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领域存在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学术悬案，这些公案直接关涉诗经学的根基，但传世文献本身已无力解决，若想有所推进，唯有把眼光转向出土文献。

“孔子删诗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为“三百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编纂《诗经正义》时，开始对该学说提出质疑，其核心理由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此后，不承认孔子删诗活动者代不乏人，并陆续增加了诸如“诗三百”之名由来已久、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所观周乐演奏顺序已与今本《诗经》篇序相近、布衣孔子不得代表官方删诗、孔子本人仅自称“乐正”而未曾言过“删诗”、孔子若删诗则不可能留存“淫诗”等新的理由。肯定“删诗说”者则又对新的否定理由逐一驳难。但遗憾的是，对孔颖达的核心理由，始终无力颠覆，因为《国语》《左传》称引赋诵诗篇确实多见于今本《诗经》而少“逸诗”。有学者又变换思路，以刘向校理《管子》《荀子》等十去其九之例，类推孔子编订《诗经》十去其九的可能性，以回护“删诗说”，可惜也仅是间接推测而非实证。

2012年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公布，为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经典实证。该组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内容，存诗两组，周公儆毖成王一组仅余前半首4句，成王自儆诗存完诗9首，每首8句。这9首半诗确为《诗经》“逸诗”无疑，因为第1首就是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敬之》篇，而从第1首到第9首诗连续用音乐依次标识“元纳启曰”至“九启曰”，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然第1首是《诗经》作品，后8首也必然是删除之前的《诗经》作品。由两组诗前小序明言各为9章乐曲可知，该组竹简一次性贡献了8首“逸诗”文本和9首“逸诗”数目，可谓“逸诗”大宗，只是周公的9首作品仅保存前半首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和颠覆孔颖达否定“删诗说”的理由提供了经典范本。组诗9首被删除了8首，今本《诗经》仅留1首，九去其八不就是“十分去九”吗？

九去其八的文本还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司马迁“去其重”的双重含义，即不仅是删除不同版本的重复篇目，还是同时删除同一版本中的相近篇目。两个层次的“去其重”，孔子将“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五篇”就在情理之中了。

《周公之琴舞》组诗中的小序还说明，今本毛诗各首作品前的小序可能战国时代已有，汉代人只不过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增补完善而已。

（摘编自徐正英《诗经学公案再认识》）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论自然美       李泽厚

就美的本质说，自然美是美学的难题。各派不是认为自然无美，美只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便是认为自然美在其本身的自然条件，与人类无关。对这个问题，我当年提出了“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亦即“自然的人化”说。

但“自然的人化”说却一直遭到误解和反对。它常常被人们从字面含义上肤浅地理解为被人力开发了的自然对象。其实，“自然的人化”可以分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通过劳动、技术去改造自然事物，这是狭义的自然人化。而我所说的，是广义的概念。天空、大海、沙漠、荒山野林，没有经人去改造，但也是“自然的人化”。因为“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尺度，指的是整个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

“自然的人化”不能仅仅从狭义上去理解。人所培植的花草等，也确乎是美的，但社会越发展，人们便越要也越能欣赏暴风骤雨、沙漠、荒凉的风景等没有改造的自然，越要也越能欣赏像昆明石林这样似乎是杂乱无章的奇特美景，这些东西对人有害或为敌的内容已消失，而愈以其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人在欣赏这些表面上似乎与人抗争的感性自然形式中，得到一种高昂的美感愉快。所以应该站在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上理解“自然的人化”。此外，还有人经常把“自然的人化”解释为比拟性的，将自然对象赋予人的想象、情感、意会，如把松、竹、梅比作人的高风亮节，将自然对象作为人格的理想等。这是康德讲的“道德的象征”。这样理解“自然的人化”只能是种借用。

④社会美有历史尺度问题，自然美亦然。那么，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的历史尺度，又如何理解和计算呢？这个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大体从何时开始的呢？

⑤首先要指出，狭义的“自然的人化”是广义的“自然的人化”的基础，是使人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改变的根本原因。原始人为什么不能欣赏山水花鸟，就是因为当时狭义的自然人化水平即生产力水平，使他跟自然的关系不存在那广义的自然的人化。在狩猎的时代或狩猎的原始民族中，大概只有某些种类的动物成为人类活动和意识的对象，其他的自然事物不是与人无关，便是与人敌对。农业社会之所以是人类历史的最大进展也正在于它使人类安居，并循天时、地利而延续着巩固着秩序化的生活，众多自然事物和整个大自然逐渐成为人类生活活动的真正的客观环境、条件、资源、工具，从而成为对象。这虽然还不是审美对象，却是它们日后成为个人审美对象的前提基础和根源，即是说，它们开始获有了美的本质，具有了审美性质。可见，“自然的人化”作为哲学美学概念，只涉及美的本质，它是山水花鸟、自然景物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的最后根源和前提条件。至于具体的自然景物如何和何时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则属于历史具体地逐一研讨的实证科学问题。

(选自李泽厚《美学三书》，有删改)

唐诗中的“浊汴清淮”意象

滕汉洋

汴河是一条古老的运河，与淮水本来并不直接相通。自隋炀帝开通济渠，汴水始自陈留偏离旧道汇入淮水。

汴河引黄河水为源，因此也便成为一条浊河。唐人多关注这一特殊的水质现象。高适的《东征赋》云：“出东苑而遂行，沿浊河而兹始。”这里所谓的“浊河”，即汴河。日僧圆仁取道汴河回国时记：“汴州以来，傍河路次人心急恶不善，能似所吃汴河水之急流浑浊也。”以汴水喻人心的急恶不善，可谓能近取譬。

浑浊是汴河留给唐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唐人因此常以“浊水”代指汴河，并将其引为诗歌意象。白居易《茅城驿》云：“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茅城驿是汴河上的水驿。汴河两岸本多平原，如白居易所言，真可谓“无景思”也。加上秋日凄清，此时又正是汴河水浅难行之时，“浊水半和泥”的汴河也自然成为这种凄凉萧条的一部分。此外，汴水浑浊既是常态，则汴水澄清也便成为一种瑞象。姚合《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汴水从今不复浑，秋风鼙鼓动城根……诗好四方谁敢和，政成三郡自无冤。”以汴水澄清比喻令狐楚治理汴州的政绩，堪称“浊汴”意象的绝妙反用。

至唐代，“清淮”成为具有吟咏价值的诗歌意象。杨谏《月映清淮流》赋、徐敞及佚名的《月映清淮流》诗，皆唐人的省试作品。“清淮”这一意象被引入省试诗赋，说明其文学审美价值已经逐步经典化。唐诗中大量与运河行旅相关的“清淮”意象，既是这种经典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这种经典文学意象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扩散性影响。

独立来看，唐代运河行旅诗中的“浊汴”与“清淮”意象各有其意义承载。而从唐代的运河交通来看，汴河、淮河与邗沟连接两京和东南地区，汴、淮交汇处作为不同文化区域的分界线，最易引发“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的感叹。从运河行旅的角度来看，由淮入汴或是由汴入淮所引起诗人情感的波动，无疑是传统的地域分野观念借助运河交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由淮入汴或由汴入淮的情感波动固然与“山川地脉分”等传统文化认知相关，但更直接的是与行旅之人的旅途观感相联系。如李嘉祐《游徐城河忽见清淮因寄赵八》云：“自缘迟暮忆沧洲，翻爱南河浊水流。初过重阳惜残菊，行看旧浦识群鸥。朝霞映日同归处，暝柳揺风欲别秋。长恨相逢即分首，含情掩泪独回头。”诗由“忽见清淮”而引发，由浊汴与清淮交汇处的特殊水质现象，引起“长恨相逢即分首”的感叹。在这首诗里，“浊汴”和“清淮”两个诗歌意象结合在一起，已经超越了两者各自独立时候的内涵指向，重新生发新的意蕴。

除了具象地表现汴淮交汇处的地理现象及抒写由此引发的心理感受，唐人相关的浊汴清淮意象还进一步引申。如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三：“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诗由汴淮交汇处渡口的不同水质现象，表达世事人生流变不常之理。孟郊《憩淮上观公法堂》云：“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浑黄。且将琉璃意，净缀芙蓉章。”用浊汴清淮交汇而淮水自清的现象，喻清净之心不染尘俗的佛理。这些诗歌中的意象，超越了对运河交通地理的书写，是“浊汴清淮”这一文学意象的合理拓展。

（选自2021年2月8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让传统村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的当务之急依然是严格保护。对传统村落进行严格保护，一方面需要开展传统村落谱系研究，对重要村落进行测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施精细化记录和管理，把传统村落中有价值的内容进行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则要健全传统村落保护体系，分级分类，精准保护利用。对于有价值的传统村落，要保护好传统风貌，充分挖掘特色，适度恢复和还原，采取有机更新的方式逐步修复、提升村落，促进传统建筑的改善利用。

让传统村落走向现代，离不开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当前历史村镇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就是居住者对现代生活的要求与历史文化的冲突。对此，我们要重点研究和突破，进一步提升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包括加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设小型综合体；盘活利用闲置房屋、集体用地等。通过优化调整适宜的产业，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建立品牌；要鼓励支持传统手工业、提高附加值；重点开展民宿、旅游、康养、度假、休闲、“互联网+”等新产业模式。此外，积极拓展传统村落利用模式，如承担各级文化部门活动场所、老年活动机构、中小学生教育基地、校外拉练场地、文创基地、民宿等功能，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让村落用起来、活起来。

传统村落是珍贵的农耕文明遗产。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让传统村落融入未来，在新格局下进行功能定位，重新融入城乡发展，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议题。传统村落要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实现不断发展，这是对传统村落最好的保护。因为发展才能体现传统村落的价值，发展才会让传统村落传承下去。未来，历史村镇将和现代城市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并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特色保护类和重要聚焦点，在未来的城乡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带动城乡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展旅游依然是当下传统村落最现实的保护与发展手段之一，但仍需要在品质提升、健康引导上下功夫，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

面向未来，要依靠传统村落的智慧来指引美丽乡村建设，在风貌特色方面，利用适合新民居的创造和推广的方式进行形象易懂的指导，多采用传统的建造、生产、生活的方式传承和延续传统村落。今后，我们要尝试把传统村落推广成为世界旅游的主要目的地，要积极促进传统村落的国际传播，推动传统村落申报世界遗产，采取措施引进国外游客，将传统村落推向世界，提升传统村落的旅游品质。通过加强宣传、打通渠道、完善设施，让传统村落融入世界旅游大循环，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丰富多彩、数量庞大的农耕文化遗产，了解中国美丽鲜活的传统村落。

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虚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一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黄振萍《传统中国的读书方法与意义》，有删改）

作为一个在当代散文前沿探索的作家，林渊液有非常清晰的文体意识和独特的问题意识。她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散文的经典化相比其他文体要更艰难？

散文在现代化转型中，承受着某种文体转型之痛。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转型跟文体转型关系密切。文学体裁分类法是文学观念的直接外化。民国时代所酝酿并最终实现的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通过语言变革（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文学体裁分类框架变革（从文史哲混合不分的杂文学框架到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的纯文学框架）来实现。在一级文类框架的确立过程中，不同文类地位的升降都反映了“现代转型”内在的诉求。

现代文体转型中，从鄙下一跃而居于尊贵者，莫过于小说。这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将小说纳入以“言文合一”推进民族国家文化自新的策略有关。黄遵宪说“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他强调“直用方言”的传播便利。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不无夸张地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因为要去承担参与现代民族国家转型重任，遂一跃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体。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明显借鉴了西方的文体分类框架，但却并非全盘照搬。在西方的文学三分法中，并无“散文”之位置。散文这一文体出现在四分法文类框架中，是中国学界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创造性成果。“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体裁中占得一席之地，跟中国强大的“文章”传统有关。在“五四”前后的文学“现代”过程中，小说和戏剧因为与文学革命相关而获得器重，而传统庞杂“文章”则被“减负”而纯化为“散文”，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立场更加被强调。无论是小说、戏剧背后体现的启蒙现代性逻辑，还是散文服从的审美现代性逻辑，背后都是一个更大的民族国家文化现代转型逻辑。

从传统的文章，到纯化的现代艺术散文，意味着散文这一文体在文化使命上成为一种轻文体，在实际接受中也常被视为一种没有门槛，缺乏专业性的文体。这使得散文在数量上极为虑大，为某些真正精品被挑选出来制造了障碍。

现代散文并非没有经典，创造经典的重要方式主要是中小学教科书。如果现在问一个普通读者，哪些是他（她）所熟悉的现当代散文经典，估计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是会经常被提到的篇目，原因就是他们被选到中学语文课本中去。在中学教科书这个如此小的经典化入口之外，文学期刊、出版社也是塑造经典的重要力量。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风行一时，其畅销跟出版社审时度势并大力推广也有相当关系。

事实上，当代散文内部有一大批非常具有变革意识、思想能力和开拓精神者，他们大大地拓宽了“五四”以来对散文的轻文体设定，使散文成为一种既能进入历史，又能激活当代；既有经验肉身，又有思想灵魂的开放性文体。很多优秀的当代散文，是值得导入经典化程序分享于后世的。

（摘编自吴义勤，陈培浩《当代散文的经典化难题》，《广州文艺》22020年4期）

①张荣在《故宫经典》里说:“文房清供是中国传统文房辅助用具的一种雅称，也称文房杂器，又因多由精美的工艺造型和极具观赏性的器物组成而被称为文玩。”他直接将“文玩”界定为“美”的“文房”“器物”。传统意义上的“文玩”当是狭义的“文玩”，今天 的“文玩”则是就广义来说的，今之“文玩”已成为“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

②刘岳曾言，“从字面来看，‘文玩’二字中‘文’者大约可拆分出三层意思：第一层指活动主体为文人士大夫；第二层指活动场所为文房；第三层指对象需文雅，涉及审美价值的判断；而‘玩’字既可作名词指玩物，也有动词玩赏、玩味之意。故而‘文玩’不同于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和低层次娱乐，而是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艺术欣赏对象。”他比较 精准地揭示并阐发了“文玩”的审美本质。

③步入新时代，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玩”发展环境发生巨变， 公众对“文玩”的兴趣日渐浓厚，需求日益增长，“文玩”已逐步深入大众生活，“文玩”把玩主体发生更迭，由传统文人拓展为广大民众；“文玩”的品类、形态及其收藏、交易也均在发生深刻变迁，实用价值也逐渐被文化和把玩价值取代，“文玩”也随之实现了对自身 “物”的属性的超越而演化为注入了新时代意蕴的文化符号，但是，它的审美本质却从未改变。

④“文玩”之要即对雅致器物的赏玩。任何一件“文玩”都应是一件完整的传统工艺作品，必须同时兼具内容、形式、技艺、材料“四美”，并在此基础上完美承载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美学思想。“文玩”代表着玩家、藏家乃至社会、时代的审美意识，是尊崇传统、崇尚自然、礼敬人文的态度，是内省自觉、归属认同、渴求创新的符号，是悦心娱人、感染世人、引领时尚的欣赏。

⑤“文玩”之“文”，蕴涵着崇文尚雅的核心意识。无论是古时狭义的文房清供，还是今日为生活增添赏玩之趣的物件，都被赋予了诸如健康、平安、吉祥等丰富的精神追求，均饱含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精巧雅致的内在意蕴，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文 玩”之“文”，是器玩至关重要、至为根本的质的规定性，意味着与文化修养相关，内蕴着人文之理、文化之道，勾连着情之所钟、性之所至，投射着心之所向、灵之所属，规约着“玩” 之法理，影响着“玩”之意志，统帅着“玩”之雅趣，升华着“玩”之妙境。

⑥“文玩”之“玩”，是“文”的载体和表现。这里的“玩”兼具名词“玩”和动词“玩儿”两种词性。前者为对象，即浅层的实体的物。“文玩”多材料考究、样式独特、精雕细琢、做工精湛、穷工极巧，是“文”的物质载体。后者为活动，即对象的赏玩过程。精湛的传统技艺、独特的文化内涵往往赋予“文玩”器物一种独特的美，是“文”的审美表现。“文玩”的玩家、藏家通过“玩儿”的活动，即文玩审美赏玩过程，获得深层次的心灵与精神触动，这便是“文玩”由古至今绵延不绝、深入人心的根源所在。

⑦“文玩”之于玩家、藏家，物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玩儿”的过程及该过程中对物道、人道、天道的体察。进一步讲，“文玩”之于玩家、藏家的重要价值，在于它能够 引发超越当下的幽思情韵，能够表现藏家玩者的学问见识，能够凝结赏玩者的高洁雅致；在于它呈现的其实是一种情怀，是一样情性，是一片趣味，是一颗心灵。质言之，所谓“文玩”，其“文”在心，其“玩”在趣。一言以蔽之，“文玩”即“文”心“玩”趣。

(摘编自杨明刚《文心玩趣话“文玩”》)

科举制度下的《论语》

隋大业间实行了科举考试制度，设明经、进士两科，为更多士人开放仕途。进士以考诗文为主，明经以考经义为主。隋代很短，其制不详。唐代进士一科独秀，明经则不被人们看重。明经考试注重“帖经”，“帖经”类似现今的“填空白”，盖住左右经文，中间只开一行，以白纸贴住数字，令考生填写，如十条通五条以上，就可以口问大义了。唐代所谓的“经”是指“九经”：包括《诗》《书》《易》“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科举考试中没有《论语》，社会上清谈之风也逐渐消弭，此时《论语》又还原为儿童读物。杜甫晚年流落夔州，说到夔州民风就有“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最能行》）的句子。“止《论语》”是讽刺当地人不重视学习，会读《论语》是说仅能识字而已。

宋初的科举承唐制，在诗、赋、论、策之外，增加了帖《论语》十通。后来试经义，出题也包括《论语》。这样流行的《论语集解义疏》就不太适用了。北宋真宗时，国子监的祭酒邢昺认为皇《疏》太空疏，便对《论语集解》重新做了疏解。“四库”馆臣说：邢疏“大抵剪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四库全书总目》）。其实，《皇疏》非汉学代表。邢疏增加了对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渐替代了《皇疏》。《皇疏》遂于南宋间亡佚。

宋代以来，《论语》中发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约就是朱熹的《论语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于《大学》《中庸》（“学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的整理和阐释，他说“若读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他把“四书”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学问的教科书。但这个“做”不是汉代“以《春秋》决狱”式地机械的“做”，而是通过学习这些典籍来“正心诚意”，改造自己，从而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能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宋儒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儒学的实践性的。朱熹注解经典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导的观念理学化，对于原始儒家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中有不少歪曲。例如，“礼者，天理之节文”“义者，天理之所宜”“当理无私心则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礼”不过是周初社会规范，“仁”不过是同类意识的展现，“义”不过是按照“礼”与“仁”去行事。朱熹从“天理”的角度阐释它们，其目的不过是增加其权威性，增强它们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诚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学（也称道学）形成后，儒学的实践品格与儒者个人修养日益合一。修养跟不上就被称为“假道学”。

但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他的努力基本上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承认。直到朱元璋立国把程朱理学定为正统儒学，《四书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题目多出自《四书》，并以程朱的解释为准。从此，《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五百多年的无数的科举考试，促使士人对于《论语集注》烂熟于胸，熟到不仅要会背，而且要熟悉到每一句子、每一个字，理解其含义，并能从中生发出一篇文章来。例如科举试题就可能是“子曰”、“公冶长”或是“礼云玉”（《论语》有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等。考生看到如此简单的或割裂的题目，要作文没有对《论语》和程朱注释熟悉是不可能的。

《论语》而且是经过程朱学派注释的《论语》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圣经，成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成为士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因此，当清朝末年问题丛生、国家衰弱、社会腐败、列强入侵时，人们查找问题的根源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儒学及其典籍。于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进人士否定儒学、蔑视儒家经典就不奇怪了。

（摘编自王学泰（《<论语>地位的涨落》）

材料一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

数字经济正在经历高速增长、快速创新，并广泛应用到其他经济领域中。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驱动力，在加速经济发展、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摘编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G20官网，2016-09-20）

材料二

乌镇的巨变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23日下午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发布了一组数据：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2%。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1万亿元，同比增长6.7%。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爆发式发展，农村电商迅速崛起。

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截至2020年5月底，中国光纤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光纤用户占比达到93.1%，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4G基站总数为544万，移动互联网接入数据流量消费1220亿GB，居全球第一。截至2020年9月，中国5G基站建设数量已超过48万座。截至2020年7月，中国已申请的IPv6地址资源总量也位居全球第一位。

（摘编自张亚雄、蔺紫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20-11-24）

材料三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面世。

对于网络安全问题，报告认为，疫情期间线上服务的陡增加剧了网络安全威胁态势。报告指出，疫情客观上加速了传统线下业务向线上转变的进程，促使云办公、云医疗、云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不过，如果云端业务相关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及时跟进和完善，远程在线服务管理机制和远程环境下的网络安全防御体系较为薄弱，就会给网络黑客以可乘之机。

关于网络空间与数据安全，相关部门已提出多项部署，将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以及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约占GDP总量的0.575%，这与经济总量、数字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对此，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表示，经过6年多的发展，我国网络安全的产业规模增长了近4倍，未来网络安全行业要更加依靠数据驱动的内生安全，通过“一个中心、五张滤网”，从网络、数据、应用、行为、身份五个层面，建立无处不在的网络安全“免疫力”，从而极大降低网络攻击风险，真正保证网络安全。

（摘编自訾谦《筑牢数字技术安全“底板”》，《光明日报》2020-11-25）

材料一：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并不带有“文明”，或是“慈善”，或是“见了人点个头”、不穷凶极恶的意思。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恻隐之心并没有使孔子同意于取消相当残忍的行为。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

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无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材料二：礼治蕴含礼制、礼仪、礼义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举措，在涵养人方面功不可没，构成一种层层递进的“立人”的实践过程。安土重迁的乡民，由于见识和受教育机会有限，开启教化的过程基本通过礼制进行。以礼制俗，倚重礼制来约束和规范，免得人的行为举止失范与失序。如此讲，并非意味着农家人粗鄙。在生活境况比较差特别是缺乏仓廩实知礼节的那种从容时，遵礼守制能够抑制人性中负面气质的释放，保障人的道德伦理不至于虚空。其所蕴含的逻辑，与传统王朝治理从“重德化”到“明礼制”的治乱史观的转变相契合。

与强制性的礼制、律令相比，礼仪在人生的修养方式上相对柔和。通过锲而不舍地学礼习礼，借仪式与节度融入人的感情，从而亲亲尊尊，内化人格而复性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严谨的仪式操练中习得，举止合体，熏陶气质。此时的礼，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外在规范，也是变化气质、端正人心的修身养性之功。如蔡元培所言：“礼仪能造就习惯，而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

就礼意（义）而言，其为制礼的意旨，礼之所以为礼的精义，也可作上述“化”的理解。换句话讲，创设礼制与礼仪最终是“化人”，使人能深明礼义即“明事理”。有了明事理的境界，乡民们哪怕物质条件再艰苦，处事也会将心比心、有怜悯心，呈现出人的精神气度。明事理不只关联着零零杂杂的村民日常，同时还有着“人生的意义”的关照。如农民谈论的“抱着金元宝，若没命一切皆空”的理儿，何尝不是一种哲学性命题。在广袤的乡间，这种深明礼义，恰恰说明了千百年来的乡村缘何能够低成本自治。

（摘编自张海荣、张建梅《向里用力：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材料一：

当前世界去贸易全球化、去科技主导化愈演愈烈，“内循环”概念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显示了高层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新判断。

什么是内循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发掘内需潜力，合理调配资源，实现经济更加强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让我国发展内循环具备足够底气。“内循环”这一概念的提出，必将为金融、旅游、汽车、教育等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推动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层次。

后疫情时代，在经济增速下行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需求侧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无论是“质”（收益率与安全性），还是“量”（产品的充分供给），都更加迫切，居民大量财富将会借助专业机构进入资本市场，理财、基金、养老资金投资和保险等行业都会迎来新的爆发。国产汽车品牌将迎来极大利好，汽车研发会更加强调自主性，国产汽车相关产业链将获得更大的政策支持。还有旅游行业，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旅游输出国，若中国旅游服务逆差能够转化为内需，该行业将每年多贡献约1.15万亿产值，这必然会给受疫情重创的文旅产业带来活力并使其迎来新的发展。

实现国内循环具体到企业来说，重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经济内循环先是老百姓有消费的欲望和能力，然后有实体企业的正常生产，另外就是健康运营的市场秩序，这样才能形成循环。所以说，经济内循环的保障是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发展，让千万个中小实体企业走出困境，才是经济内循环的第一步。这也为许多新兴企业带来新的商机，像互联网企业360集团便强势聚焦国内经济复苏大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路径,凭借360智慧商业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营销势能,通过精准的行业趋势洞察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产品服务,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快速提升自我“造血”机能。

当然，经济内循环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战略，打破经济内循环障碍，实现各类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利用十分重要。提高各行业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附加值，真正拉动内需，为启动经济内循环模式奠定扎实基础。通过各种手段重塑企业经营生态，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积极融入数字经济、新基建产业的发展等。政府也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中国经济的良性增长并造福民生。

(摘编自盘和林《打通“内循环”,迎来新发展》)

材料二：

长三角经济是我国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优秀代表。新形势下，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长远稳健发展更是至关重要。以长三角为背景来讲双循环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

就国际大循环而言，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体系较为完备，产业结构层次较高，对外开放起步早、发展好，经济国际化程度较高，很多产业已融入全球产业体系。2019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外向度已达52.4﹪，高出全国18.4个百分点；境外和国外资本大量进入长三角，目前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近19.3万家，投资总额达2.5万亿美元，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超过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达到50.6﹪。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在长三角地区已密切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参加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会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且会加深中外资本和中外产业的融合，奠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使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布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端方面的国外供应链出现高度不稳定性，需求端方面受保护主义影响又有更多不确定性，我国在国际经济循环方面面临较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长三角企业更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积极布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将中国企业有机嵌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之中。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及美国政府在前沿技术和高端产业方面极力阻挠我国企业进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严峻挑战，应进一步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推进多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长三角不少企业已经布局，比如苏州亨通，已经构筑全产业链并拥有核心技术，正致力打造全球通信和电力产业全价值链综合服务商。

构建双循环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和发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聚力培育和壮大世界级产业集群，增强重点产业在国际产业与产业链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解决产业链与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问题，提升优势产业在世界市场供应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性，确保我国产业与产业链独立发展，在一些优势领域引领发展。最后，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引导中国企业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在此基础上向国际市场扩张生产能力和服务网络，为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牢企业基础。

（摘编自程必定、孔令刚《以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融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