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经历过论战与调查,能否总结一下自己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观点?

崔永元:第一,我同意转基因话题要多听科学家的,但要听不同科学家的。第二,即便是听科学家的,也不要放弃个人的独立思考。因为最后的选择权利还在你手里,而这个选择的权利,不一定是好和坏,而是你喜欢不喜欢。有时候选择权只是对权利本身的尊重,没有人可以指手画脚。

北青报:这半年,你的观点有没有被修正过?

崔永元:有。我以前有这样的猜测:支持转基因的全都是利益集团。但是我从美国做完调查后,打消了一些这样的猜测。因为在实验室见到的一些研究转基因的专家,就是比较单纯。但我也不否认国内有些专家就是身涉利益当中,因为他们既管实验室的试管,也管账本上的数字。

   （摘编自北青网)

材料二:

郎咸平:我今天再给各位提供一个研究报告,就是孟山都^【注】的转基因玉米MON810。2008年,奥地利政府委托维也纳大学做了调研,结果显示,长期食用MON810转基因玉米的老鼠生育力下降,而且下一代小老鼠体重明显减轻,体质明显变弱。因此,法国、德国等6个国家禁止食用MON810转基因玉米。

转基因食品到底带来什么危害?如果我们不能给予正面肯定答复的话,我们老百姓有权利质疑,有权利反对转基因食品进口。为什么?我用袁隆平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说不定要一两代人之后才能发现。

(摘编自《郎咸平:扑朔迷离的转基因实验真相》)

材料三:

袁隆平:转基因技术是目前的尖端技术,我认为转基因及转基因所属的分子技术将是未来发展方向。转基因技术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一听转基因就觉得很可怕。抗虫基因转自毒蛋白基因,虽然小白鼠试验成功,但民众对此有疑问还是正常的,对这样的转基因我们还是要谨慎,要通过完备的试验才能投入市场。而另外有一种基因,它是安全的,我们正在研究将碳四基因转到水稻上,这种技术能够大大提高水稻的光合作用效率。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

材料四:

罗援:自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以来,全球转基因生物产业发展迅速,转基因技术已应用于农业、医药、工业甚至军事等多个领域,转基因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走进消费者的生活。

目前中国面临生物安全威胁,其中最现实的威胁是转基因物种的无序迅速扩散和听任外国人插手中国疫苗以及大量其他药品生产过程,而最严重的威胁是敌国以转基因物种和特种疫苗等为武器,针对中国人口发动新型战略打击,而中国对此缺少警惕,处于几乎不设防状态,局面被动,后果严重。

生物不安全既可能来自国内不规范研发和商业活动,也可能来自国外事故或恶意输入,既可以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手段,也可以作为新型战略打击手段,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不亚于战争的巨大威胁。因此必须加强对全民的生物安全意识教育,同时指定或建立专门的领导部门和工作机构,负责领导、协调统一的国家生物安全工作。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注]孟山都是全球第一大种子公司,也是全世界头号转基因种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密苏里州。这家公司自1901年创建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众多的争议。

材料一：从乡村群众患病找“赤脚医生”，到现在签约家庭医生提供上门服务；从缺医少药看病难，到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我国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3670个，医疗床位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50.5万人。医疗设备极其简陋，医疗技术水平低下，人民群众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9.7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万张，卫生技术人员达952.9万人。70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目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 77岁。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持续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迅速，远程医疗服务全面推开，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所有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年我国位列第110名，2015年提高到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健康中国 步履稳健》，《人民日报》2019年6月4日）

材料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细化措施，将妇幼健康作为重要内容。一是推进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优先保障贫困地区妇女儿童。实现了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覆盖所有贫困地区；加强贫困地区出生缺陷防治，启动实施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和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截至 2018年底累计救助出生缺陷患儿1.3万名，拨付救助金超过1.5亿元。二是加强对患病贫困妇女儿童的救治保障。

通过确定定点医院、诊疗方案和单病种收费标准，加强对农村贫困家庭患有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大病进行集中救治，并逐步扩大救治病种。对患有慢性疾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健康管理和指导。对患有重病的农村贫困人口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实行倾斜性保障政策，提高报销比例，采取“一站式”结算，切实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摘编自《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

材料三：“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

在2月29日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 中，这一表述令人印象深刻。这是25名来自德国、日本、美国等8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通过对中国9天的实地考察得出的一致结论。

联合考察组外方组长、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谈了实地考察后的感受：“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保护，中国展现的强大动员能力、果断的执行能力以及利他主义的集体意愿，给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

让专家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手段救治病人的努力。此外，为了挽救生命，中国在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巨大投入也获得了联合考察组的认可。短短数日，超过 4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考察报告里说，中国人表现出的真诚和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联合考察组所有成员。

（摘编自《实地考察后，国际专家一致肯定中国说明了什么？》，央视新闻客户端2020年3月1日）

材料四：自2020年1月20日起，我国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经过持续近三周的防控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我国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更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仍存在短板。

因此，未来我国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修改完善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摘编自《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积极向好态势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在路上》，《经济参考报》2020年2月19日）

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广州日报》：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之下，你怎么能写出那么清新淡雅的文字？

林清玄：其实，这是从我个人的需求出发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很穷，跟一般年轻人一样，一心想要成功，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看来，所谓成功就是成为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报馆工作，又做了报社主管；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文章也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书很畅销。按照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蛮成功的。但当时我并不快乐也不满足。于是，我开始思考成功的意义何在。慢慢地，我发现，如果成功却失去快乐，这种成功还不如不要。在都市中努力拼搏的人们一心只顾着赚钱，一味追求物质和现实的享受，其实内心充满迷惘。所以只能说是我个人需求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需求。

《广州日报》：你一直处于非商业性的写作状态，但作品一直热卖，对此，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林清玄：作品能受到什么样的理解或欢迎，是没办法预期的。我举个例子，去年下半年，深圳一所小学的校长写信邀请我前去演讲，因为小学课本里选了我三篇文章。当时我很感动，20多年前写那三篇文章时根本不会想到它会入选小学课文，也不会想到小学生们希望我前去演讲。在创作时，你可以掌握的，只是自己作品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的作品常常涉及茶道和佛教智慧，这跟周作人的作品似乎有相似之处？

林清玄：某些部分有相似，但实际上很不同。我读过周作人的全集，也很喜欢他的文章，但我没有受到他的影响。他太喜欢掉书袋，自己的意见只有一点点；另外，他的文字也没有伸缩性，一般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我呢，不喜欢掉书袋，自己不感动的东西不会去写。

《广州日报》：那么，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林清玄：在中国作家里，苏东坡对我影响最大，还有辛弃疾、杜牧、李白等，他们都是些潇洒自在的人。苏东坡的作品里有很多生活的元素，而且，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都能写出好文章。另外，在外国作家里，泰戈尔、纪伯伦、惠特曼等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生活化；二是有点自由派；三是有些哲学和思想，而不是纯粹好看而已。当然，我并不是刻意去学习他们，而是他们慢慢对我形成了影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我觉得文章应该很浅白，在浅白中有感动、向往等美好的东西。

《广州日报》：近些年，国学热逐渐升温，一些地方还会给学生举行开笔礼啊之类的传统仪式，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啊，人应该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才会有信心。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不过，一个教授在中央台讲《论语》竟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我开始觉得不可理解。这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承续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断层，是压抑太久之后的爆发。

《广州日报》：记者生涯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林清玄：10 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一般的作家写了 3000 字可能你还不知道他到底要写什么，但我写文章时会马上进入主题、进入重点，这是新闻从业经历对我的启发，因为突出重点是新闻写作的本质所在。还有，记者常常是把深奥的东西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了解，我写文章时不会故弄玄虚，而是尽量使文字浅显易懂。很显然，一篇文章10个人看了之后鼓掌与100个人都能读懂这两者之间，后者的意义更大。

《广州日报》：可以说，你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但快节奏的都市中，生活似乎慢不下来？

林清玄：慢生活常常会被曲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你的内心是否从容。我以前在电视台讲慢生活，有人就骂我说慢生活让年轻人没有斗志。其实，你泰然自若也可以很有斗志，你很紧张也不见得你有斗志。比如，你看奥运会上的那些最了不起的选手，他们内心都很从容，他很轻松却完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反而那些功夫不好的选手很紧张。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广州日报》：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商业炒作，你怎么看？

林清玄：我对此比较宽容。其实，很快做成的东西也会很快消失，以前的作家是把脚印刻在石头上。而商业炒作一本书，就像在沙滩踩脚印，潮水一来，脚印就消失了。时间会筛选作家和作品，对于各种炒作现象，其实不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