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说文》曰：“木也，从木鬼声”。它作为一种常见的树木，材质细密，可以用作建筑材料和器物用具，花蕾、种子、根皮均可入药。因此它很早就与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联系。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槐树的记载：“东三百里，曰首山……木多槐”。《穆天子传》也有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而树之槐”。《管子》也有记载：“五沃之土，其木宜槐”。槐树频频在这些古老的典籍里出现，它与人们生活的联系可见一斑。人们聚在一起休憩、游戏、议事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常常坐在槐树下面。

早在周代就有了“三槐九棘”的制度：左九棘，为公卿大夫之位；右九棘，为公侯伯子男之位；面三槐，为三公之位。因此世人就以“槐棘”来指三公九卿之位了。中国古代一般把鼎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古人又把槐和鼎联系在一起，用“槐鼎”来比喻三公之位，或者用来泛指执政大臣。如《后汉书·方术传论》有“越登槐鼎之位”的说法；《宋书·王弘传》也有“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的记载。由此可见，槐树已经逐渐成了政治地位的象征。

槐具有崇高、庄重、忠诚、仁义等政治道德含义，在中国古代为什么许多重要场所、尤其是与政治相关的场所往往都会有槐树的身影。据说汉宫中即多种槐树，唐朝宫廷更是普遍。唐诗中有很多描述槐树种植地点的诗句。例如，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有“绿槐十二街，涣散驰轮蹄”之句；白居易《寄张十八》有“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之句；李贺《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有“别柳当马头，官槐如兔目”之句。从上述诗人的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代不仅是宫观旁的驰道才种槐树，似乎所有的官道两旁都是可能种植槐树的，而且李贺诗中的“官槐”一词，把“官”字与“槐”字直接并列，更能体现槐树与政治的关系。

由于“槐”与“怀”同音，槐树逐渐还具有了怀来人才的寓意。郑玄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人才是国君治国理政的助手，必须德才兼备，槐树作为招揽人才的象征，也体现着鲜明的政治道德蕴含。槐树能够“怀来人”同理也就能“怀来神”。《太公金匮》载：“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神来甚众，恐有试者，何以待之。’太公请树槐于王门内，有益者入，无益者距之。”槐树竟然还具备了评判神之有益无益的神奇功能，这可能是其招揽人才寓意的延伸。

正因为如此，槐树后来与科举文化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还记载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彻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余为学士时目观此事。”当时的“学士”为了图吉利，争相入住“槐厅”，也是因为槐树具有官运亨通的吉祥寓意。从举子的角度看是官运亨通，从君主的角度看就是得到了满意的人才。唐宋文学中对槐树的这一寓意也有不少描绘，如武元衡《酬谈校书》有“篷山高价传新韵，槐市芳年记盛名”之句，杨万里《槐》有“阴作宫街绿，花开举子忙”之句，使用的正是槐树的这层寓意。

（摘编自黄金灿《槐树历史文化意蕴趣谈》）

中国书法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历代书法家对《兰亭集序》不断阐释的历史。《兰亭集序》被认为是中国书法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尽管与之相随的是，《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辨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代学者，而较有说服力的是清末曾经当过慈禧太后秘书的李文田。他工书善画，学问渊博，是岭南“碑派书法”创始人。他爱好金石收藏，精于鉴别。他通过多年考辨，认为《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的作品。

1965年夏，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集序〉的真伪》一文。他基本上重复了李文田的两个论点，认为从年前南京出土的王谢 (晋代) 墓志来看，《兰亭集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的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据此，郭沫若推断《兰亭集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集序〉的真伪驳议》一文，提出了与郭文针锋相对的观点。该文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集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集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王羲之被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集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因此，《兰亭集序》为晋代王羲之手笔。

值得欣慰的是，“兰亭论辩”沉寂多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为考证传世《兰亭集序》的真伪提供了新线索。1998年6月，在南京市东郊发现一处罕见的六朝古墓葬群，其中二号墓室前部出土有两方极为珍贵的砖质墓志，在全国引起轰动。该墓为东晋名臣高崧及其夫人谢氏的合葬墓。高崧卒于公元366年，夫人谢氏卒于公元355年，而王羲之卒于公元361年。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这两块墓志上写有“晋侍人、建昌伯、广陵人高崧” 等字，虽仍有由隶入楷的痕迹，但已与现代意义上的楷书十分相近。高崧墓志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在南京周边，还有三十块左右墓碑，东晋墓碑出土地点也不只是南京，还有在丹阳、马鞍山出土的。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从书体上来看，六朝的书体在转型之中，即由隶到楷的重要演化阶段，多种书体并存是合情合理的。东晋时期不仅只存在隶书，而且行楷或隶楷兼有。这就纠正了过去“晋代不可能出现楷书、草书”的说法。这些考古发现完全推翻了李文田、郭沫若的基本论点，也为《兰亭集序》的真伪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

（摘选自刘孟达《〈兰亭集序〉真伪之谜》，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