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明末清初，我国学者金圣叹就已意识到人物刻画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曾盛赞《水浒传》之所以叫人百读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在18世纪的德国，黑格尔也较早提出了关于人物创造的系统理论。黑格尔认为，性格乃“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强调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是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随着小说这一叙事文体的兴盛发展，人物塑造问题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并形成了关于如何写好人物形象的一个专有术语——典型人物。1839年，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在《同时代人》一文中明确提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1843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也讲过“典型人物”在他的创作中的重要性：“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正是基于对巴尔扎克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在人物创造方面成就的总结，1888年，恩格斯在《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此后，典型人物一直是文艺理论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
何谓“典型人物”？在已有的理论中，人们的看法虽不尽一致，但结合中外文学史上一些公认的典型形象，以及许多学者、作家的探讨，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典型人物的基本特征与典型人物创造应有的追求。
第一，鲜活生动性。即作家在描写人物时既要写出其主导性格特征，又要使之成为多方面性格特征的统一体。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除了作为主导性格特征的“叛逆”之外，还才思敏捷、聪慧机敏、情感细腻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除了贪婪冷酷的主导性格特征之外，又有善于经营、热爱子女、不甘示弱、复仇心重等性格特征。这类既个性突出又有多方面性格特征的人物，会给予读者复杂的体味与感受，往往很难予以是非好坏之类的单一评价；这样的人物，因立体化与血肉感，也会显得更为真实可信。
第二，概括性。即作为典型人物，虽是个别的，但又应体现一定范围的人的共性，要达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要写出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创作过程中，就要如同巴尔扎克所说的那样，在观念上清楚“典型是类的样本”，因而在创造“典型人物”时，就要设法让其“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就具体人物形象来看，作为某一“类的样本”，所“代表”的类范围越大，自然就会越具典型性。如鲁迅笔下的阿Q，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典型人物”，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作为阿Q性格主导特征的“精神胜利法”，是具有极为普泛的“代表”性与鲜明突出的“类样本”特征的。
第三，深刻性。即作家要创造出典型人物，不仅要做到人物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还要写出其灵魂的深度，使其含有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等方面的厚重意蕴。如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身上，承载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壮信息：随着社会的变革，以骑士精神为代表的传统人格风范，虽已显得可笑，但唐·吉诃德对正义与理想的殉道式坚守，又不无可贵可敬之处，且可启迪人们去重构人类的理想社会；巴尔扎克通过高老头形象的塑造，痛切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格局中金钱侵蚀人性的罪恶，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因此陷入的可怕的畸形与病态，至今看来，仍极具警示现实、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这样的人物形象，缘其意蕴的深刻性而成为卓越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作品，因其创造了卓越的“典型人物”而成为文学史上不易逾越的高峰之作。
（摘编自杨守森《论典型人物与文学高度》）
材料二：
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茅盾、曹禺、老舍、巴金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就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需求，表现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书写中国人民的心灵历程。50年代至60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红旗谱》《创业史》等是如此，70年代末至90年代步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作品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也是如北。而在近20年来，当中国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经历着更加深刻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时，我们的文学作品却很少见到能给人们带来强烈心灵撞击和精神感召力的作品，也鲜见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憾。没有典型人物的塑造，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摆脱不了有“高原”无“高峰”的状态，也无法回应时代和大众的审美要求，与读者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
所以，典型人物的塑造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重要选择。典型人物的塑造，不仅要求作家有反映生活和表现时代精神的愿望，还要求作家有深刻的思想，有对当代社会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有直面现实人生的勇气，有洞察现实、触摸社会发展深层脉搏的能力。典型人物的塑造，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把握，对复杂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关系的深刻揭示，对富有时代气息、历史高度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深刻诠释。作家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能回避时代的矛盾与真相，必须以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勇气去反映它，让人们感受到时代的痛点，感受到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最真实的情感和最真实的生存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呼唤现实主义，要求塑造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
（摘编自毛宣国《塑造典型人物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选择》）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金圣叹和黑格尔都认识到人物性格塑造的重要性，其相关论述产生较早，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价值。 |
| B．典型人物在巴尔扎克的创作中非常重要，他作为法国社会的“书记”，通过塑造典型人物记录法国风俗史。 |
| C．典型人物具有鲜活生动性，其主导性格特征与其他性格特征对立又统一，能够给予读者复杂的体味和感受。 |
| D．典型人物承载着时代精神，塑造典型人物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也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选择。 |
| A．如果没有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的理论就难以形成。 |
| B．典型人物身上作为某一“类的样本”的共性越突出，就越具典型性，其艺术创作成就也就越高。 |
| C．只有塑造含有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等方面的厚重意蕴的典型人物，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名著。 |
| D．近20年来，我国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说明我国当代作家不如前人。 |
| A．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 |
| B．一篇作品可以以叙事为中心，或者以创造意境、情趣为追求。 |
| C．我们要除去现象中偶然的东西，把社会的必然特征熔铸在人物里面。 |
| D．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 |
5．《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用艺术的手法追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梦想，谈到剧中“陈独秀”这一人物的塑造时，他指出：“充分展现了他的历史贡献和性格特点，对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长制作风、生活随便等也作了明显的揭示。”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相似题推荐
材料一：
社会认同的发生所依赖的都是特定的事实基础，这类事实基础有当下的，也有过往的，过往的即社会记忆。那些来自过往的社会记忆对社会认同能够产生更为根本和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记忆构成了社会认同得以形成的重要事实基础。
共同的经历、相似的遭遇、特定的历史时期等，奠定了群体中每一个个体记忆的底色或基调。但是，记忆首先是个体的，是基于个体感知、受个人情感支配的。个体记忆在形成的过程中会有意或无意地向群体和社会层面展开，通过记忆的选择和加工，区分出“我群”和“他群”，促成“群体”意义的形成即社会分类，进而实现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感的获得，一方面为个体认同增强了合法性，同时也使群体得以巩固。
在微观层面，从社会记忆的个体性出发，我们看到了一条从个体记忆到社会认同的形成路径。相对于宏大统一而又抽象的社会记忆而言，个体记忆的鲜活性、事件性、直观性往往更具冲击力，对认同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新闻媒体再现的宏观历史叙事以及30万死亡人数的数字，是我们对那一段历史共有的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事实基础。但是当我们看到描述这其中个人经历的文字，或通过口述历史直面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时，那种冲击力往往更为强烈。相对于宏大的社会记忆，个体记忆是微小的，但正是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记忆最终汇成了整个社会的记忆。需要强调的是，所谓个体记忆，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单纯的脑部记忆，实质上是社会记忆的个体性表现。之所以选择用“个体”这个词，只是为了区别国家或政治意义上权力所建构而生成的社会记忆。
对于宏观叙事的社会记忆而言，建构社会认同往往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哈布瓦赫认为过去不是被保留而是被重建，即记忆展现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对过去的重现，而是一种满足于当前社会利益的对过去的重建。当下的利益关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对社会记忆进行着选择和建构。建构社会记忆不是最终目的，社会记忆只是一个中介、一个桥梁。无论是哪方面的“利益关系”，都希望借助对社会记忆的建构来实现对社会中人们思想的某种引导，形成社会认同。
值得警惕的是，宏观叙事的社会记忆剥离了个人记忆中过多的个人痕迹，以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面貌呈现，给予了某些蓄谋已久的权力对其操控的空间。如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修改教科书，试图为年轻一代建构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有关侵华战争的社会记忆。这些受权力摆布被建构出的社会记忆往往有悖于历史事实，但是却可以引导和控制人们的主观判断，形成权力掌控者所期望的社会认同。
但社会记忆的建构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权力等外部力量，有时也可能来自群体本身，不管是为满足外部期望，还是内部需要。如知青回忆录等文字，“苦和困顿”是知青述说以往故事的主旋律，但是后来形成了“青春无悔”这样一个知青主流的记忆模式。知青群体的优良品质、知青生活的意义感，共同建构出了“青春无悔”这样一个知青群体的社会记忆。关于“青春无悔”的社会记忆建构，很难说这是一个来自外部的经由权力操控的结果，更像是一种内源性的、自发性的建构。或者说，知青群体出于肯定自我这一朴素的群体利益诉求，通过叙述、文字和聚会等形式构建出“青春无悔”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社会认同。
（摘编自胡洁《基础、生成与建构：从社会记忆到社会认同》）
材料二：
回顾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发现，“中华民族”事实上就是一个在无数革命先驱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斗争中显现并逐渐清晰起来的集体身份，是一种为积聚所有社会力量以谋取革命胜利而建构的中国人的“集体的自我身份”，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构建过程与结果。从实际效果来看，抗击外侮和共克时艰，促进了中国不同群体之间原发的亲近和认同，凝聚了空前的社会力量，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对这种亲近和认同的记忆，最为集中、最为形象地体现在文艺作品及其所保存、发展和精炼化的语言文字当中。不可否认，这种记忆与叙述延续和强化了“我们”之间的认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有《血战台儿庄》的悲壮、“北京奥运”开幕式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天安门演出的雄美。
对于多民族现代中国来说，“中华民族”这一多族裔交融而成的集体身份，通过国家权力对价值观、象征符号、记忆等诸多东西的创造、培育、更新和保存得以牢固建构;国家则从这一建构过程中获得国民的认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摘编自间国疆《社会记忆、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与来自过往的社会记忆相比，当下社会发生的特定事实基础对社会认同的形成并不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
| B．个体记忆基于个体的感知，受个人情感支配。面向群体和社会层面展开的特点是由社会记忆的底色或基调决定的。 |
| C．对于“青春无悔”的主流记忆模式的确立，作者倾向于认为是知青群体为自身利益诉求主动去建构的。 |
| D．材料一中“我群”和“他群”的概念，与材料二中“我们”与“他们”的说法，两者含义是相同的。 |
| A．如果没有个体记忆促成社会分类，也就不会有社会认同感的获得，就更没有实现群体巩固的可能性。 |
| B．国家公祭日的事例启示人们，形成社会认同，不但要重视社会记忆的宣传，而且要重视个人记忆的再现。 |
| C．宏观叙事的社会记忆是抽象的，虽然这并不必然产生某些蓄谋已久的权力对其操控，但仍应该警惕。 |
| D．阅读体现中华民族亲近和认同的记忆的文艺作品及其语言文字，利于增强“中华民族”集体身份认同感。 |
| A．学者王珂表示：“一个利益群体的领导者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
| B．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
| C．德国学者乌尔夫说过：“机构、组织只有不断改变自身，才能实现他们的任务。它们倾向于根据变化的条件调整自己的内容与形式。” |
| D．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并对记忆加以定位”。 |
①清明节全国三分钟默哀鸣笛时刻，一武汉网友驻足解放大道，面对“重启”的家园泪奔，视频被大量转发。
②“非典时，大家保护我们‘90 后’，17年后，我们“90 后”要保护大家。”“90后”的心声收获大量点赞。
③央视频道推出“抗疫”纪实专区，展示疫情期间的生活现场与真实思考，引发广泛共鸣。
材料一：
家国天下是中华文化无论走向何方都割舍不了的道德前提和伦理情结。它指涉三种伦理实体：家是本源而直接的伦理实体，是最小的共同体；天下是普遍而抽象的伦理实体，是最大的共同体；国作为现实的伦理实体，既是家的扩展，又关联着天下之想象。家国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诠释的中心，它使中国人在不同的实践境域中，无论是作为家人、国人还是作为天下人，都与其所在的世界结成唇齿相依的关联。
中华文化中各种共同体的道德前提离不开家国天下的伦理情结。以此观家、观国、观天下，就是用一种关联性思维把个体与整体相贯通的家国天下的伦理观。用这种伦理观看待家国天下，则一切共同体都是相互关联的命运共同体。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延展看，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内蕴着一种走向世界的伦理情结，并由此预设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精神轨迹。
共同体的想象是中华文化礼治德治之本和文明教化之根。它从历史深处走来，构成了中华文化将个人命运与共同体整体命运相融贯的伦理型文化特质。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植于共同体之中。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节选自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在谈到“天下”的时候，中国古代总是将它和“公”与“太平”联系在一起，表现出非常可贵的平等、友爱、和平理念。《老子》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认为只有以天下为怀，其德才能称得上“普”。《管子》云：“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他的意思是，处理不同的事，要有不同的胸怀，处理到天下事，要有天下胸怀。《礼记》引录孔子的话——“天下为公”。“公”可以理解为公正、公平、合理，强调人与人之间、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相处，要友爱，要互利，要公平。
宋代大儒张载则提出“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太平是天下公平基础上的提升。太平有两义：一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这中间含有生态平衡之义；二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由于“太平”概念视界阔大，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这种友好相处就是没有战争。张载提出的“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提出了“太平”的理念，而在于这一理念认为，这种太平不能只是一时的，而应是“万世”的。换句话说，张载要的是永久的太平。这万世的太平、永久的太平如何来？张载提出“开”这一重要理念。既然是“开”就不能靠等，靠恩赐，事实是太平等不来，也没有谁能恩赐。“开”，就是开拓、开发、开创。它需要最大的努力、最高的智慧，必要时也会有最大的牺牲。
家国情怀以及家国情怀的放大版——天下情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这一精神在范仲淹的名文《岳阳楼记》里得到彰显。在同一个时期，张载倡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曾让张载师事之的范仲淹则高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由于种种原因，张载、范仲淹的愿望也都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实践中，而绝大部分只是作为一种梦想而存在。然而，在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振兴中华不再只是梦，而是正在真正化为现实。在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砥砺奋斗的今天，我们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美学家是不是应该有不负时代的新作为新创造呢？回答无疑是肯定的。
——（节选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安土重迁的中国农耕文明进一步充实了家族的机能。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到陌生人社会是不合理的，反过来将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正确切换。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心怀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忧患意识，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节选自金香花《“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现代意义》）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国”是将“家”和“天下”串联起来的现实的伦理实体，它使得中国人与其所在的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依存。 |
| B．中华文化的礼治、德治和文明教化植根于历史悠久的共同体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伦理自觉。 |
| C．“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尽管境界不凡，但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愿望本质上至今还只是空想，不可践行。 |
| D．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引导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从家庭伦理逐渐向公共精神转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
| A．材料二引用《老子》《管子》《礼记》中的话，是为了证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指向‘天下情怀’”的观点。 |
| B．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是孔子“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提升，“开”字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
| C．基于中国国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沿用熟人社会的伦理原则或照搬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法制精神，都是可以的。 |
| D．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造就了中国人共同的爱国情怀、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
| A．“治大国若烹小鲜” |
| B．“大河无水小河干” |
| C．“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
| D．“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
5．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践行“家国天下”观？请结合三则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危机重重。纾解民俗学学科之困，要从知识生产层面进行探索，借鉴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史相关研究，重新确立民俗学学科的总体性问题意识、总体性分析框架和总体性解释路径，以增强民俗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对话能力，否则做再多的同质性个案研究也无助于提升民俗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地位。关于民俗学是否为“资料之学”，学界一直颇有争论。把民俗学视为资料学，本质上是否认民俗学具有生产知识的能力，而只能充当各种信息、资料的中转站，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俗学学科的存在价值，更遑论其学科独立性问题。如果民俗学不能生产专门知识，而只是各类信息和资料的“经纪人”“经手人”或“二道贩子”，那么这个学科确实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讨论民俗学危机的纾解也就失去了现实和学术意义，但如果民俗学能够在各类信息和资料基础上生产出专门的学科知识，那么不可回避地就要讨论到这些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而讨论清楚这些知识是什么以及存在哪些问题后，再去讨论民俗学的未来问题才有了学术基础和现实价值。
实践民俗学强调从以往的民俗事象“优先”向日常生活实践的转变，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开拓了民俗学研究视野和学术边界。毕竟，按照传统民俗学体裁划分，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量传统民俗事象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而新出现的具有民俗性的生活文化或文化现象又不能被涵盖进来，这造成传统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持续萎缩。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俗学研究对象扩展到日常生活实践，无疑有助于民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有助于探索纾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研究对象的转变或拓展，就意味着民俗学的转型。实际上，早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发轫时期，即已有学者关注日常生活、关注行动意义。因此，实践民俗学的出现，更像是一种学术初心的回归，而不是转变。
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时代剧变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传统民俗学确实需要进行自我“革命”，并在探索知识生产机制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研究方案，实践民俗学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民俗学的学科危机是个系统性问题，反思和重构工作需要从多方面展开。
（摘编自李向振《当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兼谈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问题》）
材料二：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持续发展的精神文明和内生动力。扎根田野、“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所做的正是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提供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发展经济的宝贵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走进乡村田野，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
现在的民俗学者走向田野、深入民间的目的性很明确，大多是带着对具体对象和具体问题研究的目的开展田野工作的。不过，当代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既不应该停留在过去那种以了解民俗事象来龙去脉为己任的阶段，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将民俗事象描述清楚，而是应该通过这些民俗事象，去了解其背后实实在在的人怎样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的，即通过个案研究，展现民俗学理论建构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建构的深度和广度，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与反思程度息息相关。因此，研究者在展开田野调研和研究过程中随时要保持对自我的反省、确保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实践，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只有这样才可能跳出个案的狭窄视野，从对个案的典型性或代表性的“深描”中，展现宏大的理论追求。
关于民俗学的田野研究，巴莫曲布嫫曾提出“五个在场”的原则：史诗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以及研究者的在场。笔者认为，除了“五个在场”之外，还应当在更宏大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背景下，努力实现“四个同构”，即民众主体与学者主体同构、人文田野与理性研究同构、民间礼俗与国家治理同构，以及民间记忆与国家历史同构。
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是根植在中国乡土大地上的一个研究学派，其特征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乡村田野调查，去发现大量被遮蔽或迅速变化的乡村文化传统，去了解乡村人是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文化意义和建构乡村文化传统的，动态看乡村文化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去认识民间记忆对于还原中国历史真实的价值。建构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目的，就是要用“有温度的田野”深化民俗学理论研究，推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就是要用“有深度的研究”服务于乡村文化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
（摘编自黄永林《构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思考》）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当前民俗学学科危机重重的主要是因为民俗学不能生产专门知识，而只是信息和资料的“经纪人”“经手人”或“二道贩子”。 |
| B．实践民俗学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和学术边界，它强调对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而不再是对民俗事象的研究。 |
| C．扎根田野、“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的民俗学研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发展乡村经济的文化基础和宝贵资源。 |
| D．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发展民俗学的田野研究，既要坚持巴莫曲布嫫提出的“五个在场”原则，还应当努力实现“四个同构”。 |
| A．只要做足够多的个案研究，并借鉴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史相关研究，就可以提升民俗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领先地位。 |
| B．在社会转型期，传统民俗学如果不进行自我革命，不从多个方面展开反思和重构工作，将失去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 |
| C．在开展田野工作时，虽然广泛了解和清楚描述民俗事象非常重要，但当代的民俗学者更要展现民俗学理论建构的深度。 |
| D．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去认识民间记忆对于还原中国历史真实的价值，做“有温度的田野”研究。 |
| A．材料一在论及民俗学是否为“资料之学”的争论时，运用了假设分析法，阐释清晰，逻辑严密。 |
| B．材料一以中国民俗学发轫时期的研究内容为例证，阐析实践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有说服力。 |
| C．材料二以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为论题，以解决新时期中国民俗学学科困境为论证目的，针对性强。 |
| D．材料二在揭示中国民俗学“田野学派”的特征时，以一组整句展开论述，阐析深入，极有气势。 |
5．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民俗学者要怎样做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