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这气象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我们以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我们只能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的。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当然追求光明就会与黑暗面敌对，这原是矛盾的两面；可是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有所不同的。整个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所喜爱的正面的东西，这正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也就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它是人民所喜爱的，它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起《国风》来说要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反而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那么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相；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基于对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相伴成长起来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一个诗歌时代总的成就，无数优秀的诗人都为这一气象平添了春色。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谐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形象的飞动，想象的丰富，情绪的饱满，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一：

红色经典之所以在当下受到追捧，是因为它提供了另外一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挫折面前的顽强不屈，是追求真理的视死如归，是集体主义的责任担当。以此为精神内涵，红色经典建立起了一种进取、阳刚、开阔的美学风格。而这种精神力量和美学风格，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和稀缺的。

红色经典是“工农兵文艺”，作为共和国前期，以描写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为主，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作品，它们以几千年来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底层普通平民为主人公，把他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可以认为，它传导的也是一种地道的平民精神。它的平民精神不同于“五四”时的俯视平民、怜悯平民，而是平视加仰视。近距离的平视，使得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日常生活以从未有过的细腻方式展现于读者面前。只有像梁斌、浩然这样真正熟悉农民、热爱乡村生活的作家，才能以那样的深情描绘出蛤蟆滩、千里堤、白洋淀、东山坞的自然景色，在渲染时代风云之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农民朴实的精神追求和世俗的喜怒哀乐。朱老忠、萧长春这些人物确实比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更高大。但这些人物形象不乏可信性，因为他们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仍然让人感觉是活的人，而非提线木偶。

红色经典突出集体主义精神。“五四”对“个人”的发现，其积极意义巨大，个体权利被尊重是现代性建设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关注个人、尊重个人并不等于个人利益至上、不讲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的语境中也可转译为团队精神。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个体价值被重视是前提，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则是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超越。

红色经典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它传导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力量。《红岩》里的英雄超越普通人的地方，不是其非凡的武功或智谋，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超强意志力。红色经典符合毛泽东关于文艺“高于生活”的美学思想，它的超越精神不仅体现于主人公精神气质的方面也表现在作品营造的艺术氛围、美学境界的超越性：读者即便知道了林道静不等于杨沫，或江华不同于马建民，知道了真实的威虎山并不像小说里写得那样险峻、琼海的“南府”有别于电影或舞剧里的境况，也还是喜欢陶醉于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因为作品将大家导入了一种更美好的彼岸世界。

（摘编自张江《红色经典是精神的传导》）

材料二：

海涅说：“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觉醒年代》的叙事线索，而其内在核心则在于思想的力量、觉醒的过程。这也是该剧能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一是思想的觉醒，主要体现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从引领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探寻救亡之道，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艰辛探索、严肃思考之后的必然选择。思想启蒙犹如冲破重重黑暗的亮光，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生的希望。今天，对国家命运的严肃性思考、对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思想性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思考题和必答题。

二是新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主要目的在于启发民智，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青年学生的觉醒与成长上。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学生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启蒙感召下，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感受到民族救亡的危机，并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这种觉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的思考比较、甚至是实验实践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因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联合13人成立北京工读互助社实验小组，最终失败；而毛泽东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后来发现终是走不通，最终坚定了革命道路的选择。因为一代新人的觉醒，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才成为了中国的道路。

三是普罗大众的觉醒。五四运动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意识到，“必须要让民众直接出来解决问题，光靠学生不行，必须要发动群众，让他们参与到改造整个社会的斗争中来，中国才有希望”。后来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压力下，北洋政府才没有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于李大钊等人的宣传启发，以长辛店工人为代表的普通民众正在觉醒，这个觉醒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必将在未来产生惊天动地的影响。

《觉醒年代》还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正面呈现了陈独秀的革命先锋形象，更还原了他作为“父亲”“同事”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这样的“人设”拉近了领袖型、名流型人物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也更为可信可亲。

（摘编自曹巧兰《火出圈的<觉醒年代>，为什么这么好看》）

大学之大与大学之道

陈 浩

没有远大理想来仰仗，大学将无法拥有精神中心；同样，没有伟大精神作支撑，大学理想与实践就会断裂。展现大学共同精神的表述有很多：崇尚科学，鞠躬尽瘁；淡泊名利，甘为人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守正开新，常勤精进；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迎难而上，挑战权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信邪恶、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等等。大学汇聚和倡导的这些精神，已足可竖起大拇指，令世人钦佩。若将大学使命、大学理想、大学正义等汇合起来考察，大学精神之伟大，更是无可争辩的，绝对不失为人类社会精神之灯塔，是国家和民族精神汇聚、传承、发展、开新、引领之高地。大学在坚守自身精神家园的同时，理应保持那种敏锐的建设性批判思维，或是理性反思的姿态，不断砥砺精神气节。大学教师在为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更应注重教给学生两样东西，一是思悟力，二是精气神。现代大学如果不能让受教育者精神更加高贵，心智趋于成熟，灵魂更加纯洁，格调通往卓然，那真就该深刻反省了。

欲想有成就的大学者，对科学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不只是口头上的，而是渗透到自己的潜意识和日常生活行为中的。尤其做基础研究或理论原创的学人，如果没有一种呕心沥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就不会出大成果，成不了大科学家和大学问家。当代中国，为什么很难出国际大师级科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按捺不住急功近利的欲望，吃不得苦，耐不住寂寞，舍不得付出耐性，不懂得或做不到“久久为功”。这些品格在当今中国的大学，表面上看是学生没达到，实际上也正是很多领导和教师缺失应有的境界。目光短浅，得过且过，投机取巧，慵懒倦怠，气泄神衰，萎靡不振等是其大敌。

大学精神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必然是互相激荡和同构相谐发展的。在改革创新精神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发展主旋律的今天，我们的大学面对教育教学种种积弊，面对社会不满和呐喊，迟迟迈不出为提质加力、实现自我超越的大改革步子，是谈不上与时代精神合拍的。改革开放之初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高教界和大学的管理体制大改革等搞得轰轰烈烈，在业内外引起大震撼。但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热盼的依靠新的教育教学大改革促进教育质量大提高的局面并未出现。今天谈大学改革，应从两方面梳理：问题的改革和改革的问题。有问题难题才需要改革，找准问题改革才有目标方向。当前一些大学改革本身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避实就虚，悬浮不着地。亟须反思的是如何避免改革目的被改革措施手段所淹没、甚至颠倒了。离开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个核心价值和根本目的谈大学改革，把逻辑和手段当目的的改革，免不了陷入空谈、玄谈、混谈之困局。当前大学改革有个怪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个“战略主题”被边缘化，“通识教育”舶来品还在某些大学掩盖、冲淡、冲击素质教育的实施。战略主题遭搁浅，实际上是教育教学这项核心改革被轻忽，或者说是核心改革本身不硬朗、无大作为被遮蔽了。改革释放巨能，改革创造机运。教改乏力，提质无望。再启大学教学大改革，搞好改革分层设计，提振每个大学人的教改欲望与能力，这是时代深处传来的召唤。

能否守住和弘扬大学精神，是对大学人意志的考验。“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大学人如果也在名利、金钱和情色的诱惑中把握不住自己，如果小改即止、小进则满，甚至只为获取暂时的小利而丢掉恒久的大义，精神懈怠甚至颓废，是迟早的事。有的教授走上领导岗位后，陷入权钱名利怪圈而不能自拔，走上了违纪违法犯罪之路。谨防大学精神失守，以精神高度托起师生事业学业高度，始终应该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关切。

（有删改）

英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作为具有感召力的符号载体，它富有强大的精神引领力与持久的文化生命力。翻检近年来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时，我们会不无遗憾地发现，曾经闪耀着精神光彩的“高大上”的英雄逐渐走向人性泛化的“庸常”英雄，真正具有时代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英雄形象仍属凤毛麟角。因而，及时准确、生动、鲜活地塑造出能够反映新时代本质内涵、体现新时代精神风貌的英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一方面，信息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下，传统主流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良莠不齐甚至颠倒黑白的信息考验着受众理性思辨的能力，提高了接近真相的难度，造成了少数人对英雄人物的质疑、戏谑、调侃、否定甚至污蔑。对英雄的认知和态度问题从来都是关乎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否认英雄，就意味着否认我们当下所拥有的和平与安定来自牺牲和奉献，也意味着难以协调立场、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去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新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被受众集体记忆的英雄形象来夯筑社会的精神高地、树立民众的价值坐标。

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下的文艺作品理应着力塑造当代英雄，应当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以电影《战狼Ⅱ》为代表，主人公冷锋身上承载着新时代富国强军背景下铁血军人的豪情和壮志，承载着属于当代青年人的理想人格。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因而也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同和反馈。置身自信自强的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超级英雄”来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为前进中的祖国鼓与呼。众所周知，“超级英雄”诞生于美国，其诞生与美国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植于美国人为之骄傲的“美国梦”，其深层次折射的更多的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在勠力同心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该有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应运而生。

此外，青年一代缺少属于他们自己的经典英雄形象。在张扬个性、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的青年一代在偶像的选择上渠道太多，受到的干扰也太多。朱光潜在《谈英雄崇拜》一文中谈道：“尤其在青年时代，意象的力量大于概念，与其向他们说仁义道德，不如指点几个有血有肉的具有仁义道德的人给他们看。教育重人格感化，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人格才真正有感化力。”文艺作品要围绕主流价值观发出坚定的声音，不遗余力地塑造属于这一代青年人自己的英雄形象、精神偶像。在“颜值”“金钱”“地位”等浮华幻象之外，打造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诗和远方”。英雄叙事绝非单纯的文艺问题，它不仅关乎对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的引领，更关乎一代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感和价值追求。

(摘编自张倩《英雄叙事要切中时代脉搏》)

近代以降，国人反思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人归咎于儒家文化，以为其缺乏或限制了勇武精神，难于造就阳刚的国民性格、坚定的国家意志。其实，这种认知主要是由于对孔子思想与儒家学说缺乏全面了解。在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应该而且必须矫正这些认识的偏失，理解和发扬中国儒学中的勇武精神。

第一，仁者必有勇，“文”“武”相反相成。文武双全、文成武德、“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这些习语无不昭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武”两大范畴之间相反相成的密切关系，显示了文武并举对于修齐治平、公共治理的重要意义。诚如《礼记》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意蕴丰富的“文”“武”两大概念，其含义的源头便脱胎自孔子所尊崇与追慕的古圣先贤——周文王与周武王。而孔子及儒家作为周代文明的自觉传承者，我们对其认识却明显地偏重于“文”的一端。

第二，“文”优于“武”、先“文”后“武”。相比于具体的政治功业，孔子所开辟的儒家学说，更为久长而深刻地塑适了中华文化。自“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定位而言，儒家强调在道德理性统摄下的“文"优于“武”、先“文”后“武”，这正是中华勇武精神的基调。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仁”为精神核心，始终对人性的后天可塑性抱有乐观的期待，对人世的温情和道德充满信心。固此在“修仁德”与“修甲兵”的抉择中，儒家天然即持反战的立场而首择乎前者。

第三，“武”之德要求智、仁、勇的统一。智、仁、勇是早期儒家最为着力提倡的君子所应具备的三种德目。“仁”作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也应当统摄暴力活动的始终。以“仁”为根柢的规定性力量，既为行武的前提，又是行武的目的与归宿，唯其如此，“武”的使用才有意义。“智”与“勇”是扩张暴力效能的重要方式。在烽火连天的东周之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愈发深入，人们谋求以最少物质投入取得最大效果，“智”与“勇”之德便愈发受到世人的推崇。孔子则超脱出当时实用主义的时代风气，指出“智”与“勇”本身并不具备单独构成美德的条件。

孔子身后的儒家学者中，孟子更加强调“仁”的核心地位，标举“仁者无故子天下”的王道政治理想。孟子将直接性的暴力置换为王霸之辩、天爵人爵之辩、批判与抗议精神、大丈夫人格与浩然之气，面对冲突和矛盾，拒绝苟且或残暴而指出向上一路，学说特质偏重经验与推证的荀子，则更为关注解决现实中具体的暴力问题，将刑罚提高到与文教同等重要的地位，正视武力与战争在国家政治治理中的必要性，进而对其进行细致分梳。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诸方面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剧。中华武德精神强调以“文”为先而不忘战、智、仁、勇统一的特质，根本上起到了划定边界、协调冲突、规训具有破坏性力量的暴力为人类文明发展所用的导向性作用。重新重视与传承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武德精神，以其智慧化解矛盾冲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不仅必要，而且正逢其时。

(摘编自杨甜、杨传召《儒学中的“武”》)

别让朋友圈定义了真实生活

相信有不少人，都喜欢有事没事刷刷微信朋友圈，看看朋友最新的动态，了解一下大家对热点问题的看法。但在朋友圈游走之时，却也可能因为一行小字而受挫：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它像一道竖起的篱笆，柴扉紧锁，提示着我们这里面是你不可涉足的世界。当观察他人生活的欲望，遭遇了“谢绝参观”的标识，虽然免不了一阵失落，但细细想来，这似乎恰恰隐喻着今天朋友圈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如今朋友圈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记录日常的点滴，来分享生活的际遇，来展示一种被关注、被看到的社交存在。同时，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把现实中被时间、距离冲散的朋友重新拉到彼此可见的视域，来维系情感的需要和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与认知。在朋友圈二十四小时不落的灯火里，我们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可以说，朋友圈正在塑造着我们新的交往方式、认知方式，满足着我们“看”与“被看”的心理需要。

但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为自己的朋友圈加上了一把锁，甚至不愿意再发朋友圈？从心理上来说，很多人渴望记录生活，却又不希望将自己完全展现在他人面前；渴望交流诉说，但又不愿将自己的心情向所有人广播；渴望营造积极的社交网络，却又害怕别人无限接近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些心理反映到朋友圈中，就有了“分组可见”“分组不可见”“仅三天可见”等种种操作技术的好处，在于它解决了很多现实交往中无法避免的尴尬，也帮助我们不断调适着自己与他人交往的方式和距离。

在心理因素之外，很多人不再愿意在朋友圈里过多展现自己，还在于朋友圈已经从最初个人的一方天地，变成了如今人群芜杂的公共场城。每个人的微信好友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仅一面之缘的人，时刻准备向你推销的人，或者随时对你“求转发”“求投票”的人……当朋友圈不再只是纯粹的情感交流地，当朋友圈过多掺杂了利益交换人情负担，当“朋友圈里无朋友”，自然也就让人失去了敞开心扉的动力。

当然，朋友圈无法成为人们的“快意江湖”，还有很多原因．好友们通过你朋友圈里的一言一行重新建构着你的形象，揣度着你的生活方式，品评着你的审美趣味，而大多数人又都渴望通过朋友圈完成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实现。所以很多时候会用精挑细选的图片、反复打磨的文字，来塑造一个想要展现给别人的自己。这样一来，发朋友圈也不再是一件轻松事，当人们对“打字三十秒，润色十分钟”式的费神费力感到疲惫，当有了怕别人多想，怕别人对自己印象不好，怕不能展现更好的自己的想法，当别人加了滤镜的生活在自己心中投射下过多的阴影和焦虑，很多人也就只想做一个围观者而非分享者了。

其实，不少人在谈及自己的交友之道时，都会说到一个“真”字．但是如今，在朋友互动的主要场域朋友圈里，却常常被认为“没有真实的生活”。这也让我们反思，今天我们关于朋友圈的种种讨论，对待朋友圈的种种态度，无论是喜欢也好，逃离也罢，都可能是因为，我们赋予了朋友圈太多的期待和意义，朋友圈是我们维系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但却不是唯一方式。如果过度依赖线上的窗口来塑造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可能潜藏着很大危险．正如有人所说，“朋友圈只是虚拟世界中的一小块天地，真正的世界，在我们放下手机后才能看见。”因为，现实世界，才是最真实的。

(选自2018年04月1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改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也因之，并不能盼望各个在社会里生活的人都能熟悉这与时俱新的法律，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律师也成了现代社会中不可缺的职业。

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洋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

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有一位兼司法官的县长曾和我谈到过很多这种例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决不会到衙门里来的。

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