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①工匠精神是一种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②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工程建造，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映的就是古代工匠在切割、打磨、雕刻玉器等时精益求精、反复琢磨的工作态度。《庄子》中讲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③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高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敬畏职业、追求完美，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我们要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劳动者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④弘扬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形象。品牌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的亮丽名片。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通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⑤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培养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同推动。社会对各种人才的评价会直接影响劳动者努力进取的方向。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劳动者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⑥弘扬工匠精神，还要形成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注意提高劳模和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为劳模和技能人才发挥作用搭建宽广舞台，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保障、发展上有空间、社会上有地位。

（选自《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0日09版，有删改）

空前的社会普及必然牵动上层文化界，上层文化界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偶尔涉足，这就只能使社会普及停留在原生态的阶段；如果上层文化界终于按捺不住，浩荡介入，而且慷 慨地把自身的文化优势投注其间，那么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文化现象了。

昆曲，是世俗艺术 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

在昆曲之前，北杂剧也达到过很高的文化品味，也出现过 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样的文化大师，但是如果北杂剧的创作队伍与昆曲的创作队伍作 一个整体比较就会发现，昆曲创作队伍里高文化等级的人要多得多。

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间的心理障碍，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 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生命与 昆曲之间沟通得十分畅达，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 《清 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 《长生殿》所表现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 缅怀，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人本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 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 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 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 格的几根支柱。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 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

高层文化人在给昆曲输入精神浓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应的审美格调。 众所周知， 昆曲 从文词的典雅生动、 意境的营造到心理气氛的渲染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有不少唱词段 落在文学价值上完全可以与历代著名诗词并驾齐驱。 更难能可贵的是， 多数昆曲作品在编剧 技法上也十分高超， 使得典雅深邃的文词能借助于戏剧性的舟筏通达当时无数世俗观众的接 受水平，引起全社会的欣赏和迷醉。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顿挫疾徐的 控制，配器的齐金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而取得了柔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效果。在表演上角色行 当的细密分工，写意舞姿和抒情舞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成了一门需要多年学习才 能把握的复杂技艺。 这些自然都与社会性痴迷所造成的激励有关， 也与高层文化界对它的精 工细磨分不开。 高层文化人把他们的全部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注在昆曲的一招一式、 一 腔一调之中，诗、书、琴、画、舞、乐融成一体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因此不妨说，离开 了文化精英的大幅度聚合是很难办得到的。

材料一：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对我们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我们要牢记嘱托，牢固树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大力践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要坚持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的发展共识。我们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解决好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对标国内外最高水平，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重视发挥种业集团的行业引领龙头作用，要重视推进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时俱进，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企业致力于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早日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我们还要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通过引导餐饮行业提供小份菜、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粮节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让“光盘”理念存之于心、践之于行，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

（摘编自《南方日报》2022年3月8日《聚焦“国之大者”守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近日，国务院宣布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就是要回答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问题。

我国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后进行过两次土壤普查。时隔多年重启这项普查，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粮食产量高，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国际粮食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需要掌握土壤现状和变化趋势。在人们印象中，江南是鱼米之乡，但目前的真实状况是，耕地持续北移、南方自然条件更佳，雨水充足，粮食作物可以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北方光照和雨水则差了不少，粮食作物多为一年一热，这对耕地产能有很大影响。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现有19. 18亿亩耕地，但位于6度以上坡度的耕地占近23%。

此外，土壤质量、健康安全是各方关心的大事。我国耕地利用强度比较高，化肥用量相当核人。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倍，但化肥用量增加了6.2倍。同时，耕地盐碱化、强酸化都比较严重。因此，土壤污染状况、是否重金属超标等，都就要先盘点清楚。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如何修复和利用耕地就有了方向。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2日《做好土壤普查护航粮食安全》）

材料三：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基础，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保障，其关键就在科技进步，核心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使农业产业包含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好的生态质量。

在实际行动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稳定的农业科技支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使其更多投向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农业数字技术、农业数字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物的信贷活动，提升农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能力；积极探索适合农业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税收管理制度，通过设立农业科技金融资助专项经费、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实施投资补助等，拓宽农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要保障农业科技行动顺利开展，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持续夯实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看到，智能终端等设备是农业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利用的窗口，是查询、了解、掌握农业生产信息、产品供求信息、农业交易信息的载体，要切实加快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应用普及。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8月9日《把握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点》）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提前了1000 多年。甲骨文的发现，迄今刚刚120年，被多数专家认可的甲骨文字仅约1600字，甲骨文书法作为书法艺术的一支，创作队伍一直局限在“小众”的范围内。董作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22 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董作宾就以油纸影写甲骨文，那时只是学习，还谈不上甲骨文书法创作。1928 年以后，他因为长期参加殷墟科学发掘并从事甲骨文的整理工作，摹写过数万片甲骨卜辞。董作宾对甲骨文书法特别热爱和痴迷，常在公余之暇，挥毫临习甲骨文契刻。他认为临摹是学习甲骨文书法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能马虎或当作消遣自娱，一定要认真对待。他先用玻璃纸蒙在拓片上，勾出轮廓，再与原版甲骨对照临摹。商代卜骨刻辞除个别书写无契刻之外都是在骨上刻出来的，这就给甲骨文的风格带来了特殊的艺术味道。董作宾为使甲骨文书法更有刀契笔意，还学习篆刻，因此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形象真切，最能得甲骨文的形似与神似。

作为著名甲骨文书法家，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最高境界所在即与古人共融共通的精神。这种神韵主要体现在整体效果方面。他多用甲骨文字书写檀联，而檀联又必须要求有装饰美，若使甲骨文透出神态大小不一、错综多变的风貌，不得不加以整理，但董作宾先生能从字的结体运笔以及对字的艺术处理中使甲骨文字之精神都得到突出显露。从他的甲骨文书法中能看到他在致力还原历史的真实形态，致力显示殷人的生命意识。他的甲骨文书法有着真与美的统一，有着崇高古朴的审美价值。

董先生的甲骨文书法章法独具匠心，又有仿古的摹版样式，但他把握住了甲骨卜辞中章法的真谛。董作宾甲骨文书法能随形造章随章结体，显示了他对甲骨文章法的真正领会。他的檀联以对称的章式着意体现了卜辞本来对称的特点，他仿古版式书法却追寻了甲骨特有的章法美。

甲骨文字体结构的变化出入很大，有方有圆，有横有竖，大小不一，变化多端。董作宾写甲骨文书法不像某些人写的甲骨文字，带有钟鼎文或篆书的方正与装饰味，而是尽力体现甲骨文字本来的结体特征。甲骨文字的结体特点不是一般人能悉个中体味的，它的象形性、多变性很难把握。董作宾先生却能曲伸自如、取势纵逸、高低欹正，既造形又摄貌，既有貌又有神。奇险的字，能使其稳定;平稳之字，又超常态能便应变，能很好地体现甲骨文字结体迢遥奔逸的风格。

由于甲骨文字结体的方圆杂和、曲直相交，形成甲骨文字特有的多种变化，又由于甲骨文字是用刀刻出来的，又有着刚劲坚挺的笔势，这种字用毛笔在纸上书写是很难体现其精神面貌的。董作宾的甲骨文书法颇能体现甲骨文笔法刀味。他写的甲骨文字横竖刚挺、圆曲有骨，落笔出笔皆露而不藏，笔画行笔力走中锋，轻浅利爽，重深有度，伸展自如，透逸放达，利用点线轻巧地组织了甲骨文笔法的俊俏之势及变化之态。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运笔看似轻爽，但极有法度，出锋虽尖而不飘，方笔虽挺而不枯，曲笔虽柔而有骨。这些用笔非一日之功也，这是一种独立的笔法，是独有的笔法之美，这种书风，颇受江南人喜爱。

(摘编自张道森《董作宾甲骨文书法探论》)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早期国家。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七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摘编自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乡土性滋生孕育了传统乡村文化，尽管其中也存在着文化的封闭性、依附性、滞后性、等级性等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传统乡村文化思想价值的认知。传统乡村文化的思想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注重实际、重义轻利、勤劳节俭以及长幼尊卑等方面，对传统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乡村文化倡导的注重实际是对农耕生活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务实劳作思想的提炼与总结。中国农民有着天然的脚踏实地、勤奋劳作的精神，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于事无补，做实事必有收获”的道理。传统乡村文化的这种注重实际、务实劳作的精神也感染了社会中的其余人群，成为古代贤达人士重要的为人准则。正如章太炎所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这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农民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性格特征，为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精神因子。

自古以来，对于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体现了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传统乡村文化主张“重义轻利”“义以为上”的价值准则，这里的“义以为上”思想并不是要求人们主动放弃对利益的追求，而是倡导“真君子仁中取利，大丈夫义内求财”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传统乡村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与“见利忘义”的错误思想相对立的。重义轻利思想中“义”的至上性和优先性观念，反映了古代村民群体普遍存在着诚信朴实的心态。由重义轻利思想引发的农民的“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等优良品质对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农民的传统文化美德。

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将广大农民束缚在特定的土地之上，农民按时耕作，勤劳节俭是其固有的观念。村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这正是《礼记》中所称道的“乐天安土知命”的思想反映。他们以耕读传家自豪，渴望追求生活的安宁与社会的稳定，对各类战争与侵略行为感到厌恶。同时，由于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简陋、农业生产效益的低下，再加上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故广大民众将生产所得视为上天对自己的“恩赐”。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摒弃对利益的占有，形成了安贫乐道、勤劳节俭的文化品质。

传统乡村文化渗透着浓厚的宗族文化色彩，它强调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安排尊卑长幼的顺序，从而明确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具体来说，家庭中辈分地位高的年老者是家庭事务的决策者和制定者，地位辈分低的年轻晚辈是决策的服从者和支持者，即使同辈之间也非常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对此，费孝通先生形象地指出了我国这种传统乡村文化中血缘性家族观念强的特点。他认为:“在乡土中国，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人们在家族中秉承着长幼尊卑、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的传统。”这种传统乡村文化孕育的长幼尊卑思想，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秩序，而且也对家庭生产和家族管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沈费伟《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①科技创新在不断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能给予文化发展思想创意、内容资源和技术手段的支持，不断丰富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且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提升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对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带来图书生产方式的革命；19世纪电子技术的发明，使视听产品生产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信息技术革命使新媒体成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

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信息大爆炸，传播大变革，多元文化碰撞冲击强烈，社会急剧转型，使得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更多冲突与困惑。以新的技术手段促进文化发展是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通过科技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文化内容、艺术样式及其生产创造、传播扩散、接受应用和社交互动的方式，促进消费、生产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如当前流行的各种网络文化、电竞文化、创意文化、创客文化等，已经与工业时代的文化完全不同。在这一时代潮流下，我国文化事业不断繁荣，涌现了一批利用科技手段制作的精良的文化产品，提升了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的表现力、感染力，大幅增加了文化创新的有效供给，提升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例如，用数字图像复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将静态的绘画转化为动态的影像，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大放异彩；2018年热播的《国家宝藏》节目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巧妙结合，一改历史和文物的严肃面孔，将过去在博物馆束之高阁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生动、亲切，引发了广大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也间接推动了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③我国文化与科技融合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很多不足。一是科技对文化发展的供给不够，尚未形成支撑和引领文化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特别是企业开展创新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文化创意不多，文化产品缺乏特色；产业发展方式单一，优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能力不强。二是文化发展需求对科技创新的带动不足，文化科技制作的关键技术装备主要依赖进口，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率相对偏低。三是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文化和科技分属不同行政管理系统，导致多年来我国科技与文化各自发展、融合不够。总体而言，文化和科技融合是一种创新行为，产生的是新技术、新产品，面临的是新兴市场，因此具有与其他创新活动类似的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类主体开展文化和科技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

④为解决上述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2019年8月，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强调，“找准文化和科技两种思维缺乏交融的软肋，补齐文化发展缺少核心技术支撑的短板，以体系化思维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指明了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方向。

（摘编自眭纪刚《以科技创新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他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乏。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各行各业的技术人才参与建设。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起着巨大作用。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工匠不仅是传统工业的主要劳动力，而且还扮演着传统工业技术主体的角色。工匠所从事的实践活动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创造精神。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小作坊逐渐被现代工业制造取代，但是在人类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工匠文化，却依旧贯穿于现代化的工业制造之中。工匠精神是一种求精尚巧的实践精神。对工匠而言，产品制作并不是一种简单模仿的操作，而是对材料匠心设计、精心制作的再创造，从产品的构思到成品的整个过程，都渗透着工匠求精尚巧的思维，烙刻着工匠双手劳作的印记。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一些工艺水平在世界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瓷器、丝绸、家具等精美制品和许多庞大壮观的建筑，都离不开劳动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可以说，我国古代非常注重工匠精神，形成了“尚巧工”的社会氛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弘扬工匠精神。无论是“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高铁、大飞机等的设计与制造，都离不开工匠精神，都展现出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关键在于提高创新能力，而工匠精神是助推创新的重要动力。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拘泥一格的“匠气”，而是在坚守中追求突破、实现创新。把工匠精神融入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敬畏职业，追求完美，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创新。我们要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培育劳动者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精神，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同时，品牌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国家形象的亮丽名片。近年来，我国品牌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国际上真正叫得响的品牌还不多，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提升品牌形象，要求把工匠精神融入设计、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做到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实现产品从“重量”到“重质”的提升。弘扬工匠精神，让每个劳动者恪尽职业操守，进而培育众多大国工匠，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建设品牌强国。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构建相应体制机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共同推动。我国虽然有“尚巧工”的传统，但技能人才在传统社会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当前，社会上依然存在轻视职业教育、不重视技能人才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倡导尊崇工匠精神的社会风尚，为弘扬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选自陈昊武《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人民日报》2020年04月，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加快了“扬帆出海”的脚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受众。各种题材和表达手法之下的精品影像都在试图向世界展示并讲述更好的“中国故事”。不久前，在四川电视节“中国影视海外传播论坛”环节中，多家媒体更是一致认为，不论从资本、内容、模式上看，国产影视的“出海”都迎来了爆发期，而这爆发的助力不仅来自影视作品跌宕起伏的故事性，更是要打磨出作品厚重的文化底蕴；不仅要在技术与叙事手法上与国际水平接轨，更是要让作品浸润在全面的文化和美学意涵中，拥有充分的“文化观”方能让影像传播得更远。

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传统文化为当代影像表达提供了丰富的底蕴支撑，同时，流行影像的大众传播也为今天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带来更大想象空间。一段时间以来，以鲜明的传统文化符号入题的精品剧迭出，例如，历史传奇剧《鹤唳华亭》，便是着力刻画了“韵外之致”的宋之美学风范。编剧对宋代文化风貌的潜心钻研渲染出经得起推敲的内涵底蕴，作品打磨的远不止于一幕幕遥远的生活场景，更是可被共情和共鸣的文化之韵。

这些获得好口碑的剧作都让人们看到，影视作品追求“高级感”与“品质感”并不只是为了营造视觉冲击、迎合一股潮流，更是要将传统文化的大命题分解到日常生活审美当中——展现历史风貌的初心，在于唤起现代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传承意识，在于传播空间全球化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有底气、有力量地接受更多元的检验。

（摘编自任孟山《影视作品有自己的“文化观”方能传得远》，《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7日）

材料二：

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国产影视作品要想赢得更多的年轻观众，就必须了解他们的接受心理，尊重他们的审美习惯，准确把握他们的心思。

年轻人拥有真挚、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及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持续不断的前进动力。那么，年轻人的爱国教育、理想教育、信念教育，应当如何有效开展？我们发现，影视因声画一体的特点和优势，能够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从而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影视创作若能抓准年轻人的心思爱好、接受心理、审美习惯，就可以有效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这种影响，不同于课堂教育、阅读启发，而是在适应年轻人审美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传播和引导，是在寓教于乐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熏陶和感染，事半功倍。

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影视市场的重要消费群体。1985年以后出生的影视观众，占有较大比例。不仅如此，中国互联网的年轻用户与观影人群还有着颇高的重合度。大量数据表明，年轻观众有着旺盛的影像消费力。国产影视创作若能赢得年轻观众的喜爱，无疑可以有效提高电影院的上座率和电视剧的收视率，从而为影视市场带来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摘编自周仲谋《尊重年轻观众审美，打造影视精品力作》，“光明网”2020年5月28日）

材料三：

“当投资者变得更为理性、谨慎之后，反而给优质内容创造了更多机会。好内容不需要检验，专业的投资人闻着味儿就来了。”3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与北京市朝阳区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影视”学术论坛上，前中影集团董事长杨步亭一番话，引来笑声一片。

杨步亭认为，1000多个制片公司太多了，年产电影1000多部也太多了，中国的影视基地也太多了，应该集中精力做精品。那些既可以规避风险、又具备专业认可的内容，不会缺乏投资。

从早前的7亿元人民币票房，到如今票房突破600亿元人民币，中国影视产业已经走向更为专业化的道路。作为文化产业中的佼佼者，电影经历了百年发展，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和营销手段，使其保持百年不衰。

中国电影“走出去”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内容题材、拍摄理念、文化差异、收入模式、海外观众的认可度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独立电影投资人张夕认为，影视从业者在保证内容和质量的同时，需要花时间找到合适的融入方式。

随着部分企业和从业者被逐渐淘汰，人才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影视产业研究中心教授周煊认为，专业化的力量更能轻松获得和识别未来的机会。影视公司升级换代，其实是人才的迭代。随着从业者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影视走向海外的步伐将更加稳健。

（摘编自马海燕《中国影视产业稳健发展专业和技术是关键》“中国新闻网”2019年7月4日）

鲁迅说，《野草》里有我的哲学。《野草》集中讨论的是个体生命深层困境的问题，展现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精髓。

在《野草》里，鲁迅塑造了许多文学意象，以象征人类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如《死火》一篇，以被人遗弃在冰谷中的行将熄灭的“死火”，推出了“冻灭”与“烧完”两种选择。“冻灭”就是留在原地“坐以待毙”； “烧完”就是随“我”走出，做“垂死挣扎”。尽管最后等待它的都是死亡，但是“冻灭”和“烧完”是有区别的。这个“冻灭”，他是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没有光影，只是一个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就是一种人生哲学，生命的价值不在手结果，而在于过程。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选择。导师王瑶先生曾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野草》里还有一篇《影的告别》，影子的物理特征是正午阳光直照或者完全黑暗的时候，影子就没有了，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己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命运。“历史中间物”的意义是什么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它生命的价值是和黑暗连在一起的，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它当然不被黑暗所容，当黑暗笼罩的时候，这样的影子会消亡；但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完全普照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这“无地彷徨”四个字，实际上说尽了“知识分子”的深层困境。

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如果你把问题都看透了，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是鲁迅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大彻大悟之后，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打破一切幻想与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个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一种反抗绝望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佛家的大彻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结合。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的中国所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摘自《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