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俗讲变文一直被学术界称为“章回之祖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教义深微繁富，领悟不容易，和尚就在寺里采用说唱结合的方式讲述佛经，这种讲述佛经的话本就是俗讲。五代时有种说唱变文极为盛行，叫作“转变”，变文，就是转变的底本，是单个人即能说唱的讲经文。由此可见，俗讲变文乃是通俗方式下的佛家讲经，陈寅恪曾经论述：“自佛教流传中土后，印度神话故事亦随之输入……易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由此足见，章回体小说与俗讲变文之间确有渊源。

俗讲变文源于僧侣讲唱经文的仪式与体制，而佛经文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在散文中掺杂着不少韵文的成分，明清章回小说中也采用讲唱交替、韵散结合的形式，让人们清楚地辨析出其对于俗讲变文的继承痕迹。唐代“俗讲”、“变文”正文的前后分别有“押座文”和“解座文”，都是采用诗歌或韵文的形式。前者是总体叙述故事内容，点明主旨大意，渲染氛围，并以此使听众安静下来，并引起下文。讲经终场的结束致语则为“解座文”，内容为索取布施或调侃。例如：《破魔变文》《降魔变文》这两篇变文既有开讲前的押座文又有散场前的解座文。唐代俗讲变文中韵文和散文相结合采用交织并用的形式，文章的叙述主要靠散文来完成，韵文是用来歌唱的。韵文和散文的衔接不是任意无序的，而是韵散交错进行的，通常在大篇幅散文叙述说白之后会出现一个引导词语把要讲的韵文引出来，这个引导词语被称作“引端”词，起到韵散转换的作用，常见的有“于尔之时，有何言语”“若为陈说”“诗云”等等。明清章回体小说也有类似作用的词语出现，如“有诗为证”“但见”“诗云”等。

明清章回体小说历来有图像与文字相结合的文体特征，可谓“图文并茂”，具体表现在章回体小说中的“全像”与“绣像”运用。所谓“全像”，就是用图画表达故事内容，是一种图说的方式，是作者用文字讲述故事的同时用图画来补充表现主要的故事情节，使文章更显生动形象。“绣像”则主要是以图像的形式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的一种解说，作用比较单一，不具备介绍交代故事内容的作用。“全像”“绣像”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佛教画本的“图”与“像”。

俗讲变文是图文结合文体成熟的标志。俗讲变文中图像与文字相结合，表现在变文与变相的配合，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之则谓之变文，省称曰变；以图像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也就是说变文指的是文字叙述，变相指的是图像描述。变文与变相的结合形式有两种，一是以韵文描述图画，也就是用韵文的形式概括图像的内容，如“章回小说雏形”——《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中出现的“入大梵天王宫第三”、“入香山寺第四”等故事的题目，就是源自于图画的概括；另一种结合形式是作者把图画演说成一段故事，也就是用文字把图像的故事记录下来。变相最初画在寺院的墙壁上，内容为佛本生、本行故事，成为佛教建筑的一大特色。变相后来转移到纸上，题材范围也逐渐扩大，而且变相对变文起到了形象说明的辅助作用，成了变文的一种补充。宋人郑樵云：“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可见，这种图文结合的文体形式也受到后代学者的广泛推崇。

（摘编自杨小敏《明清章回小说文体探源》）

中国诗歌史上，盛唐诗歌何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究其原因，关键之处便在于殷潘所说的“声律风骨始备”。何谓“风骨”？“风骨”既含有道德修养、人格气质方面的内涵，亦成为诗歌辞章的一种审美标准，被盛唐诗人所崇尚与延续。在历史的变迁衍化中，“风骨”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凝结为一种延续下来的“传统”，构成中华传统精神的基座和主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与发扬“中国风骨”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新时代语境下每位诗人需要思考的新课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界充斥着大量低俗、恶谷、粗俗、媚俗之作，犹乱了诗坛的审美秩序与标准。因此，新诗急露反躬自省，重新建构“风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诗歌气韵。

继承与发扬风骨的关键在于诗人要有风骨，具体而言则是指诗人应秉持使命感与责任心。古语云：“诗者，天地之心。”当下很多诗人都沉溺于写 “小我”的日常琐碎、鸡毛蒜皮，缺少大情怀大境界，更有甚者为出版、发表、出名或赚取眼球、点击量、关注度，批量生产媚俗之作，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作为诗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诗人本应怀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应有王冕笔下“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正气，应有杜甫虽居茅屋却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悯情怀，然而当下许多诗人都缺少这种“风骨”。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华诗瑰”的艾青一生心系大堰河那样的劳苦大众，曾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舍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感叹， 写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忧国忧民的诗作，正是使命感与责任心的体现，是中国风骨在现代诗人身上的延续。

诗歌在内涵上需要建构中国风骨。凤骨首先属于道德范畴，如古代“风”所蕴含的教化之义，是对诗歌所拥有的诗教功能的肯定。曾卓《悬崖边的树》一诗中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食指《相信未来》一诗中蕴含的坚定信念，吉狄马加《我，雪豹……》中对人类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此虑，李少君的诗句“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中那种慎独自省，都具有深则的教化和启迪作用，是现代风骨的典型特征。新时代的新诗需要延续中国风骨的血脉，创作出充满正气、崇高，具有神圣内涵的佳作，建构新时代的诗歌风骨。

新诗在语言文辞方而亦需要有“风骨”。“风骨”不仅属于内容层面的诉求，更是审美范畴的艺术标准。自从一些诗人提出“拒绝隐喻”“诗到语言为止”等口号，一些诗人便不再讲究文辞、技巧，虽然形式上采取了新诗的分行形式，却不过是将一句话分行排列，如梨花体的“一只蚂蚁又一只蚂蚁”、乌青体的“白云真白啊真白”等，用词直白随意，失去了汉语诗歌的美感，风骨显然早已荡然无存。诗的语言如跳舞，是要讲究舞姿与步法的，新诗语言依然需要以跳跃性、非逻辑性、写意性、含蓄、凝练、雅致等作为诗歌语言的特质，需要在不断的锤炼、锻造和打磨中形成。唯其如此，新诗才不会被质疑为“口水诗”“废话诗”，才能重新建构诗歌的语言风骨，传达出内在的精神风骨和新时代气韵。

总之，新时代诗歌需要重塑李白所说的“蓬莱文章建安骨”，需要继承与发扬古典诗歌传统与中华传统精神延续下来的“中国风骨”，从而向新的诗歌高峰挺进。

(编摘自罗小凤《新时代诗歌需要中国风骨》)

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作品，关键在于立足于自己的文化体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文化”绝不仅是传统文化，更是基于当下现实的中国当代文化，这样才能对今天文艺创作起到指引与支撑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在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精神基础上，坚持跨文化对话、坚持多元文化视野中自身文化精神的建设，实现中国文艺创作突破和创新，前景可期。在创作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很多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以建筑设计为例，从近几年一些已建成或正在设计的建筑作品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成为越来越多建筑师的愿望。这是多年来中国建筑师与世界建筑文化交流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力不断提升、人们对中国文化强大生命力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

愿望虽然美好，实践起来却是长久之功。这些年，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中国建筑师的进步，但也常常发现，有些设计方案虽然着力强调中国文化理念，文本上也有多种多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但是多数设计对“中国”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形式、语言层面上，只是通过对汉字、纹样、坡屋顶、马头墙等具象演绎来表达中国特色；还有的设计方案理念与实际脱节，未能摆脱对流行理念的模仿，更有少数方案追求夸张和新奇。

中国建筑界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经提倡“中国固有之形式”，50年代倡导“民族风格”，80年代“夺回古都风貌”也一度是当时建筑界热点话题，近年来更是不乏对“新而中”“新中式”这样一些话题的讨论。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往往热闹一阵之后就没有了下文。没有理论支撑，很难实现建筑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实践创新、理论思考与价值体系建构应该相辅相成，实践层面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都与评价体系相关，没有理论支撑，文化自信、实践创新难以真正实现。

中国建筑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与理论内核，并逐步建立起建筑理论体系。世界建筑就如一片多姿多彩的森林，无论是海南的椰树，还是西北的胡杨，它们都是从自己的土地上独立生长起来的，中国建筑不能作他者嫁接的枝条。一些研究者总是自动地将中国建筑理论看作是对当前已有建筑学的“补充”。所谓“补充”就是可深可浅、不追求系统性。所以很多理论探索总是浅尝辄止，不求体系。这样的观念大大局限中国建筑理论发展。

建构自己的以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建筑师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加以探索，让多样化理念与不断求变的创作实践相结合，促进中国现代建筑的蓬勃涌现。

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哲学和美学体系上下求索。相对于绝对理性、工具理性，中华文化更强调打通，强调和谐关系，是复杂性、模糊性、多维性、整体性的深度统一。“往来无碍，归于自然”，在古今中外之间往来无碍、在天地人跟建筑之间往来无碍，这就是由“境界”“意境”“语言”这三个层次构成的建筑理论。其中，以“境界”为哲学本体，就是从自然、自我角度出发，追求主客体和谐共生，追求建筑与大环境“浑然天成”；以“意境”为美学特征，就是要从人的情志和心理感受出发，超越物象束缚，追求“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使建筑更具艺术感染力；以“语言”为载体和手段，就是要摆正“语言”在创作中的位置，避免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同时通过“语言”的不断转换创新，追求它与境界、意境的内在契合。希望建筑能如罗丹所说“像一把发出颤声的琴”，以它特有的旋律、调式、和声给人以高层次的美的感受。

（摘编自《人民日报》程泰宁《让当代创作更具中国气派——以建筑设计为例》）

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许宁生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全面了解大脑机制和功能更需要长时间的探索，这种创新往往需要高度专业性和长时间的储备与积累。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当前，推动脑科学、类脑智能、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大力建设人才队伍，为相关科研提供人才支撑。

⑤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摘编自201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有两大立场：一是所谓“夷夏之辨”，倡导“用夏变夷”；另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则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以诸夏的文明影响和改造所谓的夷狄，“用夏变夷”，使得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而国家统一的理想形态，也是统一在诸夏为主导的旗帜之下，至少要以诸夏的文化为鹄的。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廷使节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称说：“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就是证明。有些汉族人士也不乏类似的见解：“（匈奴）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这无疑是一种博大宽宏的胸襟，实际上成为了各民族开展交流与融合，实现天下安全的重要基础。就后者而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士”。所以，华夏的天子不仅是汉族的天子，更是全“天下”的天子，所谓“王者博爱远施”，故尔“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

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夷狄因文明程度提高而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因文明的毁弃而退为夷狄。而何休的观点更在民族融合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很显然，这是种具有明显的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

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伟大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各方面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阕庭。凤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行仁恩而皇之诚也。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诗》云：‘酌彼行潦，挹必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天下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黄朴民《新天下主义安全观？——中国古代的天下安全战略述论》）

我国传统史学有许多优长之处，史论结合便是其中之一。《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都是史论结合的代表。同时，在史书注释、书目提要中也都包含丰富的评论。它们代表了我国传统史学的理论积累，需要下功夫深入发掘和总结。

《史记》中的史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司马迁对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关切。他在《货殖列传》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一方面说明物质生产的历史有其自身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是由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决定的，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又是由于人们为满足物质需要而从事工作的结果。这些论点表明司马迁已经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力图以此为切入点探索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发表的史论，一般都认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臣光曰”，二是引前人的史论。其实司马光在书中还常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史论内容十分丰富而深刻。以“臣光曰”中关于治国用人方面的史论为例。司马光提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何为“贤”？司马光认为必须以德为本、德才兼备：“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关于用人方面的精彩之论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史论更是不胜枚举。

对于史书注释，许多人认为这纯粹是史料性的东西，没有什么理论含量。这是对史书注释的误解。比如，元代学者胡三省不仅对《资治通鉴》在文字方面作了详细注释，辨析史事上记载的讹误和前亼注释的错误，而且对以前的历史学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很多评论，这些评论多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比如，《资治通鉴》记梁武帝称：“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对此，胡三省注：“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这就揭穿了梁武帝的骗人鬼话。尤其可贵的是，胡三省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国家上下衣食住行，无不出于“民力”。

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史学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优良传统，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国史学发展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话语体系提供充足养料。

（节选自仓修良《史论结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优长》，中国社会科学网）

执着追求   造福人类

——评《新药的故事》

钟南山

①我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梁贵柏博士撰写的《新药的故事》一书，对于目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药领域，这是一本科普好书。

②作者梁贵柏博士是新药研发第一线的科学家，他结合自己多年实践经验和长期向业界前辈们学习的体会，以生动笔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从抗生素到抗癌生物药等对人类健康有着重大影响的药物，以及它们跌宕起伏的研发过程。我们可以从这本新药研发历史科普书中体会到创新的真谛。

③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我相信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时绝不是先想到这个药研发出来后会给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未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青霉素的产业化，以及有关艾滋病、河盲症药物的研发。科学家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是他们执着追求的动力。

④创新总是青睐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偶然发现一只黑天鹅不放过，更深入观察，进一步思考是否可以得出“天鹅不等于白天鹅”的结论。科学家常常不轻易放过意想不到的现象与实验结果，再深入探讨，就会有新发现。

⑤坚持与执着是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在本书提到的创新药物中，有哪个不是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创制成功的？我和一位学者合作研发一种抗实体瘤新药，在他研究15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25年研究，经过无数次失败及评审否决，我们均已年迈。他因突发性脑卒中半身不遂，曾想打退堂鼓。但看了这本书，我们要向书中的主人公学习，看到曙光，坚持下去就可能胜利！

⑥最后，精益求精。20世纪80年代，卡托普利已经是非常好的降血压药物了，但美中不足的是，常有白细胞降低及皮疹的副作用，科学家继续努力，更有效而且副作用小的依那普利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问世。

⑦对于从事药物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本温故知新的书。现代医药研发从磺胺、青霉素到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分子科学的飞速发展，集中体现了生物工程技术最前沿的突破性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性和技术性的突破如何被创造性地应用到健康领域，为人类造福。

⑧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来说，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作者用非常通顺的语言，清晰地讲述了新药研发的史实和知识，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和思考。作为一名理科出身的资深科学家，作者的文字素养可圈可点，尤其是在解释新药研发的科技背景时，并不令人感到艰深和乏味，而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体验。

⑨21世纪的新药研发仍将依赖于生命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需要更多投入，也需要更多像《新药的故事》这样的科普书籍，提高公众的医药知识水平，使医药创新得到全社会更广泛关心和支持。

（节选自《新药的故事》序言，有删改）

迷津处一片蒹葭

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305篇，最爱就是这首《蒹葭》。蒹葭二字似乎天生就是给诗歌作题目的，在纸上写，耳边听，嘴中念，心里想，都那么美，那么可思而不可言。这两个带草头的汉字也特别像身段娇好的美人，还带着那么点山野气，露水味儿。

②《蒹葭》是那种很彻底也很孤绝的诗。“诗无达诂”、“诗不可译”之类的话仿佛是为这类诗量身定做的。谓予不信，可试着改动或删除它一个字，你会发现，一整首诗都会喊“疼”！这样的诗注定是一个谜，公然挑战我们的情商和智力。古往今来，对这诗的解读早已成为一大悬案。如《毛诗序认为这诗是讥刺秦襄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也”。《诗本义》的解释更有趣：“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归，则不免为夷狄也。”“美刺”的传统固然肇端于《诗经》，然诗歌的本义一旦被坐实，赏读的趣味便要减半。还是朱熹老夫子聪明，他在《诗集传》里说：“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闲闲一笔，不仅消解了上述诠释的权威性，也给《蒹葭》的多元解读另辟了一条蹊径。

③蒹葭，是长在水边的芦苇。芦花色白，何况一大早还打上了一层如霜的白露！想象里，那长满蒹葭的水边该是一处野渡吧，没有板桥，没有扁舟，当然也没有鸬鹚，隐隐约约的雾，在水一方的人，如真似幻，扑朔迷离得一塌糊涂。那是一片亘古的迷津，在汉字里疯长了几千年的芦苇摇着头，逗引着那些“会思想的芦苇”纷纷加入这场“猜谜游戏”。

④上文学史课，每次讲到《蒹葭》，不免要问：“这是一首什么诗？”学生多半以“爱情诗”对之，殊不知古人眼里，爱情的地位远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大。不过读到一个“情”字也很了不起，应予肯定。然如果是写爱情，那也不是两情相悦，而是单相思。诗人和他的对象“伊人”实在离得太远，“在水一方”说的就是“距离”。而且，两个端点之间并非一条直线，而是——水，阻挡牛郎织女的银河不也是另一种“水”么？窃谓诗的美感一多半便是缘于这“距离”的营造。如果“伊人”近在眼前，唾手可得，真的还能兴起美感和追求的冲动么？写“距离”只是第一层。接下来的“溯回从之，道阻且长”，则是写求索过程的艰难，惟其艰难才乐此不疲。“过程”的终点是“结果”，可一旦有了“结果”，会怎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其所有的悲壮和崇高正来自石头推到山顶又会落下来。“宛在水中央”的“宛”字极妙，不仅渲染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朦胧意境，也附带让这“结果”永远地悬置起来，成了钱锺书所谓“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结果”的未知既是一种缺憾，同时又何尝不是一种无言的美丽？

⑤进而想，这难道仅仅是写爱情吗？理想的追求又何尝不是如此？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所谓“生活在别处”，宗教所谓“彼岸世界”，这些对人生“此在”困境、“彼岸”虚无的一种哲学表述，亦可作如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蒹葭》不仅写了景，抒了情，还言了理。要说“朦胧”，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朦胧诗吧。

⑥我想，中国人应该会背这首美感和哲思兼善的《蒹葭》，将这首诗刻录在大脑的硬盘里，就是出国了也不会走失，情绪低落时吟哦一遍，灰暗的天空说不准就会明亮起来。因为这是地道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的徽标，文化的基因和灵魂的胎记。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在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创建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而且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完全不相同的社会。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             )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             ）”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       )。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     ）的去处了。

（有删改）

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李斌

①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②《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③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铿，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④将一门技术掌握到炉火纯青，这固然是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的内涵又远不限于此。有人说，“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的确，倘若没有发自肺腑、专心如一的热爱，怎能有废寝忘食、尽心竭力的付出；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古的追求，怎能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没有冰心一片、物我两忘的境界，怎能有雷打不动、脚踏实地的笃实。工匠精神中所深藏的，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生命哲学，也有技进乎道、超然达观的人生信念。从赞叹工匠继而推崇工匠精神，见证着社会对浮躁风气、短视心态的自我疗治，对美好器物、超凡品质的主动探寻。我们不必人人成为工匠，却可以人人成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气质，我们的时代将以怎样的面貌被书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表现。工匠精神是手艺人的安身之本，亦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是企业的金色名片，亦是社会品格、国家形象的荣耀写照。工匠精神并不以成功为旨归，却足以为成功铺就通天大道。

（选自2016年4月30日《人民日报》）

当今，信息革命带来生产力发展质的飞跃，强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进步，深刻影响社会环境和文化形态，文艺创作也如此。互联网介入文艺创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传播途径扩大和呈现载体改变。就像部分戏曲演出于勾栏瓦舍，电影在黑漆漆的盒子里造梦，电视带来全家欢，一种文艺形式的发展、接受与所适配的媒介形式无法分开。网络小说、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网络综艺等以“网”之名蓬勃兴起的文艺形式不只是传统艺术在小小荧屏上再次呈现，而是有其独特的创作方法、传播规律。

互联网特有的“用户思维”，让受众成为创作关注点。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小说的阅读场景发生变化，写作场景随之改变。一位网络作家说，他特别重视读者在网络上的阅读体验，比如分段分节要短、条理要清楚；每2000字左右.这是手机阅读者能接受的最佳长度;每一章的故事剧情都要有进展、有悬念等等。根据第四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网民使用比例为78.2%。随着手机移动端的普及，手机已经不再是个人电脑的延伸.越来越多的视频内容开始适应小尺寸竖屏显示。与电脑“读屏”方式不同，手机是以“滑屏”模式呈现，相应的，在短句、短段、留白和空行技巧上都要更加适应“滑屏”特点，所以才会流行“一镜到底”的长图，才会为适应9:16的竖屏显示而自主削弱对背景、环境的交代，更聚焦于人物刻画。竖屏访谈类节目、竖屏短剧等也应运而生。

互联网“点对点”的传播特性和便捷的及时反馈，使得创作不再是单枪匹马的行为，受众可以广泛参与创作过程。在传统观念中，文艺创作是一项偏于“文科”的工作。但在互联网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理工专业的数据分析师加入创作队伍。他们研究分析网络上的点击量曲线和观众反馈，根据测算结果对创作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当前热播的古装剧《东宫》曾出现一个剧情高潮。大量网友在弹幕上对其没有配背景音乐表示遗憾。数据分析师对此迅速反应。在别集播出不到21小时的时间内为其加入背景音乐。许多观众得以欣赏更好的版本:网络综艺《这就是灌盐》本希望凭借明星导师吸引受众。但播出几集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网友更关注参与的球员。于是在之后的剪辑过程中就更多注重挖掘球员亮点。数据分析不仅能敏锐抓住观众的“看点”并对创作进行实时调整，更可以进行“定制化”服务。争取最大观众群。优酷在2017年创建泛内容大数据智能预测平台“鱼脑”，最近即将播出的一部网剧的男主角就是通过“鱼脑”对众多演员进行大数据分析，再结合剧情类型进行数据匹配，最终选择出来的。

互联网和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互联网产生的一系列技术变革使文艺创作紧随其后，而这种追随是为了更好地让作品抵达受众。创作者和受众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关系，在过去，虽然作品已经完成但依然需要接受读者和观众审问、评价，而互联网的便捷性缩短了受众反馈的时间差，再加上互联网“用户思维”的介入，受众已经加入到创作队伍中，甚至能够改变一部作品的走向。面对新形势、新技术，如何更好利用互联网特性，释放更大创造力，让文艺更好地为受众服务，同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是摆在每个从业者面前的课题。

(摘编自任飞帆《互联网给文艺创作生产带来深刻变化》)

材料一：

现代的人有一种感觉，读书这件事好像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必要了。收音机，特别是电视，取代了以往由书本所提供的部分功能，就像照片取代了图画或艺术设计的部分功能一样。但在这中间还是有一个严肃的议题：到底这些新时代的传播媒体是否真能增进我们对自己世界的了解？或许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比以前的人多了，在某种范围内，知识也成了理解的先决条件，这些都是好事。但是，“知识”是否那么必然是“理解”的先决条件，可能和一般人的以为有相当差距。我们为了“理解”一件事，并不需要“知道”和这件事相关的所有事情。太多的资讯就如同太少的资讯一样，是一种对理解力的阻碍。换句话说，现代的媒体正以压倒性的泛滥资讯阻碍了我们的理解力。

会发生这个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媒体，经过太精心的设计，使得思想形同没有需要了（虽然只是表象如此）。如何将知识分子的态度与观点包装起来，是当今最有才智的人在做的最活跃的事业之一。电视观众、收音机听众、杂志读者所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组成——从独创的华丽辞藻到经过审慎挑选的资料与统计——目的都在让人不需要面对困难或努力，很容易就整理出“自己”的思绪。但是这些精美包装的资讯效率实在太高了，让观众、听众或读者根本用不着自己做结论。相反，他们直接将包装过后的观点装进自己的脑海中，就像录影机愿意接受录影带一样自然。他只要按一个“倒带”的钮，就能找到他所需要的适当言论。

（摘自莫提默·J·艾德勒《如何阅读一本书》）

材料二：

2018全年，今日头条系数次被监管部门约谈、整改，大众和监管部门对今日头条系的不满，还因为它正将其用户束缚于“信息茧房”内。

“信息茧房”的概念出现于2006年。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公众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使自己愉悦的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年轻人们在“信息茧房”中待的越久，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也就越弱。

以抖音为例。这两年，抖音以专注于年轻人的短视频社交平台而自居。其在凭低俗内容疯狂收割流量之际，更加剧了“信息茧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信息茧房”背后是用户的自我“兴趣”被不断固化，这些“兴趣”更多地会因为平台对流量的贪婪而被恶俗化。

2017年9月份，人民日报连发三篇文章批评今日头条的算法推荐，并指出：拥有精密算法和先进数据抓取技术的智能信息平台，为什么屡屡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而不能自拔？为什么总在打规则的擦边球？智能平台的身上也应流淌“道德的血液”，不能只为眼前的流量而放弃了长远。今日头条凭自身掌握着平台技术的权利操控舆论的行为令人发指。即使技术本身没有价值导向，但其操作者却有。技术操作者的价值观正是决定平台价值导向的最大变量。今日头条作为信息资讯平台，用算法推荐为它的用户提供着多元信息，但带给用户的却是人为干预的“密闭空间”

（摘自搜狐新闻《信息茧房背后，今日头条是这样操纵舆论的》）

材料三：

（摘自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连续八年上升》）

材料四：

这个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与轨迹。许多人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也纷纷利用“宅家”时光，在书海中尽情遨游，从阅读中获得精神慰藉和自我提升。在本次调查中，有超过七成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的阅读量相较平日有所增加。

Kindle中国的阅读数据显示，在此期间，一大批与疫情和传染病相关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例如《血疫：埃博拉的故事》《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经典书目。洞察到这一期间用户对数字阅读体验的需求变化，Kindle联合全国逾40家优秀出版机构共同推出“电子书先行”计划，让广大读者在居家防疫期间也能畅享阅读，足不出户即可抢先读到诸多的新书佳作。

在2020年世界读书日期间，为推动更多人爱上阅读，Kindle中国启动了#读书的人有梦可做#阅读推广。在多媒介的联动下，Kindle中国希望借助年轻化的传播活动，阐述挚爱阅读，塑造梦想的品牌理念。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端发起创意传播及互动，并推出富有创意的跨界周边产品，帮助更多人了解读书的乐趣，培养阅读的习惯，创造更丰富的精神世界。同时，Kindle还联合时尚集团及影视明星高伟光、李汶翰、胡先煦，知名作家笛安、杨原等拍摄系列短片，记录各自关于阅读与梦想的故事和感悟，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阅读，创造梦想。将阅读这一精神食粮，传递给更多年轻人。

（摘自中关村在线2020全民阅读报告《解读中国读者阅读特征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