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球诞生新说

蒋葳

①关于月球起源的争论由来已久，不久前来自南非和荷兰的两位科学家提出新的看法，认为月球曾是地球的一部分，在约45亿年前的一次大型核爆炸中与地球分离，并逐渐演变成地球的一颗卫星。那次大爆炸的强度相当于400亿颗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

②两位科学家是根据一种裂变理论提出这种观点的，这种裂变理论早在19世纪初就有科学家描述过。该理论认为，地球和月球都来自宇宙中同一旋转的熔岩，后来一部分分离出去形成了如今的月球。然而，除了撞击以外，19世纪初的科学家无法用其他理由来解释形成月球的那一部分熔岩是如何分离出去的。

③目前，关于月球的形成，主流科学界中最流行的就是这种大碰撞学说。该学说认为，地球在形成初期曾遭到火星体大小的外星体的撞击，而月球就是在此次碰撞中形成的。然而，不久前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重新对月球岩石进行了化学分析，他们发现月球和地球拥有相同的氧、硅和钾等同位素元素，这表明两个星体有可能有相同的起源，而月球的物质组成应当仅仅源自地球。因为太阳系进化的模型显示，地球的化学组成和撞击天体的化学组成不可能是同样的。

④如果地月同源的话，只有大型核爆炸才有能力将地球物质喷射到太空中从而形成新的星体。此前有关地球内部构造的传统理论认为，地球的内核是由部分结晶的铁和镍铁合金组成的，内核外面是由液态的铁、镍和一种或多种较轻的元素组成的流体核。1940年以来，这一理论在地球物理学领域一直处于支配地位。最近，美国的地球物理学家亨顿经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核地球”的新观点，亨顿认为，在我们脚下约6500千米深的地方，有一个由铀和钚构成的直径约 8千米的巨大的核反应堆内核，正在不断地进行核反应，从而产生了地球磁场，并为火山和大陆板块的运动提供能量。这正好可以解释传统地球构造理论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地球磁场平均每20万年发生一次磁场极性倒转，且磁场强度会周期性变弱或变强。

⑤这个天然的反应堆形成之初体积应该较小，但是随着放射性元素等能发生爆炸的物质逐渐增加，在核心区域附近形成了巨大的液态物质聚集区，岩石中的放射性物质发生反应，当其与足够的燃料相混合的时候，就会产生巨大的爆炸。这一理论恰好也能解释地球所释放出的能量要高于所接收到的太阳能的现象。

⑥南非和荷兰的两位科学家相信，在地球形成初期，造成月球从地球分离出去并进入轨道的能量是由地球地幔边界的一种超临界反应堆所产生的。这种反应堆产生足够的热量使得地球上的硅酸盐等物质蒸发并被喷射出去。他们认为，要想证明这一理论，需要依靠未来的月球探测任务带回月球内部更深处的物质样本。

（有删改）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此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路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家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老子认为，“道”之所以尊贵，在于它对事物不妄加干涉，这样人与自然就和谐了。庄子提出“太和万物”的观点，认为万物天然处于和谐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应该“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即以天道来规范人道。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看，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说：“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客观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摘编自赵建永《道法自然的智慧》）

中国古代并未把“诗心”作为一个诗论范畴来使用，“诗心”应该是一种超脱、淡泊、自由的审美胸怀。

儒家“心性论”的“心”是一种以“善”为根本的“道德心”，这种“道德心”包融着像屈原、杜甫那种积极“入世”，关怀家国命运、民间疾苦，“执着”地、真情地去抒写世道沧桑、生命悲欢和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之心，这是一种充满社会关怀、现实关怀、人类生存关怀的富有人文主义精神之心。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与禅宗的心性论所阐述的“心”或“性”更切合作为审美胸怀的“诗心”的本质特征。“自然无为”便是“道心”，人的心性达到这种境界就是超越了世俗的“道心”境界，从而进入逍遥自由的心性境界。禅宗认为必须不执着于物，不生贪念，不被五光十色的尘世现象引诱迷惑，经常保持清净的心态，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境界，而这种禅境既是美好的人生境界，也正是我们所谓审美胸怀、所谓“诗心”的境界。

当然，单从儒、道、禅的心性论理解“诗心”的性质特征是不够的，“道德心”和“智慧心”还不是“诗心”的特质。从中国传统诗论看，“诗心”的特质在于情感性——“诗心”是一种以情感为特质的性灵之心。

“诗心”在诗歌创作乃至一切艺术创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诗心”作为一种审美胸怀，是优秀诗歌创作的心理条件，是创构艺术意境所必备的心灵境界。可以说，没有“诗心”就没有艺术意境。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没有美就没有艺术意境，而“诗心”是发现和产生美感的心灵境界，因为美的发现和容纳必须凭借于艺术家禀赋的“审美胸怀”，所以有“诗心”才能创构艺术意境。

当艺术家带着某种欲望即功利态度去看世界时，他们就既看不到美、不能判断美，也不能产生美感，而当艺术家“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以一种无私的、不旁及实用功利和欲望的心态，如同“童心”般的“诗心”去看待世界时，他就不仅能看到美，而且能把握住美、容纳美，进而创造出超越平庸的艺术境界。

第二，艺术意境须凭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创构出一个虚实相生的想象世界。

诗不囿于“写实”，要超越现实，表达理想追求，就是既要有合乎自然的“写境”，又要有超越现实的“造境”，有实有虚，虚实统一。就是说，艺术对于自然的描写，只有通过“诗心”的映射才能构成一个“渊然而深的灵境”即艺术意境来。

第三，艺术意境的创造必须凭借感情去体验、把握宇宙自然、人生世相，化景语为情语。

“诗心”，是一种具有情感特质的审美心灵，既有“超旷空灵”的胸怀，又有“缠绵悱恻”，即具有丰富、热烈、深沉的情感。深沉的情感，“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体验宇宙人生的深哀或真乐，唯此才有艺术意境的创成。顾恺之的画境、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境的创造，莫非如此。诗情画意、宇宙人生浑然一体，这就是饱含情感的“诗心”创构的艺术意境，

“诗心”是诗人、艺术家创构艺术意境的一种审美心灵境界。在人生实践上也是成就一个人审美人格、创造艺术人生的心理条件，两者是统一的。诗人、艺术家只有自觉培养并拥有一颗充满人生关怀和社会关怀的热情，以自然无为、超脱自由为特征的“诗心”，才能真正达到审美的人格境界、人生境界。

（摘编自柯汉琳《论“诗心”》）

陶渊明与魏晋玄学

袁行霈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烦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陶渊明读经不拘泥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渊明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陶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他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

（节选自《袁行霈教授讲解陶潜》，有删改）

材料一：

工匠精神如何助力中国成为制造强国？首先需要厘清工匠精神的现代内涵、工匠精神产生于手工艺时代。先秦时期，《周礼·考工记》曾对工匠的工作有这样的描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手艺是一种谋生的技能。工匠们结合生产生活实践，创造性地发明了各种生活器皿与生产工具，使各种材料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在使用工匠所制造的器具时，人们能通过这些器具感受到匠心独运的高超技艺，体味到这种匠心之中所包含的生活大智慧。

这只是传统的“手工匠”精神，现代工匠精神需要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的有机融合，小至瑞士手表，大至波音飞机，都是传统手工和现代机械技术相得益彰的结，在波音生产线上，大量工作主要由人工完成，因为机械流水线保证不了零件高精装配。然而，这只是手工技术和现代科技的初级整合。实现手工和现代科技有机融合，需要更高层次的科技突破。例如，苹果公司iMac支撑架的高精需求，全世界仅有日本小林研业的纯手工打磨能满足，但产量有限。苹果公司视频记录手工打磨全过程，精密分析手工操作精髓，将结果用于改进机械加工技术，成功实现了机械化产量。真正的工匠精神渴求富创意、有创见、敢创新的匠人，只有在“创”中才能成就这样的匠人，“创”者，从仓从刀，敢于对既有知识仓库内的成果大刀阔斧改造，这是现代工匠精神应有之意。

最近，在美国著名众筹网站Indiegogo上，有一个中国项目Czur扫描仪首发即筹得近百万美元。Czur重新定义了扫描仪，可自动“抚平”卷曲纸张、清楚手印、切除白边，可扫描3D物体、变身视频展示台，还能自动连接高速Wifi传输。这种扫描仪跟手工技术完全不搭界，但无疑是现代工匠精神的完美诠释。通过对扫描仪技术性能的极致开发，完成智能扫描仪的华丽转身，这是只有会思想的芦苇才能完成的任务。如果他们只管轴躬尽瘁、任劳任怨地在现有技术路线上精益求精，没有批判、创新，那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匠精神、

“匠”在字形上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空间内斤斤计较。工匠精神需要斤斤计较，不仅计较品质、手工技艺的炉火纯青，更要计较手工与科技的相互增益，计较富创意、有创见、敢创新思想的诞生。倘若我们仍是把鼓励工匠精神当作鼓励人人安心做忙碌的陀螺，这不仅极易误导人们，也不利于工匠精神文化的发扬光大。

材料二：

当下，在中国发展智慧产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关注和重构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如果没有建立起这种文化体系，中国制造业就无法转型升级，无法从一个制造大国顺利地走向全球制造强国。

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行为文化。要鼓励消费者的“挑剔”行为。美国管理学家波特指出，消费者近似于苛刻的“挑剔”行为，是日本厂商改进产品质量的重要外在力量。因此，马马虎虎、过得去就行的消费行为，其实是纵容厂商在构建工匠精神上的不作为。

建设支撑工匠精神的管理文化。国人的工匠精神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把聪明劲用在了“灵活性”上了，经常对应该遵守的程序和规则采取变通处理方法，比如对应该严格遵守的加工操作程序和步骤，不是一丝不苟地按部就班，而是“灵活地”跳跃处理。很难想象，这种“不守纪律”和程序的工作态度，可以生产出德国那种高精尖质量的产品很多时候，固守某种程序，看起来是傻，其实是精明。因此，企业应当在管理方法上处理好“灵活度”与“守纪律”的关系。

_________________，工匠精神的确立，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市场体系的制度规范和管理要求。如果市场秩序混乱，就没有人会愿意去精益求精。例如，如果政府对市场中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不处理，假货制造与销售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就等于变相地放纵这类行为，最后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因此，为了给具有工匠精神的企业创造生存的土壤，鼓励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政府必须严格地监管市场竞争者，惩罚造假、侵犯知识产权等不法行为，尽快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合力，形成制假必重罚的制度。

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形态，它需要在长期的价值激励中慢慢形成。让工人技师有崇高的地位及不菲的身价，是鼓励实体经济复苏、抑制社会浮躁、恢复崇尚实业和技术技能风气的开始。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共同致力于建构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应该就是战无不胜的，那时应该就是中国跨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刻。

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

李华瑞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认为宋代“积贫积弱”到高度美化和推崇宋代历史。这种评价的转变有两条线索，一是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假说“宋朝是中国近世的开端”，以为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越西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假说后来被概括为“唐宋变革论”，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标签；二是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序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被大多数治宋史学者和众多媒体奉为圭臬。

其实，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唐宋变革论”立足于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西夏金。“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杉山正明）“唐宋变革论”另一个核心观点“中国文明至宋代没有再进步”的停滞论实际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近几十年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表明，明中叶后的经济已超越宋代经济发展的水平。而陈寅恪先生所言的赵宋文化“造极说”代表了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识，仅指汉族文化而且特指儒家文化。显然，用这两个观点看待宋代的历史地位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性也大大局限了宋史研究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有几大问题宋史研究都极少涉猎。由于宋朝武功不竟，北宋的面积大约只有260万平方公里，南宋更为狭小，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弱。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面积最为狭小的主要朝代，而且它东、西、北三面受阻于辽、西夏、金，因而宋史研究先天缺少汉唐史研究中的“中西交通”和元明清史研究中的“边疆史地”等大课题，也缺少历代边疆民族历史语言文字的课题，如鲜卑语、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吐蕃文、于阗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等研究，还缺少西夏元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融汇的课题，等等。而这些课题是关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大问题。当然宋代的海外贸易相当发达，但这不能与“中西交通”相提并论，因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只是停留在经贸关系上，而不是直接与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和地区展开全方位的政治文化的对话。近几年《清明上河图》中有无胡商、画中骆驼是否来自西域的问题引起学人的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个显例。

尤其到南宋，文化更加内倾，理学的排外思想是其后中国历史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此类问题在上世纪还被经常提起和论述，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越来越少有这种声音了。有学者以为“南宋模式的文化已经成为汉文化的大传统”，这个看法跟前面讲到民国时期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是一致的。其实在北宋和南宋时期，辽和金对“汉族”概念的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经过元朝时期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融合，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形成了几大区域文化。对南宋文化的继承主要是在南方地区（以江南为主），明清特别是清时期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不可能没有南宋文化的影响基因，但是“南宋模式”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需指出的是，宋朝文明在20世纪以来得到域外学者的很高评价，但是在当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明的不是宋朝，而是辽朝和后来的蒙元。

（节选自《社会科学报》第1707期）

材料一：

金庸先生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被称为“查大侠”，但是他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他的选择既非机灵圆滑的韦小宝，也不是老实憨厚的郭靖，或者优柔寡断的张无忌。

倪匡曾经评价：“段誉有绝顶武功，朱蛤神功好像没有怎么用过，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斗酒时却大派用场，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倒十分实在。”在性格上，段誉博学多才、善良固执，被爹娘取小名为“痴儿”。由此看来，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

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清通’的境界，没有一点杂质，很通透的”。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涉及江湖，也涉及江山。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囿于一偏僻山村或一都市庭院，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疆域和风光随人物的足迹如画卷般慢慢展开。这些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所风靡的香港社会，以及从香港辐射出去的东南亚和世界华人群体中，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民族想象。

（摘编自蒲宁《金庸：一代大侠的谢幕》）

材料二：

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正是从国家的层面告诉我们，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不可避免的存在跨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文学作品方面。文学作品顺利地走出国门，有利于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使我们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因此，分析文学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遇到的问题并思考改进策略，有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更好地发展。

金庸小说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创作了典型的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它以武侠元素为主要特征，融入了家国情怀、侠肝义胆等多种“正能量”的元素。在书中金庸先生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功力，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同时也是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

金庸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作品问世之初就引起了香港读者极大的兴趣。20世纪七十年代末，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进入内地，并迅速流行。金庸的文学作品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跨文化的海外传播，最初是在东南亚地区迅速传播，此后在日韩地区也广为流传，这些现象的出现，或许是因为同处于亚洲，国家之间有某种文化上的相似性，所以文学甚至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相对容易。

在西方文化中，金庸小说的传播显得落后很多，金庸众多小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以完整的英译本的形式出版，而且翻译的质量也不尽相同。

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困难重重，但是我们通过分析，依然可以看到传播有很大的可行性。

现在是一个网络技术发达的时代，我们想看的书籍，几乎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这在无形中为文学的传播拓宽了道路，对于那些对金庸的文学作品存在兴趣的海外读者来说，也提供了更加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因此，互联网的盛行为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

金庸的武侠小说自成一派江湖，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永不褪色的一条支流。其浓厚的文化底蕴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都吸引着读者去品读与鉴赏。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金庸文学作品在国内外的研究动态，积极地改进我们现有的传播方式，帮助金庸文学乃至更多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走出国门，实现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摘编自李亚男《金庸文学作品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建议》）

材料三：

自古以来，武侠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侠客英雄。自《史记》之后，“侠”的形象就存在于人心，唐宋元明清的武侠小说中重视的是除暴安良、快意恩仇。其中宋朝阶段游侠形式的小说变少，白话公案、侠义小说则成了中下层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式样。在近代，辛亥革命后各种思想流派涌入中国，报业、出版业得到空前繁荣，文学艺术得到大力发展，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异彩纷呈。而当代武侠小说以古龙、金庸、梁羽生等人为代表。90年代以后，随着玄幻武侠的出现，传统武侠小说引申出了玄小说，但其小说里面的人物已经不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那么贴近生活了。

儒家“仁爱”思想体现出了孔子的“仁者，爱人”。仁爱思想不仅贯穿整部《论语》，而且还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儒家认为‘仁’是‘爱人之本’，认为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的德行，而是指一切德行的总和，金庸武侠小说在其作品里详细地表达了其背后深藏的儒家思想。

（摘编自马莲《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侠义文化微探》）

材料一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过程的模拟，它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方法，赋予机器模拟、延伸和拓展类人的智能。AI概念最早始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受限于算法和算力的不成熟，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应用和推广。

近年来，在大数据、算法和计算机能力三大要素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据中国电子学会预测，2022全球人工智能市场将达到1630亿元，2018-2022年其复合年均增长率达31％。

国内人工智能追赶速度迅猛，在强有力的战略引领和政策支持下，依托庞大的数据体量、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高度的互联网普及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持续保持蓬勃发展态势，并跻身全球人工智能第一梯队。

技术上，我国人工智能论文和专利申请量长期雄踞世界首位，在国际技术竞赛中多次拔得头筹；产业上，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全面布局人工智能生态，以寒武纪、科大讯飞、商汤科技为代表的初创企业深耕垂直领域，打造技术护城河。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资本投入、企业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智能技术与实体融合持续加强，落地场景不断丰富。

但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与美国、欧洲相比，我国在产业链分布上更加集中于应用落地端口。长期市场化导向导致国内行业发展结构性失衡，基础理论缺乏、原创算法薄弱、高端芯片依赖进口等问题凸显，这也反映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不牢的风险点。因此，站在科技创新的“巨型风口”，我们更需要审慎后续技术路线和产业发展路径，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补齐技术短板。

从中短期看，技术侥化、落地场景的开拓和渗透是最主要的增长点；从长期看，智能生态体系建设才是弯道超车的必由之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生态体系的建设，包括大数据、算法理论、底层技术、应用生态、人才储备等层面。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探索期，如何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拓宽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经济融合场景着力点在于人才储备和持续的研发投入。

从人才的角度，收窄技术差距的根本在于优化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当前政策应侧重建立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人才资源池，尤其是在基础学科领域突破人才瓶颈。同时，打破“唯数量论”的科研评价和考核体系，改变人才激励机制。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和科研产出数量全球领先，但质量堪忧。唯有从源头改变评价机制，才能实现“量多而质优”的提升。

（摘编自华泰证券《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深度报告：格局、潜力与展望》）

材料二

2020年6月19日，国家大数据灾备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发布《大数据应用和权益保护研究报告》，提出了大数据风控和权益保护的12条原则。21日，第二届北京智源大会召开，来自国内外人工智能(AI)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AI趋势及核心发展方向等话题展开讨论，大会首日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AI精度与隐私的博弈”。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个人隐私和个人权利保护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在发展AI技术、促进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同时保护个人权利，让AI和大数据技术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技术工具，这既是AI和大数据技术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也是立法以及个人权利保护面临的挑战之一。

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欧盟率先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AI和大数据应用与个人权利之间，划出了条条硬杠杠。在AI和大数据技术发展的策源地美国，隐私保护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宪法问题来对待，在当下联邦法律的制定和有关司法判例相对于AI发展和大数据应用显得滞后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以行政命令保护个人权利，宁可牺牲AI和大数据技术在本地应用所带来的效益。实际上，随着AI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不论是技术人员还是社会成员，都越来越认识到个人权利保护，尤其是个人隐私权保护，应该成为AI和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效益的一部分，而非将技术发展与个人权利保护对立起来。

《大数据应用和权益保护研究报告》称，今年5月，杭州市卫生健康委提出的“健康码”所涵盖的个人信息范围，曾引起广泛的关注。按照相关消息，“健康码”将集成个人病历、体检数据、生活方式管理等信息，生成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并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在公众反应强烈的情况下，杭州在6月份发布了《健康码开发运行规范管理办法》，要求有关部门、单位不得收集与健康码项目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以此来平复人们的担心。

也就是说，AI和大数据技术应用，尽管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能把应急管理的权宜之计变成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的方向”。

（摘编自光明网《不应该以偏废权利为代价求得AI发展》）

材料一   孔子教育儿子伯鱼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实际上，这是孔子依据西周以来《诗》与礼共生互动现象，对《诗》礼传家文化现象的精辟概括与科学总结。

所谓“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礼来源于俗，是俗规范化与制度化的产物。其中，礼义是礼的核心内容：“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这是因为，任何礼制如果不能表达礼义，或所表达的礼义不合时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故习礼，自然是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毛诗序》）。故收录于《诗经》中的作品，不仅是言情言志的诗歌文本，更是融歌辞演唱、音乐伴奏、舞蹈搬演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是一种艺术化与仪式化完美结合的礼仪作品，是周代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序》）的文化经典。故习《诗》，既是周代贵族子弟必学科目，也是周礼的核心内容。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十分重视《诗》教、礼教与乐教。乡校中主要以“六德”“六行”“六艺”为教育学生的基本内容。所谓“六德”者，即知、仁、圣、义、忠、和，以培养品德修养；所谓“六行”者，即孝、友、睦、姻、任、恤，以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所谓“六艺”者，即礼、乐、射、御、书、数，以学习文化知识。春秋后期的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教授学生，即通过学习“六艺”来实现“六德”“六行”的教育目的；其所谓君子品德，与《周礼》之“六德”“六行”是一致的，也是《诗》教之旨。

自然，这些教学内容是分时段来进行的：“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而《诗》教、礼教与乐教，具有不同的目的与功能：“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可见，《诗》教是让人温柔敦厚而不愚蠢，乐教是让人心胸宽广善良而不过分，礼教是让人恭俭庄敬而不烦琐。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足见他非常关注《诗》礼互动文化现象，将《诗》与礼、乐联系在一起。《诗》可颂可歌，是乐的重要内容，也是礼的组成部分。周代举行重大礼仪活动，鼓瑟吹笙，颂《诗》奏乐。正如《礼记·乐记》所言：“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诗》与礼、乐，三位一体，相互为用，体现周代礼乐文明。

孔子等人之所以强调《诗》礼教化，是因为《诗》是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又是礼的核心内容，三者合而为一，强调德教，注重个人修养，提倡君子品行，倡导友好往来，崇尚和谐社会。孔子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讲礼就是讲道理，乐可调节人情，不合情合理之事，君子不为。重要礼仪场所，如果不能赋《诗》言志，行礼就会出错；行礼无乐配合，就显得呆板无味；行礼品德浅薄，就显得虚伪造作。儒家所倡导的《诗》礼教化的思想，礼乐文明的精神，被后来的家风家训所继承，成为教子传家的法宝。

（摘编自王锷《〈诗〉礼互动与诗礼传家》，有删改）

材料二   儒家认为，“乐诗”能够“治心”，也就是“乐诗”能激发道德心，而道德心是一切社会良好秩序的前提。这是因为：“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礼记·乐记》足见“乐诗”由心生，是人心的符号性外化，表征着人心的情感与意志。而“乐诗”一旦呈现出来以后，又可以作为一种外在手段，强化人们原初的情感与意志，或者是将制乐和作诗者的情感与意志推而广之，为更多的人接受，从而引导和改变更多人的情感与意志。如是，“乐诗”也就成为提高自我修养、强化自我教育、提升自我成就的重要手段，也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君子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摘编自朱承《乐诗之教》，有删改）

材料三   《诗经》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就《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的融合形态而言，在以“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五礼”为核心内容的礼仪制度规范定型化过程中，在以“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等“五伦”为核心内容的伦理道德规范定型化过程中，诗人常常都会以歌功颂德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在“五礼”“五伦”社会化过程中，诗人往往都会以讥失匡恶方式，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有机体。而使《诗》与“礼”融合的介质，则是“乐”。这就是《诗》与“礼”这两个异质元素融合的内在机制。故孔子谓“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

（摘编自王志芳《〈诗经〉与礼制秩序的重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