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21年1月11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了《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号）（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污水资源化利用是指污水经无害化处理达到特定水质标准，作为再生水替代常规水资源，用于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居民生活、生态补水、农业灌溉、回灌地下水等，以及从污水中提取其他资源和能源，对优化供水结构、增加水资源供给、缓解供需矛盾和减少水污染、保障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指出了总体目标：到2025年，全国污水收集效能显著提升，县城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基本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水环境敏感地区污水处理基本实现提标升级；全国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以上，京津冀地区达到35%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畜禽粪污和渔业养殖尾水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基本建立。到2035年，形成系统、安全、环保、经济的污水资源化利用格局。

（摘编自《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中国经济网）

材料二：

2011年以来的十年之间，污水处理企业注册量逐年递增。企查查数据显示，2011年共注册污水处理企业3554家，2020年污水处理企业注册数量达到了4.55万家，为十年之最，同比增长20%。此外，2021年一季度共注册污水处理企业1.12万家。

（摘编自《2020 年我国污水处理相关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20%》，“企查查网”）

材料三：

北京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为585毫米，年均可利用水资源量37.4亿立方米，年人均水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曾经，由于持续干旱，北京只能超采地下水维持水量供应。“十几年来，北京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左右，而每下降1米，储量就会减少5亿立方米。”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廖平安介绍。

2013年，北京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13——2015 年）》，提出三年内全市新建再生水厂47座。在此背景下，曾经的高碑店污水处理厂被升级为高碑店再生水厂。目前，该再生水厂日处理规模达100万吨，大大节约了优质新水资源。

北京市水务局污水处理与再生水管理处副处长付朝臣介绍，像高碑店再生水厂一样，自2013年以来，北京所有新建再生水厂和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都要求主要出水指标一次性达到地表水IV类标准。截至2020年底，北京现有大中型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1万吨以上的共67座，污水处理总能力达679.2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率达到95%。2014 年以来，北京进行多次水价调整，再生水价格调整到最高价格不超过3.5元/立方米，但与非居民自来水价格差距最高扩大到6元/立方米。如今，北京再生水利用量由2013年的8亿立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12亿立方米，用水途径也由绿化、洗车、冲厕等逐步推广到工业、河湖环境及道路浇洒等方面。

（摘编自《北京去年再生水利用量达12亿立方米，占年度水资源配置总量近三成——再生水有大用》）

材料一：

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这话深刻地表达了民法典所应当秉持的人本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法典是否科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是否充分反映了人的主体性。民法典只有充分关爱个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才是具有生命力的高质量的民法典，才能得到人民的普遍遵守和拥护。

21世纪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纪，保护人的个性与人格尊严，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民法典充分贯彻了人文主义、人文关怀的理念，旨在实现对人的全面保护，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我国民法典在传统民法典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体现了21世纪民法的特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以调整财产权为重心，普遍存在“重财轻人”的倾向，而我国民法典则设置了独立的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编，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凸显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真正体现了“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有效防止人的客体化，使“大写的人”在立法中得以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法中的人的再发现”。

我国民法典强化了人格尊严的保护。人格尊严是各项具体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具体人格权的规则设计应当以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为根本目的。从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来看，不论是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均体现了强化人格尊严保护的理念。我国民法典第990条对一般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从该条规定来看，一般人格权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内容。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不受他人支配，不受他人强迫的发展，然后通过保证人和人之间的人格独立和人格平等，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中的互相尊重，从而最终实现保护人格尊严的目的。在人格权编中规定一般人格权，就是要维护人格尊严，实现人的发展。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作出规定，不仅可以实现对各项人格利益的兜底保护，而且可以对各种新型人格利益提供保护。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型的人格利益不断出现，但其还难以与其他人格利益进行明确区分，与相关权利的关系也不清晰，能否上升为具体人格权也不明确，这就需要借助人格尊严对其提供保护。因此，在某种新型人格利益产生以后，其是否属于法律所应当保护的人格权益，很大程度上就要看是否体现了人格尊严。

我国民法典注重实现代际正义。罗尔斯把代际正义概括为“不计时间地同意一种在一个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公正地对待所有世代的方式”。在代际正义的观点看来，每一代人都是受后代人委托的受托人，代为后代人所能获得的各项权利。民法典第1009条设定了关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相关科研的底线规则，该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该条维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权，并有助于实现代际公平。我国民法典第1009条就是在充分考虑代际正义的基础之上作出的规定，也以实现代际正义为重要目标。

（摘自王利明《彰显时代性：中国民法典的鲜明特色》，有删改）

材料二：

当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在信息技术、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冲击下，民法典应当也必将不断与时俱进，在创新实践中不断展示生命活力。为此，在人格权的立法实践上，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首先，生命健康作为一种人格权是毫无疑问的，但生命健康除了具有人格属性，是否还蕴含着其他的权利属性，或者是否可以兼具人格权和其他人权形式的双重甚至多重属性？这是值得进一步反思和深度研究的问题。其次，在具体人格权形式上，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本潜在的人格利益会被不断挖掘和显现，需要上升为人格权的独立形态，现有的人格权形态已经无法包容一切。例如对于声音，民法典将其置于肖像权之内予以保护。较之于以往对声音的立法空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无论是在物理特性还是精神利益属性上，声音与肖像均完全不同，两者并非种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所以，应当进一步开发声音的人格特点和人格价值。再次，关于个人信息的问题，民法典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人格利益进行确认和保护，避而不用“个人信息权”这一概念，因为担心对个人信息过度保护会影响信息的合理使用尤其是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在当代信息社会，个人信息权与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既存在某些一致之处，又具有独特价值，无论是其内涵还是外延，都得到极大拓展，为现有的人格权所无法包容。而且，在立法形式上，既然把个人信息列入人格权编进行保护，在实质上就已经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权利加以对待了，在此等情形下，就无须回避个人信息权这一概念。当然，在确立个人信息权时，可以合理界定个人信息权的保护边界，以免过度保护阻却合理使用。最后，从立法结构分析，既然人格权之于民事权利乃至整个人权具有基础性、始源性地位，那么，在民法典篇章布局上就应当妥善处理人格权与其他权利在法典中的顺位关系，尽可能使立法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保持一致。学界对此已经予以关注和讨论，但是尚需深入探讨，求同存异。

（摘自汪习根《论民法典的人权精神：以人格权编为重点》）

材料一：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9省2市，以全国21%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4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我国总体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绿色是长江的底色，唯有通过绿色发展，变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让发展和保护两大主题相互交融、并行不悖，激荡出高质量澎湃发展的新动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再上新台阶，要加快长江航运的建设，打造出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黄金水道；同时，必须稳步推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进程，实现经济协调和融合发展。

（摘编自特约评论员《奏响新时代绿色发展的长江之歌》）

材料二：

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格局逐步优化。2011至2017年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快速上升态势，2015年超过长江经济带以外地区。下游地区仍是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龙头地区；中上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增长比较快，后发优势逐步凸显。总体形成了以上海、重庆等为龙头，其他地区协同推进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格局。

长江经济带工业转向以创新和质量效益协同驱动的高质量增长方式。工业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其中，创新驱动指数、质量效益指数呈现下游、中游、上游梯度递减的空间特征，绿色转型指数、协同发展指数、开放发展指数呈现下游地区最高、中上游地区交替领先的空间特征。

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呈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于创新驱动、质量效益和协同发展，中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于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上游地区工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来源较为均衡。下游地区污染型产业布局密集、中上游地区难以摆脱投入型和污染型增长的路径依赖。导致绿色转型压力较大，对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有待增强。

（摘编自杜宇等《长江经济带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时空格局演变》）

材料三：

为缩小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区域高级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在创新资源、创新能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建议构建知识协同创新子网络和技术协同创新子网络。发挥上海张江、合肥这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科技支撑作用，辐射带动中上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科技项目的联合攻关。同时，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中部中心（武汉）的市场和网络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成果在长江经济带内的优化配置和转移转化。

为了促进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协同发展，克服“核心一边缘”结构带来的弊端，建议借鉴新加坡政府“区域项目计划2000”经验，复制、推广裕廊工业园设计理念与组织方式，合资建设“创新飞地”。“创新飞地”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各地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而且还有利于提升科技合作水平，推动“发展共同体”建设。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必须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之间的正向互动关系，建议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项目建设的统筹力度。积极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工作，联合开展重大绿色环保技求攻关，重视新基建设施的建设，合作推进人工智能、网络经济、健康经济的发展。此外，建议优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导环保资金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摘编自管刚等《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优化策略初探》）

材料一：

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志于道”“据于德”“兴于诗”“立立礼”“游于艺”和“成于乐”等“学以成人”过程的提示，“孔颜乐处”所示的安贫乐道、豁达自信的处世理想和人生态度，“曾点气象”所描述的寓无限于有限、即自由而超自由的审美精神，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包合多重内涵，蕴合着丰富的学术价值。

一是“乐生”的生命精神。《论语・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在春秋那个朝不保夕的乱世，当夫子得知马厩失火之后，并没有关心自的财产损失了没有、损失了多少，而是出于本能地问人怎么样、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此其一。其二，《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强调人们要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篇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夫子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困苦，要有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的精神，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苦难都不要改变我们的初心。其三，《论语》中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还体现为“慎终追远”的生命关怀。众所周知，孔子对生死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对祭祀的态度是“祭如在，条神如神在”“吾不于祭，如不祭”。可见孔子认为，要想懂得什么是死，首先得懂得什么是生，他对鬼神是否存在持的是一种未置可否的态度，但却强调行祭的时候必须设想祖先（鬼神）是存在着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关怀之中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论语》要求我们要“慎终追远”。

二是“乐群”的生存智慧。中国“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因此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自己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从物质上到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对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的重视，对人际和谐的强调。因此，《学而》中才会有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而不忠乎？与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的言论。为什么《论语》要求我们这么做呢？这是由于“乐感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认为，我们人类走不若马、力不若牛，又没有外在的上帝可以依靠、没有一个“超人”帮助我们。怎么办呢？只能自己依靠自己，只能互依靠，彼此团结。

三是“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人生一无所本，被偶然扔掷在此世间，无所凭依，无所依皈”（李泽厚）。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相信“物不可以终难”（《周易・序卦》），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人为本，依靠“乐群”的生存智慧，相信人自身的力量。这种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

四是“乐感”的人性追寻。这是从人性完满的角度而言的。所谓人性完满、“成于乐”，从个体心理角度来说，指的是通过“诗”“乐”等艺术形式的熏陶塑造一个完人。这是一种审美结构的呈现，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形上超越。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在总共一万余字的《论语》之中引《诗》、论《诗》之处竟多达十八处，这充分说明了“诗”“乐”教化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此即孔子所理想的“成人之道”，并由之决定了中国“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总体而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乐感文化”，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化被称为“罪感文化”，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罪感文化”最早由本尼迪克特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高度概括了两种文化类型：其一，基督教国家的‘罪感文化’——人的一生就是赎罪的一生；其ニ，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动カ。于是，西方文化便有了‘罪感文化’之称。”（林玮生《“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神话学解读》）与此相呼应，李泽厚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界定为“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乐感文化”的内涵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一个世界”，即关注“此世”而非“彼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第二，思维方式是“实用理性”，核心是“情本体”。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一个世界”“实用理性”“情本体”是“乐感文化”内在元素，“一个世界”旨在关注现实世界重视现实生活；“实用理性”是选择生活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旨在要求在精神追求、价值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情本体”旨在尊重生命、享受生活。因此，“乐感文化”是乐观的、积极的、面向未来的文化。

（摘编自刘伟《浅析“乐感文化”的主要特征》）

材料一

3月5日，记者到委员们住地针对食品安全对青少年影响和危害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范现国和全国政协委员施杰，他们均认为：“影响青少年身体健康的食品问题和现象存在，如何解决问题是关键。”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我们不能容许影响国家未来和进步的问题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是我们国家存在很多年的问题，很多食品生产企业利欲熏心，乱用食品添加剂，劣质食品、垃圾食品、假冒伪劣食品违法生产；很多农作物、农产品在农药使用、二次加工、保质处理时候，时常有违法添加各种药物的现象，严重危害着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政府一定要逐步改善，啃掉这块硬骨头。”范现国介绍说。

施杰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虽然国家一直在治理，但问题仍然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源头抓起，需要政府牵头管理，在农产品生产、农药使用、生产加工添加剂、肉类食品养殖、加工等等，各个环节要有职能部门监管。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规犯罪的成本。只有从源头上保障了，其它问题就好解决了。”

（资料来源：食品安全网）

材料二

（资料来源：调查网）

材料三

在消费者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中，“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事项没有显著标注，不易辨识”占比超过60%；“宣传虚假或夸大”“餐饮企业生产环境脏、乱、差，卫生不达标”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过了保质期还在销售”三种情况的占比均超五成；另有四成消费者遇到过食品掺假掺杂。腐败变质、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情况；还有两成多的消费者表示遇到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含量或致病性微生物超标”“转基因食品没有按照规定显著标示”及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没有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等违法情况。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食品经营者的高度关注。

（资料来源：《全国食品安全调查报告》）

相比于过去较为宏大严肃的政治用语，“不忘初心”的说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且亦透出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对于这个词的词源出处，目前尚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出自佛教的文献典籍 ，并列举佛经中经常出现的“初心”一词为证。然而，对“不忘初心”的词源追溯却不能止于佛教文献。因为，其一，此四字亦出现在儒家类的文献之中，南宋王柏《答叶都仓书》“尚赖惠顾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终之，是犹有余望也 。”此文献时间虽较晚，但足见“不忘初心”一词非佛教所专用。其二，佛教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绝大部分佛经都是自外文翻译而来。当时翻译佛经，用词常依托中文经典中的成语典故。所以，“不忘初心”可能有更早的汉语文献词源。第三，佛教语境中的初心，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志向，但是佛学语境中的志向更强调一种对世俗世界的出离心，并不强调对历史使命的担当和现实伦理义务的责任。故从语义上说，作为当今政治话语的“不忘初心”，与佛教文献中的所指亦相去甚远。

从语境和语义判断，“不忘初心”较早的出处应该是《孟子》中“不忘其初”一语。《尽心下》记载：“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不忘初心”和“不忘其初”实际上是一语之转。传统注疏中对“不忘其初”一语的理解存在模糊之处。《礼记·礼器篇》亦有此四字，然语境有别：“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根据前人注解，这里所谓“初”，即礼之最初的依据，一方面是人之本真的性情，一方面是历史文化的传统。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人之真实情感，礼即是虚文；若任情妄为，而不求之于有历史传统的礼文表达情感，礼即丧失其文化内涵和历史感，所以也不能构成礼。这两者自然融合而统一于礼，这好比说：人以其真实的内心情感而融入了一历史文化的传统，或者说在某一历史文化的传统之中回归于其内心的真实。总而言之，这里的“初”，一方面是对人本真性情与历史文化传统的觉悟，一方面又是基于此觉悟而升起的学习的动机和志向。把握住这个初，才能很好的去学习和理解礼。虽然很难确定《孟子》与《礼器》篇时间先后关系，但两篇文献中“不忘其初”一词，实有相通之处。要而言之，《孟子》中“不忘其初”应该是“不忘其本来志向或动机”的意思，当然这种志向之确立乃是基于对某种历史文化使命之真实理解和体验。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称赞“吾党之小子”，欣赏他们不忘最初从学的体验和志向。孔子生于春秋末年，礼坏乐崩，社会秩序大乱，孔子少慕周公之德业，孜孜不倦，以期拨乱反正，复兴周文，在鲁国未申其志，故周游列国，本欲得君行道，但历经坎坷，未能得偿所愿。后知自己的政治抱负、文化复兴志业恐怕不能行于当世，故而有思归传道之念。孔子之思归，并非因仕途不利而生消极失落情绪，而是想到了家乡的年轻人而充满希望。孔子评价这些年轻人说“不忘其初”，就是强调这些年轻人有真诚而远大的志向，其不辜负自己理想信念的品质和气魄最为可贵，这足以担负文化传承的使命，故有“盍归乎来”之感叹。显然，这里的“不忘其初”四字更接近于现在“不忘初心”的含义。

从后人对“不忘其初”的化用和注解来说，此语义的同源性则更为清楚。现存北宋“古灵四先生”之一陈襄《与陈砥秀才书》一文，该信函主要是勉人立志，开篇说“士而其志不胜先王礼义之任，则可谓士欤？”结尾处劝勉向学，“庶几成就其学不忘其初之志 ”。明代程敏政《嘉兴县东塔寺四进士题名记》记载，四位书生早年都曾隐居于嘉兴东塔寺读书，甘受清贫寂寞，后来四人先后举进士第，为纪念出身故地，故请求作者写“题名记”一篇以为纪念，该文中提到“惟士必有坚定之志，然后可与有为”“（四人）不忘其藏修游息之故地，其不忘初志从可知矣 ”。显然“不忘其初”一转而为“不忘初志”。清人所作《日讲四书讲义·第二十六》在解释《尽心下》中这句话时，则直接将“不忘其初”解为“不肯改变其初心”：“盖吾党后学之士，其志极大而阔略于事为，充其志直欲进，而取法古人，终身以为向往，不肯改变其初心，其狂如此，足副我传道之望。此我所以有感而思归也 。”由此可以确定，“不忘初心”的词源显然是《孟子》书中“不忘其初”一语。

总而言之，历史上各学派之间思想逐步融合，话语体系相互渗透，不同学派使用同一词汇是常有之事，但传统儒学语境中的“不忘其初”一语更强调对理想信念、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显然更接近于今天政治话语中“不忘初心”一词。由上可知，无论从语义上还是从文献上，都可以判断《孟子》书中的“不忘其初”才是“不忘初心”一词的较早汉语辞源。“不忘初心”进入今天中国的核心政治话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学术文化意义。政治思想发挥其指导和宣传作用，需要时代话语的更新，需要更具亲和力和号召力、同时又能体现中国文化内涵的话语。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词汇成为核心政治话语之一，同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标志着“中国话语体系”开始形成。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经由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而融入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开拓了广阔思路。

（摘编自董卫国《“不忘初心”的词源语境与文化意蕴》）

材料一：

近日，浙江一女孩为外婆手绘微信说明书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网友们纷纷留言，为这位姑娘点赞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求出书”“啥时候发行，我给我姥姥买一本”“能打印一份给我吗？”的呼声。这些呼声背后所承载的需求，又不免让笔者人联想到前不久黑龙江一名老人因没有手机无法扫描健康码导致乘公交受阻的新闻。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掌握软件使用技能……在快步前进的数字时代，当“互联网原住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着数字化红利时，却还有一群“慢行”的人，被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数字鸿沟”困住。

这群“慢行”的人并非少数。比如，在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时期，当城市的孩子带着智能设备随时随地上网课时，不少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或拿着手机寻遍大山找信号，或走两小时山路爬到高山上听课，“找网”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首要难题。比如，当很多年轻人挂号或买票只需动动手指时，一些老年人或外来务工者却很难掌握这些“技能”。《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4.5%，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55亿，占网民整体的比重不足30%。更为深刻的“数字鸿沟”体现在老年群体，截至2020年3月，我国9.04亿网民中，6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仅为6.7%。

科技总是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更新迭代，短短几年，不管是从短信到微信、从线下购票到App订票、从现场挂号到微信小程序、软件挂号的变化，还是各种打车软件、外卖软件的盛行，都昭示着互联网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数字鸿沟”现象不是无关痛痒的纸上话题，它不只是让一些人有被时代抛下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影响到很多人的基本生活。

因此，消除“数字鸿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数字鸿沟”如何填平？以老年群体为例，为外婆手绘微信使用说明书的做法当然暖心，还有些活到老学到老、成为网红的老年人也固然励志，但从更大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消除“数字鸿沟”的影响显然不能只靠代际关怀和个人努力，而需要社会给出更多关照。

这份关照应该体现在社区或公益组织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定期举办网络知识、软件操作等服务讲座，让有需求的老年人掌握基本信息技能；应该体现在智能应用提供者充分考虑老年人使用习惯，设计出对老年人更友好的操作流程和使用界面；更应该体现在完备的托底方案上，尤其是挂号、购票、政务服务等民生相关项目，除了互联网办理渠道，一定要保留一定比例的线下传统渠道，不让“慢行”在数字化时代的人受阻于一块小小的屏幕。站在城乡“数字鸿沟”的视角，这份关爱应该体现在进一步加大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偏远地区网络覆盖，大力解决农村地区网速慢、信号弱等问题，同时，加大农村地区的信息素养教育。

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也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在城市。数字技术带动社会飞速前进的过程中，请给那些慢行的人多些关照，在硬件和软件上作出更多部署，以缩小填补“数字鸿沟”，让科学技术每次向前跨步时，都能有更多人跟上脚步。

（摘编自陈晨《数字时代，让“慢行者”脚步亦从容》）

材料二：

老龄化社会遭遇“扫码时代”，如何找到办法让两者并行不悖，如何让老年人过上正常生活进而可以安享便利？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个人、家庭、社会通力合作。

首先是“后浪”要帮。对于习惯扫码的年轻人来说，老年人遭遇的“数字鸿沟”有些匪夷所思，不就是点开支付宝里的健康码扫一扫吗？可是，手机功能过多，常用功能反而难找，手机界面字体过小，手机软件操作系统相对复杂等“难题”，让很多老年人举步维艰。在“扫码时代”，需要子女花费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教会老年人尽量掌握必要的应用技能。让老年人适应新科技、步入新生活，也是子女孝敬老人的一种新方式。

其次是“前浪”要赶。由于身心特点、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多方面原因，老年人尤其高龄老人接受智能手机等新事物的能力较弱。另外，一些老人担心上当受骗，对扫码支付存有排斥心理，这也妨碍了智能手机的使用。老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从心理上接受新事物，不能拒绝再学习，要不断练习以勤补“拙”，力争掌握智能手机主要功能。

最重要的是社会要管。老年人在网络时代遇到了更多障碍，这已成为痛点问题，社会必须要管。政府部门应精准施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问题，推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满足老年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车站、机场、公园、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应建立“无码绿色通道”，保留现金支付及线下办理渠道。相关智能手机产业应及时捕捉市场需求，积极参与智能产品适老化改造，开发符合老年人使用特点的大屏幕、大音量手机和大字体、简易化操作系统，让手机不仅智能而且体贴，帮助老年人打开通往数字时代的“快捷之门”。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扫码时代”，帮助老年人追上移动互联的步伐，学用智能手机、跨越数字门槛，是爱老助老的具体行动，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摘编自樊大彧《“后浪”要帮，“前浪”要赶，社会要管》）

材料一：

“2020年11月27日，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5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这在核电站建设进程中是一个重大节点。”中核集团首席专家、 “华龙一号”总设计师、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邢继告诉记者。

“华龙一号”的成功研制，将使我国成为继美、法、俄之后又一个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邢继说，“华龙一号”最大的特征是“能动和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正是这一系统使它成为国际上安全标准最高的核电站之一。邢继介绍说：“福岛核电站的安全设计只有能动安全系统，它必须依靠电力来实现和保障安全；一旦失去电力，整个安全系统就瘫痪了。因此，就必须有不依靠电力就能发挥安全作用的非能动安全措施。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不依赖电源，而是利用重力、温差、密度差这样的自然驱动力来实现流体的流动和传热等功能的设施。‘华龙一号’在最主要的三道安全屏障上，都设置了‘能动+非能动’的安全系统。这三道屏障，从内到外包括：核燃料芯块的金属包壳、一回路承压边界和反应堆厂房的安全壳。”

针对记者“为什么我国必须发展核电产业”的提问，邢继说：“我国已向世界作出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0%的庄严承诺。截至‘十二五’末，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64%，非化石能源占比12%，其中核电仅为2%左右。能源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环保问题日益突出，我国能源结构亟待调整。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和非化石能源的主力能源，在治理雾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与一般同等规模燃煤电厂相比，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600万吨。”

他接着介绍：“核电产业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华龙一号’包含6万多台设备，涉及设备供应商5300多家，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意义也十分重大。而且，核电‘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目前，中核集团已出口3台‘华龙一号’。据测。算、我们每出口1台核电机组相当于出口30万辆汽车，能拉动装备制造和设计领域超过数百亿元人民币的产值，全寿命周期超过千亿元人民币。”

（摘编自郑蔚《邢继：建造安全标准最高的核电站》）

材料二：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给公众带来了持久且严重的心理影响。核污水泄漏持续恶化，核事故产生的污染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核能是一种安全、可靠、清洁、经济的能源的结论正面临严峻挑战，涉核项目“污名化”以及“邻避”问题突出。

“污名化”是风险放大后的社会效应。1988年，克拉克大学的学者们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这主要是指小风险问题或事件，经过社会这个媒介多层次、多角度、辐射性传播，会使公众产生巨大的恐惧。涉核项目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和专业性，而民众往往并未充分知晓实际情况、在传播过程中，其风险更易被放大，更易被贴上“有害”的标签，从而产生“污名化”现象。

“污名化”现象也是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在核能问题上，民众对涉核项目的安全风险表现出天然的抵抗。如果官方仅仅通过对话机械地强调“绝对安全”，出于本能和基于对涉核项目的误解和恐慌，民众会更加怀疑项目的危险性。信任危机造成的涉核项目“污名化”会导致双方的对话语境错位，致使项目最终无法开展。

“邻避现象”指政府部门在规划和建设有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公共或工业设施时，受到当地居民的集体反对与抵制。“邻避设施”包括垃圾场、变电所、机场、核能工程等，其中核能工程是一种具有特殊性风险的邻避设施，邻避设施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不均衡的“风险——利益”空间分配，即利益由社会共享，而风险和损失却由附近居民承担。居住在核项目附近的居民既渴望发展清洁的核能，但又不愿承担风险，就可能产生所谓的“邻避现象”。

核电产生“邻避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方面，公众对涉核项目不了解，又存在恐惧心理，就容易对核电产生误解，也容易信谣、传谣；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是直接利益相关方，公众对企业主导的核科普和公众沟通存在较大不信任。

近几年来，国家将发展核电作为能源供给侧改革、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选择积极推进，而涉核项目“污名化”以及“邻避”问题成为核电发展的制约因素。对此，政府、核行业、学术界、媒体等应给于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必要的科学措施。

（摘编白张振华等《涉核项目的“污名化”现象及对策研究》）

材料一：

北京保利剧院是一个标准的镜框式舞台，几乎同样深的1500座观众席和品字形舞台被中间一道无形的墙（“第四道墙”）隔开——剧院被舞台前方的拱割出了观众和演员的两个空间——镜框外的人观赏着镜框里的人。诟病镜框式舞台过于陈旧和古板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但传统的舞台形式却没有办法束缚住艺术家们的创造力。虽然镜框式舞台只留一面朝向观众，但并不妨碍戏剧从业者运用舞美、灯光、声音等去实践着他们的艺术理念。

而当今最著名的两个伸展式舞台莫过于英国的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和奥利弗剧院。两座剧院都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著称，二者的舞台形态或多或少都传承了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莎士比亚时期的环球剧场的样式，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半圆剧场以及中世纪的木质剧场有相似之处。从现代剧场形式和观演关系来看，伸展式舞台较好地还原了环球剧场。

还有一种剧场类型，我们称之为黑箱子剧场。普遍认为黑箱子剧场和二十世纪早期兴起的欧洲先锋派运动有关联，大概在战后60年代普及开来，先作为排练厅后成为剧场。黑箱子剧场没有明显的舞台与观众席的分割。“黑箱子”是中性的，代表了剧场的普适性：它也是灵活多变的，让艺术从业者们更容易跳出范式的羁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黑箱子也可以是白箱子、彩色箱子、军械库或角斗场。但是对于艺术家们来说，一片空的空间也有不够的时候。所以我们又看见戏剧实践者们去海边、去乡村、去宾馆、去山间、去博物馆一去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地方去实践他们的艺术理想。但归根结底，故事好才是硬道理。

材料二：

在建筑界，有这么一条约定格成的说法，认为医院、体育场、剧院，是最难设计的三大建筑场所。

剧院为什么难呢？看起来，只要有一个舞台，有足够的座椅，就可以称之为“剧院”，为观众上演演出了。但实际上，由于剧院涉及的专业几乎是所有建筑类型中最多的，十几个不同间的细化专业需要一起配合工作，且各个专业的要求都相当高，因此，剧院的建设难度也是最大的。

做好充分的定位研究和分析，是在建一座剧院之前，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多数投资方和建设公司都会将重心放在“如何建好一座剧院”上——造型要独特，舞台要足够大，座位数要多——却很少关注和讨论“应该建怎样一座剧院”。对于一座剧院来说，建多大的规模、分几个演出厅、做什么演出、市场接受度如何、与同城其它剧院的差距在哪……这些统统都是要考虑的因素。

在确定了剧院的定位，也就是演什么之后，才能清楚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建造，不同类型的演出对空间的要求是不同的，做舞蹈不能没有排练厅，做歌剧要考虑声乐的排练空间……甚至就连办公用房如果考虑不周，或是在化妆间的数量上无法满足基本的演出需求，都有可能导致剧院的二次改造。除了区域功能的规划之外，剧院内的流线分析也是另一项极其专业、却又极容易被忽略之处。几乎所有剧院都会配备化妆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化妆间设置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如果未能充分考虑化妆间距离舞台的动线设置，极有可能导致演员的上下场出现问题。此外，对于观众来说，入场流线，不同楼层间的动线等等，也都需要人性化的考虑。简而言之，有了剧院这座建筑，还必须做好合理的空间规划，这便是从“建筑”到“剧院”的唯一桥梁。

研究了剧院定位，做好了空间规划，才能知道应该设计怎样的舞台，应该投入怎样的设备。不同类型的演出，对灯光、音响、舞台机械、甚至是话筒的要求都有可能完全不同，你所需投入的设备，必须和演出类型相匹配才行。因此，并不是舞台越大越好，设备越多越好，而是要选到与剧院匹配的舞台方案，这才是将剧院投入使用的最合理方式。

（材料一、二内容根据网络资料改编）

A．	B．
C．	D．

材料一：

过去认为，互联网发展会带来扁平的、开放的、互联互通的世界，然而现实是，网络用户的连接显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理想状态，而是形成了以兴趣、爱好、利益等为关系构成的网络社群连接，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以及“过滤泡”效应则加剧了圈层化现象。网络文化的圈层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是社群连接，即形成各种具有文化意涵的圈子。圈子是网络人群自发组织形成的一种强连接关系，其内部常常组织有序、分工明确。圈子内部成员有着身份和心理归属，对某一种文化类型有强烈认同。从个体来讲，因互联网技术赋权，个人参与网络社群得以可能，圈子亦能为个人的创新提供渠道，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文化生产的参与性。网络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式文化。比如，在网络二次元文化实践中，数以万计的创作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制内容，生产出丰富的二次元文化产品/文本。这种亚文化类型，因青少年庞大的参与式协同创作和传播，在青少年中风靡开来。参与性也塑造了圈层内部紧密的关系和文化认同。

三是文化的层级差异。在文化研究的传统中，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二元分类体现了文化的区隔，文化的区隔也因文化权力的再生产被巩固和合法化。网络文化的层级差异，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区隔，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不同的是文化的“鄙视链”层级出现，往往表现为文化品位的差异。

一定程度上，圈层化现象反映了多元网络文化的繁荣，在建立社群关系、达成群体认同、创造文化资本、丰富符号生产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圈层化可能导致“部落化”，不同的网络文化圈层形成坚固的“壁垒”，变成一个个文化资本争夺的场域。因此，网络圈层文化如何突破彼此之间的“壁垒”，达成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文化理解与文化认同，是网络文化繁荣发展面临的一项关键议题。

文化生产的主体是圈层“破壁”的行动者。青年是网络亚文化的主要人群，作为网络原住民，其语言符号、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已被互联网形塑。对于主流文化生产者来说，主动将这些边缘化、个性化的文化类型纳入其中，去粗取精、合理引导，是圈层“破壁”的重要路径之一。例如，近年来说唱文化逐渐进入大众和流行文化视野，一些中文说唱歌手也走出了网络圈子。此外，小众文化和亚文化圈层为了寻求发展空间，也有“破圈”的动力，这是反向的圈层“破壁”路径。

在文化符号生产上，网络圈层的“破壁”通过符号传播和意义共享来实现。如“应援/打call”本身是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的符号，过去并未进入主流文化话语体系之中，但短短几年，这一符号已经成为大众媒介、官方话语、日常生活中的常规用语。此外，传统主流媒体还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与网络用户共同生产视听符号、共享文本意义、共创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主要是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因而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文化的媒介，是圈层“破壁”的结构性力量。当前，互联网业态发展正在进入平台化时期，垂直化内容生产是平台的主要运营模式，网络电影、电视剧、综艺、游戏等文化产品的生产，首先在于满足某一圈层的用户喜好，黏合用户群体。不过在平台的运作上，如何让某一产品“出圈”，从小众文化产品进入大众消费视野，获得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同，是平台运营的深层逻辑。近年来，一些网络视听平台将摇滚音乐这一文化类型包装成综艺节目的形态，突破了过去的小众文化圈层、走向了大众，这是以平台为中介实现圈层“破壁”的典型案例。

（摘编自《构建美美与共的网络文化景观》）

材料二：

面对当下青年群体在圈层文化中对“爱豆”的狂热追逐、对网络游戏的神醉心往、对二次元文化的流连忘返，如果仅仅对其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那说明评论者尚未真正深入生活，深入大众心理，深入青年世界。今天，一些人还是用千人一面的文艺作品面对人民大众，还是用“大水漫灌”、悬浮于生活、填鸭式说教的方式面对青少年群体，他们注定会走向自说自话、作茧自缚、封闭保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人的个性化、差异化、分众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精准满足，从而使得圈层文化的正向价值在审美基座上得以建立。今天，我们应该真正深入青年文艺生活，了解青年亚文化，思考文艺圈层发展，尊重和包容青年人个性化、差异化、分众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理解他们在圈层文化中激荡起的审美共情与艺术共鸣，在快乐入圈中享受同温圈带来的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

不同圈层的成员应摒弃“相互诋毁”“相互撕扯”的陋习，做到合理发声、包容异声，既不过分强调“所爱”，也允许他人有“不爱”的权利，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比如，网络上流行的弹幕文化，在圈外成员看来，密密麻麻的弹幕霸占了屏幕，阻挡了视线，剥夺了原创者的话语权，消解了观赏者的审美权；在圈内成员看来，弹幕提供了温暖的陪伴感和归属感，使得一个人观看视频不再孤单。事实上，圈内圈外都有表达权，弹幕评论是一种短平快的评论，具有即时性、交互性、碎片化、个性化的特点，适合青年群体的交流与互动。与其指责和批评，不如在尊重和包容中客观理性地看待圈层文化，发扬圈层文化的优点，摒弃信息圈养的缺点，让青少年找到收获和乐趣。

青少年在快乐融入圈层的同时，不能做圈内的井底之蛙，不能“维护”圈层中的封闭、排他、极化、固化等枷锁，误以为圈层内流通的“空气”是清新的，圈层内的信息流、价值观就是一切。实际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青少年应突破圈层壁垒，走出思维误区和审美盲区，打破“信息茧房”，勇敢出圈。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再造圈层、重塑圈层、融入圈层，来增强青少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知、价值认同和生活践行。

（摘编自钟艺妍《对待圈层文化，这才是正确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