乏水和其他重要资源的地区为印第安人划出保留地，当地面临着重重经济挑战和地理隔离。美国印第安人的就业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所有族裔中都是最低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公路系统有超过60％为土路或碎石路。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论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部落的关系类似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联邦政府没有履行好职责，造成印第安人保留地成为美国最贫困的社区”。

“我们的人民已经遭遇这种待遇几百年，实在是受够了”。

《大西洋月刊》评论说，从历史上遭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整体性的贫困和被忽视，原本是这片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却在美国社会声音微弱。整个国家似乎已经忘记了谁是这片土地的最早居民。甚至有媒体把美国印第安人描述为“正在消失的种族”。美国印第安部落立岩苏族主席戴夫·阿尔尚博说：“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歧视从未停止，美国发展史就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泪史。我们的人民已经遭遇这种待遇几百年，实在是受够了！”

香农·凯勒说，对于联邦政府承认的573个印第安部落，联邦政府每年会提供一定资金，事实上是作为攫取印第安人土地的补偿。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资助很少。很多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学校已经破败不堪，教育体系分崩离析。少数州会向印第安部落提供补助资金，但大部分州不会，因为印第安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太小，全美仅有4名印第安裔联邦众议员，没有联邦参议员。

她还表示，美国印第安人最大的期待是获得社会认同。“我们有着多样文化和语言，但却经常不被当作一个族裔来看待，而只是被看作一个政治阶层，基于我们同联邦的条约来取得有限的自治权。美国政府要承认，美国今天的成功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个种族的屠杀和灭绝基础上，这一历史性创伤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

在北达科他州一个印第安人保留地长大的艺术家卢格说，他将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五月花”号400周年纪念活动，“讲述印第安人的悲惨历史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去讲述，谁来记住这道历史的伤痕呢？”

——2020年03月18日《人民日报》

典故，在古代又称事类。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所谓事类，就是文章在表意抒情之外，根据故事来类比说明义理，引用故事、古语来论证今义。刘勰的界定与分类，今天依然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并接受。典故可以表现为一个词语或短语，也可以表现为一句话、一句诗甚至一段叙述。简而言之，典故包括事典、语典两类。

一个典故的意义，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典故最初生成时的意义；二是在文化传承的进程中典故被不断运用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甚至会大相径庭；三是当下使用的意义。简单认识一个典故的意义，关注其当下使用的意义，也能粗略理解，但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的意义，这三者是不可或缺的。一句话，理解典故，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语境，生成的语境，历史中使用的语境以及当下运用的语境。

一个典故的生成，首先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故事类的典故尤其如此，关羽疗伤的大段文字最终浓缩为“刮骨疗毒”4个字，甚或“刮骨”二字。比较而言，语言类的典故浓缩幅度没有故事类那么大，但也必须有此过程，如修齐治平，就是对《礼记·大学》中开篇一大段文字的凝练，见贤思齐背后还隐含着“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其次，一个典故的最终形成，还需要一个意义逐渐明确、固定的过程，典故生成的最初意义往往具有多种思想倾向，在生成之后的话语实践中借助新的具体语境被反复陈述，倾向渐趋固定，意义逐渐明朗，由此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并使用。关羽刮骨的典故可以指向受伤，可以指向疼痛，也可以指向勇敢无畏，而在文人的反复引用中，最终固定在了意志坚强、勇敢无畏的意义层面上。

因此，要深入理解一个典故，不但要了解运用典故时的具体语境，还需要了解典故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变化的情况。如果说典故的生成是一个由多到少的凝练过程，那么对典故的理解与阐释就是一个由少到多的分析过程。在这方面，《平“语”近人》树立了一个典范。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最持久的推动力。他的一系列讲话、文章，经常引用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古语，并与朴素、大众化的语言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话语风格。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明确提倡“不用典”，倡导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并使用典故呢？

首先说明一点，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倡导“不用典”，并非彻底排斥用典，而是反对拙劣的用典，意在构建一个以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系统。实践证明，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彻底隔断旧文化，经过改造的旧文化，反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资源。再者，典故尽管生成于古代，但并非一成不变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词汇群体而存在，随着汉语的发展，也有不少典故进入汉语一般词汇系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被人们广泛理解和接受。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典故的存在，不但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而且在文本写作、语言交际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典故不仅仅是文学创作、论事说理的修辞手段，也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对话策略，同时它还是历史的一个个缩影，是复述和记忆一个民族过往经历、所思所想的关键词。从一定意义上讲，典故承载着传承历史、延续文化记忆的功能。因此，学习典故、使用典故也是在重温历史，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此层面而言，学典、用典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摘编自王立群《典故的意义》）

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二战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公共危机，其涉及国家之广，对于政治、经济、生活甚至生态环境影响之深，在不少方面已超过1929-1933年的大萧条。新冠疫情何以会迅速蔓延全球?这对于世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得各国居民间的往来愈加便捷。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推动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迅猛传播，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口拥挤的大城市往往首当其冲。从九省通衢的武汉、意大利最为富裕和现代化的伦巴第城市圈、英国的经济中心伦敦到世界之都纽约皆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基于经济效益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高度分工，因疫情供应链的突然中断，使得不少国家从N95口罩、医用棉签、防护服到呼吸机皆捉襟见肘，无法有效供给。黑格尔曾言，遍览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各民族未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回眸过往，霍乱作为“十九世纪的世界病”，随着火车、轮船的发明肆虐全球，人口聚集而拥挤的大城市由于城市地下水系统匮乏、卫生设施薄弱，霍乱通过粪口途径广为传播，昔日的“全球化之都”伦敦首当其冲。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近代以来社会所依赖的各种技术手段与生产方式，其实都蕴含了众多风险。如果说，过往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风险社会”由此产生。一言以蔽之，全球化与技术化给世人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的风险。

当前，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危机，是世界许多国家政策议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基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数、感染率、治愈数、死亡数以及累积趋势的数据分析(时间截至2020年4月)，不少西方国家成为新冠肺炎的重灾区。与此同时，有可能成为新冠肺炎重灾区的东亚主要国家与地区疫情防控，已见阶段性成效。中国基本控制疫情，率先全面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步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倡导“小政府、大社会”治理理念，使得疫情暴发之初，西方国家在病毒检测、公共医疗设施与防疫物资供给等方面严重不足;各国政府政策不一，甚至各行其是，缺乏统一连贯而有效执行的疫情防控政策，以致西方国家难以实现精准防控，新冠疫情从欧洲到北美呈波浪式发展，且一浪高过一浪。反之，能够实施精准、统一疫情防控政策的国家，其治理图景呈现从波峰逐渐滑落至波谷的曲线趋势，虽然在某一阶段的数据会呈现高位，但是随之不断下滑至谷底。因此，有效应对疫情，国家能力建构至为重要，东亚取得成效在于其悠久的强大国家传统，以及民众的自觉与自律精神，后者也体现于侨居海外华人的行为方式之中。

对于这场全球性公共危机，政府之间的全面合作以及政府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政府的有效度体现于国家能力，即安全秩序的供给力和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两个重要层面。同时，国家能力需要跳出“大政府、小社会”抑或“小政府、大社会”论争的窠臼，建构“强政府、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这是全球新冠疫情下应对的路径选择。

（摘编自陈辉《新冠疫情下全球治理之道》）

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是一套传统的办法。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完全由传统所规定下的社会生活，这社会可以说是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是教化。事实上固然并没有这种社会，凡是乡土社会却是靠近这种标准的社会。“为政不在多言”、“无为而治”都是描写政治活动的单纯。也是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管束着。儒家很有意思，想形成一个建筑在教化权力上的王者；他们从没有热心于横暴权力所维持的秩序。“苛政猛于虎”的政是横暴性的，“为政以德”的政是教化性的。“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

教化权力的扩大到成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假定个稳定的文化。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我们如果就个别问题求个别应付时，不免“活到老，学到老”，因为每一段生活所遇着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化像是一张生活谱，我们可以按着问题去查照。所以在这种社会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成年的界限。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

在我们客套中互问年龄并不是偶然的，这礼貌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里相互对待的态度是根据长幼之序。长幼之序也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在我们亲属称谓中，长幼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则，我们分出兄和弟、姊和妹、伯和叔，在许多别的民族并不这样分法。我记得老师史禄国先生曾提示过我：这种长幼分划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可以掩盖世代原则。亲属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长幼原则的重要也表示了教化权力的重要。

文化不稳定，传统的办法并不足以应付当前的问题时，教化权力必然跟着缩小，缩进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而且更限于很短的一个时间。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孩子用小名来称呼他的父亲，不但不会引起父亲的呵责，反而是一种亲热的表示，同时也给父亲一种没有被挤的安慰。尊卑不在年龄上，长幼成为没有意义的比较，见面也不再问贵庚了。——这种社会离乡土性也远了。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