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君子”为中国理想道德人格的典型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仍将“君子”作为人格美的典范。在孔子之先，君子主要指统治者，自孔子后才成为主要以道德为标志的理想人格。很多论著中都有这样的解释：儒家所推崇的君子，是指拥有高尚道德和理想人格的人。

《论语》中，君子是有着几乎完美人格的人，他们有着极高的内心修养，极好的行为准则。君子内心的人格修养来自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学习和思考是君子实现其人格理想、成为人格典范的前提和基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拥有自立于世的能力，拥有洞穿宇宙人生的犀利眼光与广阔视野。孔子重视学习儒家典籍，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表明，《诗》在孔子时期是君子修身的重要项目。正是通过学《诗》，君子才更具有人生美学意义上的价值——仁义，知礼。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是精神化的人，他追求的不是物质和名利，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感，其核心就是仁义。仁者，爱人；义者，宜也。但很多时候，人总要面临仁义与利益的选择。《里仁》篇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看法：“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知礼，以礼来处理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论语》中以君子衣食住用等方面的礼节来表明君子好礼的品质。日常生活中，对祭祀礼仪的推崇与尊重最能表现君子好礼的品质。在周礼几近消亡时，孔子的弟子问他是否可以结束一些祭祀仪式了，孔子表现得十分不舍。他难以割舍的不是礼的具体形式，而是礼所包含的精神导向作用。这不仅是对长幼有序、尊卑有法的留恋，更是对礼制下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不舍。

无论君子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君子”形象所承载的人生美学价值一直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人格美的典范。君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理想形象：博学多识，仁义知礼，德行高尚；有治国安邦之能；处下位不馁，居上位不骄。在道德和行为上，君子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始终令人神往。当今时代，作为有知识有理想的一代人，我们仍然向往君子式的人生。

（摘编自杜晓丹《论语》中君子的人格之美》）

文本一

①《百合花》在爱的精神上与《红楼梦》是相通的，茹志鹃用古典精神叙述了一个现代故事。独石成峰的《百合花》既是对逝去的温暖岁月的追忆，也是对《红楼梦》的一次遥远的回应，一个庄严的致敬。

②《百合花》成功的经验，就是用白描手法对人物和物象进行简洁而准确的描写。这种由《史记》和《红楼梦》等经典作品传承而来的描写技巧，极大地过滤了作者的简单而随意的主观判断，排除了作者的缺乏真实性的消极想象，以一种切实、客观的方式，来写人物的神态、语言和动作。《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就是直接“摆事实”，用朴素、直接的方式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话语，通过人物自己的行为，来显示他们性格和内心世界。尤其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作为一种人物心理活动的直观的“事实”，更是有助于小说家用来塑造人物。《百合花》继承了《红楼梦》的叙事能力以及描写对话和细节的技巧。在《百合花》中，茹志娟运用白描手法几乎达到了极为成熟的境界，取得了令人赞赏的叙事效果，她是一个会用文字两像的人，一个会用文字传递声音的人，她对新媳妇的描写，就给人一种绘国才有的生动、逼真的印象。

③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和观念的世界。正像《红楼梦》通过花草树木来彰显人物的性格，来暗示人物的境遇和命运一样，茹志娟也通过对大量自然物象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美好的内心世界。当然最具核心意义的象征意象还是百合花。百合花是充满湿馨感的幸福之花，而在《百合花》中，“百合花”至少可以被解读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对勇敢的牺牲者深情的赞美，一个是对纯洁而惋伤的母性之爱的表达，这个象征甚至还隐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一个稚气未脱的战士，尚未体验过爱情的欢乐，就被战争夺去了生命，死得太可惜了。我们有太多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文学叙事，但却往往过于“宏大”，过于空洞，甚至过于冷漠。所以，在茹志娟这里，这种由“百合花”象征着的充满母性之爱的伟大情感，就令人特别感动。

④《百合花》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就是赞美人们之间淳朴的感情，尤其是表现那种纯洁而美好的“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里，“我”对通讯员是爱着的，新媳妇对这个孩子似的战士也是爱着的。这里既有两位女性对于通讯员基于母性意识的疼爱，也有模模糊糊的异性之间的纯洁的喜爱——只是后者像火花一样，刚刚出现，就熄灭了；然而，也正因为稍纵即逝，它越发显得美好、宝贵。这种羞涩而敛抑的爱的情感，乃是《红楼梦》中描写得最成功也最感人的一种情感。可以说，正是《红楼梦》教会了茹志鹃洞察和描写这种纯洁的爱。“为什么要有新娘子，不要姑娘也不要大嫂子？现在我可以坦白说，原因是我要写一个处于爱情的幸福旋涡中的美神，来比衬这个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没有爱情的爱情、母性之爱，这不正是《红楼梦》里许多人物之间最美好、最纯洁的“爱情”的特点吗？不正是茹志鹃对《红楼梦》所表现的生活情调的认同吗？

（摘编自李建军《<红楼梦>的孩子论<百合花>的谱系、技巧与主题》）

文本二

阅读文学作品时，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用简要的文字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分析和评价写出来，就是文学短评。写文学短评，有利于梳理、积累个人的阅读经验，领悟创作、鉴赏的规律，提高审美能力。

写文学短评要善于聚焦，从“小”处切入。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从多方面触动我们的情思，引发我们的思考，值得评论的点很多。写短评时要能够聚焦，如果面面俱到，很容易失之浮泛。比如，作者怎样渲染气氛，怎么描摹景物，抒发了什么情感，运用了哪些手法等，都可以成为评论的焦点。

写文学短评主要运用叙议结合的方式，要在适当复述、介绍或引用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展开分析和评论，“叙”要精当，为“议”提供支撑或依据；“议”要紧密结合“叙”，思路清晰，态度鲜明，最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叙议有机融合，才能将见解表达清楚，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摘自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教材）

材料一

20世纪中国散文，其基本面貌与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文章大不一样，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使用“白话”而不是“文言”。借“文白之争”来理解这个世纪文章风格的嬗变，无疑是最直接也最简便的路径。从晚清到“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大大拓展了散文驰骋的天地。可“白话”的成功，不等于“美文”的胜利，这中间虽不无联系，却仍关山重重。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发难，照理说得益最大的该是诗文；可革命的直接效果，却是“诗”的脱胎换骨，以及“文”的撤离中心。从梁启超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胡适、鲁迅以小说为学术课题，都是借助西方文学观念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类等级。伴随着小说的迅速崛起，散文明显失去昔日的辉煌。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散文的退居边缘，不一定是坏事，起码可以使得作家卸下替圣贤立言的面具，由“载道”转为“言忠”。这其实与传统中国不同文类功能的界定有关——处于中心位置的“文章”，属于“经国之大业”，因而无权过分关注一已之悲欢。退居边缘，作家不必“搭足空架子”写“讲义体的文字”，小品文自然也就应运而生。架子的倒塌与戒律的瓦解，使得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文章”，一转而变得最自由、最活跃，因而也最为充满生机。

脱离象征权力和责任的“中心”，走向寂寞淡泊的“边缘”，20世纪中国散文不但没有消沉，反更因其重个性、讲韵味、洒脱自然而突破明清之文的窠臼。可以说，现代中国散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较好地完成了蜕变和转型，并重新获得了无限生机。

（摘编自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

材料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与小说、诗歌的大红大紫、亢奋热闹相比，散文创作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沉稳平静，甚至可以说是较为冷落萧条的。而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作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善于在默默无闻中积蓄力量，在沉稳平静中奋起前进。

首先，是从“小美”到“大品”。“五四”时期那些著名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周作人的《乌篷船》，以及冰心、徐志摩、钟敬文等人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正宗的“美文”或“小品文”。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沿袭的也是“美文”的路子。但改革开放，特别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这种“以小为美”，以抒情、叙事、议论和文采取胜的格局逐渐被“大品”的散文取替。这里所谓的“大品”，指的是这一类散文不仅篇幅长，结构大，而且作者思考的都是各种关于生命、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大命题，且自始至终透出一种理性思辨的精神。自“五四”以来我国散文中的理性精神一直相对比较薄弱，而在九十年代，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余秋雨等人的一些散文，却把这种理性精神的立足点上升到二十世纪现代人文的哲学商度。

其次，是艺术思维的多元化和文体的解放。一方面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散文中，一般采用第一人称的“我”展开叙述，而且这个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我”具有不容动摇的牢固地位。而现在不少散文中的“我”竟消失了；或者在一篇散文中，在“我”之外又有其他叙述视角，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祝勇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等作品，就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散文结构的开放性。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已经彻底告别了传统的“三段式”结构套路，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结构状态，如周晓枫的《黑童话》、赵玖的《从这里到永恒》等散文，采用的都是以“情绪”“意象”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散文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不断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

（摘编自陈剑晖《四十年散文：走向阔大和遥远》）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台港澳文学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台湾当代散文既是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继承，又是对“五四”新文化现代散文的延伸。它在中国当代散文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乡愁是台湾文学的一大母题。老一代作家如梁实秋、琦君、王鼎钧、余光中等人，缅怀故乡故土，营造精神家园，对台湾乡土散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飘萍游牧的都市生活和异乡羁旅，催生了一批作家敏感心灵的寻根意识。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从怀乡思亲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籍的心灵历程。

此外，从自我感悟出发，通过对人生和自然的观察思索，表达深刻、隽永的情思，这种饱含诗情和哲理的散文，是台湾当代散文创作的主体。不少散文名家的作品多是充满了对现实人生的悉心体察和卓越见地。而这方面比较有特色的是林清玄，他在艺术追求上熔铸了更为丰厚的东方美学，正由于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灵与肉、历史与现实、瞬间与永恒，在其作品中得到清晰、有机的辩证统一。

杂文也是台湾当代散文中很活跃的类型。这种集议论、说理、思辨为一体的随笔、小品散文，非常令人瞩目。作家们承续并进一步发挥了鲁迅杂文的特色，针砭社会弊端，掲示人生百态，平和中带有辛辣，令人思味。

海峡两岸的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发扬光大包括散文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两岸文学的交流与传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摘编自许剑铭《台湾当代散文透视》）

中国古时元旦，民间有开笔写吉语的习俗，祈愿新年诸事顺遂，士农工商皆是如此。与之相当的，康熙时期宫中有书“福”字的礼仪。然康熙时御笔赐福并非定制，即使是内廷近臣们也只能偶蒙圣眷。雍正时期，方才著为恩例。雍正四年，雍正皇帝明发谕旨：“朕之每年颁赐福字者，盖欲诸臣触目警心，时时存可以获福之心，行可以获福之事。诸臣又尝言赖朕之福，此言亦属非是。盖必诸臣皆有福，方为朕之福，是联实赖诸臣之福也。又必天下百姓皆有福，然后为吾君臣之福，是君与臣皆赖百姓之福也。愿与诸臣共勉修福之道可耳。”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地时程不一，除夕前一二日颁赐，边疆外臣们受福之日往往都在正月下旬，甚至都出了正月。雍正三年，署陕西凉州总兵官宋可进接赐福字已是二月二十九日；雍正四年，福建巡抚毛文铨接赐福字在三月初十日；雍正七年，署理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接赐福字在二月十五日。明明是新年赐福，结果年都送走了，福还未到。故雍正皇帝将御笔书福之制提前至嘉平朔日举行。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嘉平月朔开笔之作》诗注曰：“每岁嘉平月翔开笔书福，以赐王公及内外大臣，盖敬遵皇考时成例也。”

自乾隆十七年开始，每年腊月初一日，先到阐福寺拈香，举行“祈福大典”，回宫后书“福”字。此后各地将军、督抚的请福折陆续奏到，皇帝一一颁赐。皇帝御笔赐福时，懋勤殿首领太监具高案笔墨，受赐王公。大臣依次跪在御案之前，仰瞻皇帝亲挥宸翰，并伏地叩头谢恩。待墨迹干后，太监二人双手恭捧而行，受赐大臣也随之而出。诚如《清宫词》所说：“年年腊朔御重华，赐福苍生笔有花。御墨龙笺书福字，近臣分载福还家。”

书福所用笔，镌正书四字曰“赐福苍生”，是康熙皇帝御用留贻，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乾隆中期曾经入直懋勤殿的沈初记载：“笔工擘稷作大笔，今无能者。”书福所用笺纸，以绢为质，傅以丹砂，绘以金云龙。其中宫廷所贴用者，及朱红对笺。寿字笺，每年由江苏按照尺度制进。用于颁赐的笺纸，则是南方诸省所贡。

御笔赐福是君臣之间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皇帝用以示恩，臣下赖之邀宠。雍正五年，雍正皇帝赐蒋廷锡福字，不用红笺，特用金笺，以其母去世服制未满之故。皇帝在日理万机之时，还能注意到这样的细节。怎能不让这些臣子感动涕零，铭记于心！乾隆时期名臣王际华直内二十四年，以除夕受赐二十四福字悬挂，名其堂曰“二十四福堂”，以志恩宠。但也有臣子将皇帝重视的仪式不当回事，其结局不问可知。嘉庆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赏赐御前大臣、御前行走的蒙古王公、额附、御前侍卫等福字。其他人都是亲将所赏福字捧出，只有那彦宝。禧恩将福字交与太监放在茶盘内带出。嘉庆皇帝闻知，勃然大怒。因其殊失敬谨之意。当即交御前大臣等将那彦宝、禧恩俱行革退，令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仍各罚俸三个月，并将那彦宝。禧恩板责示警。

（摘编自陈晓东《御笔龙笺书福字 江山永固寄吉语》）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是直觉的。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谈审美》）

①我们知道，在家庭关系中不需要正义道德，在朋友熟人乡亲关系中也不需要正义道德，而只有在陌生人之间才需要正义道德。维系前两种关系的是仁爱道德，而正因为在陌生人关系中缺乏仁爱情感（罗尔斯所谓的“相互冷淡”），才需要建立正义道德。这似乎意味着，正义道德的价值发自互利交换的动机，是因为正义对人有用、有利，我们才需要它、尊重它。这种观点曾经风靡于 17、18 世纪，其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这些感觉主义者。这种观点将价值的发源归因于人的利益追求、利害感受或自爱自利。

②但是，这种观点遭到剑桥柏拉图学派和情感主义者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仅仅靠相互利益关系而无相互善意关系，不能建立正义道德；正义道德不仅发自利害感受，而且发自同情心。也就是说，仅仅诉诸利益并不能使人尊重和遵循正义道德；只有同时诉诸道德情感，人们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正义、热爱正义、维护正义。休谟认为正义价值的最初源头是利己的互利动机，但一旦正义建立起来，就会产生向人们进行道德教育和灌输的过程。经这一过程，人们对正义价值的敬重和维护就不再是出于利己心，而是出于一种道德情感（同情心）；人们就不再把正义仅仅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是视为就是目的本身。在休谟看来，没有正义感的道德建设（教育、灌输、启迪等），正义道德无以为存。

③而任何道德建设都是一个诉诸人们道德情感、培养人们道德情操的过程；不诉诸情感，道德以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根本无法维持。情感是否是所有道德价值的根据，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情感是所有道德价值得以维持的根据，这一点是无疑的。康德企图将正义道德的维持建立在毫不诉诸情感（如同情心、仁爱之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助人不必是“为乐”的过程，不必怀有仁爱心、同情心、怜悯心等等；唯一需要的是对道德法则的无限敬重，这是一种出自理性的义务。康德自己也深知这种对情感的绝对排斥在现实生活中达不到，故认为这是先验理性发出的绝对命令，是即使永远达不到也应该努力追求的彼岸。很难想像，如果没有情感的推动，人会去帮助人？单有理性是不足以维持道德的，道德必须诉诸情感。理性可以说服人，但不能打动人；仅仅诉诸理性，对

手会服输，但不会跟着你走。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价值竞争和冲突的时代，不同价值靠什么去赢得人？诉诸理性无疑是必要环节，但理性仅仅是提供支持的理由，若无情感置入，这种理由可能是聊胜于无。理性本身毫无生气，不具吸引人的媚力，纯粹地坚持理性，等待人的认知能力提高，几乎等于等待死亡。只有迂腐之人才会相信：真理在我这一边，因此我必胜。实际上，最认为历史规律有利于自己并且相信真理必胜、我必胜的人，最善于去争夺人心，激发情感，鼓动大众，他们决不会消极等待客观真理为其开辟道路。真理决定论在表面上的科学性蕴含着极大的号召力，可是，“科学性”一词本身就赋有极其丰富的情感内容。

④自由主义是最讲究合理性和中立性的体系，但正因为如此，它易于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被意识形态专家的鼓动、煽情所击败。不要以为自由主义就必然胜利，不要企图去等待人们认识到自由主义的真理价值，如果自由主义者不去战斗，它完全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自由主义所坚持的价值与其他意识形态所坚持的价值处于竞争之中，坚持自由就意味着可能损害平等，坚持个人主义就意味着有可能削弱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坚持对人权的尊重就意味着会限制国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反对自由主义的对手们是不会在竞争中服从什么理性，他们所服膺的是情感。同理可知，没有对自由的热爱、向往和追求，就不会有自由。自由是一种价值，是一种非常脆弱的价值，若没有情感注入其中，就不可能实现她，捍卫她。只有热爱，才会给我们以动力，不惜以生命和爱情为代价去追求她。

⑤情感可以为恶张目，也可以为善讴歌；可以为非正义煽动，也可以为正义唱赞歌。这不是在鼓吹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在指出一个严峻的事实：你不去诉诸情感，你就有可能失败。但是，话说回来，这种情感的作用也仅限于为道德增添光彩，而未必能产生真正的道德。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有着太发达的工具理性，太缺乏追求价值理性的热情。工具理性的发达使价值的实现极有效率，包括恶的价值和不正义价值的实现也极有效率。如果失去价值理性及其所弘扬美好情感，我们这个时代就会被工具理性所窒息，会被无情的冷漠所击溃。科学技术本身及其工具理性对人们形成健全的、丰富多彩的的价值生活不会有多少帮助，而今天的人们又过分迷信科学和技术。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从小就被环境和教育塑造成麻木、漠然的性格，只追求事实认识，而缺乏价值倾向；没有生气，没有激情，没有血性，少有感受性和良知判断力。殊不知，如果不能激发和调动全体国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所增加的也许只是作为生活数量的财富，而不是作为生活质量的价值，长此以往，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永远只是群氓聚集的奴隶之邦，无论他树立了多少高楼大厦，无论她建筑了多少隧道桥梁。

①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但是，像杜甫那样，从身受感同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受感同，是时代造成的。就杜甫的经历而言，是他的不幸；就其文学成就看，则不失为大幸。

②关于杜甫的仁爱之心，论者常引用“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典故来概括，这固然不错。但杜甫的忧民情感，常常是源自自身感受而推己及人的，这和“物伤其类”的悲悯大不一样。“溺饥”语出《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禹和稷在不溺不饥的处境中，想到了人溺人饥的痛苦，从而肩负起拯民于溺饥的重任。禹稷这种担当道义的精神和博施济众的胸怀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杜甫一生坎坷，他一方面为自己的溺饥生涯忧患重重，另一方面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深广。杜甫经常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普天下穷苦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诗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在人民心中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③杜甫的悲吟，出自他对人生的深切苦恼和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苦难的深切苦恼。他的推己及人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他为他人而悲吟时，不是带着优越感，而是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让读者同情。白居易推崇杜甫此类作品，并多有效仿。其《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④白诗受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其艺术感染力却远不如杜诗。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仿作，仿作只能出赝品，而艺术贵在创新。二是同情悲悯的角度不同。的确，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在历史上也算得是一位社会良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也表明他的“人饥己饥，人寒己寒”的情怀。但毕竟自己不饥不寒，在境遇上已与天下寒士隔了一层，在审美效应上则又和读者隔了一层，因而其艺术感染力就大大降低了。而白居易这种带有优越感和良心发现的抒情方式在文学史上占绝大多数，所以，杜甫的身受感同的推己及人就格外突出，加之其独创性，因而千百年来感人至深。 

（节选自刘明华《论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

《百家讲坛》拉开了“文化奶妈”时代

“《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一日过万册”，这个新闻近几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因为它不是个枯燥的阿拉伯数字。签售当日，我路过中关村图书大厦，看见好多人绕着楼排队，起先以为是商场要大优惠，他们在抢购什么东西，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为了于丹女士讲孔子的签名售书。冬天的风在他们身上肆意拍打着，蛇样的队伍却越来越庞大，从这样的人群旁边走过，心情颇为复杂。

央视《百家讲坛》火爆后，文化传承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向罗马的捷径。本来是给闲人解闷的讲坛，成了普及经典文化的圣地。一批嘴皮厉害的讲人次第登场，于此扬名立万，跻身学者兼畅销书作家的行列，名利双收。

自余秋雨开始，文化找到了他的“传教士”，“传教士”也先后找到了文化。人们买名著经典，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并不就去如饥似渴地阅读，而要等待“传教士”的出现。比如，刘心武之于《红楼梦》，易中天之于《三国演义》，孔庆东之于鲁迅著作。从普及文化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令人欣喜。每一个讲解者都复活了一本书甚至一个领域，读者也经由他们的讲解，激起强烈的阅读经典的兴趣。在一个精神无指向的时代，他们给出了一条文化传承之路。

一大批文化“传教士”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我把讲解者称为“文化奶妈”，把这种传承方式命名为“文化奶妈”式——就是得有奶妈吃了文化之草，再挤出奶汁喂养嗷嗷待哺的文化学童。

“文化奶妈”出现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可以找到这么两条：一是长期与文化的隔离，大众阅读理解能力极度下滑，已经很难弄明白老祖宗的字意了。这就需要人把文化通俗化，导入大众之耳。二是缺乏耐心，渴求速成。效率主导了人的生活，即使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也得服从这个硬道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体味先哲的精神，我们要的是结论，能让我们受用的东西。因此，文化方便面大行其道。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放声赞美奶妈的功劳。他们尽管不是最有水准的学者，不能给我们提供学术标杆，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传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使百姓愿意亲近文化。当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有这样安慰国人的二手经典，当然不是坏事。

如果往深里思考，忧虑也不少。已经出版的种种解释，都是个人化的探究与心得，毫无疑问，都在放大或缩小原著的思想空间，甚至背离原著主旨，把读者引向理解的歧途。在读者与经典之间，他们可能是桥梁，也可能是阻燃剂。出版的一窝蜂，使咀嚼式文化产品急速繁殖，读者越来越懒了。由此造成的阅读依赖心理，将使名著远离人们，取椟还珠。

如果注意到《百家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奶妈文化”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先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提醒咂巴奶头的文化学童，你们吃的东西毕竟不是原汁，而是替代品，如果想弄明白中国文化的原味，一定要去啃原著啊!

《论语》固然要看，但重在实行。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特征和行为准则，昭示了礼乐调和的人生境界。人之为人的奥秘皆在于此。用心去读，用力实践，《论语》才有价值，否则就只是滑稽的装饰。我们如果只是冲着某人的签名才会读孔子，孔子真的像艺术家金锋塑造的那样——要哭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自2019年12月爆发以来，目前已蔓延至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和世界上24个国家。随着疫情的快速蔓延，北京时间2020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当前，世界上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行了暂时取消来往航班、一定期限内限制中国人入境等限制措施。

当前，疫情的防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疫情的发生和快速蔓延对我国经济短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从产业层面看，疫情对服务业特别是交通运输、旅游、住宿餐饮等重点行业的冲击相对较为严重；受春节假期延长、节后复工难度加大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条传导等因素的影响，疫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造业的稳定增长；若疫情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预计对第一产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从需求层面看，短期内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最大，1-2月份消费将出现较大幅度萎缩；但疫情对投资的影响相对有限；进出口方面，受到部分经济体的疫情管控措施以及国际社会对疫情的预期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国际合作都将受到一定冲击。从区域层面来看，疫情对湖北等重点疫区的经济和就业将产生较为持续的冲击，但对其他地区经济和就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需要高度重视疫情对经济社会系统薄弱环节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节后生产重启和持续经营所产生的严重冲击，这些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救助措施，将可能对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

（2020年2月4日《经济日报》:《疫情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形成冲击，但对全年经济影响有限》）

材料二：

材料三：

“刚刚副区长给我打电话，说明天就带50辆大巴车去贵州安顺那边招工，亲自把工人拉回来！”2月11日复工之后，浙江白马实业有限公司到岗工人数不足员工总数的1／3。正当董事长马妙武眉头紧蹙的时候，企业所在的金华市金东区领导一通电话，让他一下子振作起来。

为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各地区各部门纷纷伸出援手，帮企业共渡难关。租大巴、包高铁、管食宿、有补贴……政企联手，跨省对接，浙江嘉兴嘉善派出5支招工小分队，让员工乘专机返岗；福建福州包下数十辆大客车，招工队火速抵达云湘川；广州黄埔区更是送上“真金白银”，规模以上企业一季度投产奖励100万元，实现两位数增长最高奖励500万元。

免租金、减税额、降社保、不抽贷……援企稳岗措施招招给力，最大程度缓解企业因疫情造成的经营困难。工信部出台20条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协调解决原材料供应、物资运输等难题；银保监会加大对受困小微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税务总局公布185个“非接触式”网上办税缴费事项清单；京沪粤苏等多地推出了延长社保缴费期、减免房租、贷款适当展期等举措。

（2020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疫情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材料四：

不久前的端午假期，新消费新业态成为一大亮点。在上海黄浦，一家老字号餐饮品牌根据线上线下的订单需求生产粽子380多万只，较去年产量翻番；在湖北秭归，2020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云上”揭幕；在浙江湖州，当地尝试用文旅直播带游客畅游古镇……红红火火的新业态新模式，不仅催生了传统佳节的新风尚，而且拓宽了消费市场的新空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历史经验和现实都表明，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机，变局中也可以开启新局。对消费者来说，新业态意味着别具一格的新体验；对企业而言，新模式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蓝海。直播带货悄然走红，不仅给消费者带去实惠和便利，而且盘活了万亿级农村消费市场；在线教育迎来风口，在校师生增添了正常教学的渠道，优质教育资源也得以向更大范围辐射；文旅活动融合发展，既能在线下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可以通过线上“云游”极大拓展获客空间。更便利的智能交互应用，更广泛的新型消费场景，更优化的商业服务模式，让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成为可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新技术层出不穷，新业态风起云涌，新模式激荡澎湃，这是中国经济强势回暖的写照，也将汇聚起强大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7月7日《人民日报》:《新业态，开拓经济新蓝海》）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首。《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犹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优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的时间性之间的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倡导现代的散体诗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出现新诗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彩、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命题。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做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原因是“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

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吸收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

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明和发现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困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不必执念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新华社联合国2020年5月22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联合国粮农组织21日共同举办首个“国际茶日”线上庆祝活动。来自中国、俄罗斯、埃及等20多个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近200位嘉宾“云聚一堂”。

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致辞说，茶产业关系减贫、消除饥饿、气候行动及提升包容性等第74届联大关注的重点领域，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第74届联大2019年通过决议，确定每年5月21日为“国际茶日”，充分肯定了茶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珍贵价值，为深化茶领域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为茶赋予了新生命、新活力。茶产业虽然也受到了疫情冲击，但如果有效应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必将为恢复世界经济增添动力。

（摘编自新华社《联合国举办线上活动庆祝首个“国际茶日”》）

材料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茶树的国家。相传，神农氏在野外以釜煮水，刚好几片叶子飘进了釜中，神农氏发现煮好的“水”饮之可以生津止渴、提神醒脑。《神农•食经》中有记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另一说法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神农氏后将这些叶子称作“荼”唐代茶学家陆羽在《茶经》写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这也是茶史研究中关于饮茶起源最为普遍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周武王时，巴蜀先民已开始将茶作为贡品上供；汉代时，茶叶开始了商品化进程；唐代制售茶业日趋兴盛，初创了茶马贸易，陆羽在《茶经》中一改中唐前以“荼”表茶的用法，确定了“茶”的字形、字音、字义并沿用至今。

及至宋代，茶肆遍布大街小巷，斗茶、赐茶、贡茶等“茶”风盛行。搬家时邻居要“献茶”，客人来要敬“元宝茶”，订婚要“下茶”；结婚要“定茶”。北宋蔡襄写下了茶学专著《茶录》，提出“茶之妙，在乎始造之精。藏之得法，泡之得宜”，从茶叶采制、保存方式、烹饮方法一直讲到下篇的烹茶器具，茶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

唐代以前，人们往往采集生茶叶蒸熟捣碾，再加上米、姜、盐、葱、陈皮、香料、生奶、油脂等配料一同煎煮，类似于喝蔬菜汤，因而饮茶被称为“吃茶”，茶汤本身被称为“茗粥”。

直到陆羽的《茶经》立下“规矩”，茶叶才脱离了那些“重口味”配料，只需添加少许盐以平衡苦涩。茶饼经过烤制和研磨，再在煎制中经历三次沸煮，带着细腻茶沫的茶便煎好了，此为陆羽所推崇的“煎茶法”。

宋代流行通过“点茶法”来斗茶，以此评定茶叶之优劣、技艺之高下。点茶时，茶人将干茶叶碾成细末，置茶盏中，以沸水点冲，再用茶芜快速击拂，使之产生沫淳。“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点茶对技艺水平的要求非常之高。点好的茶汤沫淳上可以写字、作画，这类茶艺被称为“茶百戏”。

唐代煎茶，宋代点茶，与现代饮茶方法相似的“泡茶法”直到明代废团茶、制散茶后才成为主流。

我国是世界上茶叶品种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我国现代生产的、有茶名的茶叶就有1100余种。根据制作工艺主要分为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黑茶六大类。

（摘编自《喜报！爱茶之人有了自己的节日》）

材料三：

洞庭山碧螺春从唐朝以来就享有盛名，2002年获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是原产地保护区。2011年，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0年初，洞庭山碧螺春茶果复合系统又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洞庭山碧螺春由此成为江苏省唯一荣获国家级“双遗”的农产品。

如今，原产地保护区的茶农却挖了老茶树换种外地茶。据估算，目前洞庭山东山、西山3万亩茶地中，外地茶在80%以上，正宗的洞庭山碧螺春已不到20%。这些年原有的小叶种碧螺春老茶树，大部分都被茶农砍挖掉换种了外地茶。有些树的树龄有七八十、甚至一百多年。茶农说，引进的外地小山种芽头爆出来，条子齐整，一采一把，人工省。同时，因为上市早，可卖一千多元一斤。而本地老茶树是小叶种的晚茶，采摘费工夫，上市晚，卖不出好价钱。本地的小叶碧螺春要到三月底才能开采，集中上市要到清明前后，那时候，一斤能卖上千元的很少，清明后就四五百元一斤。

种的卖的是外地茶，打的还是地产碧螺春牌子。洞庭东山、西山独特的气候及土壤，孕育了洞庭山碧螺春群体小叶树种。茶树与枇杷、杨梅等果树间种，茶味清香扑鼻，品时有回甘，茶叶一般要到春分后才开采。汹涌的制假售假潮，给洞庭山碧螺春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为了保护洞庭山碧螺春，吴中区市相关部门2019年发放了22。5万枚原产地保护标志，2020年发放27万枚。但目前缺乏有效手段进行检测和监管，保护力度大打折扣。“把老茶树保住，原汁原味，才能保住原有品质。”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丁艳锋教授认为，“进入全面小康后，人的消费习惯向传统回归，这是社会的必然。洞庭山碧螺春有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的乡土地域农产品，一定要保护好，将来必定会升值。

（摘编自《洞庭山碧螺春，不能挖没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