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到她的朋友家里，说起自己的烦闷。

佛来思节夫人走近她那个镶着镜子的衣柜，取出一个大匣子，拿过来打开了，对路瓦栽夫人说：

“挑吧，亲爱的。”

她先看了镯子，又看了一挂珍珠项链，随后又看了一个威尼斯式的镶着宝石的金十字架，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前边试这些首饰，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拿起哪件，放下哪件。她不断地问着：

“再没有别的了吗？”

“还有呢。你自己找吧，我不知道哪样合你得意。”

忽然她在一个青缎子盒子里发现一挂精美的钻石项链，她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她双手拿着那项链发抖。她把项链绕着脖子挂在她那长长的高领上，站在镜前对着自己的影子出神好半天。

随后，她迟疑而焦急地问：

“你能借给我这件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搂住朋友的脖子，狂热地亲她，接着就带着这件宝物跑了。

两个朋友

[法]莫泊桑

巴黎陷入重围^①，忍饥挨饿，痛苦呻吟。屋顶上的麻雀显著地稀少了，连阴沟里的老鼠也数量骤减。莫里索先生，职业是钟表匠，因为时局变化成了家居兵^②。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他两手揣在制服的裤袋里，肚子空空，在环城林荫大道上溜达。他突然在一个同样身穿军服的人面前站住，因为他认出对方是他的一个朋友。那是索瓦热先生，他在洛莱特圣母院街开服饰用品店，也是个钓鱼迷。

他们常常手执钓鱼竿，两只脚在水面上摇晃着，并排坐在那里度过半天的时光。他们就这样互相产生了友情。即使一言不发，他们也能彼此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爱好和一样的情怀。

春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恢复了青春活力的阳光，在静静的河面上蒸起一层薄雾，顺水漂移；也在两个痴迷的垂钓者的背上洒下新季节的一股甜美的暖意。偶尔，莫里索会对身旁的伙伴说：“嘿！多舒服啊！”索瓦热先生会回答：“真是再舒服不过了。”

秋天，白日将尽的时候，在夕阳照射下天空如血，猩红的云彩倒映在河面上，整个河流变成了紫红色，天际仿佛燃起了大火，两个朋友被笼罩在火一样的红光里，预感到冬天将至而瑟瑟发抖的枯黄的树木也披上了金装。索瓦热先生微笑着看看莫里索，慨叹道：“多美的景致啊！”而心旷神怡的莫里索，眼睛不离浮子，回答道：“比林荫大道美多了，嗯？”

在这样迥然不同的情况下不期而遇，他们都十分激动地用力握了握手，然后他们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地并肩走着。莫里索接着说：“还记得钓鱼吗？回想起来多么有趣呀！”

索瓦热问：“咱们什么时候再去？”

莫里索停下来，说：“咱们现在就去。”没多久，他们就越过前哨阵地，来到几小块葡萄园边上。下面就是塞纳河。

索瓦热先生指着河对面那些山岗，低声说：“普鲁士人就在那上头。”面对荒无人烟的原野，一阵莫名的恐惧令他们毛骨悚然。

莫里索结结巴巴地说：“喂！万一碰上他们呢？”

尽管情况险恶，索瓦热先生依然以巴黎人特有的幽默口吻回答：“咱们就请他们吃一顿生煎鱼。”

但是周围是那么寂静，是否还冒险穿越田野，他们被吓得犹豫不决了。

最后，索瓦热先生还是下了决心。他们弯着腰，利用葡萄藤作掩护，睁大眼睛，竖直耳朵，从一片葡萄园里爬了下去。

莫里索把脸紧贴地面，当确定只有他们后，于是放下心来，开始钓鱼。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一个个银光闪闪、活蹦乱跳的鱼放到一个织得很密的网兜里，内心喜滋滋的；这种喜悦，是一个人被剥夺了某种心爱的乐趣，时隔很久又失而复得的时候，才能感受到的。

突然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仿佛是从地下传来一样，大地都应声发抖。那是大炮又轰鸣起来了。

莫里索正在紧张地望着他的一次又一次往下沉的浮子；突然，这个性情平和的人，对那些如疯子般热衷于战争的人怒从中来，低声抱怨道：“一定是傻瓜才会这样自相残杀。”

索瓦热先生接着他的话说：“连畜生都不如。”

但是他们突然被吓得打了个寒战，因为他们真切地感觉到有人在他们身后走动。他们回过头去一看，只见四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手中端着枪指着他们的面颊。

两根钓鱼竿从他们手中滑落，掉进河里。

几秒钟的工夫，他们就被抓起来，绑起来，带走，然后扔进一只小船里，划到对面的岛上。

一个满脸胡须的巨人似的家伙，用一口纯正的法语说：“我认为，你们两个是间谍，是派来侦察我的。你们假装钓鱼，是为了更好地掩盖你们的企图。你们是从他们的前哨阵地过来的，肯定知道回去用的口令。把口令告诉我，我就饶了你们。”

两个朋友脸色煞白，并排站在那里，紧张得两手微微颤抖，但他们一句话也没说。

那军官接着说；“谁也不会知道的。说出来，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可是如果你们拒绝交出来，那就是死，而且马上就死。由你们选吧。”

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普鲁士军官依然平心静气，伸手向河那边指了指，说：“你们想想看，再过五分钟你们就要淹死在这条河里了。再过五分钟！你们想必都有亲人吧？”

两个钓鱼人始终站在那里，沉默不语。

那军官又说：“我再给你们一分钟，多一秒都不给。”

然后，他猛地站起来，走到两个法国人跟前，抓住莫里索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低声对他说：“快说，口令是什么？你的伙伴绝对不会知道的；我就假装心软了。”

莫里索先生没有回答。

普鲁士人于是又把索瓦热先生拉到一边，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

索瓦热先生没有回答。

他们又并排站在一起了。

那军官开始发令。士兵们举起武器。

莫里索先生说：“再见了，索瓦热先生。”

索瓦热先生回答：“再见了，莫里索先生。”

他们握了握手。

那军官喊了声：“开枪！”

十二支枪同时响起。

索瓦热先生脸朝下，一头栽倒。比较高大的莫里索晃了几晃，身子打了个半旋，仰面倒在他伙伴的身上。他们被打穿的制服的前胸涌出一股股鲜血。

一八八三年二月五日

（有删改）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雪

[苏]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

彼得洛芙娜搬来一个月后，波塔波夫老人就去世了。这座房子里就剩下彼得洛芙娜和她的女儿瓦丽娅。

这座只有三个房间的小屋坐落在山上，小屋后面是一座凋零的花园。

离婚后的彼得洛芙娜离开莫斯科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习惯这座空旷的小城。可是回莫斯科已经不可能了。她在这座小城的军医院找了事做，受伤的心也就暂时安定下来了。

渐渐地，她有点喜欢上这座小城了，喜欢上了这小城冬日里洁白、温柔的雪。她渐渐习惯了小屋里摆放着的那架走了调的钢琴，习惯了挂在墙上的那些业已发黄的照片。

她知道老人有一个儿子，如今正在黑海舰队上服役。桌上有一张他的照片。有时，她会拿起他的照片，端详一番，她总是隐约觉得似乎见过他，可是，是在哪里呢？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水兵那双安详的眼睛仿佛在问：“喂，怎么样？难道您真的想不起来，我们是在哪里相会的吗？”

冬天到来之后，陆续有写给波塔波夫老头的信寄来。彼得洛芙娜把这些信都叠放在书桌上。有一天夜里，她醒了过来。窗外的白雪发出昏暗的光亮。她点燃桌上的蜡烛，小心地抽出一封信，拆开了信封，环顾了片刻，便读了起来。

“亲爱的老爷子，”她念道，“我从战场上下来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了。伤不是很重。总的来说，伤快要养好啦。”

“爸爸，我常常想起你，”她接着念下去，“我也常常想起我们家这座小屋，但这些离我似乎都非常遥远。我只要一闭上眼睛，立刻就会看到：我好像正在推开小门，走进花园。这是在冬天，白雪皑皑，可是通向那座旧亭子的小径被清扫得干干净净，钢琴当然已经修好啦，你把那些螺旋状的蜡烛插在了烛台上。钢琴上摆着的还是那些曲谱：《黑桃皇后》序曲和抒情曲《为了遥远的祖国的海岸……》。门上的铃还响吗？我走的时候还是没来得及把这修好。我难道还能再见到这一切吗？我明白，我在保卫的不仅是整个国家，也在保卫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们家的花园小屋。

“我出院后，会有一个很短的时间回家探亲。我还不能确定。不过最好别等。”

她思忖，或许就在这两天内，这个陌生人就会从前线回来。

一大早，彼得洛芙娜就吩咐瓦丽娅拿起木铲去清理通向山坡上那座亭子的小径。这座亭子已经非常破旧了。彼得洛芙娜修理好了门铃，她按了按门铃，门铃响了起来，声音很大。她显得格外精神，面色绯红，说话嗓门特别大。她从城里请来了一位老技师，他修好了钢琴，说这确是一架好钢琴。

老技师走了之后，彼得洛芙娜小心翼翼地从抽屉翻找出一包粗粗的螺旋状蜡烛。她把蜡烛插到了钢琴架上的烛台上。晚上，她点燃蜡烛，坐到钢琴前，顿时，整个房子都充满了音乐声。

还在火车上，波塔波夫中尉就算好了，留给他待在父亲那儿的时间不超过一昼夜。火车是下午到达小城的。就在车站，中尉从认识的站长那儿了解到，父亲已经在一个月前去世了，如今在这座屋里住着的是一个带着女儿从莫斯科来的陌生的女歌唱家。站长建议中尉就别回家去了。

中尉沉默了一会，说了声“谢谢”，便走了出去。站长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

穿过小城，一片暮霭中，波塔波夫终于走到了房子跟前。小心翼翼地打开小门，可是小门还是咯吱地响了一声。花园仿佛抖动了一下。树枝上有雪花簌簌飘落，沙沙作响。他环视四周。雪地里，一条已打扫干净的小径通向旧亭子，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亭子里，把手放在年代已久的栏杆上。远方，森林的尽头，天空雾蒙蒙一片，呈现出粉红色的霞光，大概是月亮在云层后面慢慢升起的缘故。

“怎么会是这样？”波塔波夫一脸茫然，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不知是谁小心翼翼地拍了拍波塔波夫的肩膀。他回过头去。在他身后站着一位年轻的女人。“进屋吧，别在这站着。”女人轻轻说。波塔波夫一言不发。女人拽着他的袖口，沿着打扫干净的小径走向小木屋。快到台阶的时候，波塔波夫停了下来，感到喉咙里一阵痉挛，几乎喘不上气来。女人还是那样轻柔地说道：“没关系。请您别拘束。很快就会过去的。”

他进了屋子。整个晚上波塔波夫都无法消除一种奇怪的幻觉，仿佛他处在一种飘然的、影影绰绰的，但却十分真实可靠的梦境中。钢琴、蜡烛……屋子里的一切都如他当初想看见的一样。

彼得洛芙娜坐到钢琴前，小心翼翼地弹奏了几曲，转过身，对波塔波夫说：

“我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也许吧，”波塔波夫答道，“不过，想不起来啦。”

几天之后，彼得洛芙娜收到了波塔波夫写来的信。

“我当然记得我们是在哪里相逢的，”波塔波夫写道，“可是我不想在家里对您说。您还记得1927年在利瓦季亚吗？在一条小道上，我只看了您一眼，您的倩影就永远刻在了我脑海里。当我看着您的背影远逝，我就知道，您是会让我的一生发生改变的人。可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追上去。在这条小道上，我只看了您一眼，就永远失去了您。不过，生活看来对我还是很宽厚的，让我又遇上了您。如果能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如果您需要我的生命，那它当然是属于您的。”

彼得洛芙娜放下手中的信，两眼朦胧地望着窗外那白雪皑皑的花园，低声说道：

“天呐，我从来没有去过利瓦季亚！从来没有！可是，现在这还有什么意义吗？该不该让他知道这一点呢？或者干脆欺骗一下我自己吧！”

她捂住自己的双眼，笑了起来。

1943年

（有删改）

第二次探监

列夫·托尔斯泰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于是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了。

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关键性的时刻到了。他一直在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对她说出主要的话，也就是没有说他要和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告诉她。她坐在桌子的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对面。屋里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内看清了她的脸，看到了她眼角、嘴边的皱纹和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更怜惜起她来。

他用臂肘支着身子，紧紧靠在桌子上，说：“要是这状子不顶事，那咱们就告御状。凡是能做的，咱们都要做到。”

“是啊，要是以前有个好律师就行了……”她打断他的话说，“那时候要是大家知道我跟您认识，就大不一样了。可结果怎样呢？都把我当成小偷了。”

聂赫留朵夫正要说说心里话，可是她又说起来：“我有一件事要对您说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婆子，平白无故坐起牢来，她坐牢，儿子也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所以就坐了牢。她儿子姓敏绍夫。您就行行好，帮她操操心吧。”她说着，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去办，问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聂赫留朵夫接着说，“不过我想和您谈谈自己的事。您记得上次我对您说的话吧？”

“您说了很多呀。上次您说什么来着？”她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笑，转悠着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请求您饶恕我。”他说。

“怎么啦，老是饶恕呀饶恕，一点儿也用不着……”

“我说过我要弥补我的过错。”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行动来弥补。我决定和您结婚。”

她脸上流露出惊骇的神气。她那斜视的眼睛呆住了，像是在看他，又像不是在看他。

“又是为什么呀？”她恶狠狠地皱着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上帝。”

“怎么又把什么上帝搬出来啦？什么上帝？当初您要是记着上帝就好啦。”她说完这话，就张大了嘴，不说了。

聂赫留朵夫这时才闻到她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气，于是明白了她兴奋的原因。

“您安静一点儿。”他说。

“我没有什么安静不安静的。你以为我醉了吗？我就是醉了，也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她忽然很快地说起来，脸涨得通红：“我是苦役犯，您是老爷，是公爵，用不着来沾我，弄一身脏。你去找你们那些公爵小姐好啦，我的身价是一张十卢布的红票子。”

“不论你说得多么难听，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着，小声说，“你想象不出，我觉得对不起你，心里有多么难受！”

“‘我觉得对不起你’……”她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那时候你倒不觉得，却塞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知道，可是现在究竟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现在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到做到。”

“可是我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笑了起来。

“卡秋莎！”他说着，就去摸她的手。

“你走开，别挨我。”她气得一张脸变了颜色，叫了起来，一面把手从他手里往外抽。“你是想拿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今生拿我寻欢作乐，来世还要拿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你走开，走开！”她腾地站起来，嚷道。

“请您再等一下。”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又坐了下来，垂下眼睛，两只小手交叉着手指头紧紧攥在一起。

“你不相信我。”聂赫留朵夫说。

“您说要和我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就这样。”

“我反正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就是您的事了。不过我一点儿也用不着您。我这是对您说老实话。”她说，“可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死掉呀？”她又说了一句，并且像诉苦似的哭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的泪水挑动了他的泪水。

她抬起眼睛看了看他，就好像感到吃惊似的，并且用头巾擦起脸上流着的泪水。

这时看守走过来，提醒说分手的时间到了。玛丝洛娃站起身来。

“您现在很激动。要是能行的话，我明天再来。您考虑考虑吧。”聂赫留朵夫说。

玛丝洛娃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看他，就跟着看守走出去了。

“哈，好闺女，你现在时来运转了。”等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科拉布列娃对她说，“看样子，他可是真迷上你了；趁他常常来找你，你可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的人什么事都能办得到。”

“怎么样，我的事你说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道。

可是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牢房女犯们的话，她躺到床上，一双斜视的眼睛凝望着角落里，就这样躺到天黑。她心里激烈地翻腾着。聂赫留朵夫对她说的一番话，又使她回到她又恨又不理解、受尽折磨之后离开的那个世界。现在她已经脱离以往浑浑噩噩过日子的那种状态，而要带着清醒的记忆生活下去又太苦恼。晚上，她又买了酒，和同牢房的女犯痛饮一场。

（节选自《复活》）

如今，我对世事已有足够了解，因而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再引以为怪了。不过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如此轻易地遭人遗弃，即使是现在，也不免使我感到有点儿吃惊。好端端一个极有才华、观察力强、聪明热情、敏感机灵的孩子，突然身心两伤，可居然没有人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这实在是咄咄怪事，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我说一句话，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就成了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里的一名小童工了。

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坐落在河边，位于黑衣修士区。那地方经过后来的改建，现在已经变了样了。当年那儿是一条狭窄的街道，街道尽头的一座房子，就是这家货行。街道曲曲弯弯直达河边，尽头处有几级台阶，供人们上船下船之用。货行的房子又破又旧，有个自用的小码头和码头相连，涨潮时是一片水，退潮时是一片泥。这座房子真正是老鼠横行的地方。它那些镶有护墙板的房间，我敢说，经过上百年的尘污烟熏，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它的地板和楼梯都已腐烂；地下室里，成群的灰色大老鼠东奔西窜，吱吱乱叫；这儿到处是污垢和腐臭：凡此种种，在我的心里，已不是多年前的事，而是此时此刻眼前的情景了。它们全都出现在我的眼前，就跟当年那倒霉的日子里，我颤抖的手被昆宁先生握着，第一次置身其间时见到的完全一样。

在我如此荣幸地开始独自谋生的第一天早上，童工中年纪最大的那个奉命前来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叫米克·沃克，身上系一条破围裙，头上戴一顶纸帽子。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个船夫，在伦敦市长就职日，曾戴着黑色天鹅绒帽子参加步行仪仗队。他还告诉我，我们的主要伙伴是另一个男孩，在给我介绍时，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古怪，叫粉白·土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这个孩子起初的名字，而是货行里的人给他取的诨名，因为他面色灰白，像煮熟的土豆般粉白。粉白的父亲是个运水夫，还兼做消防队员，以此受雇于一家大剧院。

我竟沦落到跟这样一班人为伍，内心隐藏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把这些天天在一起的伙伴跟我幸福的孩提时代的那些伙伴作了比较——我觉得，想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的希望，已在我胸中破灭了。

帐房里的钟已指向12点30分，大家都准备去吃饭了。这时，昆宁先生敲了敲窗子，打手势要我进帐房。我进去了，发现那儿还有一个胖墩墩的中年男子，他身穿褐色外套、黑色马裤、黑色皮鞋，脑袋又大又亮，没有头发，光秃得像个鸡蛋，他的大脸盘完全对着我。他的衣服破旧，但装了一条颇为神气的衬衣硬领。他手里拿着一根很有气派的手杖，手杖上系有一对已褪色的大穗子，他外套的前襟还挂着一副有柄的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这只是用作装饰的，因为他难得用来看东西，即使他用来看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这位，”那个陌生人说，语调中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口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装成文雅的气派，给我印象很深，“就是科波菲尔少爷了。你好吗，先生？”

我说我很好，希望他也好。其实，我心里非常局促不安，可是当时我不便多诉苦。

……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和脸，以便向他的文雅表示更多的敬意，接着我们便朝我们的家走去。

到达温泽里的住宅后（我发现，这住宅像他一样破破烂烂，但也跟他一样尽可能装出体面的样子），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她正坐在小客厅里（楼上的房间里全都空空的，一件家具也没有，成天拉上窗帘，挡住邻居的耳目），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在喂奶。

我的房间就在屋顶的后部，是个闷气的小阁楼，房间里家具很少。

“没结婚之前，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不得不招个房客来住。不过，既然米考伯先生有困难，所有个人情感上的好恶，也就只好让步。”

“眼下米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要把我们给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到底是否能渡过这些难关，我不知道。当我跟爸爸妈妈一起过日子时我真的不懂，我现在用的‘困难’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不过经验能让人懂得一切——正像爸爸时常说的那样。”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

上门来的人，只有债主。有个满脸污垢的男人，我猜他是个鞋匠，经常在早上7点就挤进过道，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大叫：“喂，你给我下来！你还没出门，这你知道。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别想躲着，这你知道，那太不要脸了。要是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不要脸面。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反正得还我们钱，你听到了没有？喂，你给我下来！”

他这样骂了一通后，仍旧得不到回答，火气就更大了，于是就骂出“骗子”“强盗”这些字眼来。连这些字眼也不起作用时，他就跑到街对面，对着三楼的窗子大声叫骂，他知道米考伯先生住在哪一层。遇到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真是又伤心，又羞愧，甚至悲惨得不能自制，用一把剃刀做出抹脖子的动作来，可是半个小时不到，他就特别用心地擦亮自己的皮鞋，然后哼着一支曲子，摆出比平时更加高贵的架势，走出门去了。

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看到，她在3点钟时为缴税的事急得死去活来，可是到了4点钟，她就吃起炸羊排，喝起热麦酒来了（这是典当掉两把银茶匙后买来的）。有一次，她家刚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收了财产，6点钟，我见她躺在壁炉前，头发散乱，披在脸上，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炉子旁炸牛排，一面告诉我她爸妈以及经常来往的朋友们的事。我从未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天晚上更好的了。

（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