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国不需要庄子精神

借助《百家讲坛》的神力，沉寂了很长时间的庄子也终于开始风光起来，他的人生哲学也变得流行起来。什么“逍遥游于物外”，什么“无为、无功、无名”，追求绝对的自由精神，等等。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庄子也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庄子的“自由精神”混合了犬儒精神而显得俗不可耐。在今天的中国倡导庄子精神实在不是时候。

《庄子》的“自由精神”似乎早为大家公认，其高蹈超越、想象之奇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更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象，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象更多地体现在玄空的神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认同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他的“游”也只是不触及现实的“神游”而已。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公元5 世纪的希腊，它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社会世界，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任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理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

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即使在心里也不再坚持起码的是非美丑观念，不但对现实不抱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抱希望。犬儒主义的轴心是怀疑一切，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意识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象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社会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现实生活中的无奈。

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培养出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说过：“每隔五十年，就是人类合上历史教科书准备遗忘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讲，《长津湖》的出现正逢其时。我们观看这部电影，谈论这部电影，经由这部电影所构造的集体感知路径，来回溯那段被尘封的历史，理性沉思，观照现实。

《长津湖》拍出了新主流大片特别是革命历史战争片的新境界。中国电影有自己的战争片谱系和美学传统，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诞生过“三战”和《上甘岭》《英雄儿女》《大决战》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当然，一度也有这样的声音：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片，没有好莱坞式的“反思战争”的战争电影；中国的战争片只分“敌我”，不站在更高的“人类”的立场上去“反思战争的残酷性与荒诞性”。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长津湖》肯定不是“好莱坞式”的战争电影，影片的反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站在祖国的立场，站在和平的立场之上，是以爱国主义和家国情怀为基础的。影片试图传递出“以战止战”的和平愿景，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这场仗，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下一代人就不用打了！”，以及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与伍连长说的“有的枪要开，有的枪可以不开”形成了不同层间的呼应，战争和敌我的辩证关系也具有说服力。这既是延续了《上甘岭》《英雄儿女》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现实主义传统，同时也增加了更多的对战争本身的思考，诸如残酷性、荒诞感、生死等。不被“有敌我，无战争”这种认为国产战争片缺乏所谓现代元素这样的观念带着走，我们拍出了《长津湖》这样的“在有敌我的前提下，有战争”的优秀的中国式战争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英雄的塑造不是“战狼”式的，而是相对严格地按照英雄叙事的标准模式进行，能激发起观众巨大的共情。

接受使命呼唤：伍千里背着哥哥伍佰里的骨灰回家，可刚到家，就收到了部队的命令出征。伍万里偷偷跟踪伍千里上了前线，被征兵入伍。伍千里深知战争的残酷与痛苦，最小的弟弟也要从军，他的内心是挣扎的。但“英雄”的定义，就是注定要去承担必须承担的使命。因此，伍千里带上了弟弟。

英雄经受磨炼：有观众会觉得火车上的一段略微冗长，但在英雄叙事之中，这一段又必不可少——这是英雄初出茅庐接受训练的时刻。想想《黑客帝国》中尼奥被唤醒，跟随墨菲斯接受训练的一段戏，就可以理解伍万里在火车上与老兵的冲突、成长和融入。

英雄需要精神导师：在伍万里作为英雄成长的过程中，除了哥哥，还有两位精神导师，一位是段奕宏饰演的打不死的英雄，当伍万里向他致敬时，段奕宏却呵斥他：“哪里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士兵的荣誉！”第二位是胡军饰演的雷公，除去战士的身份，雷公也只是一个向往战后回乡养老的普通人，这让他的牺牲显得更加震撼。

然而，影片注定没有属于胜利者的高潮。张涵予饰演的宋时轮。状态一直都像那个百年难遇的寒冬一样沉郁：他心爱的士兵还没有面对敌人，就因寒冷而被冻死。从这个角度讲，“冰雕连”的出现。是影片真正的高潮：那一瞬间，战争的残酷、牺牲的壮烈、反思的力度。在凝固的画面、沉郁的调性、深沉的痛苦中得到了呈现。

（摘编自田卉群《<长津湖>：以战止战的英雄叙事》，有删改）

山水画家所欲完成的自然是造化世界，不是由各种绘画图式构成的山川。中国画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但是“师法造化”与培根的“阅读大自然之书”全然不同，造化并非一山一水，亦非万物之集合。造化是大衍运行、生成化育，是创造和变化。造化有道却无定法，师法造化就是得万物生成变化之机枢，所以中国文人画家与世界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模仿，而是起兴。起兴是在时机之中由一物一景引发的感怀兴致，世界与人的共在关系由此情激荡而出。所以此时所说的世界，既非寻常实证科学家所欲观察的自然世界，亦非知识论者所谓的认知对象，而是“造化”，是浑然天地，当是时，万物皆备于我而有我在焉。山水者，本是天地之假名，山水画或者更宽广的山水艺术，承载的是我们的世界经验，用古人的话说——自有沟通天地之工。这是一门最能够体现中国人的世界观的艺术。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无论从视觉上还是思想上说，文人所表述的山水世界已经被彻底扰乱以至于粉碎了。山水画成为一种特定的题材，一种风格样式，一种艺术史上的现成品，因而它也就彻底丧失了其“世界观意义”。在这种境遇中，山水画早已经被抛掷到一种不及物状态，深深地陷入其表述与本体的危机。

山水画是一种回忆，作画是回忆，观画也是回忆，一种使回忆可视化，另外一种则令回忆现实化；前者将造化拢聚于图画，后者却沿着图画回返造化。古人观画，画卷是追想山水之中介，后人观画，则是以真山水之经验为中介以求对画意之了然。而今日艺术家，则无时不以艺术创作自律，动辄以笔墨技巧与视觉冲击自诩，距山水之道远矣。

山水，是一门世界观的艺术，它能够发显造化之秘，皆因其终极原则是“道法自然”。道以自然为法，“法”就超出了西方自然法语境中的最根本之契约，也超出了法令、制度之范畴。“法”之为法，通达于自然。“自然之法”恰是中国山水经验之精神所系。山水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而此“造化”绝非一山一水，而是生成变化；此“心源”也绝非主体的精神，是天地之心。天地不仁，天地本无心，画者欲取造化之无尽藏，继而为“天地立心”。这正是中国山水画之“不二心法”。明清以来，画者自囚于书斋之内，流连于古人之法，此自然心法寥落已久，此不惟画者之疾，亦为思者之憾。

近世之“山水危机”绝不只是山水画的危机。在百年后看来，山水之危机实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意味着传统自然观的失落，也意味着历史观的破碎。在二十世纪的山水画面上所呈现的是文明冲突中山河的破碎与扰乱，是一个符号与意象的乱世。

山水经验与我们的感受力虽然已日渐衰微，却并非不可挽回。要在当下重新点亮山水之世界经验，并非于滔滔逝水中寻找记忆的刻度，我们得在当下的处境中重新学习，重新发掘，在与现成经验的斗争中重新发现。

                                                                           (摘编自高士明《山水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