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焦虑”也称集体焦虑，它是一种广泛地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心理状态。近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当下中国人为何焦虑？”做问卷调查，结论显示“全民焦虑”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社会病基本成共识；而且焦虑问题多，焦虑度较高，特别是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程度远超对宏大命题的焦虑；更可怕的是这种焦虑情绪还可以相互传染，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

近年来，社会流动渠道堵塞，处于较低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小康社会的美好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打破，这种心理落差使他们感到失落、挫折和无助，于是就焦虑起来，浮躁起来。再者，在吃饱穿暖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自身的健康安全，但是，因为对“看病贵、看病难”等医疗保障不完善的忧虑，对食品、药品不安全的担心，对能否长寿以及长寿了生命、生活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疑惑，加上一部分人的关注过度，出现了“关心则乱”的焦虑障碍。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而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建立之中，激烈的社会变迁使社会规范也变得不确定。在大多数人还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在富裕起来的人中，又有一部分人的收入和财产与非法、违法、犯罪有着难以切割的联系，更有一部分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来敛财。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方面的严重焦虑。然而，要对这种普遍的焦虑进行诊断和治疗，不能简单武断，操之过急，只对公众的焦虑进行批评指责是不明智不公道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彻底治愈“焦虑症”绝非朝夕之功。

（选自《人民论坛》，有删改）

从20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教育普及率、工业农业现代化程度，还是平均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准等，均有显著提升。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风民俗守旧落后，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其中，作家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土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小说是乡土文学的主要文类，但直到鲁迅的小说出现后，中国小说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这与其创作目的密切相关。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换言之，在鲁迅看来，“为人生”主要是将国人从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对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而言，可谓振聋发聩，故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其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外在世界，更指向当时国人普遍的心理和意识。《狂人日记》《药》《祝福》等小说，都是如此。细细看来，其真正意图乃在于探究阿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这也影响了许钦文、台静农等后起的优秀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风格虽然与鲁迅不同，较之于鲁迅的犀利与冷静，沈从文似乎要温馨、浪漫得多，但沈从文多次坦陈其湘西小说是在鲁迅小说的启发下创作的。温馨、浪漫只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外衣，这层外衣包裹的是悲痛和忧伤。《边城》中，悲剧的根源在于翠翠家一贫如洗。《长河》中，保安队进入乡村，强征各种钱款，甚至敲诈勒索。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温馨，也不浪漫。在本质上，他跟鲁迅一样，直面乡土社会的种种蒙昧、落后现象，为乡土社会民众应有的幸福、合理的生活而呼吁。

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余荣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历史上普遍恒久的特征，主要指人类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丰富多样，如文化内容上的差异、文化地域上的特色等。多样性是世界文化拥有魅力的前提，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一个国家，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真正富有意义。然而，全球化使得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加剧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紧张。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处于强势文化一方对于弱势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试图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对方。由此导致的文化冲突就在所难免，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用“挑战与应战”来指称这种文化互动模式。今天，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在“文化普遍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纠结。在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守护文化多样性，是关涉人类文化发展未来的大问题。那么，如何致力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发展呢？

首先，要注意把握文化个性同普遍性、民族性之间的合理张力。人类的现代化实践推进了全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但不可能完全取消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本土性，因为人类需要结构的差异性和理想欲求的丰富性，只能由文化的多样性来表达和满足。文化的恒常价值常常是渗透于文化多样性之中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文化多样性来抵抗、纠正、平衡单一的资本与市场逻辑，不能让现代化、工业化以及物质的增长取代文化的进步、精神的富有。唯其如此，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才可能真正实现。

其次，在今天文化多样性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培养宽容精神。宽容性原则是文化一体化时代不同文化间理解与沟通的基本准则，它意味着我们要以一种包容的、不抱偏见的心态来看待与自己相异的文化。尤其是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唯有宽容，才有文化的繁荣与人类的进步。那种把他者文化视为异端，只将本位文化定于一尊的时代必将终结，人类未来将在宽容的心态下体认各种文化的生动性内涵。

再次，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要倡导有创建的交流、理解与对话。这种文化理解是一个双向承认的过程：首先是接触“他者”文化来认识“自身”文化，然后是了解“自身”文化来理解“他者”文化。前者是自觉、内省，后者则是宽容礼让、平等开放。我们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就意味着承认“他者”文化的合理性、存在价值，通过平等对话来借鉴、吸收有益于自己文化的因素，实现自身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阶段。我们坚持各国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兼容并蓄，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要倡导有创建的交流、理解与对话。中国作为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意味着要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构。

（摘编自邹广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哲学思考》）

中国小说课是20世纪90年代一批小说家相继进入高校执教的产物。比如，王安忆进入复旦大学，出版讲稿结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等等。可以说，小说课的规模化和持续化发展，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文学景观

小说课的兴起，应归功于大学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创新。在以往的文学教育中，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虽不至于分疆而治，但很难做到亲密无间。小说课却几乎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三者间的交叉融合。讲授者的初衷虽不是讲成小说史，但在选讲经典篇目时，已无形中完成了类似文学史的筛选工作。课堂上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时刻要求讲授者兼具文学批评的眼光和文学理论的修养。也就是说，讲授者实际上身兼小说家、批评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当小说课从口头讲授到整理出版，它的接受对象也就从学生听众而扩展至读者大众。在后续的传播中，小说课所彰显的文学趣味、观念和立场，对大众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可能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课的兴起密切关联着文学生活的变迁。

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小说课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彰显独到眼光，丰富批评类型。小说课作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批评，乃是作家对作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文字未必都能达到“大师的批评”的理想境界，但至少都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比如，毕飞宇从鲁迅的基础体温感知《故乡》就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强劲的感悟力。在学院派批评大行其道的当下，这些情感饱满、文采灵动的文字，距离所谓的学理和逻辑相对较远，但也因此减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风险。在当前批评园地中，富于真知灼见的小说课，有理由被视为珍稀品种。

其次，解析经典奥秘，点拨创作技法。小说家解读经典作品，不是从辨析经典的内涵、梳理经典的接受史入手，而是以创作经验直面经典本身。一部经典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用王安忆的说法，是由特殊的材料、思想和感情筑就的“心灵世界”；按李浩的看法，则是由幻觉、玄思以及省略、回旋感等打造的“魔法世界”。从文学教育的效果来说，小说课未必能直接造就优秀的小说家，但听者如有足够的天赋，必能从中领会创作技法，进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格局。

最后，倡导阅读风尚，重塑文学生活。小说课影响公众阅读的方式，既不是为经典祛魅，也不是戏说经典，而是精深阅读。纳博科夫曾说，成熟的、思路活泼的读者只能是“反复读者”。事实上，反复阅读不只需要付诸行动，更有赖于具有赏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态。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文学教育所无法教会的内容，但在我看来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真正阻碍精深阅读的，其实是读者的心态。在阅读载体日益多样化的当下，纯粹文字阅读的吸引力日渐流失，快餐式、碎片化的阅读，已经成为突出病象。在此情境中，小说课所标举的专、精、深的趣味，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地扭转文学阅读的局面，但确有可能引领读者重新亲近经典。小说课若能坚守特色、持之以恒，必将为倡导阅读风尚做出更大贡献有望重塑我们的文学生活。

（摘编自徐阿兵《“小说课”的兴起与文学生活的变迁》）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进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途中。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呈现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少年气象。回顾当代新诗走过的70年历程，在实践与反思中的成长，它当之无愧是最贴近中国人心灵，也是最能体现时代气质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学形式之一。

新中国宣布成立之际，诗人都为站起来的中国和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国主人的身份投入创作，把写诗当作参与新的生活与斗争的方式。这些动人的篇章，是一批热情拥抱新生活、建设新生活、赞美新生活的时代颂歌。郭小川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以鼓点一样的诗句呼吁“投入火热的斗争”，邵燕祥诗集《到远方去》体现了一代青年奔向“远方”、实现远大人生价值的梦想。以公刘诗集《边地短歌》、闻捷组诗《天山牧歌》为代表，一大批充满新生活情趣的诗篇，既见证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见证了新中国诗人的澄怀味象。他们用诗意的创作，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蓬勃朝气。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既受惠于也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对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表现，成为时代心史的忠实记录者。《相信未来》《致橡树》等无数名篇名句伴随着当时的诗歌朗诵会，成为一代人的动人记忆。这些被读者广泛传诵的诗作，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见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见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识和精神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诗歌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它的形成，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当代诗歌还在成长，它的特点不是说像古典诗歌那样，已经造就许多经典作品和伟大诗人，而在于显示了实践和反思中成长的活力，它正走在通向经典、成就辉煌的途中。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在科技和媒介变革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得到更加广泛的热爱和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中调整过来，在介入时代现实和运用新的写作与传播媒介方面，做出许多有益尝试。汶川地震的国难时刻有诗歌发出的万众一心之声，国计民生的社会话题有诗歌投去的关切目光，对地方经验和风情风俗的开掘让诗歌更具中国风采，对伟大复兴时代的瞩目与书写让诗歌更添时代分量。而在写作风格和技艺方面，今天的诗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丰富。

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新不新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不是能否用“新语言”（即现代汉语）写诗，而是能否通过诗歌让现代汉语发出钻石般光芒的问题；不是能否涌现优秀诗人，而是群山之上能否有高峰崛起、能否有大诗人大作品出现的问题。当代诗坛不乏优秀诗人和诗篇，但足以体现一个时代精神品质和语言美学的杰出诗人和伟大诗篇依然缺乏。当代诗人需要深入理解我们口中和手中的语言，从它的根本特性出发，让诗歌和语言互动相生，自觉探索现代汉语的美感和现代诗歌的形式秩序，以鲜明的汉语性体现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新诗”在新时代重新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出现当代诗人以大时代的眼光、胸襟和艺术想象力，以更多贴近时代心灵、发掘汉语之美的优秀诗作，回答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召唤。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12.26，有删改）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成熟、有效。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考生的出身、社会关系、名声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枚《阿房宫赋》等都作为“行卷”而知名。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声名远扬，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

而宋朝科举的特点主要有：

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

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

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再送考官评阅。

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取胜。

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

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比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

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寒素子弟仅占15.9%。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至北宋末已达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足以证明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

(摘编自李贵《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又是真实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是不同的。虽然艺术与科学都是人类所钟爱的两姐妹，都是创造，都是对真理的追求，但他们创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学所承认的意识，是不允许虚构的，科学结论是实实在在的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意识是审美意识，它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是在艺术假定性中所揭露的真实。这里，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了。

文学虽然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所以文学的真实是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假定与真实的统一体。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允许作者去假定、去虚拟，他们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并为它欢喜或落泪，可并不认为它是实有其事。作者却也“宽宏大量”，允许读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当作事实看待，允许读者把他的作品当作“谎话”。正是在这种默契中，文学放心大胆走到了艺术假定的这一极。文学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实录，不是科学论文，不是通讯报告……就在于它的假定虚拟性质，或者说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实的记录，是假定的虚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假定是具有真实性的。艺术真实性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但又不止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简括地说，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作家完全可以虚构，虚构是作家的权利。作家可以不写真人真事，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艺术真实性不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对于文学，当然是可以假定和虚构的，但在假定和虚构的情境中，则不可人为地编造，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整体的天然的联系，即要“合理”，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来。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有“合情”。按文学的审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此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主要是以情感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的真实性。

所谓“合情”是指作品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虚构的升华为真实的。作者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提升为艺术的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真挚的感情更为重要。真挚的感情往往可以把虚幻的东西升华为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的真诚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这个真诚的意向成为作品的艺术逻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的默契，那么十分怪诞之笔，也可以令人信服。

（节选自童庆炳《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有删改）

从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到21世纪初火爆荧屏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这些栏目开启了观众对文化类节目浓厚的兴趣和热议的主题。近几年兴起的《传承者》《喝彩中华》《诗歌之王》在汉字、成语、诗词、书信等看似习以为常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找承载时代风骨的精神内核，让文化类节目再度引人注目。尤其是《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朗读者》等文化节目从众多明星真人秀中突围，让传统文化以更轻盈活泼的姿态进入大众视野，深入人心，实现了收视口碑双丰收。这一现象不仅得益于政策导向的助推，更是节目制作理念积极对接时代变迁和行业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当下的传播语境下，互联网带来了观看方式和传播渠道翻天覆地的改变，内容收看早已突破了单一的电视端口，呈现移动化、碎片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内容生产者要更精准地服务于受众需求，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现实生活、社会心理、审美取向乃至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时代语境渗透和影响着电视语言。从说教式的知识教育普及，到观众易参与的问答竞赛，再到以故事讲述、情怀传递、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全民互动模式，文化类节目“讲文化”“悟文化”，荧幕内外互动，全民参与，经历了模式更新与电视叙述语态的蝶变。一档能被称为“现象级”的文化类节目还要能延展“客厅时光”，突破平台与圈层的壁垒，通过激发受众创作与个性化解读的欲望，深入渗透受众生活。以央视的《朗读者》为例，节目利用“朗读亭”将朗读热从线上推延至线下，形成人际传播格局，在社会的非触网人群中也产生了强烈反响。

文化类节目的成功不应止步于传播面，要致力于文化的有效传承，在创新表达中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内容生产者必须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与现代受众的认知、情感、生活相契合，与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可匹配的融合之处。正所谓字句诗词有乾坤，文理情怀通古今。《中国诗词大会》里的唐诗宋词距今虽千年之遥，却呼应当代人对“诗与远方”的憧憬向往——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也有“执手相看泪眼”的婉约，有“依依墟里烟”的田园，也有”“长河落日圆”的塞外……节目让受众与东坡饮酒、秦观夜话，与稼轩论剑、清照煮茶，实现了中华文脉与当今时代的连接。藏于隽永文字中的，还有共通的情感共鸣和意趣思考。在《朗读者》中，96岁翻译家许渊冲分享他对文学的执着和生命的思考时，提出”一切办法中最好的办法是延长我们的白天，从夜晚偷几点钟”，也正在现实生活中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观众心有戚戚。编导挖掘朗读文本背后的人生经历和价值感悟，使传世佳文的作者、各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因同一篇文字跨越时空限制，达成情感上的共通与精神的交融。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文化类节目借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之基，遥遥相应今日时代之主题，成为观众荧屏内外、跨越时空的精神相骤处，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被称为综艺节目中一股清流的文化类节目，来必将滋润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丰富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荧屏内外的精神欢聚》）

材料一:

区块链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将数据区块以顺序相连的方式组合成的链式数据库，是以密码学方式保证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打个比方，某村庄村民每次发生交易，即通过村中广播向所有村民播送交易信息，经村民核实，把此信息记在各自账本上，就形成数据区块，这些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下来的一个个区块串成一条链就是区块链。

目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划分为三类场景：一是价值转移类，如虚拟货币的创生及其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二是存证确权类，将信息记录到区块链上，如电子合同和版权确权；三是授权管理类，如利用智能合约控制数据访问。此外，随着应用需求的不断升级，还存在多类型融合的场景。由于区块链具有点对点、无国界、无主权及无特定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等特征，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亦带来很多风险。当前，金融相关领域区块链的应用最为集中，涉及区块链的法律风险也主要发生在这个领域。

（摘编自邓建鹏《区块链的法律监管必须跟上》）

材料二:

区块链“不可篡改”的特点，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只要能够确保上链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那么区块链就可以解决信息的“存”和“证”难题。比如在版权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电子证据存证，以保证不被篡改，并通过分布式账本链接原创平台、版权局、司法机关等各方主体，可以大大提高处理侵权行为的效率。

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可以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与中心化的数据存储不同，区块链上的信息都会通过点对点广播的形式分布于每一个节点，通过“全网见证”实现所有信息的“如实记录”。

区块链形成“共识机制”，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真正实现从“信息互联网”到“信任互联网”的转变。比如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任问题。区块链恰能在供应链金融中弥合信任鸿沟。区块链可以增强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可信度，通过链上可拆分的电子凭证实现资金的流转融通，打通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解决多级供应商的融资难问题。

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而创造价值。

（摘编自人民日报评论《区块链难懂？评论员讲给你听》）

材料三:

在安徽省农贸市场上买一盒香菇，扫一扫产品标签上的数字身份码，就可以查看香菇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全部信息，其中还有政府的监管信息、专业的检测数据和企业的质量检验数据等，所有的溯源数据都可以在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满天星区块链上进行查询。

安徽省农业信息化产业技术体系区块链试点工作，从“一朵菇”的区块链应用开始，由点到面稳步推进，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一朵菇”基于满天星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入棚时，每个架子上的菌包就拥有了一个记入满天星区块链的不可篡改的唯一的身份码。菌菇从培养到销售的整个过程，如人工剥袋、智能增湿、智能通风和施肥、菌菇采摘、鲜菇销售、冷藏存储、精选分拣、干货销售等所有环节的操作信息，都加密写入满天星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库进行存证。

“一朵菇”区块链应用，只是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的600多个满天星区块链应用客户中的一个，此类应用还有安吉白茶、中宁枸杞、明德中药材等。

（摘编自中华网《区块链成国家战略   十亿商品低调上“满天星区块链”》）

发布2019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大新闻，举行“平台经济领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启动仪式，发布《西安倡议》，签署《共同抵制网络谣言承诺书》……近日，2019中国网络诚信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中央媒体等各个单位的500余名嘉宾围绕加强网络诚信建设进行交流探讨。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石，更应成为网络空间的基本共识。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畅游网络世界的前提就是确保网络空间清朗，这离不开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同时，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深地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网络诚信建设也将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此次网络诚信大会以“网聚诚信力量，共创信用中国”为主题，努力营造人人建言献策、人人参与网络诚信建设的良好氛围，有助于打通人与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媒体、企业之间的“诚信最后一公里”，营造诚实守信的网络空间环境，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诚信犹如空气和水，“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谁都不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的空间。互联网既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失信之所，只有让网络空间充满信任、积极健康，才能使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

互联网越是向前发展，“双刃剑”效应越是引人注目，就越需要扬长避短、兴利除害，把互联网的正向效应发挥到最大。就诚信建设而言，网络带来了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互动性，但同时虚拟空间的匿名性和隐蔽性，也容易产生“负外部性”，为失信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乘之机。比如，一些网络媒体、公众号、客户端不惜通过哗众取宠、传播谣言吸引流量，一些电商通过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追求利益，一些数据技术公司甚至通过倒卖个人信息牟取私利……这些问题都说明，无论在技术、利益还是机制层面，擦亮互联网的诚信底色，让守信者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才能用良好的诚信环境护佑互联网健康发展。

如果网络空间失去信任，那么每个接入网络的个体都将是受害者；网络空间信任度高，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也会降低经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正因此，加强网络诚信建设，也需要坚持共建共享的原则，让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和广大网民形成强大合力。从政府部门来看，应该坚持依法治网，用法治划定诚信的红线；从网络平台来说，应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平台型企业如同数据蓄水池，更应成为加强诚信自律的表率；从个体来说，当每个人都能坚持依法上网、诚信上网，虚假信息就会失去土壤，网络诚信建设就会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曾这样写道，“越过长城，走向世界”。如今，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人人都是受益者，人人也应该成为贡献者。以诚信为帆，以实干为桨，就一定能让网络之舟行稳致远，更好地造福人民。

（摘编自李洪兴《以诚信建设守护网络家园》，2019年12月0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