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①放眼全球，伟大文明的起源，无不伴随着神话幻想支配的文明奇观：埃及金字塔与斯芬克斯像，巴比伦神庙庙塔，迈锡尼的黄金面具，中美洲玛雅金字塔等等。对照之下，中国文明起源期的文化奇观既不在巨石建筑方面，也不在贵金属的冶金术方面，而是突出表现在切磋琢磨的玉礼器传承方面。如凌家滩5300年前80公斤巨型玉猪，北方红山文化玉雕神祖像与南方玉雕羽冠神徽之类，还有延续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经济作用的西玉东输路线——“玉石之路”。

②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文明起源期覆盖的地理范围非常广袤，与尼罗河、两河流域和希腊半岛孕育出的偏于一隅的文明古国截然不同。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能够不分地域、族属、语言的巨大差异，凝聚到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化干戈为玉帛，这一句古代熟语已道出此中奥秘，那就是认同到华夏文明特有的最高价值观。如《论语》所记孔子的发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③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为什么礼神祭祖要以玉器为中介？以玉和帛为至高价值的国教信仰，究竟源于何时何地？项目研究成果表明，此类国家信念体系，建立在中国文明独有的两种物质的互动基础上。从文明的基因构成看，先于青铜时代王权国家，还有一个更早更深远的玉器时代，该时代铸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注定给文明发生提供不变的价值导向。诸如卞和献玉璞、周公手持玉璧玉圭和祖灵展开现场对话等故事，读书人早已司空见惯，却未能有效反思其所以然。其实，这和一万年来玉文化在东亚大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史前玉文化的点线面传播过程靠什么因素得以实现？靠的是共同的史前神话信仰的认同力量。具体讲，以玉为神，以玉为天，以玉为永生不死的象征，这是一整套神话信念体系。此类观念的跨地域传播，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覆盖到我国大部分地区。这是一个没有金戈铁马的精神统一的渐进过程。该过程要比秦帝国武力统一中国，早出整整两千年，其重要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意义，不言而喻。

④以往的国学传统受制于文献史学观，根本无法认识到这一场先于甲骨文汉字而存在的文化整合和凝聚过程。唯有走出已有的书本知识的束缚，跟随第四重证据（考古发现的遗址和文物）不断出现的轨迹，才能走进前文字时代物证符号认知的广阔天地。这就意味着要对大量史前考古遗址和文物进行再学习，并由此展开辨析解读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文本编码与再编码的本土化理论。

⑤对“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这个重要命题，现已逐渐形成更为细化的认识推进：璧、琮、璜，加上锥形器和冠形器的完整玉礼体系，早在五千年前的环太湖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率先完成。在良渚文化之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奠定了夏商周玉礼符号的基础。此种认识的递进，又推出基于环太湖地区田野调研的考察记类著作《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2021年），让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细化探讨，揭示出在无文字时代发生过的重大文化传播现象对文明起源的意义。如果要追问为什么史前玉文化的高峰没有出现在中原和北方，却唯独孕育在长三角地区，那一定和一万年前长江流域率先驯化出稻米，并在七八千年前开启养蚕缫丝生产等物质积累优势有关。

（摘编自叶舒宪《文明探源的交叉学科视角及方法论创新》）

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画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守什么，如何守？变什么，如何变？

“守”，是要守住文化传统、精神传统。继承传统一方面要深刻体悟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和内在精神，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并遵循中国画自身发展逻辑。任何一项民族艺术，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中连接文化传承，成就不同的表现个性，传达审美精神的差异。

中国画的文化特质，在于其独特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意蕴。如“一花一世界”所包含的博大。建立在中国哲学和中华美学基础上的中国画，不注重感官刺激，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宋代郭熙在《山水训》中有言，“山水，大物也”，一个“大”字，便道出山水画所营造的精神要义，即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作者的精神追求，以大道为终极取向，并辉映时代气象。正如北宋国力富强，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国家方略，故北宋山水画也多宏幅巨制；而南宋偏安一隅，山水画也从“大山大水”变成气象萧疏的“边角山水”。所以，中国画创作者应将中国画传承问题提升到文化自信、光大中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用笔墨“为祖国山河立传”。

中国画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其笔墨法度皆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特定审美意蕴的彰显。就像中国画最高的成就是“写意”，其中既包含“写”的审美性，也包含“意”在形式上所体现出的特定审美意境，二者相辅相成。因此，中国画创新既要守住精神，也要守住其笔墨法度与核心内涵，不能仅从形式上追求创新。现在一些画家为了求变，偷换概念，虽用的是宣纸、毛笔、水墨等中国画工具，但实际上画出来的是水彩、素描的样子。这种创新，实则是在玩形式游戏，充其量是一种艺术实验，不能展现中国画真正的魅力，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画主流。

真正意义上的求“变”，是创作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还要面向时代、面向生活。这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让“笔墨当随时代”，表现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一是要以高蹈的视野看世界，取各国艺术精髓并将其化为己有。这都要求创作者要有广博的学识、独立的艺术观而不随波逐流。林风眠的中西融合之道，张大千的“泼彩”山水，都为中国画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径。在他们的绘画中，既有借鉴外来艺术形式和观念所呈现出的现代性审美，又有立足中国画传统的核心要义进行的创新转化，最终于笔墨法度中成就新的精神气象。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融会创新，恰恰建立在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底之上。从整体来看，中国画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还有一段路要走。

（摘编自洪湖《中国画的“守”与“变”》）

材料一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1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历法的国家之一，“二十四节气”就是我国古代人民总结出的一套天文气象历法。它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一个周期作为一个轮回，基本描述了一年中不同时节太阳在黄道上位置的不同、寒来暑往的准确时间、降雨降雪等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并记载大自然中一些物候现象的时刻。因此“二十四节气”是一部反映太阳对地球产生影响的太阳历。它被列入农历中，成为农历这一古老的阴阳合历的一个重要部分，千百年来一直被我国人民沿用。即使在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它所蕴含的古老智慧同样非常有价值。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作为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该遗产项目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在今天依然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彰显出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

（摘编自《郑州晚报》2016年12月1日）

材料二

公元前1200年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了“四方风”——四个方向的风，它反映了春分与秋分、夏至与冬至以及四季的变化。这表明，在该时期，“二分二至”的节气体系已经形成。

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中已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的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标示了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的四季。

西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并说明了确定方法。

自1645年清朝《时宪历》开始，“二十四节气”采用定气法计算。定气法以太阳运行的位置为准。“二十四节气”分别相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度所到达的位置。现代“二十四节气”沿用定气法，具体节气时间由专家测算，以紫金山天文台颁发的《天文年历》为准。

（摘编自《“二十四节气”历史溯源》

材料三

“二十四节气”客观反映了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状况，是我国物侯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二十四节气”在指导我国农业生产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大实践作用。今天，现代养生更看重节气，如“三月八，吃椿芽儿”，又如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冬病夏治”等等。

专家认为，“二十四节气”和相关活动有着凝聚族群、和谐天人关系的重要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贡献，对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2016年12月1日新华社报道）

春天万物复苏，面对烂漫春光，有人在“红杏枝头”品味春意，于“拂堤杨柳”陶醉氤氲春雾，有人却语竭词穷，词不达意，停留在“哇”“超赞”的简单感叹。尽管众人眼中的景色“远近高低各不同”，但网络语言风靡、文化内涵缺失的现象﹐不经意间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日常交流和情感表达。

汉语博大精深﹑自成一体﹐在表达上有简洁、生动、意蕴深长的特点。不说古诗词，单说日常用语就是如此。比如，单就一个“笑”字，就有前仰后合的大笑、勉为其难的苦笑，忍俊不禁的微笑、尖酸刻薄的嘲笑等区分，仅形容笑声就有“哈哈”“嘻嘻“嘿嘿”“咯咯”呵呵”扑哧”等区别。可以说，多样的表达折射出多重情感﹐反映着多彩生活。而善用语言，不仅可以更好地说出个人的故事、自己的想法，而且能够以百花齐放的语言实践，营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主要表现在不会用复杂、微妙且精确的修辞，以及基本不会引用乃至创作诗句。正如网友所说，“有时候脑子里想一件事，无法很利索、饱满地说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使用一套固定句式或者很多夸张的语气词，看似个性实则雷同，既钝化了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吐故纳新的文化积累。

是我们的语言贫乏了吗？并不尽然。从存量上来说，我们词汇、句子，典故等语料的多少，可能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增量上说﹐网络语言等已有新的迅猛增加。与其说语言贫乏，不如说是表达上的一种偏爱。语言嬗变的风向，也是时代发展的走向。互联网时代争分夺秒，自然要求更直接的信息，更简洁的表达。信息洪流的湍急，也让同质化信息唾手可得，随手复制粘贴就称得上高效。网络语言所创造的大量流行词、新句式，新修辞，在简化语言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感。因此，古诗成语也好，网络用语也罢，都是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蕴含着语言的力量。

语言的活力来自常用常新。在一个新词汇层出不穷的时代，准确说出所思所想，比不假思索套用流行词汇更有价值。很多时候，网络用语的风头正盛只是暂时的，真正拥有生命力的语言总会在时间的沉淀下大浪淘沙。只有直面内心感受的差异化表达﹐才能生机勃勃，经久不衰，造就语言的经典。

更进一步看，身处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咬文嚼字”。一段时间以来，从教科书上的“姥姥”“外婆”的称谓之争，到“远上寒山石径斜”“乡音无改鬓毛衰”等诗词的古音讨论，如今的语言生活空前活跃也空前复杂。在语言的吐故纳新中，倒映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文化与生活的互动。如何对待语言，如何更好表达﹐其实也是如何善待文化，对待生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用丰富的表达去认清自我，认识生活，在创新与守正的辩证中感悟过去，探索未来﹐语言的河流就会奔腾不息﹐交流与沟通就能心心相印。

（摘编自盛玉雷《善用我们的语言宝库》

没有批评的文艺不是完整的文艺，没有批评的文化不是正常的文化。遗憾的是，当前文艺界掷地有声的批评并不多见，因此大量批评文章不受读者待见。当批评成为没有读者的自说自话，也就失去了其效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自身出了问题，也即批评文风有问题，至少有以下几方面表现。

语言过度学理化，导致批评文章无法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毫无疑问，大多数读者并不具备专业理论素养，对学理性文章理解起来有困难。而很多批评家动辄用高深莫测的理论与繁复生僻的表达方式，导致笔下文字越来越拗口。好的批评并不依靠高深的理论和拗口的文字堆砌，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历久不衰，首要原因就是作者没有修改其演讲体这种与受众亲近的文风。在中国，李健吾、宗白华等人的批评文字流传至今仍不失效力，也与他们的亲和文风不无关系。

批评语言西化严重，削弱文章可读性。很多从国外翻译进来的理论批评著作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翻译体，如大量使用长句、从句，语序混乱等，一些批评者在中文表达上对此进行模仿，普通读者接受起来就非常困难。有些批评者为了炫技，大量套用西方批评模板，把西方理论强加在作品之上；有些批评者为与外国理论挂钩而过度诠释与强制阐释，搬出譬如心理分析的“力比多”、女性主义的“凝视”等等。批评文章成为西式名词的大杂烩，而读者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批评语言不灵动，阅读体验不佳。批评不只是明辨是非，也不只是盖棺定论，而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味。钟嵘《诗品》对诗人的排序引起不少异议，但因其独特的体例和优美的文笔历经千年而不衰；王国维《人间词话》得以流传很大原因在于其本人精于诗词而使得批评著作有了诗性。鲁迅在《门外文坛》提出“将文字交给一切人”，也可看作对批评文字的要求。当下有不少作家的序跋和创作谈流传较广就是源于这些文字是发自内心、愿意交给所有人的。灵动的批评不仅需要作家“腹有诗书”，更需“情动于衷”“文气贯通”。

总之，文风问题首先是态度问题，抱以真诚交流的态度，抱以好好说话、推心置腹的态度，才会有真诚流畅、直指人心的批评文字。消除语言接受障碍并不是说批评家必须彻底转向通俗、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进而迎合受众，而是要端正批评的态度，富有批评耐性，打磨出生动而富有灵气的批评文字，用优质的作品召回读者。

（摘编自刘小波《僵化文风是批评大敌》）

当我在比格尔号皇家军舰上充当自然学者的时候，我曾深深地被栖息在南美洲的生物分布的一些事实以及该洲现存生物和古生物在地质上的关系的一些事实所打动。本书以后几章将要叙述这些事实。归国以后，在1837年我就想到，如果耐心地搜集和思索可能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联的各种事实，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了解。经过了五年的工作之后，我曾专心思索这个问题，并且写出若干简短笔记。1844年，我把这些简短笔记扩大为结论的纲要，这些结论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曾不间断地专心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讲这些私事，我之所以说明这些事情，是为了要表明我并没有轻率地下结论。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赖亦尔爵士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

【甲】寡人之于国也

①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②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③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乙】荒唐至极的甩锅逻辑

①月黑风高之夜，一伙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突袭一个村镇，受攻击的一户人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村镇里有的人家见状不仅袖手旁观，还冷言冷语“这家肯定招惹了恐怖分子，如今引火烧身”。不料，受攻击的人家拼死抵抗、誓死不退，恐怖分子久攻不下，转攻别处。谁想，原先冷眼旁观的人家门户大开、毫无防备，恐怖分子得以长驱直入、恣意屠戮，致其伤亡损失惨重。事已至此，伤亡惨重的人家不思己过，反而抱怨最先拼死抵抗的人家没有捉住、灭掉恐怖分子，甚至要让拼死抵抗的人家赔偿自家损失……

②以上情节，是不是像极了全球新冠病毒肆虐下的情形？

③如今，美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均高居全球第一，应对失败的事实摆在那里。为了推卸责任、转移视线，美国一些政客先是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病毒由中国实验室泄露”，这些毫无根据的说辞被铁的事实一再证伪，被各国科学家、医学专家反复驳斥，已成众所公认的无稽之谈。最近，美国政客换了说法，称全球疫情蔓延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控制住病毒，“中国政府的无能导致全世界受苦受难”。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上面虚构情节的逻辑！是混不讲理、荒唐至极的甩锅逻辑！

④面对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传染病疫情，中国把抗击疫情作为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举全国之力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武汉和湖北作为重中之重，提出内防扩散、外防输出的明确要求，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殊为不易。正如不少国际媒体和人士所说，“中国抗疫的成功无可质疑”。

⑤在中国疫情爆发后。1月31日，美国政府率先宣布美国三大航空公司停飞中美之间直航航班，2月2日又全面禁止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入境。美方似乎认为，有中国在那里全力防控病毒，再切断中美之间的航空联系，有了这两条就万事大吉了，美国就可以高枕无忧。但这显然违背了流行病学常识，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据此制定应对策略是极其危险的。事实已经证明，美方错失了中国抗疫争取的时间窗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交限制措施的延误导致数万人付出生命：如果提前一星期实施社交限制措施，能够多挽救3.6万人的生命；如果提前两星期就开始实施社交限制措施，美国83%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将幸免于难。

⑥中国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那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举国上下令行禁止的行动，是上千万人口的武汉“封城”、6 000多万人口的湖北“封省”，是全国各地人员、物资的大规模调集支援，是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的免费治疗，是全国城乡所有社区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是14亿人自觉自愿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这些举措，在不了解中国的有些美国人眼里可能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把疫情有效控制在武汉、湖北，而没有向全国其他省份大规模扩散蔓延，更不可能向境外大规模输出。

⑦据外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几个大省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病毒是由美国旅行者传入加拿大。澳大利亚3月中旬明确表示，80%的病例是海外输入或者与海外输入病例有密切接触者，绝大部分来自美国。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发布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该国约70%的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来自美国。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发现，在法国传播的病毒毒株来源不明。俄罗斯输入病例无一例来自中国。新加坡从中国输入病例不及从其他国家输入的1/10。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表示，3月以后在日本扩散的疫情并非源自中国。而美国不同研究机构在研究不同病例携带的病毒株后，得到的是几乎相同的结论：与欧洲的旅行者所携带的病毒株高度相似。

⑧疫情带来的是一场责任与担当的比拼，也是一次道义与良知的大考。中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比拼和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令世人感叹的“中国答卷”。中国人民真诚希望美国能够早日控制住病毒肆虐的疫情，同时也要正告美国一些政客，甩锅推责、挑事对抗改变不了事实，只会欲盖弥彰、自取其辱。

《人民日报》6月5日社评(有删节)

材料一：

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履行“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法律义务，从而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

对国家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推进贫困地区体育事业、保障贫困人口享有体育权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体育的政策投入水平需相应提高，体育政策在国家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分量需进一步加重。三是实施机制的强制性。实现体育扶贫目标，以问责机制为保障，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对贫困地区人口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权利行使成本的非排他性。体育扶贫不同于个体受益显著的财产性扶贫，贫困人口可以共同享受政策普惠，基本不存在权利收益排斥。二是权利实现效果的互补性。贫困人口的体育权与健康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相互交叉，享有现实体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三是权利主体的参与性。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说到底是个体行为，政府和社会主要提供必要条件，个人须积极参与，别人无法代理。

（摘编自段鸿斌《（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完全不同的，甚至常常敌对的各城邦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カ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种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己在“竞赛”中的角色。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摘编自徐贲《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材料三：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大力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意见》首次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我国“简政放权”“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决定了“社会”是将来办体育事业的主体。群众体育行为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及具体的体育活动方式。它是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黄金指标，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抓手之一。实践表明，“群众体育的进行除了少数是自发性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引导和驱动下实现的……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正式组织具有的“明确目标、清晣边界、规范秩序、权威层级及追求效率最大化”等特征，非正式体育组织化水平较低、目标广泛而不明确，主要靠情感、道德等手段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对正式组织而言，非正式组织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当，积极功效明显，反之则会阻碍或破坏正式组织及所属成员的利益。

（摘编自胡好、翟波宇、王传平《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群众体育中的行为表现及规范研究》）

近日，某三甲医院变身追星现场，不仅明星用过的输液包在朋友圈公开叫卖，就连躺过的病床也要轮流躺一躺……这种病态的追星行为，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其实，明星也是人，理应有自己的私人时间和空间。“私生饭”跟踪明星，偷拍明星日常，严重影响明星的正常工作与生活；还有，个别粉丝专好“原味”，明星穿过的内衣、睡过的床无不照单全收。这样的低级情趣简直自辱人格，而贩卖“原味”的营销更是恶俗至极；再者，从无处不在的打榜、刷评，让粉丝沦为了平台的“印钞机”，不仅破坏了行业规范，也误导了追星少年的价值观；更有甚者，有些结团成圈的粉丝，不惜充当水军，甚至不辨善恶美丑，只要谁说我家“爱豆”不好不行，一言不合就开怼，助长了网络空间以及青少年的暴戾情绪，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愈演愈烈的过度追星现象，日益成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一块毒瘤，催生了攀比、虚荣的浮躁之风，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虽说追星是粉丝的个人自由，但任何个体的自由都不能扰乱社会公序。就粉丝自身尤其是年轻粉丝群体而言，要从“爱豆”身上汲取提升自我的能量，而不能迷失自我。对明星而言，也要时刻检视自己的一言一行，要为粉丝树立榜样，为社会贡献正能量；同时，要真正为自己的粉丝负责，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明星、过好自己的生活。至于那些纵容粉丝刷数据、控评的网络平台，以及收割明星流量、粉丝钱包，恣意敛财的黑产业链条，要坚决铲除。疯狂追星，本质上是一种病态，任由其野蛮生长，对粉丝、对艺人、对社会都将为害不浅。在这一点上，唯有社会各方形成合力，才能防微杜渐，才能引导粉丝文化健康发展。

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许宁生

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

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全面了解大脑机制和功能更需要长时间的探索，这种创新往往需要高度专业性和长时间的储备与积累。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当前，推动脑科学、类脑智能、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大力建设人才队伍，为相关科研提供人才支撑。

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摘编自201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在近百年来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创建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而且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完全不相同的社会。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             )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             ）”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       )。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     ）的去处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