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时代领路人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助于夯实语言文字认同这一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国家认同和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

②从历史文化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绵延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保持“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总体格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宝库中，多元多样的语言文字是要素和动力，朝向一体的发展进步是主线和方向，二者辩证统一。从秦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到北宋将“楷书”作为正体；从汉代扬雄《方言》中所谓“通语”，到宋代《广韵》、元代《中原音韵》、明代《洪武正韵》、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再到近代“白话文运动”，其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线索，就是不仅需要一种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还要有一种大家都能懂能说的共同语作为口头交际工具，亦即从多元多样的语言文字中找寻“天下通语”，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这是中华文明赓续绵延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③从基本国情看，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有56个民族、73种语言，30个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种现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种。新时代领路人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只有书同文、语同音，方能心相通、情相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国语言文字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言文字事业发展道路。正是借助于多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从乡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各族群众在全国范围流动更加频繁，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交往交流更加密切，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精神文化生活融合更加深入。通过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交往、加深交流、拓展交融，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福祉，已经成为各族群众的共同需求，有利于促进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繁荣发展，“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④从实际效果看，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各族群众提高了交流交往能力，拓宽了信息渠道，增强了致富本领，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为各族群众打开了一扇窗，有助于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现广阔的天地，实现美好的向往；架起了一座桥，有助于提高职业技能，提升综合素质，助力个人成长；插上了一双翅膀，有助于掌握文化知识，增强就业创业能力，获得更多实现梦想的机会。特别是随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深入实施，“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已成为各族群众的广泛共识。

⑤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统一的语言文字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发展和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根基。有语言学家说，宽阔的语言文字大道，是获取知识、赢得机遇的坦途。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无异于拿到了一把打开出彩人生的钥匙，必将助力各族群众追梦圆梦，让大家的美好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选自龙国贻《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有内外经验可供参考。要使乡村振兴战略获得成功，必须了解国外乡村振兴的经验教训以及我国历次“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原因，在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上进行实质性的创新。

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振兴农村产业。没有产业的振兴，其他方面的振兴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产业发展指的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与融合。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吸引多元化的发展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需要创新制度，探索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政策措施。

新时期需要有高起点，尤其是要避免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中有时出现的产业雷同、档次不高、无序竞争等现象。近期，需要在选准特色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考虑重组产业链，并适当调整空间布局，促进企业联盟和技术创新联盟的发展，逐步将传统的农业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现代创新集群。未来，则需要在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其不但在农业产业链中发挥影响，同时在科技产业链与价值链中显示出应有的作用。

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乡村宜居。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有效治理都是为了实现乡村宜居，而这些必须依靠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进程的推进，无论是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方式，还是社会管理问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我们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越来越多的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渴望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这势必会影响原来的管理格局。随着地方政府的放权以及村民自治意识的增强，管理方式必然要求发生转变。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程度确定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要追求“以人为本”，为各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平台和利益诉求渠道，通过全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只有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程度，才能减少决策的偏误和实施的阻力，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通过构建有效的民间参与机制等，才能有效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各种社会冲突，确保乡村振兴具体项目的顺利推进。

(摘编自高启杰《乡村振兴需要实质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