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历史文化遗存，在漫长的岁月传承中，一些原初的实用功能或丢失，或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却向审美作用转移，例如本来象征驱除侵害人类生活的力量与因素的仪式，在反复举行之后，就变得别有意味了。端午节就是例子。为避萌动的邪气，人们在端午需沐浴兰草汤、采药、置菖艾、戴香包等。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清明节扫墓祭拜，是追念自家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作品中对生与死、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通过人的行为方式流传下来。但这些节日能够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式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更依赖文学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和描写，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乃至只要提到某个节日，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某一首诗词或某一篇文章。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历代有关传统节日的文学作品，装点了传统节日，强化了民族的集体记忆，牢牢绾结起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里值得珍存的部分。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其结果是提高了人类掌握对象世界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贪恋于高速交通工具和钢筋水泥的森林，就难以驻足花前月下，感受自然之美，以至于再好酒的人，也领略不到李白的诗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妙处。科学的去魅，使人类心灵里的形象世界日益干瘪无味。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就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变得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传统节日体系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李白和杜甫刚好跨越中国诗的黄金时代，成为两个高峰，他们只相差11岁，可是两个人个性明显不同，我们称李白为诗仙，称杜甫为诗圣。

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是因为在诗的国度里，他是一个不遵守人间规则的人。“仙”的定义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来的个人生命风范，不能够用世俗的道德标准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游侠性格，李白对人世间规则的叛逆。可以说李白把道家的或老庄的生命哲学做了尽情发挥，变成一种典范。杜甫是诗圣，“圣”与儒家学说有关，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圣人。“圣”需要在人间完成。“仙”是个人化的自我解放，“圣”则是个人在群体生活当中的自我锤炼。

虽然同时分享了大唐盛世时的诗歌高峰，李白呈现出来的生命意境与杜甫呈现出来的生命意境非常不同。许多人喜欢争论李自好还是杜甫好，其实生命里面常常充满两难，为什么一定非要选择其中一个？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喜爱李白与杜甫？读书时，我很大一个困扰就是在李自和杜甫之间的矛盾和游移。

在青春期，很自然会喜欢李白。李白的生命里所呈现出的自由形态，他的《少年行》中的青春形式，在正统文学当中不被鼓励。在整个文化体制中，受鼓励或赞赏的是经过很多历练之后的成熟与稳重。青春的热情、冲动、勇气或冒险，在文化当中是被忽略的。早期思想家并非没有碰到这个部分，只是生命充满了两难，为了有所偏重，势必造成对某一部分的忽略。李白式的生命形态在我们的历史当中越来越少，尤其是宋之后。这样的生命形态，年轻、大胆、冒险。《蜀道难》把我们带到一个惊险的世界，对非规则世界发出感叹，这是我们很少有的体验。我们在成长与求知的过程里，一再听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是行万里路其实很难。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在书房中，生命的真正历练，其实非常少。

在青年时对李白的爱好很容易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很想背叛学校的教育，很想背叛家庭的规矩，很想像李白一样出走冒险。这未必是对李白绝对正确的理解，可是李白令人感觉到他的生命可以豁达到孤独地出走。那时候大家聚到一起，念的多是李白的诗句。今天对于杜甫的感动，是在进入中年的沧桑之后，开始明白他对人世间的悲悯，以及他把个人放入群体当中，对使命与责任的承担。

杜甫的社会性很强，李白根本没有社会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亮与影子都要解脱社会性。李白鼓励个人把社会性的部分切断，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个人角度思考生命意义和价值。儒家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一定是放在群体当中考虑，比如孝与忠，是在家族与国家里完成自我，如果抽离了家族和国家，个人的意义无从讨论。李白不讨论这些问题，他就是一个决然的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杜甫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是把自己放到群体当中。

圣与仙是非常不同的两种形态。在中国的整个思想极度成熟，文学达到登峰的时刻，李白体现了老庄思想的最高完成，杜甫体现了孔孟哲学的最高完成。

宋朝就开始讨论到底李白、杜甫孰优孰劣，从文学的技巧上来讲，杜诗可以学，李白不能够学。李白才气纵横，杜甫有严格的规范，在杜甫诗的国度中，有踪迹可循。

宋朝的苏辙认为李白这样的诗人完全不道德，说李白，“白昼杀人，不以为非”，白天杀人都不认为不对，因为李白的诗句当中，有“笑进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其实文学创作与艺术创作一样，很难用社会的功利去解读。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果用社会功利去解读，都没有办法存留。比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孩爱得天翻地覆，最后自杀。如果多想一点社会道德或者社会现实，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应该禁掉。宋朝开始就对李白的诗很害怕，因为李白诗里有很多对个人出走的鼓励，后来的教育都害怕这种态度。在《蜀道难》中，哪里有前人开好的路？《蜀道难》最令人感动的是你必须披荆斩棘自己开路，《蜀道难》的快乐正在于此。宋以后的教育体系害怕李白是因为李白的创造力。创造力常常被理解为毁灭力，因为太冒险了，太不遵循人间的规则。杜甫逐渐成为正统文学里的伟大代表者，而李白则备受争议。

整整一千年当中，很多人在讨论李白、杜甫的优劣，这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浪费，他们都是不可取代的，樟树与榕树哪种更好？它们是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世界里，一定要分好或不好，是荒谬的，人的世界也是如此。李白、杜甫的生命分别抵达了不同的巅峰状态，如果非要去比较优劣，会偏离对他们的真正认知。

（摘编自《蒋助说唐诗》）

“发挥”不是“发泄”

——谈谈朗诵及相关的几个概念

王群

一说起“朗诵”，很容易想到与之相近或者相关的几个概念：“朗读”、“诵读”、“吟诵”，甚至还有“吟唱”，以及新近冒出来的“演诵”一词。这些概念在实际运用时不少人多少有些困惑。其实这里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概念外延的认知问题；一个是对概念内涵的认知问题。

有人觉得所谓的演诵确实感动了现场不少观众——诚然，是否能够感动观众的确是评价朗诵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但文本和基调（感情色彩和分寸）应该是朗诵艺术创作的依据，任何离开文本和基调（感情色彩和分寸）的朗诵艺术创作都是无本之木。而如果认为所谓的演诵也是一种风格的话，那么我想说，创新不是别出心裁，风格也不能出格，个性化非个人化，必须建立在共性基础之上。

当下朗诵，有人轻有声语言而重辅助手段，这一般存在于初学者之中；比如有人用尽洪荒之力，声音和情感有释放而无节制，这一般存在有一定基础的朗诵者之中；比如有人混淆朗诵与演戏的区别，这一般存在有“专业”水平的朗诵者，例如所谓的演诵者。

汪曾祺曾说：“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米兰·昆德拉曾言：“古希腊哲学探寻世界问题，并非是为了满足所谓的某种实际需要，而是为了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因此，朗诵者应该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如果“为了满足所谓的某种实际需要”而喧宾夺主地运用辅助手段，大声嘶吼，满台飞舞，不是一心表达作品（斯坦尼语：“心中的艺术”），而是刻意表现自己（斯坦尼语：“艺术中的我”）的“做”法，则离朗诵艺术的本质渐行渐远，永远达不到朗诵艺术的最高境界。

目前，把诗词特别是古诗词当成了台词或其他文体在诵读的现象非常普遍。产生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一是朗诵者缺乏古诗词文体和语体特征的认知；二是朗诵者错把发挥当作了发泄，因刻意追求效果，展现自己的各种能力而故意忽略之。

我认为，无论哪一种原因，但凡丢弃了文本类别（文体）和语言风格（语体）的朗诵，无疑严重违背了朗诵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朗诵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的艺术活动。否则将会严重破坏了古诗词原本应有的高古、幽远、隽永、深邃之神韵。

因此，为了能正确引领、推动朗诵艺术，我们一定要认清朗诵艺术的本质：朗诵不是综艺节目，更不是杂耍；朗诵者不是在演戏，不是在念台词；朗诵舞台不是施展各种才能的秀场。

当然，舞台朗诵不仅是听觉的享受，也是视觉的享受。我们不反对舞台朗诵“戏剧化”的艺术处理，可以调动“灯、服、道、效、化”等一切手段，可以设置舞台情境，但必须以有声语言表演为主，必须以作品的文体和语体为基础，必须掌握态势语言表演的分寸。

（有删改）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发现最早成系统的汉语言材料。甲骨文数量众多,刻有文字的甲骨约有16万片，不重复的单字字头有4000多个;内容宏富，涉及战争、祭祀、田猎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我国殷商时期的语言、古史，乃至思想的第一手资料。甲骨文的考释,在甲骨学研究中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现已有1000多个字头被成功识别。但是，由于甲骨残断、拓片不清以及对字词理解的不同等因素，还有相当一部分字词的考释在甲骨学界仍然存在分歧。甲骨文考释工作任重而道远，至少应在四个维度上同时展开。

一是甲骨文的今字判定。甲骨文中的某字相当于今天的某字,这是针对甲骨文中的未识字而言的。目前已被学界所考释出的1000多个字头,均属此类。如甲骨文中的“一”“二”几乎与今字毫无二致;再如甲骨文中的“月”“雨”等独体字，象形意味明显;又如“休”“伐”等合体字,古今文字结构始终未变。对于熟谙金石学的学者来说，辩识出部分文字是比较容易的。在未被考释出的约三分之二的甲骨文字中，大部分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它们大都是十分难啃的“硬骨头”。对这些未识甲骨文的今字判定,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甲骨文考释工作的首要内容。

二是甲骨文的今字确释。甲骨文中的某字究竟是否相当于今天的某字，长期以来学界认识并不统一，经过深入研究后确认某一种观点可接受,这是对悬而未决之字的考释。如甲骨文中多次用在作乱方国名称前的一个字，旧无确释,绝大多数学者照摹原形作缺释处理,仅少数学者释“屯”。李学勤在《释新出现的一片征夷方卜辞》一文中释读作“禺(遇)”。蒋玉斌在《释甲骨金文的“蠢”兼论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运用“对照法”，经过细致的字形比对，该字可确认为“屯”，主要用为蠢动之“蠢”。蒋说已被学界普遍接受。

三是甲骨文的今字改释。甲骨文中的某字，前人已考释出相当于今天的某字，但后人作出了另一种考释,这是针对甲骨文中的已识字而言的。如甲骨文中的“凡”是“盘”的象形初文，左右两个竖笔不对称，一个弯曲另一个不弯曲，且不等长。“同”， 像木桶形，是“简”“桶”等字的象形初文，左右两竖笔对称等长。在敏锐观察到甲骨文中的“凡”“同”二字的细微差别后，王子杨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指出，旧释“凡”之字绝大多数当改释为“同”。

四是甲骨文的用法考定。不管是已识字还是未识字，均有其在甲骨文中的某些用法不明，需要深入考辨、考定，这是针对所有甲骨文而言的。“未识字” 在今天看来其中不少可能是死文字，即这些字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使用过,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被淘汰,现在我们自然已经无法为其找到相对应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的文字考释工作除了要继续关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的某个字是后世或今天的某字外,对于实在无法对应者,弄清楚其在文字材料中的具体用法也很有必要。

综上所述，正确的释文是通读甲骨文的关键，是利用甲骨文进行深入综合研究的基础。甲骨学者要继续坐稳“冷板凳”，充分利用大数据在搜集材料方面带来的便利，综合运用“对照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文字考释方法，发挥语法分析在疑难辞例疏通方面特有的优势，给目前运用传统手段研究陷于窘境的甲骨文字考释工作提供新思路,从而推动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深入发展。

(摘编自齐航福《甲骨文考释的四个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我们必须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节约粮食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民以食为天。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党中央对抓好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我国每年粮食总产量都超过0. 65万亿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以上，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充裕的粮食供给，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当前，从国际上看，受蝗灾、洪水、病菌等自然灾害影响，全球粮食产量及分布受到影响，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从国内看，虽然我国是农业大国，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农业产业和农业科技在世界粮食生产领域的比较优势不明显、人均耕地拥有量不高等原因，粮食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由于劳动力等粮食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我国粮食生产面临多重压力。这些情况都对维护粮食安全提出了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势在必行。

从本质上看，餐饮浪费现象是对人民群众劳动成果的践踏，违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要求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必须把节约粮食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培养人们的节约习惯，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使节约粮食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夯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惜粮意识。通过宣传教育，努力让每个人都深刻认识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切实培养人们节约用餐的习惯。一是加强家庭教育。从娃娃抓起，从细小处抓起，从身边事抓起，让节约用餐成为一种家庭文化。二是加强学校教育。把勤俭节约理念贯穿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在食堂管理、品德教育、学科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各方面传播节约用餐理念。三是深化单位教育。利用工作例会、宣传栏、公共食堂等传播节约用餐理念，反对餐饮浪费行为。四是强化社会教育。通过形式多样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美德。

深入开展群众性节约粮食道德实践活动。广大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头践行“光盘行动”，使之成为社会风尚；举办形式多样的公益活动，评选“光盘行动”先进组织和先进个人，让节约用餐行为得到鼓励和赞赏；加强对餐饮浪费现象的规劝，让奢侈浪费行为得到遏制，让节约用餐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建立健全节约用餐机制、党政机关要带头践行节约用餐要求，规范工作用餐和公务接待标准，引领节约用餐新风尚；鼓励餐饮公司取消最低消费标准及捆绑消费规定，推出小份菜、半份菜以及拼盘菜，引导消费者节约用餐、理性消费；引导餐饮行业协会制定节俭导向的餐饮企业管理、餐饮餐具制作、餐饮消费和服务以及餐厨垃圾处理标准，推行绿色节约的餐饮消费模式。

（摘编自李后强《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使节约粮食成为自觉行动》）

正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知识世界的图景。历史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所诞生的数字史学，迎合了晚近以来历史学写作朝向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公众史学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传统史料相比，数字化史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统的纸质史料，如图书和档案，不论其存世数量还是保存地点都是封闭的，有的文献本身可能就是珍本孤本，即便有印刷或抄录的版本，流传数量一般也较为有限。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馆可以直接将数字化之后的史料呈现到用户的终端。研究者与史料之间，不再有空间的阻隔；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不再有身份的差异。一个中学生可以同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获得同样的史料，并展开独立的研究和解读，专业研究者之前所拥有的特权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消失了，这极大地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参与面，大大提升了公众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数字史学进一步践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趋向，更加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只是传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的形式，通过网络、影像等新媒体的呈现，极大地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鼓励了业余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以维基百科为例，它自建立之初即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并作为一个开放源允许大众广泛参与。在约3500万注册用户中，有近8万名积极的写作者和编辑者，大多都是业余的普通网民。

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史学毫不拘泥于形式，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不仅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等，均可以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数字数据库和网络图书馆建设、网站演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单机光碟和软件开发、电子出版、多平台应用甚至电子游戏开发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数字史学有着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如果数字史学仅是网站演示或光碟形式的话，它同传统史学的差别只是改换了一种新的传播载体而已，都只是单向的内容发布。但自近十年前，基于网络平台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也就是Web2.0技术的成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史学的前进。Web2.0的分享机制，使得普通人不必精通计算机程序设计就可以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业余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可以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读者与作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及，数字史学与公众史学有着诸多的交集和共性。数字史学的发展为更好地开展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史料的前提和保障，在技术上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改变了历史学的形态。

（摘编自周兵《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所有的节日都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比如，说到春节，连小学生都会说出王安石的“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到清明，无人不会吟诵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说到中秋，大家立即念起苏轼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①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②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的文艺政策，由唐太宗奠定，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暗、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精神世界。

③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④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⑤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大多数八岁到十岁的儿童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要被人爱，无条件地被人爱。八岁以下的儿童还不会爱，他对被爱的反应是感谢和高兴。儿童发展到这一阶段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感情，那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唤起爱。他要送给母亲或父亲一样东西——写一首诗、画一张画或者做别的东西，第一次从“被人爱”变成“爱别人”，变成“创造爱”。

给，比得，更能使自己满足，更能使自己快乐，爱要比被爱更重要。 从爱的最初阶段到爱的成熟阶段会持续许多年，他不再依赖于接受爱以及为了赢得爱必须使自己弱小、生病或者听话。不成熟的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同爱的能力发展紧密有关的是爱的对象的发展。人生下来后的最初几年同母亲的关系最为密切，后来开始学走路、说话和认识世界。同父亲的关系变得重要起来了。

为了理解这种变化，必须了解母爱和父爱性质上的根本区别。母爱就其本质来说是无条件的。母亲热爱新生儿，是因为这是她生的孩子。无条件的母爱，不仅是孩子，也是我们每个人最深的渴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快乐。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归根结底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鉴于此，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都牢牢地保留着对母爱的渴求，是不足为奇的。

同父亲的关系则完全不同，在最初几年内孩子同父亲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个阶段:父亲的作用几乎无法同母亲相比。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父亲总是挑选他认为最合适的儿子当继承人，也就是与他最相像，因而也是最得他欢心的那个儿子。父爱是有条件的爱，父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正如同无条件的母爱一样，有条件的父爱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父爱必须靠努力才能赢得。在辜负父亲期望的情况下，就会失去父爱。父爱的本质是:顺从是最大的道德，不顺从是最大的罪孽，不顺从者将会受到失去父爱的惩罚。父爱的积极一面也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父亲的良知。前者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后者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人从同母亲的紧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紧密关系，最后达到综合，这就是人的灵魂健康和达到成熟的基础。

（摘编自《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