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学和艺术史中，人们考察史前艺术，一般会注意到人类早期艺术的“尚圆”问题。如张法在《远古彩陶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意义》一文中谈到，陶器是圆形的，面向各方。比较言之，他认为平面化的具象图案易于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面，倾向于形成定点观赏；而圆面上的图案让观赏者体会到一种移动游走的、周而复始的无尽效果。但是，这种对圆形的偏爱又绝不仅限于具体的器物，而是涉及人类早期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

在中国文明的发端期，圆形模式构成了中国人对宇宙空间的基本看法。虽然中国早期文明已形成了天圆地方观念，但是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空间地理认知的差异，最终依然要被纳入人类社会早期关于天文及地理整体“尚圆”观念的普遍性中。

关于这种尚圆观念的产生，圆形的空间认知一方面源自人对日月星辰等自然天象运行轨迹的体认，另一方面则是以认知者本人为中心设立外部世界的边界的必然产物。人类在其起点处关于自然空间的圆形预设，使审美经验成为一切空间地理认识的原型经验，也因此使美学问题成为地理学的原发性问题。

当然，这种基于美学预设的空间观念并不能反映世界的真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早期，它却形塑了中国人的地理实践，并一直对后世产生持续性影响。伏羲氏象天法地，制作八卦，并以圆形模式组合成天下空间结构。自此以降的圣王史，就是按照这一模式逐渐形成国家地理规划的历史。按《尚书·禹贡》所记，禹帝以“中邦”为中心，以五百里为界，将王城以外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个圈层，直至“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在这种从国家向天下的蔓延中，中国早期地理空间显现为圆型观念的不断放大，即从中邦出发的层层相套的同心圆。

那么，在中国传统地理观念中，这个中心是什么？《逸周书·度邑解》中记载周王朝营建新都，最后选择在黄河、伊水、洛水交汇的洛邑定都，因为这里不但居于东西南北之中，而且距离“天室”最近，能直接得到上天的护佑。至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这意味着起码至汉代，以河洛为中心的三河之地是被作为上古圣王所居，即天下中心来看待的。据此，中国传统的国家地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从洛阳出发、层层外发的围层模式。

洛阳城在西周早期被确立为天下中心既不是一个自然地理的事实，也不是来自人的主观建构，而是圆形的天下模式需要一个现实的王城配置物。在此，如果说这种前置的“圆”是审美的，那么由此塑造出的古代中国地理疆域，则明显是美学化的空间模式在现实中找到了恰切的对应；而现实的国家地理，则成为一种按照美的规律（圆形模式）而建造的空间形式。也就是说，它不是自然地理，而是一个被圆形思维重塑的审美地理。

（摘编自刘纪成《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地理》）

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综合先秦各种历史撰述形式，写成《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后人称《史记》），全面奠定了中国史学的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评论提出了关于史书叙事的一个核心话题，即“善述序事理”，堪为中国史学上的千年佳评。

所谓“善述序事理”，是说《史记》擅长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总结事物缘起之因、所获之果，进而揭示期间蕴含的“理”。这里的“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理”要通过“事”“物”表现出来，而“事”与“物”既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也依靠于在历史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史书“述序事理”的功能曾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理学兴盛的宋朝，大学问家朱熹甚至认为“史是皮外事务，浸紧要，可以札记问人”，由此排斥史书的说理功能；世人也有“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之论。其实，从说理的形式上看，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史学擅长“述序事理”，前者是形而上的理性论证，而后者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发。

在《史记》当中，“述序事理”的路径是多样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大概：通过记载名文的方式让历史人物“亲自”向读者说理。例如，《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是把叙事者的身份交给贾谊，让其“亲自”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向读者解释秦之骤亡。这样的叙事方法，令人有置身其境之感，从而深刻体会到世间道理。《史记》还擅长以“两两对照”的方法将复杂的历史形势娓娓道来。例如，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记》对照着读，两人鲜明的个性差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的对照之中，将人物的生平轨迹和成败得失之“理”阐明，这也是《史记》叙事之“善”的一个表现。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阐明一些道理，是《史记》“述序事理”最难能可贵之处。比如《项羽本纪》，整篇最精彩处在于以千余字写项羽为刘邦所设鸿门一宴，借北将项羽优柔不决、刚愎白用的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同时以此事作为全篇的转折，也交代了项羽在与刘邦的对峙中由胜转衰的关键。

《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渐渐形成了重视“述序事理”的思想传统。但是，在北宋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史学辩难，其主要争端在于以“事”为先，还是以“理”为先。欧阳修等人认为史书叙事之要义在于继承、发挥“春秋笔法”，他在撰修《新唐书》时致意于对忠臣奸佞的褒贬评判，造成新书于“事实”处往往产生疏漏。其实，班固提出“善述序事理”之论是有其前提的，即彰显“事理”需建立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关”“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之上。史实是基础亦是核心，离开了对史实的探索，那么史书中的“事理”就成了空谈，文采也会流于空洞。这是衡量、评价古代史书“述序事理”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朱露川《史书叙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