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得分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事先规定的。我用这譬喻是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作“团体格局”。

②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是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为什么“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这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③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

④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别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⑤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

材料二：

①为什么在差序人格的等级社会中，每个人自认贵贱有等、各安其命、各得其宜？因为封建伦理早已规定：“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也。”在这种伦理规约下，每个人出生以后就必须遵从“少事长”的差序人格，必须遵从“贱事贵”的天下“通则”，要在自己所属的阶层里自甘“认命”。很显然，差序格局否定人格平等，“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而具有差序人格的个体越多，差序格局的结构也就越稳固，并反过来更加有力地塑造差序人格”。

②在封建宗法社会里，人们对差序人格习以为常，因为恒常的“礼”早已成为固有的文化信仰。统治者以道德引导舆论，以礼仪规制社会，人们就会有廉耻感，且能端正自己。在传统家庭中，以长者为本位，女性、幼者和年轻人统统服从长者的家庭治理。个人只是“小家”的成员，必须服从家庭和家族的整体利益。这种以礼为内核所形成的等级思想对于个体而言如同“精神枷锁”，它既起到了遏制思想自由与扼杀人格独立的破坏作用，又是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文化土壤和制度根源，最终会固化阶层流动，从而限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

（摘编自徐汉晖《差序伦理与差序格局的内生关系考论》）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传统美学和文论中，“意象”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出现得很早并富有深广文化底蕴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主观情志与外界客观物象相碰撞而契合的产物。

“意”和“象”，最早见于《周易·系辞》“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之言，实质是指可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形象，传达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意义。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还进一步阐明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即是从内心的“意”到关注的“象”，再至依托的“言”；从文学的鉴赏来看；即从依托的“言”到关注的“象”，再至所传达的主观“意”。

将“意象”引进文学领域并实现其根本性语义转换的是晋代的挚虞，而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则第一次将“意象”答为一词并引进文学理论，使它具有了美学意义。实际上，刘勰是将营构“意象”作为艺术构思的首要任务来看待的。从此以后，对“意象”的认识及其在文艺美学上的地位就确定了下来，在文艺创作中，审美意象的营构是艺术家们必须要经过的一个步骤，是“眼中竹”至“胸中竹”的中间环节，即“意象”成为了现实生活向艺术作品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而同样，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意象”也起着一个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审美感受的桥梁作用，亦是第二个中介。在艺术欣赏活动之中，读者要运用自己的还原能力、再创造能力去复现、补充甚至丰富作品中的“意象”。这是从创作构思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一美学概念。

由“意”、“象”至合成词“意象“，经历一系列的演变过程和语义转换，作为一个专门的文学术语终于生成，并得到后世认同，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鉴赏、批评之中。

在我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中，“意象”的具体含义有四个方面。第一，“意象”是意中之象，可理解为“人心营构之象”，即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体的审美特性的有机统一，最有典型意象的是郑燮《题画》中有云：“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这里的此竹非彼竹，就是指客观的竹已在画家心中意化为审美的竹，形成了“意象”。所谓“成竹在胸”也是艺术家头脑中营构出的“意象”。第二，“意象”指艺术形象，特别是在明清的文艺理论中，普遍被采用来评论诗歌、绘画和书法创作。第三，”意象”指自然景物的形象。第四，“意象”指人物的风度神态。

总之，“意象”是有意味的具体彤象，或者说是显现在具象中的意味；是“意”与“象”的融合。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一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合体，是一种“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意象”如同是组件、基础、构架，不同的“意象”有机结合而组成文学作品，作品的意义和整体审美效应也由具体可感的“意象”生发而来。我国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沉浸在“意象”的海洋之中，“意象”也成为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

(摘编自雷江红《浅析中国传统“意象”的起源与发展》)

材料二：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羚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肉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这便是美在“意”中。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这便是美在“象”中。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材料一

近期发布的中国工程院某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指出，国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然影响到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目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是长期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

我国耕地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超过限量标准的重金属如镉、砷等长期存在于受污染的耕地中，并随水分下渗或在雨水冲刷下随水土流失扩散到周边，造成地下水或地表水污染。还有的随农作物种植和生长转移到农产品中，导致农作物减产或者威胁到粮食卫生品质。由此可见，耕地污染对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的影响具有长期性、隐蔽性。

近年来，我国在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技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重度污染耕地上，采用种植结构调整或替代种植方式；在中度和轻度污染耕地上，施用可降低重金属活性的药剂。这些治理措施消减了粮食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风险。但药剂只是暂时钝化土壤中的重金属，要维系成效，需要持续不断地施用药剂，不仅治理时间长，投入资金大，还难以确保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不造成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才能有效消除粮食生产和健康安全上的隐患。

当前，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耕地土壤重金属清除技术，是利用能够从土壤中大量吸收重金属并将其富集于植物地上部分的特殊植物，通过收割植物的地上部分逐年清除土壤中的重金属。这种能够吸收、富集并对重金属具有较强忍耐力的植物，被称为超富集植物。这种技术也称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不破坏土壤和河流生态环境、不引起二次污染等优点。

幸运的是，经过20年的技术积累，中国在净化砷镉污染农田的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储备方面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而且取得了良好的应用示范效果。在广西河池环江县，上万亩重污染耕地土壤，采用超富集植物与经济植物（桑树等）间作的耕地净化技术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地方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技术支撑、农民主动参与”的环江农田土壤修复工程，在改善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同时，也为环江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植物萃取修复技术可以彻底净化重金属污染耕地，收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在植物萃取技术的工程实践方面已有良好的储备，但在推广应用层面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相对于末端治理的安全利用技术，以净化耕地为目标的植物修复技术所需启动投资相对较多。虽然前期投入相对较多，但从运行的第二年开始，植物修复技术的后续运行维护费用即可显著降低。很多情况下，在开展植物萃取修复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间套作方式与当地的种植业有机结合，既保障农产品的卫生品质，同时也可以保证农户的收益。从长远来看，植物修复技术的总成本要远远低于安全利用技术的总成本。

土壤生态关系粮食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耕地污染涉及公众利益和粮食卫生品质，严重制约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势必给民众身体健康和家庭收入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耕地污染对粮食产量和卫生品质的威胁。

如何保障我国耕地质量和农产品安全，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将污染耕地修复纳入生态建设长远规划，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针对污染耕地开展长期修复治理工作：二是加强配套政策扶持，如通过国家专项基金，对以净化为目标的耕地修复工作给予启动资金和相关政策支持，减轻地方政府压力。三是加大科普和政策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国家在解决耕地污染问题上的政策规定和实践成果，不断强化各级党政干部和民众的科技与环保意识，增强参与解决耕地污染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

（摘编自陈同斌雷梅《从源头上消除土壤污染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材料二

让中国人改变餐桌文化并不容易。中国人讲究民以食为天，所有大事都在盛宴之后决定，即使是平常日子，餐桌上也很丰富。于是，很多时候饭菜吃不完，都被扔掉了。

中国平均每年浪费1800万吨食物，相当于3000万人到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中国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因为美食是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烹饪是中国主要文化传统之一。中国有多个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浙菜等，其食谱、食材、酱料和口味各有不同。中国人请客习惯点“一桌子菜”，菜是大家一起吃的，只有米饭是各人吃各人的。而且点菜的人通常都有这种想法：多点一些菜，每个菜浅尝辄止；如果客人吃不好，这对主人来说很没面子；餐桌上不能只剩下空盘子，倘若每盘菜都吃光了，就意味着客人们还没吃饱。结果，很多菜被剩下，然后丢到垃圾桶。

餐桌上铺张浪费是很多中国人好面子、摆阔气的下意识之举，要遏制起来并不容易。为了树立节约粮食的好风气，耐心的教育熏陶比干巴巴的禁令更有效。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中国大力倡导珍惜粮食好风气》）

云南民族体育文化源于人民的劳动和生产，发展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一些传统的体育文化因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而逐渐被破坏，乃至消失。传统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也随着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变化处于濒临灭绝或退化变异的状况。

从目前来看，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不成熟、学科体系不健全、基本概念表述不全面、传统运动项目的挖掘和保护不科学、特色体育文化村寨开发不合理等问题制约了云南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民族体育文化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人民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薄，人民在参与体育活动时过于追求现代化的运动项目，阻碍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人民在传承云南民族体育文化过程中缺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性，很多人眼中只看到了外国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优越性，在参与体育运动中过多地选择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缺乏对民族体育文化内涵、价值的理解，导致民族体育文化在发展、传承中失去了原有的体育文化价值，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

云南从古至今就以她的“美丽、丰饶、神奇”显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天堂。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更应该加强旅游业的发展，扩大旅游业的规模，与沿边地区加强旅游合作，特别是结合各民族的体育文化节，制定各民族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周”、民族体育文化宣传月"。如借助傣族“泼水节”的赛龙船、放高升，白族“三月街”的赛马，纳西族的东巴跳等等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与周边国家、地区、民族加强交流。在各民族体育文化活动的时候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民共同参加民族体育盛事。同时在民族体育盛事中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如瑶族的绣球、毽子，佤族的木鼓、鸡棕陀螺等，这些民族体育用品可以制作成民族体育文化产品，这样在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传播和发展。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应抓好机遇，大力向沿边国家、地区宣传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展现云南民族体育的“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风貌，同时也成为云南体育旅游业的一个新的亮点，为云南旅游事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云南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传播、发展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幸福路、必由路，云南是重点门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敲门砖，是搭建政治互信、文化互通的桥梁。因此，云南省应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开展文化交流、旅游资源开发和品牌塑造研究，通过多种渠道打开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往世界的大门，让全世界都认知与了解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

(摘编自金南何茂玉林聪《“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研究》)

先秦哲学家荀子在《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这话运用到艺术美上就是说：艺术既要极丰富地表现生活和自然，又要提炼，提高，集中，更具普遍性地表现生活和自然。由于“粹”，由于去粗存精，艺术表现里有了“虚”“洗尽尘淬，独存孤迥”。由于“全”，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虚”和“实”辩证的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

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很早就掌握了这虚实相结合的手法。例如近年出土的晚周帛画凤夔人物、汉石刻人物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等，我们见到一片空虚的背景上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人物行动姿态，删略了背景的刻画，正像中国舞台上的表演一样。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是有独创性的，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行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例如川剧《刁窗》一场中虚拟的动作既突出了表演的“真”，又同时显示了手势的“美”，因“虚”得“实”。中国传统的艺术很早就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民族的独特的现实主义的表达形式，使真和美、内容和形式高度地统一起来。反映这艺术发展的美学思想也具有宝贵遗产，可为我们从新的生活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提供借鉴。

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特殊艺术——书法，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里面都是贯穿着舞蹈精神，由舞蹈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唐朝大书法家张旭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而悟书法，书法中虚灵空间所展现的流畅动态，既是美的，同时又能表现生活的真实。书法的美感也正是千百年传承的民族表现形式，如果取消这种动态，代之以纯现实的做工，那就是取消民族传统。

中国艺术上这种善于运用舞蹈形式，辩证地结合着虚和实，这种独特的创造手法也贯穿在各种艺术中。大而至于建筑，小而至于印章，都是运用虚实相生的审美原则来处理，而表现出飞舞生动的气韵。由舞蹈动作伸延，展示出来的虚灵的空间，是构成中国绘画、书法、戏剧、建筑里的空间感和空间表现的共同特征，而造成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特殊风格。研究其特殊贡献，有助于人类的美学探讨和艺术理解的进展。

(摘编自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总是离不开诗呢?那是因为诗和我们的文化有着紧密的联 系，我们这个民族把诗意看作自己民族文化的本质。说到底，西方人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则是用诗意的方式理解世界,这是我们特有的思维方式。

苏东坡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提到了一个典故:尧统治天下时,手下的法官皋陶要杀 犯人，但尧反对了三次，主张不杀。主考官欧阳修特地问苏东坡这个典故的出处，苏东坡坦然回 答：“何需出处！”他是根据策论的需要，自己编造出来的。还有个例子是《史记》。《史记》是 司马迁写的史书，但鲁迅对它有这样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鲁迅非常含 蓄地指出，《史记》其实不是真实的史书，它是散文、是诗。譬如“鸿门宴”，写得如此精彩， 所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但鸿门宴在历史上有没有如此真切地出现过呢?其实司马迁只是非常 合理地写了一段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重要的一位史学家，也是用一种 诗意的方式，在为我们民族留下那样一段可能存在的历史。

我们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就是诗意，或者说诗意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 为什么诗像梦一样一直缠绕着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我们民族的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从小能够读几首诗、背几首诗，因为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东西。

纵观我们民族的文学史，应该说它也是一部诗的历史。大家可能很熟悉胡适先生关于文学 史的观点，那就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他认为中国文学是这样发展的。但你要知道，当时胡 适提倡白话文，他的意思是说文学是发展的、是进化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完全是有理由的。 为此，他需要寻找一个根据、一个史实，所以提出了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观点。然而事实上，他的 这个观点把中国文学史中诗的重要地位给抹杀了。诗在我们中国文学里，实际上从来都是主导 文学的，唐诗不谈，宋也是以诗为主。称苏东坡为诗人他很开心，叫他词人就未必，因为词是诗 之余。元明也是如此。到了清代，晚清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诗人，在文字狱的背景下，这批文 人实际上保存了汉文化的经典，清诗用了很多的文学典故，他们把诗写得非常含蓄、非常精彩。 即便是小说《红楼梦》，它之所以精彩,也是因为它的诗意。整部《红楼梦》，写了许许多多的 诗，但曹雪芹是根据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份在写诗，因此小说中的这些诗并不能代表曹雪芹本人 的最高水准。曹雪芹真正以自己的身份写的诗，流传下来的只有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 蛮素鬼排场。”这两句诗很明显有“诗鬼”李贺的味道，这也说明曹雪芹本人其实是一个诗人, 而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

（摘选陈鹏举《用诗意理解世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删改）

经常上网听音乐的人，对“国风音乐”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国风音乐的主体元素，是一种曾被称为“古风歌曲”的小众音乐形式，其特征是混合了琵琶、古筝等传统民乐的配乐以及半文半白、意境典雅的歌词，受到部分年轻人的喜爱。这些年轻人自己写词、谱曲、放到网上传播，形成了一个青年音乐群体。后来，古风歌曲吸收融合了带有古典气质的流行音乐、民谣、世界音乐等音乐类型的部分特征，曲风更加多样，外延更加宽泛。于是，凡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渐渐都被统称为国风音乐。

近年来，国风音乐正逐步进入大众视野。2015年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结绳纪”国风音乐盛典，2016年在“鸟巢”举办的国风主题演唱会，可以说是国风音乐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以国风音乐为主题的音乐会越来越多，据统计每年不下500场。而在互联网上，国风音乐视频播放量节节攀升，仅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一个平台，就可实现每年1亿次以上；在抖音上，一个唢呐演奏者有几百万粉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2018年底，还出现了一档以国风音乐为卖点的选秀美综艺节目《国风美少年》。有专家判断：国风音乐已迎来真正的爆发，将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热点。

在专业音乐人看来，国民音乐并非一个“音乐类别”，而更像是一种“音乐现象”。它并非凭空诞生，而是传统音乐元素和文化元素的一种现代转化。这一概念有很强的包容性，表现形式也十分多元。在内容上，既包括民族器乐，也包括流行歌曲；在音乐风格上，除了传统的五声音阶之外，亦可包含说唱、摇滚、民谣、电音等元素，能满足广大听众群体的不同口味。

目前，国风音乐的受众主要是以“90后“00后”等年轻人为代表的观众群。对于他们来说，国风不只是音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态度。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几乎与国风音乐同时兴起的汉服热。如今，走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身着汉服的姑娘，美丽自信。而且她们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场合去装扮，就是作为日常服饰。还有以《大圣归来》《哪吒》为代表的国风动漫、占据视频网站横幅广告的古装影视剧、热度正在升高的国风舞蹈……甚至连时尚界都开始主打国风元素。可以观察到，这些小众圈层之间已出现”共融”趋势，如国风音乐歌手几乎成为各个动漫展览上的”标配”，从视觉和听觉上共同营造出一种充满中国审美气质的整体氛围。

国风音乐的流行表明，中国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如今更加被重视、被需求。正如中央歌剧舞院首席作曲张渠所说“每个国家的民众都需要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音乐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音乐的流行是一个必然趋势。”

（摘编自周飞亚（“国风管乐”悄然流行》）

提到文化传统，人们一般会如此回答：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传习下来的稳定、固化的东西。然而，如此理解的文化传统是即成的、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就如同考古对象一样，所谓文化传统只是一种逝去历史的文化遗存，一种文化的“木乃伊”。从时间的存在维度上来看，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中，这种通常的理解，是把文化传统界定在“过去”的维度中：所谓文化传统就是已经“过去”的给定存在。这种理解必然产生两种接续下来的结论：其一，把传统当作已经定型的，不再生长、变化、发展的存在，文化传统犹如古希腊哲学理解的世界本体，被当作变中之不变的“实体”；其二，以“过去”的文化传统作为固定的范型，用以衡量“现在”和“未来”，把“现在”和“未来”统统注入“过去”的范型里，使之成为“过去”的复制品且无限地复制下去。在实践上，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崇尚“过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面对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只有简单的继承而没有创新。

当然，笼统地说，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下来的基本经验和生存方式。但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经过世世代代不同文化承担者的阐释，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作用和影响，就会出现传统延传的文化变体，即不同的阐释“文本”。文化传统的变体是相对于文化本体而言的，但是文化的变体和本体之间并没有绝对清晰、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本体的阐释形成了变体，而变体又丰富了本体并转化为本体。每个时代都存在一种或多种不同的诠释“文本”即文化变体，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变体系列本质上就是文化本体，换言之，就是文化传统本身。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本体与变体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打破了文化传统的固化结构：文化传统的变体不断地改变着传统本体的面貌和内涵，使传统本体处于流变的过程中。这一辩证过程使文化传统活化，赋予传统以一种生命的性质，使文化传统成为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这就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对传统的阐释过程，亦即“视域融合”过程。

所以，文化传统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已经形成的、过去了的既定存在。恰恰相反，文化传统是既成文化和未成文化的统一，易言之，是以它“过去”为基础、“现在”为问题源和背景、“未来”为本位的统一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呈现为中国文化本体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文化变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促使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生长。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文化本体和文化变体的作用和转化的过程，其间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部分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还将是一个正在生长并继续生长的文化共同体。所以，我们应当把中国文化传统看作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生命体。

(摘编自丁立群《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浑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的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把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这种例子在移民社会中很多。在美国旅行的人，如果只看地名，会发生这是个“揉乱了的欧洲”的幻觉。新英伦、纽约（新约克）是著名的；伦敦、莫斯科等地名在美国地图上都找得到，而且不止一个。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并不能象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土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

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

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的探讨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可以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较早，当与人类法术思想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圣经》中的诗篇、古埃及的《阿维斯塔》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是相对圣诗而言的，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却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的产物。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文化。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作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但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是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由于贵族为得到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与史诗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是因为它们出自远离宗教圣事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

（摘编自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