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理论中有一个词叫做“间断平衡”，意指一个生态在达成平衡之后，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稳定状态，但一旦某种因素触发进化的齿轮，原有的均衡就被打破，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各部分相互反应，直到新的平衡形成。生物学家将这种新旧之间的交替称之为：“蹦移”。

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演化。继漫长的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在工业时代，人类已见证和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现今，我们正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入口处。信息技术正在颠覆既有的平衡态，人工智能和认知技术的发展、机器深度学习、3D打印等新技术的发明，正在将“未来”带到世人面前。新、旧技术革命之间的转移正在发生。这是技术的“蹦移”。

全球化发展类似于生态演化。一般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两轮全球化历程。第一轮是以英国主导，主要表现是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殖民地，掠夺原材料；第二轮以美国为主导，主要表现是贸易全球化以及与之伴随的资本、信息、人才的全球流动。而现在，美国主导的第二波全球化正在遭遇其本国人民的抗拒，也进入到逆向时期。但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作为一种秩序，一旦展开，就不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回到原点，最多是变化一种发展形式，更换一批演员。以当前的情势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这是国家的“蹦移”。

新旧交替之际，面对不可知的未来，任何人都难免彷徨、犹豫甚至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我们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可能类似于两百年前欧洲农民面对蒸汽机时的心情。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在不到两三百年工业时代所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以往数千年之中农业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今天一个普通人可享用汽车、冰箱、飞机、高铁等工业制成品，在封建时代即使帝王权贵也不可得之。由技术进步而促成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涓滴”效应，虽然不可能如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假以时日，还是能将大多数人置于共享技术进步的好处之下的。这是增长的“蹦移”。

从长周期的角度看，经济衰退源于技术红利的渐渐消失，“低垂的果实”被采摘完毕，而要走出衰退、迎来下一个繁荣，唯有创新和技术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的交替期，需要准确认识技术革命的演变方向以及其对我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性，需要发挥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能动性，主动清除那些不合时宜、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冗余，来为新技术的成长壮大开辟空间，留足空间。这样做的结果，就可能迎来几十年连续的增长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政府2013年以来始终矢志不渝推动的“放、管、服”改革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在极大的程度上释放了企业与个人的活力与创造性，一方面在中国经济下行之行稳住了对于全社会重关重要的就业，另一方面创造出人人都有可能和条件为自己的梦想与人生价值而努力奋斗的伟大时代。我以为，这就是最大的包容性增长。

（摘编自冯俏彬《即将到来的大变革》）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书法与诗文运用统一的思维和情感。很多书法名篇都是书写的草稿，心中吞吐珠玉，笔下挥墨成文。颜真卿书《祭侄文稿》，国恨家仇郁结于胸，一注笔端，写至最后已无意点画，满腔愤懑倾泻而下。文辞沉郁痛切，书法润后复枯，这正是作者的情感达于文辞的同时形成于笔墨的结果。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则是作者信笔拈来，盎然之意形成了流转丰美的文辞表达，书法也形成了一种灵动晓畅、节奏鲜明的特色。情势之不同，影响着文辞的表达，同时也影响了用笔的力量与笔势，这赋予书法生命的气息，使其形成了各异的书法风格。

书法创作论对于“无意而为”的书写方式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反对理性化的刻意安排。唐代张怀瓘的“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北宋米芾的“随意落笔，皆得自然”，都是注重书法的自然之趣，意会神通。而张旭、怀素迷狂般的创作方式更受到人们的推崇，这种推崇固然有对张扬个性的追求，其实更有对任笔挥洒和“无意于佳乃佳”书写方式的肯定。书法时间性、过程性的书写决定了书法作品的空间形式，而非事先设计出空间模式，再随着时间的流动去完成它、修改它。因此，“不可复得”的书法乃是佳作，这种审美价值论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提出的。

书法与诗文的欣赏过程也是同时的。在欣赏一幅书法作品时，远观其势，近读其文，再细赏其笔墨。未有将粗陋、不当之语悬挂厅堂之人。美文佳字，相得益彰，含英咀华之间，妙会笔墨之趣，向来是欣赏书法作品之习惯。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其文辞之美与书法之美使读者在文字之形与文字之音义方面，全方位地受到了感染。

书法与诗文的批评方式也是相通的。无论是意象、性情，还是风骨、品藻，都互文互通，相互影响。如“风骨”，是一种俊朗超拔的生命气象，最早用于品评人物。南朝齐梁间，“风骨”从对人的品格评价转向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刘勰将“风骨”用于文学批评，并且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一篇，在实质意义上将“风骨”推向了中国美学核心范畴的队列。人们对于文学批评中“风骨”的解释不一而足，而大多数人认为“风”关乎文意，“骨”关乎文辞。几乎在同时，“风骨”也运用于书法批评之中。书法批评认为，多“骨”者“善笔力”，是为“筋书”;多肉者乏力，是为“墨猪”。“风骨”成为书法批评与文学批评共通的一种批评范畴，而且在评价时可以互相借用，如以“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评价诗文，或以“意气骏爽则含风”来评价书法，也毫无违和感。

正如欧阳中石先生所说:“书法能使‘文以载道’的‘文’焕发出更好的光彩。”所谓“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就是要抛弃空洞浮华，继承中国文化的精神，用美的形式，弘扬正气，陶冶情操，美化心灵。

(摘编自石彧《也谈文学与书法的关系》

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体的，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中医首先反映的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整体关联的思维方式。有人认为，中医的理论是不科学的、模糊的、不可实证的，那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实证观念和思维。实证思维主张分析还原，还原到后来就各个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整体关联的思维也讲还原，而整体关联所还原的个体是相互关联的个体。从根本上说，中医研究的是人这个有精神的高级生命体。因此，中医才有这样的观念，整体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完整地反映整体的面貌，而不只是反映那个部分。比如，肝脏不只反映肝脏，心不只反映心，而是与其他脏器的生理功能密切关联。

中医诊治要周全地考虑不同性别、体质、地域、时间等因素，对药材的采用也特别强调地域性的差异，这是基于中国哲学中“自然合理”的理念。“自然合理”有尊重自然和注重个性两重内涵。中国哲学里的“自然”是本然的意思，任何违背事物本来面貌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因势利导”，要适合、符合这个事物本来发展的途径、趋势。而现代人所尊奉的“科学合理”的理念，是要去掌控自然，去改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实，很多现代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去改变自然界的本来关系，而是使自然界和人类能够更加和谐地相处。此外，“自然合理”特别强调符合事物的本性，即个性，这就跟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强调普遍化、普适性有很大的差异。

中医还体现了中国哲学所强调的直觉思维。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中，“望”和“闻”是医生的直觉，中医通过“望”观察病者的气色、舌苔和形态，通过“闻”体气、口气、二便之气来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初步的判断。医者“问”，患者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直观感受告诉医生。最后是“切”，医生通过脉象来印证医者对患者情况的直觉判断是否准确。许多人认为中医“望闻问切”太主观、不科学，这源于我们的一种观念：理性是清晰的、准确的，也是可靠的；而直觉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是不可靠的。其实，科学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模糊化更接近事物整体的本来面貌，而有时候越清晰越有可能对事物的认识片面。这也正是现在科学模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道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在模糊中间有着极其精确的一面，这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色。

我们要继承中医的传统，坚守中医的传统理念。这不仅仅是中医界的责任，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界与文化界的责任。

（摘编自褛宇烈《中医的人文内涵及其意义》）

大国气质指的是一个大国基于其文化传统和长期的行为特征而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个性、风范和气度。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中国的大国气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在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有最长的连续历史的国家。而且，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其他文明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场不曾停息的长跑；而其他的文明，有的消失了，比较好的也只是接力赛。欧洲文明的发展就像是接力赛，第一棒是希腊文明，第二棒是罗马文明，第三棒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接着是近现代欧洲文明。可以说，中国的大国气质中沉淀的历史底蕴之深厚，是其他大国不能比拟的。这也使中国的大国气质更稳定、更具有持续性。

第二，中国的大国气质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中国哲学非常关注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问题。中庸是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思维方式。“中庸”最早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来的范畴。《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执两用中，不走极端；二是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追求平和；三是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四是允执其中，保持平衡；五是有原则地折中。中庸的思维方式至今对中国人都有重要影响。有序性与整体性密切联系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性之一。顺序而生、循序而动是天人共有的规律，只有因循于此，才能有天地万物的和谐生成。所以，有序性的发展趋向是与和谐性的价值理想相协调的。

第三，中国的大国气质隐含着中国人鲜明的行为方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它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义，志以天下为芬”；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失信不立”“一诺千金”；强调“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这对中国的大国气质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在中国的大国气质中。

从总体上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大国气质是：以和为贵而不愿树敌，求稳而非激进，顺势而变而非逆势而行。

（摘编自熊光清《中国大国气质的基本禀赋》）

今天，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我认为，“传承”分为“传”和“承”两个部分。

“传”就是记录、保存、延续，对于传统文化，“传”就是将其尽可能地原样保存下去。“传”的实质，就是尽可能使它延长，尽可能使它符合原来的内容。“传”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进行选择，也不需要考虑它有用没用，尽最大可能先保存下来再说。

如果对传统文化的“传”是无条件的，那有人会问，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传统文化，该不该保护？也要保护。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希特勒当年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现在就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么一个罪恶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留存呢？因为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集中营不保存下来，后人便不能够通过它真切地感受那段历史，了解人性还能恶到那种程度。

因此，我们要尽最大可能把传统文化保存下来，这与被保存的文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好的还是坏的，没有关系。总之，先把它保存下来，而且要把保存传统文化由不自觉变成自觉，由无意识变成有意识。比如，我国一些农村可能还保留着一些古建筑。那里的人比较穷，建不起新房子，只能住在那些古建筑中，古建筑因而得以保存下来，这种保存就是无意识的。可农民富裕起来后，就会拆旧房，建新房，那种对古建筑无意识的保存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自觉地、主动地去保存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承”又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承”就是继承、发扬，这跟只保存不同，而是要把它发扬光大。当然，“承”不是简单地传承发扬，而是要做到适应今天和未来的需要，也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才叫“承”。仍然以古建筑为例，“传”的话，就是不破坏它，不让它倒，让它存在的时间越长越好。而把古建筑上合理有用的部分用到新建筑上，这就是“承”了。正因为如此，“承”的时候，要有所选择，要选择其中精华的、正确的、有用的部分进行发扬光大，糟粕部分自然是要扬弃的。

传统文化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几千年来，它一直在吸收外来、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着。比如，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就得到了发展扩大，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吸收进来。语言方面，该地区南方的方言保留了华夏本音，而北方的方言大量吸收了外来民族语言。音乐、舞蹈方面，中原地区更是大量吸收外来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才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形成了海纳百川、整合发展的优势。今天，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更要兼收并蓄，积极吸收其他外来文化的优点。

（摘编自葛剑雄《传统文化的“传”与“承”》）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人常是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语说：“家花不比野花香。”人对于现在和过去的态度也有同样的分别。

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远看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利害牵绊，能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正身，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习见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雾，只知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程期，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持实用的态度看事物，它们都只是实际生活的工具或障碍物，都只能引起欲念或嫌恶。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开，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它们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我说“距离”时总不忘冠上“适当的”三个字，这是要注意的。“距离”可以太过，可以不及。艺术一方面要能使人从实际生活牵绊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赏，“距离”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实用世界，距离太远，又容易使人无法了解欣赏。这个道理可以拿一个浅例来说明。

王渔洋的《秋柳诗》中有两句说：“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在不知这诗的历史的人看来，这两句诗是漫无意义的，这就是说，它的距离太远，读者不能了解它，所以无法欣赏它。《秋柳诗》原来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国亡无所依附的故旧大臣，“西乌”是指有意屈节降清的人物。假使读这两句诗的人自己也是一个“遗老”，他对于这两句诗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较能了解。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容易看这两句诗而自伤身世，想到种种实际人生问题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专注在诗的意象上面，这就是说，《秋柳诗》对于他的实际生活距离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实用的世界。

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往往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比如人们对裸体照片、裸体雕像和裸体画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因为照片太逼肖自然，常常像实物一样引起人的实用的态度；雕刻和图画都带有若干形式化和理想化，都有几分不自然，所以不易被人误认为实际人生中的一片段。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富于艺术材料的生活何以不能产生艺术呢?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造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节选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有删改）

海量存储和快捷检索是大数据的两个重要技术特征，其外在表现形态就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正因为如此，加强数据库建设成为当前史学界利用大数据来推动历史研究的焦点。大数据离不开数据库，但大数据却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数据库。如果我们利用当代信息技术把有限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化就称之为利用大数据开展历史研究，那么，所谓大数据的新瓶里装的还是传统思维的旧酒。事实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推动一场影响深远的思维革命。大数据之“大”，已不再是有限之大，而是无限之大。因此，它将人类思维从有限的因果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大数据时代,史学家面临的将是如何突破数据无限的难题。一旦史学家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又无技突出重围，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历史的能力。

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在文字尚未发明的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族联合体及早期民族的出现，大型史诗创生并广泛传诵，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显然，没有规模宏大的历史叙事，史学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运用长时段思维，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可以说是当下史学界的深刻觉醒，对于正在大数据时代走入史料无限之境的史学来说无疑是一次十分及时的提醒。

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大叙事之“大”，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司马迁撰写《史记》，更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抱负。经典之为经典，除其事实详核外，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大数据时代，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技术无法染指。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

（摘编自许兆昌《大数据时代史学更应有大情怀》）

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现代文明的外壳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它们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些传统的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因此，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现代文明与古代文化并不必然是矛盾的，但是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因此，没有古代内容的现代生活不仅是索然无味、不值得过的，而且是根本就无法存在下去的。

从社会制度的基本架构上讲，中国早就进入了现代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现代化得不彻底，不能让人充分满意。但这种不满意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反映的是一个极为悖谬的问题，即，中国之所以现代化得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太现代了，我们已经过于强调现代的这个外壳，而没有充分发育外壳里面应该有的文明内涵，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不够丰富，这从而也会影响到现代性的整体外观，使得一些现代制度好像永远无法在中国安顿下来。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要充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恰恰是要努力发掘古代传统，才能使这个现代文明变得丰富而厚实。

作为各个文化体系的儒释道各家，理应成为现代中国人安置个体幸福的精神归宿，甚至由西方传入的宗教，也可以起到这样的文化功能，但是，这些文化体系所处的基本文明架构，却不能照搬基督教文明的架构。说得再直接一些：我们不能在基督教文明创立的现代制度框架下，仅仅填充中国的内容而已；不能将西方政教分离的架构简单拿到中国来，再用中国文化来填充其“教”的部分。而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一直没有把自己套进这样一个西方架构当中，而是在寻找着自己的现代道路。只有在中国式的文明架构之中，才可能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把中国的古代传统变成塑造现代中国文明的有效资源。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不仅需要依赖传统文明来建构其现代品性，而且要在更大的意义上，形成中国式的现代文明架构。因为要形成这一套文明架构不可能照搬基督教文明，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古代资源。虽然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没有主动依赖传统资源思考中国的现代问题，但他们理解科学民主这些现代问题的方式早已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寻求现代文明架构的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古代资源，才可能使现代中国文明不仅能充分保障人的自由和安全，而且有助于实现人格尊严和幸福；才能使现代中国不仅富足繁荣，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现代中国才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伟大的。

（吴飞《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