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体，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结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体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美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接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的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

手工是一种遗产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的需求主要是靠双手来满足的。从生活的智慧、技术的发明直到审美理想都是由双手来体现的。由于审美进入十指，许多艺术便油然而生，无论是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还是乡野村夫手中带着泥土与青草芳香的民间艺术。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人们在相互隔绝和封闭的状态中生活，这就使得手工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每一种手工制品都是那里的特产。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各个民族和地域彼此迥然殊别的房舍、小吃、独具匠心的手工制品及其风情特异的乡土艺术。在这中间，中华的手工可谓冠盖全球。其原因，一是历史久远，传承未断；二是民族众多，地域多样；三是文明灿烂，人文深厚。在九州大地上，不管你怎样见多识广，但在田野里跑一跑，准会发现从未见过的美妙之极的东西，其中手工的智巧一准令你称奇。

精湛的民间手工全都是千锤百炼的。但是，在没有专利的时代，手工中至关重要的绝技是世袭或以师徒方式单传的。如果艺人没有后嗣，技艺便可能中断。这就是很多古代制品今人无法复制的缘故。面对三星堆那些“纵目神灵”青铜面具上的方孔，我们已无法知道四千年前古蜀人用什么利器可以切割开这厚厚的青铜；也无法知道他们施用何种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玉石切割成纸板一样的薄片，并打磨得如此细腻与光滑。其缘故，便是这些标志着远古文明高度的手工的传承中断了。

工业技术是通过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手工智能都是口传心授，最多只是保存在几句短短的口诀上。工业技术是物质性的，手工中有许多是感性和悟性的。从人类文明的传承来看，这种手工的文明是记忆性的。所以说，手工是一种口头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手工是不同地域的聪明才智的各自的见证，也是民族与地域精神传承性的载体。因此，抢救濒危和珍稀的民间手工，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期间的全新课题。我们以前没有做过，但现在非做不可。因为，老房子在轰隆隆地与我们告别，缤纷的手工正在不知不觉地成批死亡。人类放弃手工，使用机器，是伟大的进步。但我们同时还要记忆手工。因为——放弃手工是为了文明的发展；记忆手工是为了文明本身。

材料一：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种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学界对于信任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期，韦伯便在对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的研究中将信任做出了两类区分：一种是特殊信任，即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是中国人典型的信任行为；另一种是普遍信任，即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这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信任形式。

简单来说，特殊信任是对于特定群体的信任，譬如有血缘、地缘关系的“自己人”或“熟人”；而普遍信任是不指向特定群体的信任，信任的范围拓展到陌生人。前者主要是以关系网络作为基础，同属于一个关系网络的群体共享着全知性的信息，身处其中的群体受到名声的控制，要做出守信的行为；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以社会制度为主要保证，社会中的所有人共享一套制度规范，用奖惩机制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信任是由关系网络化方式制约还是制度化方式制约的。

传统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导。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人们重视血缘、地缘等关系网络的存在，并发展出一套礼仪来影响关系的处理方式。人们从熟悉中获得信任感，习得可靠性规矩，并形成一种对行为规矩自觉的身体化遵守。但是有研究指出，特殊信任的运行逻辑是模糊和欠规范的，其文化背景就是非规范性的人情关系文化。熟人社会的信任是一种自觉的自我选择，也是一种有范围的信任。

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多样化、利益结构日益复杂化，中国的人际信任逐渐变得开放和包容，人们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圈中的社会互动，并且大多认为社会上的其他人亦是值得信任的。这种对于其他人的信任，是传统信任方式的拓展。这一转变既受到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又符合时代的发展价值。从社会结构来看，传统社会存在同质性群体内部的高度“粘连性信任”，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具有规制的影响力；但由于城市化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特殊信任的存在基础正被逐步削弱，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和易变性凸显，人们不得不迈向“陌生人社会”。异质性群体之间的交易、联系和互惠变得更为重要，特殊信任转向普遍信任。从时代发展的意义来说，特殊信任的信任范围狭小，社会交往的时空有限，很难适应开放的市场经济。因而有学者提出破除传统信任的空间局限，将信任的道德视野由调适熟人社会的“先赋性关系”转向构建陌生人社会的“获致性关系”，这种普遍信任的发展有益于社会进步。

（摘编自杨慧《现代社会的信任重构》）