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反映明清之际女性诗歌教育的绝佳典范。从红楼女子的诗教,我们可以窥探出中国古代诗教在女性身上绽放出的零星光芒。

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明清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处于矛盾之中,虽有一些开明之士从“由礼而通诗”的角度肯定女子研习诗文,但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认为教女子识文断字有助于“见礼明透”。红楼女子的诗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体现出对固有女性德性诗歌教育的反击。红楼女子身份不同,地位悬殊,但唯有在诗词面前,她们有了乐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严。

红楼女子能接受到包括“诗教”在内的良好教育。元春入宫前自幼系贾母教养,贾府三春也都有专门的塾师,黛玉在进贾府前也有贾雨村作过她的私塾老师,宝钗读书识字较之其兄竟高过十倍。同时,贾府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教环境。此外,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也为她们接受诗歌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厢记》等优秀戏曲中的曲词诗句,更能够感染人,形成艺术共鸣。这些均可见当时富贵人家女子的启蒙教育情况。

在大观园中,诗教更是无处不在。诗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趣的学习模式。大观园中五次结诗社;每逢节日庆祝更是要命题限韵写诗,评出魁首。这种结社做诗、联诗赛诗活动,是宝玉和女孩子们经常拿来闲遣时光的游戏。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香菱也习诗,在黛玉“不愤不启”“不俳不发”的教导下,几日后便能谈出些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切磋,实际上就是诗歌创作中面向现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教育过程,对女子诗教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红楼女子因足不出户,其诗词创作往往多是对景物情状的摹写与感慨,如黛玉的《桃花行》《秋窗风雨夕》和宝钗的《咏海棠》《忆菊》。这些诗作往往表现出女子细腻的内心和高水平的审美鉴赏力。在诗歌风格上,除宝钗的“含蓄浑厚”“温雅沉着”外,整体上都偏阴柔,如黛玉的《葬花吟》。在作诗手法上常引用或化用唐人诗句,如黛玉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化用了白居易的“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薛宝钗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牵风翠带长”引自杜甫的《曲江对雨》。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此前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此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涉及广泛,以诗词教育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较感性,诗词的艺术魅力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据统计,专门收录清代妇女诗集的作品就有多部,可看出清代女子诗词创作之盛。

红楼是明清女子诗教一隅。纵观明清之际,虽然正统礼教观念始终压抑着女子的才情与热情,但是思想进步的大家们,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并亲自任闺塾师,使得越来越多的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大量以诗才彰显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江南才女吴藻等,她们著作存世的背后,无疑是女子诗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选自刘娜《<红楼梦>中的女子“诗教”》,有删改)

“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易建平认为：“从词源角度看，文明即国家。”本文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文明”，是“国家”的同义语。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国外学术界多认为始于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70年来的中国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中华文明早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形成。中华文明在全世界六大文明中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五千年”之“不断裂”，这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所致。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互证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形成的“起点”在黄河流域中游的中原地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点”与“不断裂”的缺一不可，它不排除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大地有多处“文明”形成，如辽宁的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等。但是这时出现的各地文明，能够与以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脉相承而生生不息者， 应该非中原龙山文化及其文明传承者的夏商周莫属。

不同朝代缔造了“中国”不断裂的“共同国家”的历史。对传说时代的“黄帝”、历代王朝的帝王庙祭祀，实际上是对共同的“第一国父———黄帝” 及共同的“先祖”、共同国家的历朝国家代表人物(国王或皇帝及其功臣)的“祭祀”，这说明了历代帝王庙祭祀充分反映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是基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对共同国家一中国的认同， 对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

就中华文化来说，文明社会形成的物化载体集中体现在与国家文化密切相关的都城、陵墓、文字、礼器之上，它们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最重要物化载体。例如，礼制建筑中的“宗庙 ”在中华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早期宗庙与宫殿一般均在宫城之中，形成“宫庙”结合格局，这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 “家国” 体系提定字深刻思想基础，它们突出的是祖宗紫拜与国家至上理念。至于各种各样的神在官城之中波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中华古代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

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于小篆，经汉唐时代，由小篆至汉隶、楷书，至今汉字成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代表。就世界各国而言，类似情况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由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文字历史，形成的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国历史文献在世界史上更是极具特色的，其中的“二十四史”在世界各国历史文献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保存着“五千年不断裂”的国家主导编撰的完整的历史文献。“二十四史”既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历史文献，又是其科学佐证。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主要成国是五千年来华夏族群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认同形成了中华核心文化基因。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是“中”，“中”是东南西北的汇聚，“中”就是根。与“中”对应的是“和”，“择中建都” 对国家东西南北而言就是“和”。从百姓的“家和万事兴”到国家的民族“和亲政策”，以及“儒道释三教合一”所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为贵”，“中和” 之文化基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优秀文化传统的“有容乃大”之“中和”理念铸造了“多元一体”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摘编自刘庆柱《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古代丝绸之路架起了一座交流物产、连通人心的桥梁，对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大体有草原道、绿洲道、茶马道以及海上道四条。除了汉族，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丝路。他们的迁徙浪潮、相互交往以及游牧经济特点，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

继月氏、匈奴之后，鲜卑、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民族，都曾和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有的甚至一度控制了草原道和绿洲道，成为经营东西方贸易的主角。公元439年，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了我国北方，使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再度繁荣起来。北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吐谷浑控制的“青海道”和吐蕃控制的“青唐道”成为中原和南方通往西域的通道。因此，“青海道”又称“吐谷浑道”，“青唐道”又称“吐蕃道”。再看回纥，其与唐朝贸易换回的绸绢，除了供贵族享用，还通过“草原道”大量转输到西方。“安史之乱”后，吐蕃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及陇右地区，传统的丝绸之路东段受到阻遏，唐朝和西域各国的交往一度绕道回纥居住地。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路有“回纥道”之称。

在肯定我国古代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更要充分认识中原王朝的主体作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唐、元、明各朝代为了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在丝绸之路沿途设置馆舍以提供食宿，建立都护府、都督府等以加强治理。这些措施对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

丝绸之路密切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也密切了东西方关系。中原、江南以及巴蜀的名茶不仅输入西域、青藏高原与漠北，也输入西方。在西夏与宋朝的贸易中，“惟茶最为所欲之物”。同时，西域和中亚、欧洲的物产和文化也传入内地，今天内地随处可见的石榴、葡萄、大蒜、菠菜等，都是汉朝时从西域传入内地的。到了唐朝，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长安、洛阳成为西域文化的荟萃之地，上至宫廷、下至百姓无不受西域文化的影响，穿胡服、食胡饼、听胡音成为时尚。到了宋朝，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被大量贩运到西方，西方的玛瑙、琥珀、琉璃等被大量转售到中国。元朝时，中国的雕版与活字印刷术、火药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欧洲和阿拉伯的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科学技术也传入中国。

中华民族是诸多民族相互接触、融合形成的多元统一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沟通渠道与交流舞台。丝绸之路像一条纽带，联结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联结着内地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续写古代丝绸之路的传奇，它不仅会继续描绘我国各民族交流融合五彩斑斓的画卷，还会进一步架起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

(摘编自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在这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其缘于生命的干枯，生活的虚伪。虚伪就不艺术，就是“丑”。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和谐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缺乏本色，“伪君子”竭力遮盖本色。宋代朱晦庵有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艺术的本色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生活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像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大半人的一生都是不艺术的。

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严肃认真，生活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划也不肯苟且。比如王安石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改了十多次最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与认真。所以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善于生活者不但能认真，而且还要能摆脱。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艺术家估定事物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这种本色的艺术生活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然魏晋风流名士，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生活中真正做到二者兼有，不是很多，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而我们一直在追求人生艺术化的路上。

选摘编于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

自2017年步入人工智能元年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将主要是创造性劳动，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这种根本性就体现在创造性劳动将真正具有某种解放的意蕴，其作为超越物质生产领域束缚的结果，进一步在人的能力发展的自由王国中激发人的需要、情感、关系等方面的充分发展。

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并且人类在劳动中确证了自身作为主体的力量。但随着社会分工产生私有制，劳动开始发生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劳动产品、劳动对象、其他劳动者以及自身都处于分离的状态。人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感到受奴役、被支配，原本属人的劳动变得与动物的活动无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的解放也就是劳动的解放，创造性劳动是通向自由自觉劳动的必由之路。人的自然存在使人必然受物质生产的限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尽可能多地减少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的限制，将人从物质生产领域解脱出来。物质生产领域属于必然王国，人的肉体存在决定了必须要进行物质生产。相对于人来说，智能机器在物质生产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高效、精确、协调、易于控制，过去需要花大量人力的工作，可能一个智能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搞定。高度机械化的物质生产将会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资料，这些物质资料被置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之下，进行合理分配。于是，人们不必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被迫劳动，人将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脱出来，那时人将按照自身内在本性的要求去选择性地劳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进入能力充分发展的自由王国，同时激发人们创造性劳动的需要。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人的能力得以发展。人类能力的发展是真正的自由王国，具有无限的潜能。人类能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劳动、社会关系以及个性都得到普遍发展。而要使人的能力得到发展，需要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作为载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替代了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大量的自由时间。这样，人们就有机会不断进行自我发展、完善和提高，人的各方面能力，包括审美能力、活动能力、思维能力等都将得到充分发展。另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使创造性劳动成为人的内在需要。随着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这将刺激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类如果无法在劳动中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那将会面临存在性危机，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将会被人工智能消解。

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脱出来，获得大量的自由时间，从而使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不必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选择某种职业。人们获得了自由选择劳动的机会，也获得了能够自由选择劳动的能力。

（摘编自生蕾《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的解放》）

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

这种疑古思潮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成为商代之前的故事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主力。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古书的怀疑范围。很多先秦古书（包括经书）的年代被推迟，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他们的古典学对传统的古典学的冲击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过了头。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在学术界，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也仍为不少人所信从。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明显加强。很多有识之士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分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

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古代的“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就是明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汉代的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这些抄本简称为“新出文献”。从总体上看，它们对古典学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孔壁古文”和“汲家竹书”。新出文献既是古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当前，在这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而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才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

（摘编自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古代小说对古代政治、文化、信仰、民生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详实、生动、全方位的描写，其中既有依据史书敷衍的历史作品，更有与史传等不同的对庶民生活的关照。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忽略庶民的日常生活，一些野史杂传中也许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往往也是零散的、片段的。想要复原中国古代生活的完整面相，古代小说是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资料。因此，古代小说可以说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形象载体。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的连续性，国民性的继承性，古代小说对古代社会与人性的描写，有一些内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古代小说中的崇高与卑污、迷茫与清醒等等，同样可以是今人反思自我的镜子。

古代小说既受思想学术的影响，又是后者的活化。小说家、特别是文人小说家有时会更积极主动地对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作形象化的阐释，因而可以成为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研究的旁证。清代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说世人“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从“性天”的本原上和智慧的根本上，将小说与经典文化联系起来，是一种极为独到的见解。

不过，小说当中人生智慧的体现最主要的还不是主流思想与经典文化的图解，而是通过人生体验的发现与提炼，对人生哲理的艺术再现。《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能够跻身经典文学之列，其中重要的原因，一是它以感性的方式演绎与诠释了高深玄妙的中国文化，二是它以精微的思理，提炼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感受与智慧。这两点其实也可以推及中国整个古代小说。

古代小说是一种艺术审美的结晶，还是一种汉语修养提高的捷径。《世说新语》字字珠玑，《聊斋志异》语语精彩。就是通俗小说中的一些浅近文言，也往往体现出文言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魅力，在雅俗之间寻找到一种极好的平衡。时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语言更倾向于简要的表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粗鄙化、模式化、符号化的现象，古代小说应该可以作为一种我们丰富语言表达能力的营养源。

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的资源，被不断地开发利用。《西游记》《红楼梦》可能是被改编为影视剧最多的古代小说之一，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又是各种游戏软件开发的灵感来源与素材依据。这些都说明古代小说、特别是其中的经典之作，是一种文化上的富矿，对后世的文化生活产生着持续性的广泛影响。我们应对古代小说有更多的钻研， 才能更积极有效地利用其再生价值，同时避免对原著糟践式的、不负责任的开发。

(摘编自刘勇强《阅读古代小说的91个理由》)

提到文化传统，人们一般会如此回答：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传习下来的稳定、固化的东西。然而，如此理解的文化传统是即成的、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就如同考古对象一样，所谓文化传统只是一种逝去历史的文化遗存，一种文化的“木乃伊”。从时间的存在维度上来看，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中，这种通常的理解，是把文化传统界定在“过去”的维度中：所谓文化传统就是已经“过去”的给定存在。这种理解必然产生两种接续下来的结论：其一，把传统当作已经定型的，不再生长、变化、发展的存在，文化传统犹如古希腊哲学理解的世界本体，被当作变中之不变的“实体”；其二，以“过去”的文化传统作为固定的范型，用以衡量“现在”和“未来”，把“现在”和“未来”统统注入“过去”的范型里，使之成为“过去”的复制品且无限地复制下去。在实践上，这种理解必然导致崇尚“过去”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面对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就会只有简单的继承而没有创新。

当然，笼统地说，文化传统确实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是一个民族世代积累下来的基本经验和生存方式。但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经过世世代代不同文化承担者的阐释，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的作用和影响，就会出现传统延传的文化变体，即不同的阐释“文本”。文化传统的变体是相对于文化本体而言的，但是文化的变体和本体之间并没有绝对清晰、不可逾越的界限，对本体的阐释形成了变体，而变体又丰富了本体并转化为本体。每个时代都存在一种或多种不同的诠释“文本”即文化变体，这种绵延不绝的文化变体系列本质上就是文化本体，换言之，就是文化传统本身。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本体与变体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打破了文化传统的固化结构：文化传统的变体不断地改变着传统本体的面貌和内涵，使传统本体处于流变的过程中。这一辩证过程使文化传统活化，赋予传统以一种生命的性质，使文化传统成为不断发展、不断生长的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这就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所说的对传统的阐释过程，亦即“视域融合”过程。

所以，文化传统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已经形成的、过去了的既定存在。恰恰相反，文化传统是既成文化和未成文化的统一，易言之，是以它“过去”为基础、“现在”为问题源和背景、“未来”为本位的统一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呈现为中国文化本体与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文化变体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促使中国文化传统的不断生长。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个民族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文化本体和文化变体的作用和转化的过程，其间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说，部分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还将是一个正在生长并继续生长的文化共同体。所以，我们应当把中国文化传统看作是一个不断生成的生命体。

(摘编自丁立群《文化自信的哲学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