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经学研究兴起，一时蔚为潮流。这一思潮的出现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学术转向”有关。在追求学术和知识的诸方向中，回归经学是主流之一。在这一时期的传统文化领域中，清代学术堪称显学。值得留意的是，“国学热”这个词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当然，经学研究的强劲复兴，还是新世纪到来以后的事情。经学视野浸染到中国思想和学术的方方面面。新时代的经学复兴是多种因素共振的结果：其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文明的自信力得到了恢复和提高，经学作为中国固有文明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其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商品化热潮至少部分地造成了道德状况的滑坡，人们开始普遍地意识到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经学对于敦厚风俗的价值；其三，近代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局限和问题，试图在经学系统中探寻解决当代问题的答案，也成为回归经学的动力之一。“泛滥西典，归本六经”，是部分原本以治西学为专业的学者所取的路径，这一治学路径严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在当代经学思潮中，辐射范围最广的经典是《礼》《春秋》和《易》，而《诗》《书》这两部原本被视为文史学者共同基础的经典，反而在这一时期没有更突出的表现。礼学研究直指当代人伦面临的各种危机，试图在现代世界里延续或者激活儒家的礼乐精神，从而在日常生活场域中重建儒家的秩序。部分思想者更由此走向儒家宗教性的确立和安顿。《春秋》学，特别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传统的兴起，强调《春秋》大义，试图以天下观重新构建对近代以来的世界格局的理解，有相对突出的政治指向。对《易经》和《易传》的研究，原本即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围内，而且大《易》哲学穷本极源，因此，或多或少地成为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各种根源性哲学建构的底蕴。这些试图在当代中国复兴固有的经学传统的努力，接续中国精神的血脉，以淑世情怀直面时代课题，无论如何都是弥足珍贵的。

然而，在一个无论是经典自身的权威还是其中的价值体系、思想基础、人伦秩序制度构想、社会愿景都受到质疑的时代，新经学不可能单独承担起中国文化和思想在更高层面上复兴的责任。因此，以更直接的方式面对根源性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向度。

“新子学时代”将是怀疑精神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种局面。虽然在今天，它还只是一种可能，但我们仍然可以拟想其基本特征：首先，“新子学时代”的哲学建构在当代汉语的丰厚土壤中“生长”出来，必定是当代汉语思考能力的具体展现。时代语言既是哲学家的凭借和依托，又构成了哲学思考的限界。经过一百多年来各种不同层面的“译介”，当代的汉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可否认，当代汉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败坏”。然而，腐烂是有可能产生肥料的，将腐烂转化为滋养，不正是强有力的思考的责任吗？其次，）（“新子学时代”的哲学不能回避对根本问题的新的尝试性的回答，或对此前哲学家的回答和论证的重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哲学思考总是从原点出发的重新思考。最后，作为“当代名学”的分析哲学，或与之类似的哲学倾向，虽然不能决定其他哲学思考的形态和品质，但一定会以某种方式被涵摄在真正富有时代精神并且能够为未来奠定基础的哲学工作当中。

（摘编白杨立华《新子学时代》）

“毋不敬！”这句类似咒语的箴言，是《礼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敬的本义，不是对待别人的态度，而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是自己端正自己，让自己警醒起来。所以，“毋不敬”这句话的第一要义是不要不敬重自己。

一般认为，敬与不敬，是关涉孝与不孝、诚与不诚、君子与小人的问题。但古人之所以对敬这个问题特别重视，根本原因在于，敬与不敬，不只是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首先是关乎自身究竟是人还是畜生的问题，这才是古代人与现代人对待敬的最大不同。在《礼记》中，子路引用孔子的话说：“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孔子如此强调敬在祭礼中的主导作用，其实具有某种警示世人的意味。人们不禁要反问：如果在参加祭礼的时候缺乏敬畏之心，乃至玩世不恭，那会怎么样呢？历史的教训是：不能敬者，败以取祸！这就不只是关乎是人还是畜生的道义问题，而且是关乎生死的生命问题！《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典故，讲的就是“失敬弃命”的生死故事。故事的主角成肃公在出征前依照常规参加例行祭祀，在社庙接受服肉的时候，漫不经心，态度举止失礼，不幸被在场的刘康公言中：“今成子情，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子这样失敬，无异于放弃自己的性命啊！他此去大概回不来了吧？果然，成肃公后来死在了战地。这个故事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对于古人来说，祭祀不敬的因果报应之事经常发生。这正如现代社会的交通事故，每天都会以惨不忍睹的画面提醒人们：小心上路，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又时常抱有侥幸。怎样避免成子失敬之祸，无论对于古人还是今人，都是一个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面对的人生课题。

怎样才能做到敬呢？孔子给出的答案是“修己”，孟子给出的答案是“存心”。这两位圣人都强调，要做到敬必须发自内心而自警。而《礼记》的回答却略有不同：“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初看起来，这个回答似乎有点偏题，但实际上说的正是敬的根本，敬，不是一时表演出来的礼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礼乐常态。《礼记》针对恒敬的人生难题——要做到一时的敬易，要保持一贯的敬难——从礼和乐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有效的治难办法：一是致乐以治心，用音乐加强人的内在修养，让人安下心来；二是致礼以治躬，用礼来端正外貌，使之庄重恭敬起来。庄重恭敬，人就有威严。心里只要有一点点不平和，有一小会儿不愉悦，鄙俗狡诈之心就会乘虚而入，马上就会在外表上表现出来；外表上只要有一点点不庄重，有一小会儿不恭敬，轻率怠慢之心就会随之而来。

一言以蔽之，做人要敬。用礼和乐来加强自我修养是一门人生的基本课程，君子和小人概莫能外，古人和今人一样道理。

（摘编自刘建华《从腹言“毋不敬”说起》）

【推荐3】“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 我认为，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 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我认为“隶变” 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孟鸿声《追寻隶书演变之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