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对中国考古学产生较大影响。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讨论了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相对重要性的问题。他们认为考古材料只有在理论和方法充分完善的情况下才能被了解。这意味着，考古材料的意义和重要性取决于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各种方法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手头材料来进行选择和开发的。对于当代高水平的考古研究，理论预设性引导和问题科学性设计就变得极其重要。

考古学就本质而言旨在研究古代未知名者的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更多体现了古代先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经济状况，并有助于人们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由于证据的物质性特点，考古学家只能对它们的含义作出一般性推断。加上这些证据常常是残缺不全或碎片化的，所以需要不断优化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来提炼各种信息，以便对这些无言的物质材料作出科学解释。

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与特点，考古学不可能提供与文献资料完全相同的信息，但是可以在探究人地关系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上大有作为。在中国当下的上古史重建中，考古学根据自己材料的特点和理论、方法的创新来探索这门学科最擅长的领域，并在不少专题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测年技术的发展使得考古学能够更加仔细地观察文化变迁；环境考古学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详细了解生态变迁和人地关系，以及复杂社会兴衰的经济基础；人工制品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器物的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以及制造、使用与分配；分子人类学能够提供基因的流动、古代人群的血缘关系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当今考古学提炼的这些信息已基本上能够独立重建史前期和上古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加上文献证据，就能够为这种历史重建提供更加清晰的图像。中国学者近年来十分重视并引入了国外考古学的一些技术，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正在加强，这给理论的预设与方法的完善提供了支持。

（摘编自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

材料二：

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借鉴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技术，立足于中国实际，我们认为，由文化谱系、族属谱系和基因谱系相结合的“谱系法”理论，是研究中国古史较为可行的路径之一。文化谱系，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和演变传承。族属谱系，就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族属类型和演变传承。基因谱系，就是通过对当前人类DNA序列的分析，推断祖先的DNA类型，并研究其演变传承。在文化谱系中，一定时期居住在特定自然环境里的人们共同生活，密切交流，会形成共同习俗甚至语言；而在族属谱系中，血缘关系则应当是远古人类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的天然纽带。因此，理论上文化谱系和强调血缘认同的族属谱系就存在相互对应的可能性。某族与邻近区域其他族群相互交流，可能形成相似的文化，但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不过其中总有一族占支配和领导地位。

当然，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国家社会，“按地区划分国民”的情况越来越多，血缘关系自然会受到削弱，但以血缘相维系的族属认同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在不同族群的碰撞刺激中得到加强，统治者的族属认同更是如此。统治者还可能通过扩张、移民、封建等手段，不但将其族属认同，还将与族属相对应的文化扩展到更广大的地域，从而使得早期国家的核心和主体区域成为统治者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强势文化的分布区，四周则为从属族属和与之对应的弱势文化分布区。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金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西周王畿、封建诸侯国、边疆地区，与西周文化中心区、诸侯文化区、文化影响区范围基本对应，足证考古学文化和族属的对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可靠可行的。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为推断祖先的DNA类型提供了科学依据。搞清楚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从而建立晚商以前的基因谱系，不再只是一个梦想。将其与文化谱系、族属谱系结合，一定会取得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基因谱系确定的只是相应人群的血缘关系，而非文化关系，族属虽基于血缘，但更能体现文化，因此不能将基因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就如同不能将文化谱系简单等同于族属谱系一样。

没有理论的引导和问题的设计，只是将某地的重要发现和传说轻易对应，无视考古年代和其他地区的同类传说；或者将某个基因溯源结果和传说时代某“祖先”轻易挂钩，无视这些“祖先”的族属、文化属性，都不是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应该提倡的做法。

（摘编自韩建业《传说时代古史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曲折复义的表达方式，明确说小说故事是假语存（贾雨村）、真事隐（甄士隐），在真假、有无、虚实之间，《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艺术空白点，也就是“不写之写”。

“不写之写”应该主要从美学修辞学上来理解，而不是从索隐或随意联想的角度来理解。遗憾的是，“不写之写”大多数情况被属于历史学范畴的考证派或非文学立场的索隐派所笼罩。一部艺术作品，所能写到的东西相对于无始无终、波澜壮阔的生活来讲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不写之写”在“写”和“不写”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对于作家来说，“写”什么是值得反复思量和推敲的，“写”是主要的，是呈现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是他们能够直接感知和认知的，是直接诉诸读者直觉经验的。至于“不写”，则属于并不完全由作家掌控的部分，由“写”唤起人们对“不写”感知、认知，这对作家来说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技能，对阅读来说不是轻易能获得的效果。

那么作家和作品中的“不写之写”究竟该怎么理解？作家的“不写之写”，应该是服务于其艺术目的的或者一定的艺术目的的。作家通过作品写出来的东西，虽然是局部的，但可以意识到它的整体，这才是“不写之写”。换言之，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而并不是所有的空白、笔触不到的都叫“不写之写”，不是在阅读过程中随意生发、随意联想到的内容都是“不写之写”。

从《红楼梦》的文本举例，如第三十五回宝玉与薛宝钗丫鬟莺儿的对话。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见莺儿娇憨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好处在哪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莺儿笑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正说着，只听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既然这个秘密是莺儿不能告诉宝钗的，此时在莺儿和宝玉对话时当事人宝钗闯了进来，莺儿当然不能当着宝钗的面给宝玉说了，况且是秘密呢。薛宝钗究竟有什么别人都没有的好处，读者也就无法知道了。这个“不写之写”，是永无直接答案的。不是宝玉以后没有机会再向鸴儿求证求解，而是作者“不写”了。

“不写”使文本具有了开放性，使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经验来丰富和确认，在阅读理解中让薛宝钗的性格丰富起来。而《红楼梦》的叙述又是具有文本的自足性、自洽性的，作家“写”了很多，“写”又限定了我们的理解和联想。薛宝钗有世上人少有的好处，作家为了让你关注、揣摩他的艺术描写，从设置悬念和激发阅读动力与兴趣来说，也是不会轻易直接告诉你的。急于求解问题的答案有，也没有，莺儿接下来要说的成为了文本的“空白点”，这就是“不写之写”的妙处。

这样的“不写之写”，构成了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但具有理解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不写之写，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根据对人物一贯的性格、行为逻辑、情感取向推测到的，但又不能完全说明白，不能完全“意于言表”，从而使艺术具有含蓄隽永、味之无穷的韵致和品格。

（摘编自孙伟科《〈红楼梦〉中的“不写之写”》）

材料二：空白是中国画构图中处理黑白关系的主要手段。在《红楼梦》的画家笔法中，空白是被经常运用的一种。曹雪芹曾通过薛宝钗之口表达了他对绘画创作的见解。但作为一个精通绘画的作家，曹雪芹“自觉引进绘画技法”来进行《红楼梦》的创作，从而使其“不仅绘景、状物在妙合画理，而且写人、叙事也往往默运画学神髓，融入丹青技法”。他在作品中就特别注意这种空白手法的运用，不时在《红楼梦》中留有空白。

《红楼梦》中制造空白的手法，除了语言、情节的省略及“不写之写”等以外，还利用“矛盾”制造空白，创造出朦胧、模糊的艺术意境，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例如：宝玉酒醉后要撵李奶妈，但被袭人劝住了，并没有撵，而李奶妈却说宝玉撵了茜雪。这看起来相矛盾，但实际是另起了头绪，是将茜雪“出去”的一段情节通过“矛盾”制造了空白，使读者可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去推想这其中的缘由。张爱玲就认为茜雪是“负气走的”，对此，倒是脂砚斋颇能理解作者的原意，他说：“照应前文，又用一‘撵’字，屈杀宝玉。然在李媪心中口中毕肖。”可见，作者笔法真是高妙，既塑造了茜雪形象，又刻画了李奶妈形象，可谓“一石二鸟”。

这正是空白的妙处。因为像这样的情节若实写了，不但容易使笔墨轻重不均，冲淡主调色彩，而且还使情节受到了限制，显得死板不活。而这里运用以虚写实、计白当黑的空白艺术手法，则使有限的画面中生出无限烟波，创造了烟云模糊的意境，增强了小说的空灵之美。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

（摘编自曹金钟《“矛盾”与<红楼梦>中意境的创造手法》）

周朴园   梅家的一个年轻小姐，很贤惠，也很规矩。有一天夜里，忽然地投水死了。后来，后来，——你知道吗？

鲁侍萍   不敢说。

周朴园   哦。

鲁侍萍   我倒认识一个年轻的姑娘姓梅的。

周朴园   哦？你说说看。

鲁侍萍   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惠，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周朴园   也许，也许你弄错了，不过你不妨说说看。

鲁侍萍   这个梅姑娘倒是有一天晚上跳的河，可是不是一个，她手里抱着一个刚生下三天的男孩。听人说她生前是不规矩的。

周朴园   （苦痛）哦！

材料一：

凡所见皆成境界，但不必全是诗的境界。一种境界是否能成为诗的境界，全靠“见”的作用如何。要产生诗的境界，“见”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诗的“见”必为“直觉”。而直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的突然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这种现象通常人称为“灵感”。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灵感亦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

要产生诗的境界，“见”所须具的第二个条件是所见意象必恰能表现一种情趣，“见”为“见者”的主动，不纯粹是被动的接收。所见对象本为生糙零乱的材料，经“见”才具有它的特殊形象，所以“见”都含有创造性。比如天上的北斗星本为七个错乱的光点，和它们邻近星都是一样，但是现于见者心中的则为像斗的一个完整的形象。这形象是“见”的活动所赐予那七颗乱点的。仔细分析，凡所见物的形象都有几分是“见”所创造的。凡“见”都带有创造性，“见”为直觉时尤其是如此。凝神观照之际，心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孤立的意象，无比较，无分析，无旁涉，结果常致物我由两忘而同一，我的情趣与物的意态遂往复交流，不知不觉之中人情与物理互相渗透。比如欣赏自然风景，就一方面说，心情随风景千变万化；就另外方面说，风景也随心情而变化生长。这两种貌似相反而实相同的现象就是从前人所说的“即景生情，因情生景”。情景相生而且相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

诗的境界是情景的契合。宇宙中事事物物常在变动生展中，无绝对相同的情趣，亦无绝对相同的景象。情景相生，所以诗的境界是由创造来的，生生不息的。以“景”为天生自在，俯拾即得，对于人人都是一成不变的，这是常识的错误。我们可以说，每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情趣深浅成正比例，深人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亦浅。诗人与常人的分别就在此。同是一个世界，对于诗人常呈现新鲜有趣的境界，对于常人则永远是那么一个平凡乏味的混乱体。

（摘编自朱光潜《诗论》）

材料二：

意境和境界有别，不能混为一谈。意境是心中的内在，属意识形态，而境界乃是人生在世的实在状态，不属于意识形态。这区分很重要，避免把意识和存在、虚在和实在相混淆。艺术意境是在人生境界的基础上实现的精神上的提升，由心内之意和心内之境相融合而成。作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人生状态有所体验和感悟，经由意象经营，创构出了胸中意境，然后又经意匠经营，用笔墨把这胸中意境体现出来。艺术意境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超越，反过来，又对生活产生影响，提升人生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国古典哲学所探索的重心，而艺术意境的探索，却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应有课题。那么，艺术的意境究竟有什么特征？

首先，意境的特征表现在：情景交融，意与境浑。这里说的意境，其实就是情意和境界的融洽结合。情意和境界的结合方式不同，就生成了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情境着重的是抒情，偏重于“娱乐愁怨”的感情，而意境着重的是言志，偏重于表达“意向”或“志向”。而物境着重的是状物。山水诗就是把情意和山水之境结合，创构出山水境象。这三境，后人都概括简化为意境，这广义的“意”，涵盖了知、情、意，这是广义的意境。而物境、情境、意境（狭义）乃是广义意境的进一步细分。这里所说的物境，在唐代还只是专指创构的山水意境，但后来进而拓展为事境、人境，山水之外，草木虫鱼等物、鸟兽林花等物象，均入意境。

情境交融、意与境浑，这是艺术意境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较易感受得到，容易理解。但对艺术意境的理解不能满足于此，仍需作进一步理解，那就是：艺术意境还具有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的特征。

所谓虚实相生，就是实像（有形之像）和虚像（无形之像）相互生发而创构出来的艺术意境，从而拓展了审美的空间，这就是古人所云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之所以要创构虚实相生的境象，并非要去追寻那虚像，而是为了追求更深远的意义，即所谓“象外之旨”“象外之韵”“象外之意”。从“观物取象”，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艺术创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营造意境。我们平常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事理即象外之意，只有通过虚实相生的意境才能呈现。

中国人的最高追求，乃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学艺术，就是要创构一个意境，进入这天地境界。中国的艺术意境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以天、地、人三才说作为哲学基础，自呈民族特色。正是这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一直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思理，就是要创构艺术意境，以达到主客合一、虚实相生和天地同源的天地境界。

（节选自胡经之《意象经营意境生》）

阅读材料，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我国古诗词中，“东风”一词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几个方向的风。这主要是由于东风意指春风，具有美好寓意，也与我国东临大海的地理位置和季风性气候关系密切。春回大地之时，我国中原地区一般会吹起东南风，而人们一般都会将其说成东风。因此，在汉语的文化语境中，东风基本等同于春风。依我国古代历法来看，天干的周天分布方位和五行属性决定了古诗词中的东、南、西、北四种风向与春、夏、秋、冬四季基本对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原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东风”一词蕴涵丰富，有着文学、科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

文学作品中的“东风”是拉开春天序幕的使者。散文家朱自清在《春》中这样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与春天相伴而生的“东风”，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来的是生机与希望。李白“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全诗嗟叹韶华易逝，莫负春光。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化万物的春风，蕴含着朴素而又深刻的哲理。

然而，古代诗词中，“东风”所到之处并非一概意味着春和景明，其“破坏力”也不容小觑。尤其对于爱花之人，眼见一夜东风后的满地落红，感伤与无奈之情油然而生，如“东风歇，香尘满院花如雪”“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都表达了作者对“东风”的幽怨之情，同时也有对人生的感慨。更甚者，“东风”会带来一种饱受摧残的境遇。陆游对“东风”的嫌恶似乎达到了极致：“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此句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与痴情。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农时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古人通过对包括“东风”在内的自然万物进行细致观察后，逐步总结出有规律的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生活。《礼记·月令》中就有将立春节气的十五天分为三候的描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这幅图画生动展现了古人浪漫的生活情致与朴素的生活智慧。

“东风”还是一味中药。东风草具有清热明目等功效。“东风”也是一种菜名。晋左思《吴都赋》中也有“东风菜”的相关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风”一词有了新的时代含义。1958年元旦创刊的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名字就取自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新闻通讯，就引用唐朝诗人李贺诗句“东方风来满眼春”作为标题。

东风，是最能勾起中国人无限想象的自然物象之一。“东风夜放花千树”里有中国人独特的浪漫情愫；“等闲识得东风面”中有中国人朴素而深刻的哲思；“东方风来满眼春”则标举着中国人引领风气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蒋坎帅、郝亚伦《如何“识得东风面”——谈谈“东风”的文化内涵》）

材料二：

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一向被认为是“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缠绵执着，对恋人的绵邈深情”。从诗面上看，这样解读并无不妥。实际上，多少年来，人们也是一直按照这种观点来诠释本诗的。然而，当我们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知人论世”，了解诗人写作的具体背景、倾诉对象，那我们对该诗的理解恐怕不会如此纯粹、如此情深，对诗人的态度也不仅仅是同情、叹惋，应是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许多专家学者考证，这首诗是李商隐为女道士宋华阳所写，表现了两人之间一段脱离世俗、不同寻常的恋情。其实，终唐一代，与女道士交游的文人名士不乏其人，但最终能够修成正果、终成眷属的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当然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有关，与交往双方各自的身份、社会地位、文化差异有关，更与文人名士与女道士的交往心态、交往目的有关：或为求眷顾，曲意逢迎；或贪恋美色，逢场作戏；或追求时尚，满足虚荣……这种所谓的恋情本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感情基础十分脆弱，很难经得起风吹雨打。若是遭遇社会嘲讽、家人责难等种种压力，分手便是早晚的事。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与其说是一首情真意切的爱情诗，倒不如说是一首面对压力、斩断情丝的诀别诗。

“东风无力百花残”，含蓄地揭示了“难”的原因。“东风”有春风之意。有评论者认为，这一句是以诗意化的语言描写他们分别的时间背景：自己的恋情也如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这样理解自有其道理，但“东风”一词是有典故的，三国时期，孙刘联军在赤壁借助“东风”之力，打败曹操。所以“东风”又譬喻某种能改变历史走向、改写人物命运的神奇力量。揆情度理，李商隐此句也是应用此意：由于缺乏“东风”之力，他们的爱情之花就只能像百花一样任其凋零了。他希望对方能够谅解他的迫不得已，宽宥他的软弱无力。面对重重压力，他孤木难支，实在无力抗争，不得不忍痛割爱，结束恋情。

（摘编自李锋军《东风无力爱亦残——李商隐再解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以文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证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但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中的“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韩非子》中的“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通家学派虽然在诸多思想现念上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看待君子人格上，两者颇为一致。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于人格赞不绝口，如“天行健，君于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于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于是，君子人格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底层百姓的广泛认同和追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源于“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弥新，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当今社会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都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在今天仍被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推崇，并被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做君子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对君子的内在要求则更为恢宏、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虽不能与君子同一，但具有君子意识或君子风范，便值得称道。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君子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传承君子文化优良基因的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这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没有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缘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的最好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

材料一：

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阅读那些长篇短什，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前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苦心孤诣的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中可以感受真实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诗经》《楚辞》及明清诗词，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如果兼顾作品的经典意义、阅读难度等因素，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但是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说得很清楚：“情志一也”。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当然，唐诗宋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有深远教育作用。且举李、杜、苏、辛为例。李白热情讴歌现实世界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其诗中蕴含强大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形象凸现。苏轼在词史上首先打破晚唐以来词专写艳情的局限，他不但大量写作抒情述志、咏史怀古等题材，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在以柔声慢调为主的传统词乐中增添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人把爱国主义主题变成当时词坛的主旋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提升读者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诗宋词的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清末民初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样，便能臻于“吾性灵与（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的境地（《蕙风词话》卷一）。照我看来，这种读词之法所重视与强调的，即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两代人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但其凝聚和贮存在那些不朽词篇中的人生体验却至今犹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活力。美国优秀作家福克纳曾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而到一百年之后有陌生人来看时，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但在客观上他们又通过写词而把其生命活动和人生体验“抓住”并“固定”了下来；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词人的音容笑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老的唐宋词其实不老，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读者处于“受众”的地位，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却又会依据自身特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原作的意蕴作出多种多样的诠释和解读，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到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他们可以且肯定会将其自身的某些人生体验反射给唐宋词篇，缘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惟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一：

印度诗哲泰戈尔曾说过这几句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

泰戈尔这几句话里包含着极精深的观影与意见，值得我们细加考察。

先谈“中国人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东西古代哲人都曾仰观俯察探求宇宙的秘密。但希腊及西洋近代哲人倾向于拿逻辑的推理、数学的演绎、物理学的考察去把握宇宙间质力推移的规律，一方面满足我们理知了解的需要，一方面导引西洋人，去控制物力，发明机械，造福民生。西洋思想最后所获着的是科学权力的秘密。

中国古代哲人却是拿“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泰戈尔所谓旋律的秘密。《论语》上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夫子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时的运行，生育万物，对我们展示着天地创造性的旋律的秘密。一切在此中生长流动，具有节奏与和谐。古以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汉书•律万志》，使我们一岁中的生活融化在音乐的节奏中，从容不迫而感到内部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

中国古代哲人是“本能地找到了宇宙旋律的秘密”。而把这获得的至宝，渗透进我们的现实生活，使我们生活表现礼与乐里，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我们又把这旋律装饰到我们的日用器皿上，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即生命的旋律。中国古代艺术特色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各种图案花纹里，而中国最光荣的绘画艺术也还是从商周铜器图案、汉代砖瓦花纹里脱胎出来的呢！

“中国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现实将不近情理”。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制作了玉质的日用器皿，后来把它们作为我们政治上、社会上及精神人格上美丽的象征物。我们在铜器时代也把我们的日用器皿，如烹饪的鼎、饮酒的爵等等，制造精美，竭尽当时的艺术技能，使他们成了天地境界的象征。我们对最现实的器具，赋予崇高时意义，优美的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我们役使的工具，而且是可以同我们对语、同我们情思往还的艺术境界。后来我们发展了瓷器。瓷器就是玉的精神的承续与光大，使我们在日常现实生活中能充满着玉的美。

但我们也曾得到过科学权力的秘密。我们有两大发明：火药同指南针。这两项发明到了西洋人手里，成就了他们控制世界的权力，陆上霸权与海上霸权，中国自己倒成了这霸权的牺牲品。我们发明着火药，用来创造奇巧美丽的烟火和鞭炮，使我一般民众在一年劳苦休息的时候，新年及春节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

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地位和方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当的自然环境，“居之安而资之深”。

漆器也是我们极早的发明，使我们的日用器皿生光辉，有情韵。最近沈福文君引用古代各时期图案花纹到他设计的漆器里，使我们再能有美丽的器皿点缀我们的生活，这是值得兴奋的事。但是要能有大量的价廉的生产，使一般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接触趣味高超、形制优美的物质环境，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尺度。

中国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因而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利。这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受人侵略，受人欺侮，文化的美丽精神也不能长保了，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我们丧尽了生活里旋律的美，变得盲动而无秩序；丧尽了音乐的境界，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和斗争。一个最尊重乐教、最了解音乐价值的民族没有了音乐。这就是说没有了国魂，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

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最近如原子能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携全世界的生命，而以撕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精神又要往哪里去？

（节选自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

材料二：

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这对于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带一种确实的好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

虽然中国一直战火连年，可是电国人本质上十分爱好和平。中国人也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

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是一个可怜而贫穷的人，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快活。之所以中国人更快活，因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善于沉思的美德。

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都能获益。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节选自伯特兰•罗素《中西文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